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主战、主和既然闹得很象样子，乱像之下，必有其内在的东西，真正的东西。
就如同热闹的背后，有戏看，冒泡的水面下，有泉眼。
主战派中有一个“圈子”逐渐就会浮出，除去为大清的安危这个堂皇的理由，那只有一个深刻的秘密。
别忘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帝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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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的政治斗争，向来是封建王朝的重头戏。大家查查，大清一朝，留下了多少疑案、多少“迷案”，就知道它有多剧烈了。
说个笑话，皇帝的家务事也很闹腾。再看看电视剧中的“宫斗戏”，那一帮女人围着一个男人，个个出手那个阴险、那个狠辣，整得皇宫内院春光盈盈、寒气逼人。可惜了这些人才，要是都掺合掺合军机大事，一部大清史，那得多波澜壮阔啊？
慈禧能从后宫脱颖而出、直达朝堂，执掌朝政几十年，岂是等闲之辈？一上来就是血流成河的节奏。
前边，朝廷被“八大臣”掌了权，被冷落的奕一帮人与不知满足的太后联合起来，一鼓而下，成功上了位。
奕也不是太后的死党，剪除“八大臣”之后，两下分了，里外保持了几十年的平衡。
后来，虽然围绕慈禧的有那么一些人，但还没被叫做“后党”。和他对面斗争的奕那群人，也没有叫做什么“小叔党”。
再后来，太后说是归政，准备安享晚年的时候，然而、竟然，却出来了一个“后党”。
整得最明白的是光绪的老爸——奕譞，第一个上表，恳求太后继续“训政”，凡有家国大事，还要请示太后才算数，太后再三推辞经不住再四相请，为大清江山社稷考虑，勉为其难了。糊里糊涂的是光绪，见了太后就打哆嗦，看不见了就抖擞。精明的和以为自己精明的，是围到他身边的那帮人。
光绪这伙人被人称为帝党，相应的，依靠太后讨生活的人就成了后党。
不过后党那帮人，人品、能力，可不怎么的，名声也越来越坏。
不管日本在那边怎么闹腾，大清的内政恰好面临一个节点：太后“归政”、皇上“亲政”，将是许多人权力升降、命运沉浮的分野。
“杆子”都拉起来了，双方各已占据山头就位，就看谁打出这第一枪。
甲午，又成了帝党和后党的斗争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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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战事的安排涉及权力。
战事的发展和结果，决定着权力转移。
排挤，打压，攻击。在战场之外的最核心的“战场”，早已展开。
朝廷中枢开始，对慈禧配的“参谋班子”，光绪终于忍受不了了，往军机处掺沙子、钉钉子，最后直接撤掉孙毓汶、徐用仪，换人！
可换人也一样，还是改变不了什么。
而且，换掉孙、徐，还被人（包括当时的人，后来的人）认为，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是后党。
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因为选人，会导致战争失败的悲剧。因为战败，又引发权力洗牌的闹剧。
闹剧的戏台上，个人和集团，或喜或悲，但对大清朝来讲，对中国来讲，都是一场悲剧，毫无悬念的悲剧。
这场悲剧中，本来感觉没什么关系，而且就要与日本人展开血战的淮军，却头一个中枪了。这才是最真正的“躺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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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声喊打的主战派，对敢言和者口诛笔伐、唾沫交加的主战派，动机怎样不单纯？
直到我看到有关记录，才沉重地发现一些很不愿发现的秘密，才知道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看下边几段（我试着翻译了一下）：
“是时张季直新状元及第，言于常熟，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韪之，力主战。”——新科状元张季直就是张骞，前边提到过，跟随吴长庆做幕僚，到过朝鲜的。这位晚清名人科举考试却十分不得意，命运不济，复考了一次又一次，总是阴差阳错，终于在41岁时，被极力向光绪推荐，点为第一名。他本来就有点硬气，加上新点状元，老青年意气又上来了，在常熟面前慷慨陈词：日本蕞尔小国，哪够打一顿的。不打他个满地找牙，不足以让他知道厉害。常熟深为赞许，于是也一力主战。
“合肥奏言不可轻开衅端，奉旨切责。余复自天津旋京，往见常熟，力谏主战之非，盖常熟亦我之座主，向承奖借者也。乃常熟不以为然，且笑吾书生胆小。”——合肥上奏，说不可轻易开战，被皇上骂了。我从天津回到北京，因觉得我本是常熟的座上常客，给过我不少欣赏恩遇，就借这个面子去见他，也劝他不要主张开战，别把事情闹大了。谁知常熟不以为然，还笑我书生胆小。
“余谓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可放胆尝试。且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尔从事。常熟言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我说，“临事而惧”（遇事要知道有所害怕，保持小心谨慎），古有明训，岂可仗着胆大，轻易尝试。况且我们装备战法，没一样比人行，还是不要太草率的好。常熟说，合肥治军数十年，平了那么多内乱，现在北洋海陆两军，办得如火如荼，怎么能说不堪一战呢？
“余谓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常熟言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余见其意不可回，遂亦不复与语，兴辞而出。”——我又说，知己知彼，才可指望百战百胜。现在明明都知道我们不如人家，就应该避避锋芒，哪还指望获胜？常熟说，我正想试试它顶事不顶事，也好整治整治他！
看吧：正想试试它顶事不顶事，也好整治整治他。
对，就是这个意思。
常熟者谁？翁同龢。合肥者谁？李鸿章。
谁写的？
翁同龢的弟子王伯恭，在他写的《蜷庐随笔》中。
这段文字，彻底明白地记下了甲午未开战前翁同龢的真实想法，应该比较可信。
除了“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的盲目自信外，“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才是翁同龢的真正关心的另一处所在。
回想以前翁师傅在经费上卡北洋的脖子，应该是两相照应、互为验证了吧。可叹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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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点出了一个秘密：抱着看好戏然后整肃淮系北洋的目的，正是光绪的帝党所抱的想法之一。
李鸿章是大家眼中不折不扣的“后党中坚”，不打击他，还打击谁。
李鸿章一手培养起来的淮系军队，却是大家眼中的绝美目标。
翁师傅口中所谓“整顿”，实际不是整垮，而是借机整掉淮系将领，换上自己系统的可靠人员，掌控北洋这个最为强大的军事集团，巩固光绪和帝党的地位。
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这个奇怪的景象：
翁师傅本来对战胜丝毫没底，左右游移，从内心里也紧盼着李鸿章的外交能成事。朝堂上吵完了，晚上就找自己的弟子汇报李鸿章的外交进展情况。
身为军机大臣，让他拿个决策，都拿不出来，光绪让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合研究如何打仗，议了一天一夜，竟然是：议无所决。
一直到7月18日，终于弄出了一个决策建议：
“倭人以重兵驻韩，日久未撤，和商迄无成议，不得不速筹战事，此乃一定之法。……”说，日本人派了大军入朝，久久不撤，交涉协调至今不成，不得不抓紧筹划作战，这也是必须的。——这是绝对的废话。
“此次派兵前往，先以护商为名，不明言与倭失和，稍留余地，以观动静。……”说，要打着护商的旗号再派兵去，留下点余地。——还是不放弃幻想。
“现在倭兵在韩颇肆猖獗，而英使在京仍进和商之说，我既预备战事，如倭人果有悔祸之心，情愿就商，但使无碍大局，仍可予以转圜。此亦不战而屈人之术也。”说，拿大兵一压，日本人可能就有悔祸之心，老老实实谈和了。——出兵主要是压，而不是打。
“盖国家不得已而用兵，必须谋出完全。……刻下各国皆愿调停，而英人尤为著力，……我若遽行拒绝，恐英将暗助倭人，资以船械，势焰益张。”说，国家不得已才用兵，必须想周全，这个周全就是考虑其它国家的反应。还是先看看各国调停情况。尤其是英国人，不希望中日开战。要是我们拒绝了英国人的调停，先开战的话，说不定英国人生气，会暗中帮助日本。——居然还有这种理论？还是不敢打。
“且兵端一起，久暂难定。中国沿海地势辽阔，乘虚肆扰，防不胜防，又当经费支绌之时，筹款殊难为继，此皆不可不虑者也。然果事至无可收束，则亦利钝有所勿计。”说，一打必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中国沿海这么大，不好防备，经费紧张，筹款不易，都需要考虑。——强调了很多困难，最末了又硬起来了，说如果事情真到了非打不可的地步，那也顾不上这么多了。
这也算个出兵的方策吗？
奇怪的是，拿不出个可行的方案，大清就要开战。
所以，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帝党一帮人，就如此轻率地——“主张开战”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