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李鸿章奉旨筹办北洋水师。从那时起，他就费尽心思地采购欧洲近代舰船，同时，又是派人，派了官员还要派洋员，又是自己亲自踏勘，惮精竭虑地选址和兴建海防要塞。

我估计大清“以陆制海、以舰护港”的思路，多半也是出于李鸿章的决策。

在大清，李鸿章对建设海防体系算是相当明白的人了，而且他还注意吸取别人的意见，委托出使大臣郭嵩焘考察洋人舰队，亲切询问留洋归来的学生，还十分信任千方百计请来的一班洋人顾问。所以他才被认为颇有见地，大家都承认。

他主张的就是“水陆相依”，强调：“水师以船为用，以炮台为体，若有兵船而无炮台庇护，则兵船弹药、煤、水耗尽，必为敌所夺。有池、坞、厂、栈而无后炮台，亦必为敌所夺，故炮台与水师极宜并举。”

可仔细思忖这这段话，当然我们主要是从北洋舰队的失败的结果去反思、印证，这段话可谓“正谬参半”。

我感觉，要害就在“舰船——港口——炮台”三者之间的关系中。

诚然，每一支舰队都需要有良好的基地。再强大的海军舰艇，续航能力终归有限，海军总要回港，总要靠岸，总要补给，总要修理养护……

所以，李大人重视港口建设，把港口建设成强大的“基地”，是正确的。

而有港口，必须要考虑港口的自身防卫，所以修炮台，以护港口，也是正确的。

甚至必要时，以炮台与军舰相配合，也有其必要性。保船也是保港，保港也是护船。

但请注意——我说的是“必要时”，只能是偶然的，一时的，比如，港内的舰队突然被袭击，岸上的防御炮火就必须发挥作用。

这种时候是有的。二战，英国舰队突袭法属北非的奥兰和米尔斯克比尔军港，把此地的法军舰队送入了海底（法国投降德国了嘛，英美都不愿法国舰队变成德国的财产）。即使有了雷达了，珍珠港还被日本人突袭了呢。

但，这种情况是少数的，那这种依靠和配合也就不是永久性的。

舰船是机动力量，是进攻性力量，是独立作战的军种。

舰队要离港作战而不能老躲在港口里开炮，舰队也不可能带着港口去作战。

这能解释为什么一支舰队还需要多个补给基地，基地延伸到哪里，战舰就能到哪里。

即使是防御作战，非击败敌舰队，就无法取得胜利。舰队也不可能依靠基地的港口、炮台，消灭机动之敌。要想击败和消灭敌人，唯一的办法，还得打出去。

这么思考，我们就可以发现，李鸿章的观点，缪就缪在“以船为用，以炮台为体”，和“以炮台庇护兵船”。

它清楚说明了李鸿章在海军力量运用的根本认识上，出了问题。而问题就在，把炮台、堡垒、要塞，当成了主要依靠（炮台为体嘛）。

李鸿章有言，“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守疆土保和局而已”，专“防敌之登岸”，也许是他作为一个海军统帅，自己给出的最贴近的解读。

读大清海军史，对于北洋舰队成立时轰轰烈烈，后来竟日渐凋敝，战时做出那么多怪异的行动，直至风吹云散一样消失在历史中，这个吊诡的轨迹，一直困扰着我。直到读到这句话，我几乎瞬间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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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路，与海军战略上所称的“要塞舰队”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惜的是，这恰恰是海军战略家马汉所批评的——这种作战观念严重限制了舰队的活动半径，桎梏了机动自由，窒息了海军指挥官的主动性。

这一点，与海军舰队的机动作战特点，是背道而驰的。

按照李鸿章的思想，清朝海防十分重视永固型防御体系的建设，确实大大强化了清国海岸的防御能力，舰队在港湾内的停泊安全似乎得到了有效保证。

这是符合当时海军曾有一段时间内的传统做法。在大清海军力量尚不足以制海的条件下，倒也不失为一颇为正确，至少属于“最优策略”的选择。

但大清“要塞舰队”的弱势就很明显。

弱在弱在，基本丧失出海作战、机动作战能力。

弱就弱在，“依靠岸防要塞的舰队”缺乏杀伤力。

因为躲在岸炮火力的掩护之下，就等于把海军行动范围限制在近海、限制于岸炮的有效射程之内。

如果科技能有象现在这样的水平，具备远距离火力打击或投送能力的话，依托岸基飞机、导弹等远程武器或作战平台，舰队与岸防将相得益彰，有效地控制大片海域，让敌人停止在安全区域之外。

只是，大清时代与现在不同，那个时代，最远的岸基火力有效射程也不足10英里。

时代不同，武器不同，同样一种战略，同样一种行动，却是天壤之别的差距，就是对与错的距离。

所以，马汉的结论虽未有所指，但几乎就象是对大清海军的结论：

“一支被限制在港口周围的舰队不过是浅水困龙，不足以有效地行使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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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一点说，战略战术的选择服从于军事思想。大清、李鸿章的海军思想，就似乎没有海权一说。

作为陆上大国的当权者，满脑子都是固守陆上要点（包括港口），而对于远距离保卫商业航路、到大洋上与敌决战，甚至到敌人家门口放火，是相当陌生的。

我这样说一点都不冤枉他们。如果真有这个眼光，哪怕还有那么点老祖宗努尔哈赤的冒险精神，就不会出现一跟日本人打起来，大清不是想着让舰队到日本本岛的港口去瞧一瞧，而是首先想到自己的“龙兴之地”奉天的安危。

从时人对军舰的认识，加上规定的“守备港口要地”的主要任务，我们也可以看出，大清和李鸿章的战略思想当中，就是把海军作为一道战略藩篱使用，大清舰队从开始建设，就是防御性的，每一艘舰船，也不过相当于一座海上移动炮台。

这一点实在令人可惜！

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了呀。英国人、法国人的军舰都是远离家乡，到我们门口来放炮，你倒是学学呀，从这些“海盗”身上就没瞅出什么门道出来吗？

又是留洋，又是聘请洋教官，大英帝国、“海上霸主”，老师的“牌子”这么“硬”，就没有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舰队，什么是真正的海战？

合着仅有的几次跑到人家门前，就是友好访问、接见、参观，真打起仗来，就跑回到里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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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大清海军、北洋水师，一度威严地立在大中国的海疆，留下一个壮观的身影。

也给小日本敏感的心灵中留下巨大的阴影。

但它强大得近乎华丽的身影，却最终会被发现，只是一个外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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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名义上，海军的领率机关建立起来了。

虽然这一套衙门机构，完全不是“现代军队”指挥体系的标准，甚至基本不具备指挥机关的性质和职能。

但在一定程度上，全国的海军——北洋、南洋、广东三支舰队（福建，就那样了），还是有了一个统一的节制。

名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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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看来受刺激不小，似乎要振起一呼。这一套动作，确实挺吓人的。

日本一些人也对北洋海军的建设感到忧虑，咋咋呼呼的，担心自己以后出东海会遇到这条“大鲸”。

但多次出使大清的副岛种臣不愧为“中国通”，对此抿然一笑。他有这样一番话，可以让我们重新听一听：

“谓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先是以法人之变（中法战争），水军一旦灰烬，故自视怀惭，以为中国特海战未如人耳。……于是张皇其词，奏设海军衙门，脱胎西法，订立海军官兵及一切章程，条分缕析，无微不至，无善不备。如是，而中国海军之事亦即毕矣。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我日本争衡于东海之志哉？”[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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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建设，跟大清的很多“工程”一样，是大清朝政的一个缩影。命运相联，结局也将一致。

恰巧，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两位政治强人第一次交手之后，对两国的形势判断可以说明问题。

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说：“伊藤实有治国之才……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这个十年，判断得相当准确。

而伊藤归国后，说到自己的感观和评价：“现当法事（中法战争）甫定（刚一结束），似乎奋发有为，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方人所说，中国又睡觉矣。”这个一二年，判断又确实不谬。

都是名人。名人就是名人哪。（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