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动用了两个师团和海军的兵力，煞费苦心地编织了一张大网，来对付台南抗日军民。

日军从南北两面，不断压缩台南抗日武装活动地域，扩大占领地。

黑旗军和义军的顽强抵抗，已经无法阻止台南的限落。但他们仍在战斗。

南面第二师团。

10月19日，前卫步兵第十六联队第一大队，占领台上庄后，又继续北进。上午7时，当行至二层行溪南时，遭到郑清所率领的义民的伏击。

郑清出身绿林，手下有七百人马，踊跃出来响应刘永福“议抚”政策，参加抗日，而且连军饷都不要，自备干粮打鬼子。（“郑清者本凤山绿林豪，其侪七百，应刘帅(永福)募来谒，不愿受饷，愿杀敌，领一军守凤山路。至是，遇敌骑齐踊跃伏而击之。”[《甲午战争史》引自洪弃父《台湾战纪》]）

但义民战斗力毕竟有限。郑清采取伏击手段，虽然一时能给鬼子造成威胁，但却无法阻挡鬼子大部队正规战，特别是以劣质武器难以抗衡鬼子步炮协同。

据日方记载：“敌军潜伏在甘蔗地里，待我军来到，突然从十几公尺外射击。部分敌兵退至二层行村头，以民舍为地物，顽强抵抗我军。我尖兵一个小队正面和侧面皆受敌。交战片刻，又派两个尖兵小队从左右两翼包抄，合力向甘蔗地里之敌兵激射，始将其驱逐。我又进至二层行溪岸，猛烈射击河对岸之敌。但敌军顽强不动，枪声益烈。”[《日清战争实记》]在短暂受阻之后，日军马上加大兵力，加派两个中队渡河，向义军进逼。炮兵也占领阵地，向二层行村义军阵地猛轰，义军既无力还击也无良好隐蔽，以血肉之躯根本无法支持。

激战三个小时，义军战士有四十余人战死，伤者更多，郑清不得已带余部退回山内，依托山地继续打游击去了。

南路日军渐渐逼近台南，开始不断前进侦察附近地势，研究制订进攻台南的作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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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路日军，近卫师团和第二师团第四旅团。

由于行进途中处处被袭，步步受阻，直至15日，混成第四旅团前锋才进至急水溪北岸。

按照计划，10月18日，伏见贞爱命令步兵第五联队渡河向王爷头发起进攻，扫清旅团南进路上的一大障碍。

王爷头前面有急水溪，有广漠的平野战地，但地处沿海，只有为防潮水或区划盐田而设的、高两三米的堤坝十几条，可作为依托。刘永福命李翊安统带翊字军左、右两营在此守卫，就沿这些堤坝构筑掩堡，还配备了克虏伯野炮及山炮，控制通过台南的海岸道路。

此外，义军经常出没于布袋嘴一带，袭击日军守备队，威胁日军的粮道，也配合着翊字军作战。

所以，日军急于夺占王爷头，尽快南进。

18日凌晨4时，步兵第五联队兵分主力和右侧翼两路，盐水港出发。上午六时，主力前卫集合于铁线桥，准备向西4公里的地方渡过急水溪，迂回至王爷头翊字军的侧背。但翊字军和义军一部抢先渡过急水溪，据守铁线桥西方约十二里的村庄，以阻止日军前进。

日军不得不首先应付守军的阻击，以保障渡河。

双方相遇，立刻展开激烈战斗。

8时40分，日军冲入庄内。翊字军与敌人展开了肉搏，“刀枪交加，呐喊互扑，白刃飞火，奋击突战”。最后，日军又是使用老办法，放火烧毁村庄，才得以逼退守军，渡过急水溪进至南岸。而南岸翊字军炮兵阵地上，六名中国炮兵至死不退，直至被包围。

日本人也不得不赞叹：“其炮兵直至我兵突入阵地时尚不退走，炮手六名终死在炮侧，虽为敌人，其勇敢真值得赏叹，可称为中日战争以来未曾有的勇兵！”

敌军渡河迂回，王爷头侧后出现敌人，很快陷入两面夹攻。

决战中，据敌人记载，“敌兵的一队决死防线，一步也不退，终有七十余人以身殉职，这亦是华兵中绝不可见的勇兵！”[《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6)]

翊字军和义军顽强抵御至下午5时，牺牲了三百多人，才脱身离去。

日军占领了王爷头。从这再往南，曾文溪就成了台南府城北路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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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溪，台南城北三十四里。

溪之南岸有一条高丈余的长堤，北岸为沙地，甚不便步行，刘永福只能利用这一点稍可依托的地势，进行最后的抗御。

总兵柏正材率所部驻守曾文溪，一并指挥王德标的七星队，以及林义成、简精华等义军。

徐骧奉刘永福之命，到卑南招募了700义民，编成先锋营，也赶赴曾文溪。

统共算来，守军总兵力约四千多人。但守军投入的几乎是全部兵力，而且凭这些军民，无法与优势之敌相拒。最后的决战到来，这也将是许多忠勇之士生命中的最后一战。

徐骧(1858—1895年)，字云贤，台湾苗栗头份人，后移居台南屏东。祖籍广东。史记他“年十八举秀才，文武兼能，居身清廉。”一直担任塾师，执教于头份。

徐骧关心国事，眼光深远。自日本挑起甲午战争之初，徐骧即为台湾的未来忧心忡忡。因为他深知日本觊觎台湾已久，“被之馋涎滴滴向吾台落者，已非一日矣”。所以，“今日事端已启，燎原难遏，势必出于战；战则吾国必败，败则必割地以求和，求和则必首以吾台为馈赠品。”

朝廷果然将台湾割与日本，徐骧义愤填膺，爱国之心爆发，决心“愿吾血随吾台俱尽，吾头与吾台俱碎。”毅然投笔从戎，号召乡人“人自为战，家自为守”[《甲午战争史》]，组成义军一营，带之奔赴前敌。从此从台北新竹到台南，转战各地，几乎每战必与，出生入死，艰苦备尝。仗打败了，整军再战，人打光了，回头招人再上，不屈不挠，意不稍衰。

徐骧甘愿抛去身家，每战必身先土卒，一到曾文溪，曾对人说“此地不守，台湾亡矣！吾不愿生还中原也！”[《甲午战争史》引自洪弃父《台湾战纪》]显露了与敌决死一战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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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凌晨时，伏见贞爱率混成第四旅团从茅港尾出发，向曾文溪前进。

根据侦察骑兵的报告，曾文溪的正面防守非常严密：“在左岸高地筑有防御工事，沿岸有完备的掩体和炮兵阵地，设有加特林炮。四千名黑旗军携带着毛瑟抢。在曾文溪右岸埋有三十九个地雷，于各处设置陷阱，并且还在涉渡点水下敷设水雷。敌军之精兵尽集于此。”

伏见知道从正面进攻，必定会招致重大的伤亡，于是依仗自己兵力多的优势，而抗日军阵地局促的弱势，耍出一招：正面牵制，迂回包围。

先以步兵两个中队携带火炮四门，自大道前进，佯攻黑旗军的正面阵地。

趁守军无暇他顾，伏见亲自带领七个中队，携带两门大炮，从曾文溪上游涉渡，绕攻右翼。日军过溪后，乘着朝雾，天未亮便逼近了黑旗军右翼。

战斗一开始，日军便猛放大炮，掩护步兵齐攻。

黑旗军和义军两面受敌，分兵与敌拼战，冒着炮火拼命射击，被敌人突入，则勇敢与敌白刃相接。

徐骧冲锋在前，率先锋营跃起向敌反击，一颗炮弹飞来，徐骧不幸被击中头部，临终仍大啦“丈夫为国死，可无憾！”[《台湾通志》]死后怒目而视敌方，似激励部下继续杀敌。

烈士虽去，但英雄事迹永载史册，而且成为台湾抗战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时人曾评之曰：“蓬荜下士，闾阎细民，而能提三尺剑奋袂以兴，弃父母，捐顶踵，以为国家争尺寸之土。若徐骧人者，尤可敬矣！”[《甲午战争史》]

黑旗军再次表现出英勇本色，在炮火弹雨中顽强抗击，抵死不退，拼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包括曾文溪阻击战的总指挥、总兵柏正材，也在战斗中阵亡，老将王德标下落不明，从此再无音讯，估计难得生还。

而义军林义成和简精华则突围而出。后来，林义成回到凤山，继续领导义军抗日，简精华则投奔云林大坪顶，与柯铁联合抗日。

曾文溪之战，为黑旗军保卫台南的最后一战，力量已经耗尽，从此再也组织不起来有力的抵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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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时，日军南北合围基本达到，马上就能会攻台南府城。

全台陷落，仅在旦夕之间。

苦苦支撑到当前，说实话，刘永福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已经无力抵御。

英雄末路，总是令人同情，相比早早弃台而去的人，刘永福已经做了很多，当不负台湾，不负后人。

似乎不应该有其它纠葛，可是，读史到这，我仍然不可避免地赫然发现一个分岔：

——乞降。

对，有人说，刘永福乞降。

无耻地乞降。而且，似乎保台以来的功绩，艰苦努力，全都黯然无光。

这一切，其实缘于一封劝降信。

日军止于新竹，苦于不断被袭击，桦山资纪知道刘永福坐镇台南，是全台抗日军的支柱，为摆脱困境、早日拿下台湾，在向国内请求支援之前，先想出了劝降一招。所以，早在6月5日，桦山便写下一封“劝降书”。

信中，桦山先以中日定约交割台湾、刘永福违背圣旨相责，并替刘永福分析形势，“独以无援之孤军，把守边陬之城池，大势之不可为，不待智者而可知已。”劝刘永福“速戢干戈”，保证奏请日皇“待以将礼，送还清国；如部下将卒，亦当宥恕其罪，遣还原籍”。

但战火连天混乱不堪，直到8月日（光绪1年七月初四午刻），北白川能久的近卫师团开始围攻台中重镇彰化的这天，这封信才通过英国军舰转送至台南。

桦山所言形势并非虚言，此时形势的发展也已经相当不利，但刘永福不为所动，于5日立即复书桦山，托英国船只经厦门辗转寄至淡水。信中以日本违背两国友好条约（当指《天津条约》），斥责日本“弃好崇仇，无端开衅”，表示“奉令守卫台湾，将在外有所不受”，“当与台湾共存亡”，“守效死勿去之义，以守兹土，以保此民”。[《甲午战争史》引《台湾前期武装抗日运动有关档案》]

信中义正词严，以“占据台北，纵容兵卒，杀戮焚掳，无所不至，且有准借妇女之示”等，一一揭露桦山所谓“开府台北，抚绥民庶”，实施“善政”的谎言，最后反警告桦山“及早改图，将台北地方全行退出……否则，余将亲督将士，克日进征，恢复台北，还之我朝。”

很有气势，充满可贵的民族气节，根本没有读出任何屈服之意。

另外以行动回答日本人的，是指示吴彭年“兵来御之，死守无恐！”是几乎派出了黑旗军最后的精锐前去增援。

但是，总有后人捕风捉影，竟然就称之为乞降了。

一个英雄，又成了“惜富贵、恋妻儿”的孬种。

痛哉，当时总有些人，不去讨伐那些闻风退回的官员，坐看别人牺牲，不但不施以援手，反而起而围攻。这种遭遇，与北洋何异？

以及后世之有些人，又如何呢？

有人最多不过是从道德上自以为很高，即使看待诸多原因之下力竭而退的英雄，也如同道学家责怪“寡妇改嫁，不能从一而终”的层次罢了。

他们所争论的，是刘永福的一封回信。所依据的，也是这封信——的只言片语。

10月9日，嘉义失陷，台南府城实际便已成了一座孤城。外援既断，粮饷又复告罄，进退失据之下，10月10日，即日本第四混成旅团登陆布袋嘴的当天，他给日军分别写信，准备接受谈和，并托英国军舰向日军转交。也正是因为这封信，让后世对刘永福的评价褒贬不一，更让道德家们得到了证据。

从日本方面留存资料显示：10日，英舰比库号向日本舰队司令官转交了以“大清国帮办台湾防务记名提督军门署福建台湾镇府永永福致书大日本国澎湖水师提督阁下”名义的信件。本来，有谈和决定权的是桦山资纪，但这封信没有到达桦山手中，而是于11日转送给了南进军司令高岛鞆之助。

信中说：“全台民众志已坚，公举本帮办为统领办理台湾防务，惟本帮办未奉大清国皇帝圣旨撤兵，不得已允从绅民所请。”“现在本帮办意欲免使百姓死亡受累，故本帮办亦愿将台让与贵国。”但提出要“先立条约两端”：一、要求日军厚待百姓，不可践辱，其台民不拘何项人等，均不得加罪残害，须当宽刑省法”；二、对其本人“所部兵勇以及随员人等，亦须厚待，不可侮辱，将来须请照会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或南洋大臣，迅速用船载回内地”。

有人就抓住了一个“惟本帮办未奉大清国皇帝圣旨撤兵”和“愿意将台湾让给日本”，便认为这是刘永福的投降信、乞降信。

但就是不愿看那两条要求，实际上，这是有先决条件的讲和。

连日军南进军司令高岛都不认为这是乞和，而感觉这是对等国家间将领的协商。

所以，高岛当即代表桦山复书拒绝刘永福之请，指责“汝似欲具条件乞和……今大军逼在咫尺，命庄旦夕，仍靦然乞和，且具条件，拟一如对答国将领相接议事之式，此本职所最不解者也。”

从日文资料看，刘永福谈和书信还有两份，内容基本相同。

刘永福准备和谈，也是在英国驻台南领事的劝说下而施行的。所以，刘永福还派出廖恩光作为使者，携带同样内容的书简，再至“吉野”舰交涉。

另一方面，英国驻台南领事作为“中间人”，派出两名英国人作为使者，携带同内容书简至嘉义的近卫师团司令部。

这些同样被日本舰队司令及近卫师团长以同样的口气拒绝。包括拒绝英国人的从中调停。

在日本人眼中，台湾早已割让给日本，即“依下关条约本岛归我日本版图”，台湾抗战，已非两国交战，“台湾已系日本领土，日军是在自己之领土上剿灭草贼，自称清国官吏的刘永福，无讲和之理由。”意思就是刘永福没有这样的资格。

更实际的原因是今非昔比，胜券在握的日本人收起当初的所谓“好意”，根本不会同意什么平等讲和还是乞和了，尤其是对无视日本人“好意”的刘永福，还“窃据南部台湾之地，以至今日。况嗾使当地匪类，悍然抗我王师，久致本岛于扰乱者，汝实其魁也”，更是不能容忍。

连刘永福来往所用“大清国钦差帮办台湾防务记名提督军门闽粤南澳总镇府……”这一称呼，高岛都表示不能容忍。

所以，高岛踞傲轻蔑地要求“汝若悔前非，欲诚意乞降，唯有面缚自来军门乞哀而已。”

刘永福接书之后恼了，14日再写一信给高岛，反问：前看桦山“既肯商议和好，今忽附言投降，将何以明信于天下耶？”——这说明，是日本人刚刚变卦，要求刘永福投降——进而指明“双方攻战，其胜败之数不可预期，徒害生灵面已。本帮办为爱恤人民起见，始有此和议耳。”最后，干脆说出了自己的打算，特别警告说：“若本帮办战不能胜，即率旧人退入内山，亦可支数年，而不时出战，决不令安居此地也。”

从这些书信往来中，可以看出，此刻刘永福确实已经预料台湾之战已无胜利希望，但刘永福要的是有条件的和，而日方则要的是无条件的降。难怪日军不答应，双方也从言语温和到厉声相向。也正因如此，双方根本谈不拢。

而且，刘永福确实有过“进山打游击”的考虑的，也已经开始向山中秘密运送辎重、装备。易顺鼎发来电报，劝刘永福内渡，刘永福回电：“誓不走，如万难支，决入内山作草寇，与遗民共存亡。”18日，刘永福召集部众，意见有二：一是出城作战，二是进山坚持。最后议定还是退入台南城东的大山之中。

对于刘永福绝境之下最后的抗争，绝大多数人表示了理解。但在一部分人眼里，怎么就成了乞降了呢？

袖手旁观、坐而论道、让别人顶上去，然后，还要对挺身而上的人搞一通道德审判。

群言汹汹，更厉害的，还有依据流言和不惜编造谎言来作为“弹药”，简直是有不死于敌人之手也要让你死于弹劾问罪才作罢之势。有人不知从哪里来得来“刘永福屈膝投降，为摆脱责任，竟在信中说‘台北嘉义等地抗战为民众所为，绝不是自己下令’”这样的污言，查证半天，也许就是因为那句“把持台湾一岛实乃不易，但为保民起见，非恋此官职以此图利”？

可悲。不光甲午之战有，实际这种事从来不断绝。“精致的利己者”向有根源，有知识无良知的野蛮人也始终代代相传。如果，一旦有难，还能指望这些人上阵扶危救困吗？

我只能说，这类人对中国历史发展唯一的贡献，就是不断让历史表现出病态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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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称英雄的毕竟是少数人，是时代的精华。人人都考100分，多数是出的题不够难。

所以英雄难做，做英雄难。自古英雄多凄凉，这是事实。

在刘永福做出进山决定的第二天，消息传来：台南府北部最后一道屏障曾文溪失守！这肯定是促使刘永福改变主意的重要原因。

最后时刻，如同“德高者”所百年来“痛惜不已”的，是刘永福“意志不坚决”，放弃了进山的选择，而决定冒死内渡。

侥幸躲过日军的严密封锁搜捕，回到大陆以后，刘永福却躲不过皇家的追究，问罪处罚。“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十一月癸丑（1896年1月1日），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开缺回籍。以前福建台湾镇总兵万国本为广东南澳镇总兵官。”[《清实录》]刘永福被免去总兵职务，打发回家了。接替他的，正是战前从台湾逃回的台湾镇总兵万国本。大清皇家办事，让人何其无语。

还好，要是日本人索要的话，大清为了“中日友好的大局”，会不会将刘永福引渡给日本人？

直到的4年之后，1899年11月9日，刘永福又被任命为总兵，“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月辛丑。以前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为河南南阳镇总兵官。”为啥又想起这位老将来了呢？

史料中未讲。但是，记载却明明显示：自甲午后，除了忙着裁汰勇营，官兵就一直忙着剿灭各地大大小小的流匪，却越剿越多，史料中皇上处理的这类奏折的记录越来越稠密，此前一天的8日，皇上又担心啦，地方上竟然闹起了大刀会、红拳会等民间组织，“十月，庚子。谕军机大臣等，近闻山东地方有大刀会、红拳会，各种名目，多系不逞之徒，藉闹教为名，结党横行，欺压良善。地方文武弹压缉捕俱不得力……”[《清实录》]

实际上，对大清王朝的挑战又来了，我们都知道，中国大地上正酝酿着一场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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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福乘英国商船离开的第二天，10月0日，日本吉野、浪速、大和、秋津洲四舰进入安平港内，发现炮台并不发炮还击。1日凌晨1时，台南东门外教堂的英国传教士巴克雷等，至二层行村日军第二师团前哨报信：刘永福已经离台。同时，沿海岸前进的右翼支队派人送来海军所得的消息，也证实了巴克雷等的报告。

本来日军还在研究和准备，决定日发动总攻，这下省了。

乃木希典把一大堆计划图表卷起来，命令前卫司令官山口素臣提前占领台南。

1日黎明，山口率队自二层行村附近的宿营地出发，从小南门进入台南府城。

台南陷落。

全台陷落。

存在了一百四十九天，抗争了一百四十九天的台湾民主国，终告灭亡。

大清王朝早就忙于裁撤仓促动员起来的数量庞大的勇营，无暇顾及而由台湾孤身延续的中日甲午之战，终于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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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隔一道海峡，孤悬东南。

直到近代，大清王朝在外敌四面入侵的情况下，才发现台湾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意识到“台湾稳，则东南安”这个至理。

然而，首任巡抚刘铭传建设台湾的宏大计划刚刚实施十年，一切刚刚起步，便被日本人打断。大清虽然先后击退过英法日各国的侵略行动，但全国的国防上驰怠，台湾又有什么建树？有事几乎主要靠内地，无事则少有人筹划，台湾没有建立起相当强固的防御。

实际上，是没有建立起能够充分自给、独立支撑的防御。

到甲午战败，台湾被迫割让。

台湾陷入了五十年的被异族统治的亡国奴地位。

日本这个年轻暴发户的轻易得手，更刺激了列强的巧取豪夺，这使得中国版图进一步陷入被瓜分的境地。

从长远看，这还使得日本在中国东南沿海打下一个巨大的基地，直接窥视中国软腹部。后来的侵华战争，相当一部分军队、物资是从台湾转运的。

但台湾失败了吗？抗争停止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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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日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终于实现了据有台湾这个长期以来的梦想。

为了台湾，日本先后动员了5万多人，死伤无数，至今说者不一。据有关研究结果，侵台之役中，“日军所公布阵亡的人数为4806人，其中战死者仅占164人，其余的464人皆为因病而死亡的，除此之外更有1748人送回日本就医，留在台湾医院的亦有546人。”[井出季和太《日据下之台政——卷一》]

况且就是这个“公布的数字”，也有相当大的水分在里边。日军的战报，向来有缩小己方损失，夸大敌人损失的优良传统。

10月7日，兴冲冲的桦山资纪发布告示声称：“台湾全岛已全部平定。”11月18日，桦山又正式向参谋本部报告“台湾全岛平定”。

但是，他高兴得未免太早了。

日本军队虽然占领了整个台湾，但是从台湾各族人民中兴起的反抗斗争仍然接连不断。领导群众起义的著名人物在最初几年间就先后有林大北、陈秋菊、柯铁、简大狮、詹阿瑞等人。

不过，这些起义斗争全部被残酷镇压下去，而且使用的是无差别烧光杀光的恐怖罪恶手段。从1895年的5月6日至翌年月，据日人估数，抗日军死亡的人数大约7万8千余名，这和日军战死的人数简直有天壤之别，就可以知道日军在镇压抗日军中普遍存在的屠杀虐杀行为。[据《日本赤十字社台湾支部初期之研究（1895-1906）》]

日本人不得不采取更为残暴的手段，始终无法建立什么与内地相同的制度，也就是说，无法完全将台湾同化和纳入日本社会，虽然***、吕秀莲之流十分想念和涕零日本的奴役。这都源于台湾人民的不断起义、反抗，反对侵略者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日本人自己也予以承认，“第一次中日战争（注：即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政府在台湾面临着汉族的强力反抗，就不得不首先确保自己的军事警察的统治。最初实施军政，凭借军队的力量执行一切政务，同时对反叛军队进行讨伐，但这并没有获得成功”。在1898年后“完成了特殊的警察制度，台湾才告‘平定’”。在所谓“特殊的警察制度”下，“和人民直接接触的官吏只有警官”，同时还实行“保甲制度”这种“利用居民连坐负责来维持治安的封建办法”。[小山宏健《日本帝国主义史》]

这还没有提，日本人一直努力实施的“奴化”和“日化”教育。

实际上，这种研究结论，还在遮掩着一个事实：第二任总督儿玉源太郎的“警察制度”和“保甲制度”的创意，仍然无法消除起义的火种。不时燃起的大火，迫使日本至少两次从国内调集正规军师团，前来镇压。

到第三任总督、“疯子”乃木希典都有些灰心丧气，竟然建议干脆以一个和适的价格把台湾倒手卖掉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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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的苦难，印记在中国身上的耻辱。

但有这些抗争者在，足以为后世引为光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