与此同时，明代内阁体制的变迁，又使得明中叶和晚期的内阁首辅从明初的顾问角色转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类似宰相的角色，所以一旦坐上此位后试图长保其职，也是人之常情。但当时的党争剧烈，这么一来，明代所谓的的“座主”体系也就此产生，朝野士人往往都要找一个“座主”来支持自己，不然实难出头，于是内阁首辅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座主”首选。也因此一个首辅下台，其继位者以及他在朝中的门生弟子依然与他是二而一的事情，影响并不稍减。如前文说的杨廷和便是个例子，他虽然致仕离开了这个职位，但其后继者和六部尚书以及大部分朝官，还是一力秉承他的意旨和一贯方针，若不是嘉靖非常强硬地寻找一切机会就对以杨廷和为代表的旧有势力集团进行打击，以一种近乎蛮横无理的方式支持张璁，而张璁的个人能力又还比较出色，则朝中诸人依然还会以杨氏旗帜指向是瞻。
又由于宋明理学这种对道德近乎苛刻的追求，为首辅者若是真正的理学门徒，就往往会因过于遵循其道德体系而刚极易折，故鲜有在位成就势力者，如天启朝极受天启敬爱的孙承宗，崇祯朝的文震孟、钱龙锡、范景文等寥寥无几的几位正人君子，或如三番四次因同官阻挠不能入崇祯阁的学术宗师黄道周、刘宗周等人，便均是如此。这些人虽然私德良好学问极佳，朝野声望也相当高，但一来阿党比周，自古君子所疾，营造个人势力与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本就大异其趣，完全没有主观能动性。二者他们出仕后，或不堪官场倾轧，或由于守正得罪一方势力而遭弹劾，或直言顶撞得罪皇帝等等，总之多会因各种原因匆忙去职，所以客观上也没有时间和可能形成自己的势力。而其他心计深沉、柔而媚上之辈，如温体仁、薛国观、周延儒等，则因擅处人又会揣摩、迎合上意，是以只要一登此位就可以在朝中翻手为云覆手雨，反倒能长期呆在这个位置上并大肆培植个人势力，此中翘楚，又当推温体仁、周延儒。故嘉靖后，凡在内阁形成势力者，基本没有纯正的秉持理学、王学观念的士人。
这种片面强调道德而忽略个人能力、职业水准等其他方面的“道德原教旨主义”，其后果是什么呢？我们不妨以崇祯朝五十位大学士中不多的几位正人君子和一些名臣为例，来探索一下这个问题。
末代大学士之一范景文事迹，见于《明史》卷二百六十五。在此处特意提到卷名，是由于此卷的在整个《明史》中的体例特殊性比较值得重视，其开篇并不如其他列传一样先述人、事，却来了这么一笔：
崇祯十有七年三月，流贼李自成犯京师。十九日丁未，庄烈帝殉社稷。文臣死国者，东阁大学士范景文而下，凡二十有一人。福王立南京，并予赠谥。皇清顺治九年，世祖章皇帝表章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二十人名上。命所在有司各给地七十亩，建祠致祭，且予美谥焉。
这一卷，全是崇祯朝灭亡时的当场死节之臣，从这种大异常规的体例，可以看出明、清两朝史书编撰者对这些忠臣烈士的褒许和敬仰之心，也稍可窥见明末清初时官方政治态度的特殊取向，如对待南明朝廷的态度和大顺军的态度等等，在此不多论述，有志者可多自斟酌。
再接着读下去，问题就来了。
我们会发现范景文在内阁学士的位置上，除了些日常工作及与坏人坏事做斗争，秉持其道德风范之外，并无什么其他可以称道的政绩，其可结传者惟死节一事耳。其实不止范景文一人如此，仔细看看崇祯朝五十位内阁学士传记，在内阁学士位置上政绩可采者余以为不过杨嗣昌一人而已，周延儒勉强还可算得上小半个，余皆碌碌，“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信矣。
譬如李自成进逼北京，崇祯咨询内阁诸臣意见时，范大学士的说话是这样的：“固结人心，坚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要说起来，哪怕“固结人心，坚守待援”，也总得有个章程，譬如当时军饷匮乏，兵员不足，这些如何解决，而外援又从何而来，如何联络外援，时日几何等等，这些如何固结人心、坚守待援的法子则一概没有，而此外他又是“非臣所知”，那不是等于什么都没说？要这样说起来，我也可以大喊一声赶紧调集大军前来勤王，至于哪里来的部队怎么个勤王法，则非臣所知，这不是废话是什么？
可问题在于就算你明知道不妥，想说他错，他这话还真没什么大错，要说他不错，偏偏说的又纯属废话，如此奈何？
其实像这种说废话的情况，在崇祯时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也不是一个两个人这样，而是大面积、长时间地在发生着，譬如陈演、魏藻德这两位人品不怎么地的大学士，在崇祯议论南迁方案时，因知道崇祯意图南迁，他们心里又不愿意离开北土，于是干脆给崇祯来了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无论你怎么地，我都不表态。
按说皇上咨询你意见，无论是或者不是，你总得有个态度，可这几位楞是一点没态度，嘴巴闭得比大理寺监狱的大门还严，而且崇祯还不能说他们错在哪里了，搞得崇祯最后“耸身舒足，仰叹而起”（14）。
当我看到说崇祯“耸身舒足，仰叹而起”这一句时，突然间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了崇祯那种椎心入骨的凄凉、无奈心情，他这一声长叹，将此心情表露无遗。
这两位大学士的不表态，在我看来，不但是另一种形式的废话，更是一种丑态。
比较而言，范景文虽然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说了几句废话，但坚守待援的态度是还表了的，最后也终于死节，其大节和私德无可指责，不能算能臣，可确实还是个值得尊敬的忠臣、纯臣。陈、魏二人，一样不是能臣，他们本是传自薛国观、温体仁一脉，口碑原本就不怎么地，而《明史》列传中更说他们“演庸才寡学……演为人既庸且刻”、“藻德居位，一无建白，但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这两人既不想得罪皇帝，又不想被人指责，坚持不在皇帝咨询国事的时候说话，在境界上肯定落了下乘。
比较起来，范景文的表态虽然是废话没什么用，可至少还有职业道德，知道坐这个位置就要提供意见，而这两人则连这一点都谈不上，在我看来，没有过错的尸位素餐，也是一种犯罪。再从他们后来依附大顺军（结果是大顺军不要他们，榨干钱财之后把他们一刀给杀了）的举动看，他们一定不可以算忠臣，因此最好的结果，这一派大学士只能算是软骨头的庸臣。
再来看当时名满天下的宗师级的大学士文震孟，他是天启时的殿试第一，道德文章俱是上佳，论人品、学问都可算是一代宗师，可他坐相当于现在副总理的这个内阁大学士职位，恐怕差的就不是一点半点。如果仔细看他传记，我们会发现除夸奖他学问文采好道德风尚好之外，通篇不见什么具体业绩，就政绩来说几乎是个空白。而其他如李标、何如宠这些人的名字，我想除专业人士之外大约更鲜为人知，别说什么政绩了，哪怕是钱龙锡这样赫赫有名的人物，仔细看其传记，也是除了党争事迹外，几乎无事可记。另外还有不是崇祯阁老，却大名鼎鼎被称颂为正人君子楷模的大儒刘宗周、黄道周等人，也基本都保持了除批评人之外无事可采的“清白”风格，不过其事迹与其他事件有涉，暂且留待后文再述。
在那么多大学士中，私德比较好又还算有些才干的，就只有蒋德璟、李邦华这数得出来的几个，他们曾经有过一些还不错的具体的建议和业绩，不过也只能说能力虽有并非大才，且他们大多畏惧崇祯，因而尽量回避正面冲突，是以终究还是无能为，只余多几份纸上谈兵的书生言。
是以崇祯朝的五十阁老，无论其为人道德如何，对整个国家而言，百分之九十都是无能阁老。
不过明季也有一位必须要说的内阁大学士，那是一位长期以来被人们忽略了未得到正确认识的文武双修的大帅、能臣和赤胆忠心的大忠臣。
那便是天启老臣孙承宗孙阁老，
孙阁老高阳先生，其能力无论从那一方面说，都可以算是明季的最强者，且私德极好。只是他更多的关注于军事和边疆战事，又不结党，是以虽然连魏忠贤都十分畏惧他，但却对朝政起不了多大作用，这自然是性格和理念使然。
要一位刚正不阿的君子去结党，尤其是如他这样门生弟子遍天下，连皇帝都会因仅仅喜欢听他讲课而不愿意放他离开一步的长者去结党营私，哪怕不是为了个人目的，那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虽然他名列东林魁首，但他出手营救东林党人以及弹劾阉党，却纯粹是出于道义立场，丝毫没有一点掺杂了私欲的党争成分在内，而且也从不使用任何不光明正大的手段。
这些，我想应该没有谁能指责说是缺点，是过错。
但问题恰恰在于这些因可贵优秀的道德品质及坚定信念而起的举动，虽然十分令人尊敬也没有任何可以指责之处，可其对于整个国家和政治格局而言，客观的结果却并不很好，这又不得不叫人扼腕长叹。
政治，永远都不是一个可以讲道德的战场。
在这里，请允许我放肆一次自己的思想和规范，随意去“如果”一下这段历史。
如果，孙阁老权变一点，通融一点，对自己不那么苛刻一点，那么历史将会怎么样呢？
以阁老之声望，振臂一呼天下响应，关宁铁骑唯他马首是瞻，东林党人多有其门生弟子，天启帝对他敬爱有加，不欲身边一日不见阁老，他只需略微地结结党，朝中就完全可能又是一番景象。
更也许魏忠贤在天启五年那天夜晚，就不是被吓得半夜跑进皇宫围着皇帝床铺大哭，而是被孙阁老直接率兵清了君侧。以孙阁老的文韬武略，即使内阁次辅顾秉谦奋笔多少次“无旨离信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皇帝半夜启禁门召兵部尚书入宫发多少道飞骑制止，魏阉矫旨谕九门守阉设下多少埋伏，都是一样无用。这些在阁老面前，犹如薄薄一层吹弹得去的尘埃而已。
祖大寿和关宁铁骑们敢在崇祯二年视崇祯诏书若无物破山海关而出，就敢在天启五年破北京大门而入，这只需孙阁老一个眼色，甚至都无需言语。而京城那天晚上清君侧的传言，魏忠贤的半夜绕天启帝卧榻大哭，也都正好说明了这一点，魏忠贤最惧怕的、最无法抵抗的，就是这位孙阁老自辽东率军入来清君侧。
只是如果真的这样，他也就不是孙阁老孙高阳先生了。
历史的悲剧，往往在于悖论。
真正的孙阁老，在那一年的夜晚，不过只带一位幕僚、挟一袭寒衾、驾一骑单车，怀揣一纸奏章，奔波在为杨涟等七君子抗辩的入京途中而已。
历史到底还是无法假设。
大明正德八年，也就是公元1513年，王阳明为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在南直隶滁州督马政。此时在欧洲的佛罗伦萨，有位名叫尼科洛?贝那尔多?马基雅维里的人，写下了一本名为《君主论》的小册子，想以此作为自己的进身之阶。
这本小册子的第十五章第一节的小标题，叫做“道德幻想与严峻的现实”，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许多人都对那些从未见过、也不知道是否实际存在的共和国或君主国迷恋不舍，但是，人们的实际生活是一回事，而应当如何生活则是另一回事。一个人要一味假设而把现实置诸脑后，那么他学会的将不是如何自存，而是如何自戕。因为，谁要执意在任何环境中都积德行善，那么他在众多不善之人当中定会一败涂地。
道德是必须的，但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遵循高尚的道德准，则未必真是“好事”。
孙阁老绝佳的个人品格和操守，让我无比尊敬，但恰恰又是这种绝佳的品格操守，彻底束缚住了这位明季第一强者改写历史的手脚，让他无法改换风气，不能在朝中树起一方势力，哪怕那是正义的风气和势力。
因为任何一种违背程序正义的手段，都是与阁老恪守的信念冲突的，哪怕实质再正义，他也绝不可能去采用。所以他才会孤身入京上奏章，试图以一纸肺腑之言去对抗魏忠贤那庞大的利益集团，他只能、也只会用这样的合乎他道德准则的手段来斗争。
由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这两样材料混合铸成的一道紧箍咒，注定了孙阁老的抗争最后必然会失败。
清人对孙阁老曾有这样的感叹：“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而廷论纷呶，亟行翦除。盖天眷有德，气运将更，有莫之为而为者夫。（15）”如果说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袁崇焕是大明关门的一把大锁，那么孙阁老就是这道门上最粗大的一根门闩。
“有莫之为而为者夫”！
大明的天空，终于因此而日月无光。
内阁的情况讲过，且来看看他们的对手，那些言官们的状况。
明季言官之状况，与大部分内阁官员的状况正好相反，他们一向都对批评政府和皇上非常有兴趣，而且表现十分地激进。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首先是因明代的拔士制度所致。虽然从来历朝的科场作弊者不是少数，但毕竟考官不是一位，且明朝的考官大多是由名望甚高者，譬如文震孟之流来担任，不然就无法服众，且就是皇帝自己也不会答应，因此有才学、有节操的士人，还是得以源源而进。
二是明代御史一类的言官职位数量极多。《明史》《赵焕传》中说“故事给事中五十人，御史一百十人”，这一百六十位言官可不是个小数目，没有谁能尽数植其党羽，就是皇帝也没这个能耐，好像万历那样对去职的空缺一概不补，也到底没能躲过言官们的指责。
三是言官们不像内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极多的政治利益和现实利益牵扯。他们大多没有很复杂的利益关系，本职工作除了弹劾人还是弹劾人，而且即使你不弹劾别人，也有其他人去弹劾，所以少有能谋取好处的资本。我想，他们唯一谋好处的途径大抵也就是投靠内阁或者某一派势力了。
但是别忘记了，言官与清议可从来都是连在一起的，因此倘若那位言官由于投靠某个势力而惹了清议，其本身又没有如内阁那样大的权势，那么可以肯定他很快就会被赶下这个位置。所以这种特殊的环境在客观上也迫使言官们保持了一定的自律精神，从而使得言官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从思想到行动，都得以秉持了一种比较极端的、一切以道德为先的价值观。
换个角度看，他们的职能恰恰就是纠察风纪、弹劾官员，而这种以道德为先的价值观又正好是这个职位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之一，因此这是这个群体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两个层面。
他们这种思想和价值观的好处是一切道德占先，坏处也同样是一切以道德占先却不讲能力，因此大部分人都只会空谈。
又因为内阁体制变迁，使得内阁实质上逐渐回复到了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宰相模式，权利极大，坐此位者莫不试图长保，这也是人之常情，座主体系也就此产生和延续起来。而真正的道德占先者则因刚者易折，往往坐不长这个位子，能坐长的大多是柔而媚上、工于心计者，如文震孟的私德、学问就极好，但却全然没有政治和经世致用之能，所以他做了内阁也没用，倒是周、温、薛一类的反而能颠倒众生，长期占据这个位置。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方方面面的原因，明季的言官和朝野清议始终与政府鸿沟巨大，处于鲜明的对立状态。
然而，虽然良好的士风士节在言官中保持得最为完好，其作用却不大，究其原因，乃是内阁们即使私德有亏甚至不学无术，但往往能获取皇帝和司礼太监的支持来压制言官，再加他们手中掌握着实权，真翻了脸不讲说道理胡来一气，言官们也只能无可奈何。因此言官们虽然经常占着理，在民间甚至朝廷上都可以赢得舆论的普遍支持，可最终少有能在斗争中占上风的。这种状况，也是明季政治格局的重要特征之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