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礼议”中占绝对多数的继嗣派大臣，基本都是秉持传统程朱理学的士人，此战中他们以为“最得义理之正，可为万世法”，据为基础和范例的，就是宋程颐的《濮议》（又称《濮园议》，全名为《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论濮王典礼议》，南宋赵汝愚的《宋朝诸臣奏议》中名为《上英宗乞罢濮王称亲》）。

明代的哲学思想秉承宋儒，自明中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的心学开始蓬勃，经由明季惨烈的党争及明清易代的社会大动荡之后，终于进入了经世致用的清初实学（7）。

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都极注重伦理道德。程朱理学将经学，特别是《中庸》的“道”“理”，目为用之不尽的经世之学，朱熹认为宇宙中的一切事物，虽千差万别各有不同的性质，但它们都是来自一个不变的“理”，这唯一的“理”就是所有事物的本体，谓之“源头活水”。王阳明虽然不尽同意朱熹的理论，如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并认为“理”不在心外而在心上，“良知”才是本体等，但两者目的和方法是基本一致的。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相当地位，但其积极作用以及和程朱理学的比较，都与当前主题关系不大，故于此就不赘述了。

阳明心学之起，本源于王阳明得罪正德时期的权宦刘瑾，历九死一生谪居贵州龙场期间。其后他统军镇压农民起义、平息宁王叛乱，但再次受到张忠、江彬、许泰等人的陷害，又险些丧生。因民不聊生而爆发的农民起义，试图夺取皇位而来的宁王叛乱，张、许等人由争权夺利而对他的诬陷，这些无不使王阳明深刻感受到了“私欲”之可怕。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心学，其核心自然就是“去人欲，存天理”，格外注重于伦理观念和个人的道德修养。

正德到万历这几朝，因刘瑾执政而导致政体大变，内监逐渐凌驾于内阁之上，随即又出现了一位强悍的内阁张居正，于是上有胡作非为的皇帝，中有飞横跋扈的内阁执政和太监，下有争权夺利的朝臣，各级当权者予取予舍、生杀决于一念，朝纲日坏，党争大起，物欲横流。

面对此等政治上的黑暗情形，不能不使怀有济世思想的广大士人们苦苦寻求其产生的根源和解决之道。而此刻出现的心学比之以前的学说，尤其是主流理论程朱理学，有其相当积极的一面，如“去人欲，存天理”等既重伦理道德，又以为人人均可自内心去寻找成圣之道的观点等，而从形式上看，它也要比程朱学说更来得便捷，这些显然给当时沉浸于苦闷中的士人们带来了一线希望，给他们指出了一条似乎很明亮的希望之道，正可谓生逢其时。故心学从嘉靖初年形成完整体系后，即使遭到了来自上层的一定程度压制，可依然大盛起来，横扫当时。

因此心学的产生和所以能发扬光大，除去因思想史本身发展之必然、积极的因素外，也起自并得益于当时的政治格局和形势，这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不过宋明理学均看重《大学》、《中庸》，日日研究的重点也非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的本原，也就是“本体”，如“良知”等。因此宋明理学虽然部分观点有所不同，而王阳明初期也提倡理性的作用，亦有一定事功思想，但实质上区别并不大，并且王阳明在晚期逐渐开始倾向于虚无主义，这种哲学思想的转变以及影响，在王阳明故去之后，开始达到顶峰。

王阳明在故去前不久的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九月，与门生钱德洪、王畿两人的交谈中，曾对心学做了总结式的表达，即“四有四无”说：

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即本体便是工夫，易简直截，更无剩欠，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尝悟得本体，未免在有善有恶上立根基，心与知、物，皆从有生，须用为善去恶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渐入悟，从有以归于无，复还本体，及其成功一也（8）。

此说指出了心学之“无”是否认客观的“物”和主观的“心”、“意”、“知”，“有”则是一种善恶道德观，而心学又有“顿悟”、“渐悟”两条修习之路，经过“无善无恶”的“顿悟”和“为善去恶”的 “渐悟”后，有亦归于无，最后达到“四无”境界。

事实上，他的“顿悟”和“渐悟”最终着眼的都是“无”和“悟”，这种世界观和方**恰与佛教禅宗的教理如出一辙，几可目为禅宗南、北二宗，即顿教和渐教的翻版。

王阳明故去后，心学基本按其所说之“顿悟”和“渐悟”两条路发展。顿悟以王畿、王艮为首，渐悟则以邹守益、钱德洪等人为首，其中的尤以二王的顿悟派势力为显。

然而中国士人往往容易走极端，常常将自己尊奉的杰出人物和思想一味地绝对化、神圣化，最后宗教化，同时对持异见者习惯一棍打杀，其爱者一何可爱，憎者一何可憎，故极易最后事与愿违，正所谓持之愈力，失之愈深。

二王在心学顿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他们进而认为“良知”是先天现成的，所以不需要读书明理修身养性，也无需求诸于实践，只需从心悟入，不睹不闻，不思不虑，便可以一了百当大彻大悟，破千古之疑。

邹守益等人虽然认为“良知”需要下功夫才能修到，但其所谓功夫也不过是和佛教一样的打坐静心，或做各种冥想，以为只需虚静无欲就可悟天理、成圣人。

这两脉都基本屏弃了实践和事功，他们这些阐释和发扬，使得心学禅宗化、宗教化程度日益严重。如果说王阳明创立了核心为“致良知”这样一门叫“心学”的学说的话，那么，王畿等人显然就是在把这门学说朝宗教方向发展。如王畿大力宣扬“良知”是“范围三教之枢”（9），王艮本人及其泰州学派虽开始曾试图致力于“百姓日用之学”，但其晚期也一样过于注重孝悌，又多造悟道、梦兆一类近似神话之说，颇类宗教狂想，学风终不免也流于空疏。其后来者至周汝登这一脉，亦一直试图融儒、佛两家于一炉。

王艮的泰州学派，一直到后来的李贽这一支出现，才开始反正，真正体现了相当的市民意识。

正是在此种学风影响下，学界参禅、浮诞之风日盛，史称王畿“每讲，杂以禅机，亦不自讳也。学者称龙溪先生。其后，士之浮诞不逞者，率自名龙溪弟子。……（王艮至周汝登一脉）其学不讳禅。……更欲合儒释而会通之，……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入。万历世士大夫讲学者，多类此”（10）。

心学自嘉靖初大盛起，到万历十二年王阳明的神位被下旨请进文庙之后，其影响达到了顶峰，几乎连朝政也为其所影响，一如明末清初的陆陇其在《学术辩》中所言：

自嘉、隆以来，秉国钧作民牧者，孰非浸淫于其教者乎？始也倡之于下，继也遂持之于上，始也为议论，为声气，继也遂为政事，为风俗。

由于王阳明的门生弟子遍及朝野，在他们的大力提倡下，从万历朝开始到之后的半个世纪，明季士人终于和魏晋时期的士人一样，成天清谈道德文章日渐成为整个士人阶层乃至职场的主流风气。

又，由于宋明理学均只重《大学》、《中庸》，反对读史，即所谓的“理学尊经，事功尊史”，因此他们相当排斥研究经史中的制度人事及训诂经世之学，更使得万历后不少朝中大臣对自己份内事和政治问题一问三不知，甚至闹出把本朝律法误为先秦刑律的笑话——“自神宗以来，士习人心不知职掌何事，有举《会典》律例告之者，反讶为申、韩刑名”（11），而“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等匪夷所思之现象亦不一而足（12）。

正是由于明中期这种哲学思潮的演变和影响，使此后的明季学界乃至士风均越走越极端，所谓名士多浮夸奢谈之气，只晓得清谈道德文章，于经世治国只会一句顺天理明道德，逢变就敦请皇帝下《罪己诏》，余则通通一筹莫展束手无策，惟徒呼奈何而已。他们全不想想身为臣子不能为君亲分忧，又当罪之何名，成天就知道让皇帝罪己，连这点责任都不愿意扛，明朝不亡才是咄咄怪事。

明清之际的大儒顾炎武是故痛心疾首，愤然斥责道：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13）。

这种片面强调道德的极端主义思想，固然有其好处，如前面说到部分士人因此不计个人得失与生死，甘犯天颜仗义直言，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一个国家的纲纪伦常和政治清明，多少给了老百姓们一丝希望，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某些政治弊端等等，但负面影响之大也令人扼腕，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是明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不少士人的认知是一切以道德为先，“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个个忙着占领道德制高点，以免被人诟病，同时又反过来以此为资本去攻击和挑剔别人，完全忽略了最基本的政治和实务处理能力以及一些问题的合理化抉择，这使得相当部分官僚完全失去了正常的政治能力，只知道空谈所谓的学术和以道德自矜，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最终导致“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因此我觉得将其称呼为“道德原教旨主义”是最恰当不过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