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看来，朝廷上下，基本上是群情激愤，一片言战。言和者，少数之少数，都难称得上“派”。
事情很容易理解：敌人还离得远，喊打，风险小。而且显得自己人品正、胆气足、知恩遇，具有种种的优秀品质。
清朝统治者，除身在前线的官员还能了解形势，后方这帮人，既看不清世界局势，也看不明东亚局势，最后也谈不上战场形势了。
因此，开始的时候，大清朝闻说日本出兵朝鲜，还不是那么敢相信小日本要搞大事。即便图谋不轨，也不过派点兵马过去，“弹压”一下罢了，还能打起大仗来？
随着局势的发展，小日本还真逼上来了，太气人了！主战派们更是群情激昂，一副“早打、大打”的样子。
这种盲目自大的集体病态下，这种压倒性的语境下，谁言和不言战，谁就是不忠君、不爱国，谁就要回家抱孩子。
孙毓汶，徐用仪，就已经到了回家抱孙子的边缘了。
所以，就算是李鸿章，刚说了句“现在还不是时候”，就被训斥一通，也不敢再明目张胆，说“打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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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别看大清的主战派，整天在庙堂之上慷慨陈辞——打，打，大多都是喊喊而已，至于如何打，具体的谋划，则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就象今天网上的一些“童子军”，遇事就一片喊打差不多，还动不动就“马踏某处，血洗某处”。
战争，可不是一款游戏。
朝臣中难得有军事素养、能提出些战略、战术的人，则是另一种方式的白话——置身事外，旁观者清，说说而已，就是不愿挽袖子上。
大清除了主战的占主流，如果硬要从中摘出一派，那还有一派很明显：没主意派。
没主意派最大的主意，就是一会跟着这拨人吆喝，一会跟着那拨人吆喝，举手同意、随声附和。
所以大多数书上都提及的“主战、主和”之争，充其量也就是每天一个话题，分成几拨吵上一阵子，散会，明天再来。贯彻始终，吵到了最后，几无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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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主战派盲目要求开战，导致大清失败”，这纯粹是个伪命题。
这么说，近似于指责主战派引发了这场战争。
战争不是中国挑起的，中国不存在开战责任问题。
中国是应战。应战还有开战责任，那是不是打了不还手，才好啊？
不管轻率与否，开战的责任，应该推给日本。
就象古书中所讲：季氏将伐颛臾。孔子的弟子冉有、季路将“季氏将有事于颛臾”推给“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说：“求！无乃尔是过与？……‘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夫子所谓“这特么不是你们的过错吗？”诸如这些指责，与大清这帮看面象就是一副挨揍样子的人挂不上私毫关系。
况且，战争需要的是谋士。而大清朝唯独最不缺的，就是这帮官僚。
官僚们，评论别人一套一套的，说到自己，兴许也能表白一套。
这么怎么怎么不行，那样怎么怎么不对。然后，事情回到原点，重新讨论。该怎么办？一人说完，大家又要相互咬一场，看看日头西斜……永远找不到那个统一的思路。
别看吵吵的欢，我看，只要大清皇帝问一声：谁上？
保准，朝会就可以结束了。
所以，要是说主战派除了瞎吵吵，实际上帮不上什么忙，倒还接近事实。
要说因为他们轻率开战，而导致战争失败，那纯粹是高看了他们一大截子。
要知道，我们今天才将这顶帽子扣给他们，而当初战败之际，那一帮人还立刻转成了“事后明白派”，将“轻启战端”的帽子扣给了李鸿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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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书，想看看大清的战争谋划，记录林林总总，看得我头都大了几圈，却总是浑浑沌沌，几乎失去学习的信心。
观点太多，太杂，都难以理出一个主题、一个清晰的线条。
值钱的不多。或者说前线最需要的，作战指导、筹划、运作，寥寥而已。
换句话说，看到的多是没用的虚话，或者是非常正确、却非常没用的废话。抄几句给大家看：
“轻于开衅，则兵连祸结，恐无已时；急于求和，则贻患养骄，亦非至计。”词倒是整得象对联一样工整，也不能打，也不能和，这意思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此时舍大张旗鼓，攻其所必救，则朝鲜之事无可望其瓦全。”正确，加十分。知道攻其必救，看来读过孙膑的书。打哪儿，仁川还是直扑东京？不知道。
如果这也算真知灼见，偌大一个大清朝，不知能找出多少。
科举制度考出来的文人，做官样文章倒是有一拼，耍滑头也有一套，一堆大道理，但就是没有急需的措施方案，特别是对战场有指导性的意见。
这样说文人也不对，由文人或者有秀才进士“职称”的文人，而至知兵带兵者，中国历史上不知凡几，兵家鼻祖姜太公，给人拾鞋子的张良，投笔从戎的班超，打得刘备找不着北的陆逊，诸葛亮、司马懿这对老冤家，能诗能战的杜牧，能文能武的范仲淹，能填词也能率三十骑杀入杀出金军大营的辛弃疾……也曾经灿若繁星。连被大清灭了的大明，也能举出一些进士出身的军事家。
大家要是读一下中国的军事思想史，就知道，历代名人辈出，兵法洋洋大观。到大清，能称得上军事家的只有四个，一个林则徐，其余揭暄、王余佑、魏禧三个还是抗击过大清的明朝末年人，勉强算作大清的人了。那时大清已经占了北京了，这些人不过是在南方给大清找了些麻烦，已经无力回天了。
当然，由秀才进士到名将名帅之路，大抵都是在战斗的实践中，见过阵仗、经过风浪，刀口上舔过血的。人非生而知兵，泰山不是一天，啊不对，战将也不是一天炼成的。
不管怎么说，大清倒是胜了大明，“明亡清兴××年”嘛，兴了之后大清文人怎么样了呢，比武不行，比文也没人家厉害啊。在大清奴才的治理下，倒是成了“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了。
曾国藩、李鸿章怎么没被称为军事家呢，可能是，他们始终被认为是文人，也可能是——让他们成名的对手，太弱了！
就这样，大清，偏偏是不知道战略的人，在指导战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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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的军事体制下，遥控指挥的，似乎就是那个不知道军事才能多少的光绪皇帝。
中间具体谋划的，好象就李鸿章。
军机处呢，兵部呢？就象是传达室。恐怕不干事还好点，干事就是碍事，甚至坏事。
看看那几个人吧。主管军事战备的军机处大臣，多为庸禄无知之辈。史书记载的情况来看，礼亲王世铎，唯唯喏喏，整日以讨太后欢心为要旨。最能抓权的孙毓汶，除了迎合慈禧外，对外情知之甚少。
不仅无能、无知，而且这帮家伙相当无耻，相当贪。
讲一个故事。1889年，有个学生樊增祥给老师张之洞的一封信（樊增祥致张之洞密札）中讲到，京城公然行贿，没有底线，送银子也是“量身而定”，说“近有一人，引见到京，馈大圣六百（见面，不道谢），相王半之（道谢，不见面），洨长二百（见面，道谢），北池一百（见面，再三道谢），其腰系战裙者，则不过问矣，时人以为得法。”
这就是一个行贿记录，师徒二人在信中，用的全是代称或外号。你不需要猜，有解释，查查便知。进一步对照解析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因为军机大臣官员皆知，通信的人略有所指，大家就明白，不明白的也“对号入座”吧，还象模象样地有点“为尊者讳”，或者“保密”意识呢。
这些代号，“大圣”就是指孙毓汶，因为姓孙的嘛，最大的名人当然是孙悟空，“大圣”的官位就当世袭给孙大人了。“相王”就是指礼亲王世铎，亦王亦相，皇帝的孙子也穷到要吃“回扣”了。“洨长”代指许庚身，可能借的是东汉经学家和文字学家许慎名号，他编过一本影响巨大的书《说文解字》，曾经当过洨县的县长，世称为洨长，别无二人，因为晋朝洨县就没了。姓许嘛，与许庚身一家子。至于“北池”，指的是张之万（此人还是张之洞的叔伯兄弟哪）。可能因为张之万是当时著名书画家（毕竟公务员考试得过状元），书精小楷，唐法晋韵，兼擅其胜，和另一外书法家戴熙交情也不浅，并称为“南戴北张”，所以，“北池”者，北面的那个书法家喽。还有“腰系战裙者”，就是武将出身，指的当然是额勒和布。揣测古人之意，真是妙趣不少啊，充满文化感。
看送的数目，孙毓文还是最多的呢，600（单位是两噢），表面上地位最高的亲王世铎00，这已经对亲王相当“尊重”了，因为军机处是孙、许二人最受太后宠信，孙毓文权力最大。不但送银子有等差，接银子的人行为、态度也有等差，有的当面收下，已经非常平常了，有的代为转交，然后代转谢意，有的就当面收下，还要连连道谢。呵，真是形象生动。
送礼人没考虑额勒和布，都没上门去。看来他还真是为官清廉自守的，估计在那帮文人当中，他也说不上话，被边缘化了。史书上也说额勒和布喜欢沉默，不管事，有人评价他“木讷寡言，伴食而已”，型男就是这么炼成的吗？我真怀疑他这个武将是怎么混起来的。军机大臣不说话，不办事，不就是个灶王爷画像吗——你说他不行吧，他是“一家之主”，说他行吧，他又不管事。
这就是光绪的“参谋指挥班子”。不，是慈禧太后给配的“参谋指挥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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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当中，整个大清指挥体系落后、低效，不是表现于一时，是兢兢业业、锲而不舍、贯彻始终。
该出来作主、指挥的，不断不决。
两国相争、兵锋相见，这么个专业性很强的事情，清朝廷却让大臣们展开“大讨论”，广泛听取意见。因为有人给朝廷提意见，说这么大个事，一定要讨论讨论，“饬下廷臣密议，广集群策，独运宸谟（专指帝王独自运用权威谋略），计必出于万全，事无持夫两可。”意思是让大家都说说，必须广泛听取意见，皇上再拍板定调，那样才能想得周全，不能老是这样也行，那样也行。
好，有道理，问题找到了，那就改正。然后，就开始广泛征求意见。
然后，“大讨论”就变成了“大鸣大放”。
人人发言，个个表态。
公开讨论，不加遮掩。
不怕没招法，就怕没想法。
不怕敌人知道，就怕敌人不知道。
与日本战时大本营的高效率相比，差的，正好就是“一胜一负”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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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王朝的历朝历代，对武将始终又不不信任、又得依靠，用了也是防而又防。清朝同样也是“以文制武”，有提督，有将军，但兵权最后握在巡抚、总督这些文官之手，带兵者不知兵事，拿什么取胜？
况且地方督抚也被隔离在外，包括靠打仗出身的总督、巡抚。
要说他们不关心战局，那是不公允的。虽然他们也纷纷上书，但就好似被隔绝在这场战争之外。
李鸿章的老哥们，湖广总督张之洞还是打电报给津海关道盛宣怀，打探朝廷意思：“日来情形如何？内意及傅相意若何？”云云。
内意及傅相意——问得真准。主战主和，拿意见的还是皇上和皇上的师傅、军机大臣翁同龢等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