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失陷，特别是近5000名清军放弃抵抗，台湾北部局势顿时恶化。

前后左右看看，台北后路仅剩了丘逢甲一支义军。

丘逢甲（1864—191年），字仙根，祖籍嘉应州镇平（今广东蕉岭），生于台湾苗栗县铜锣湾，5岁中进士，授工部主事。据说丘逢甲无意在京做官，所以返回台湾，到台中衡文书院担任主讲，后又于台南和嘉义教育新学。成立民主国一事，可以看出丘逢甲对西学思想接触很深，从这点又可以猜测，丘逢甲实际上是排斥封建科考，当初有点舍官职而取理想，身体力行推行西式学科，虽然他也在“八股文”教育上取得了成功。

割台消息一经证实，丘逢甲便代表民众，领衔上书抗议，质问朝廷：“和议割台，全台震骇。自闻警以来，台民慨输饷械，不顾身家，无负朝廷……何忍弃之？全台非澎湖之比，何至不能一战？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以上对祖宗，下对百姓。如倭酋来收台湾，台民惟有开仗！谨率全台绅民痛哭上陈。”[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

其实，台湾的这些“上书”，多通过都察院转奏，因为言辞激愤、不顾避讳，很多估计都到不了光绪那里。据说，台湾举人汪春源等人联名上书求为转奏，“裕寿田总宪挑剔避忌字样，不肯代递”，还是徐颂阁（徐郙）坚持入奏，才递上去。[此事见《说倭传》]这虽是文人所记，也不可能出现在官方史料，但也比较可信。再说皇上日理万机，忙得很，哪有功夫阅读这些来自下层的呼声呢，何况还句句那么辛辣？

丘逢甲不讲空话，一手拿笔，一手拿起武器，积极协助自己的老师唐景崧筹划守台，1895年5月日，被委任为义勇军统领，按唐景崧的安排，与林朝栋配合，负责起台中的守卫。

丘逢甲本以为凭台北清军重兵把守，足以抵挡日军一阵子，争取到时间。基隆失陷，丘逢甲急举义军赶赴台北增援，孰料途中便得知，台北已轻易沦陷，大批清军随即不战而降。

战局发展到这种地步，丘逢甲才认识到，看来大家的估计是过于乐观了。

台湾北部门户大开，丘逢甲势难支撑，只好退回台中根据地。

这一退十分可惜。本来，他可以以更辉煌的事迹登上史册。

因为，他所带的义军，还有名义上归他统领的全台义军，还有更多新近拿起武器的义军，并不问形势如何，只要能战斗和杀敌，他们会以英勇无畏的精神坚持，并马上开始在新竹地区不断地寻机袭击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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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占领台北后，也感觉形势大好，急不可耐地兵锋南指，要拿下新竹。

新竹，1879年设县，属台北府。1888年，台湾建省，又将新竹分为二县：中港以南为苗栗，隶台湾府；以北为新竹，仍隶台北府。新竹城墙以砖石筑成，高约三丈，宽丈余，有居民近两千户，是当时台湾北部仅次于台北的大城市。

义军大规模加入战斗，就是从保卫新竹开始。

初时，最早驻扎新竹的有姜绍祖一营义军。

姜绍祖(1875—1895年)，年方7岁。幼名金韫，号缵堂，新竹北埔人，原籍广东陆丰县。家称巨富（真是“富X代”），关心国事，散家财募勇，招起来五百人，称敢字营。姜绍祖就率这一营义勇北上增援，原打算守卫沪尾，但省城乱了、官兵跑了，只好退返新竹。

此后，苗栗铜锣湾生员吴汤兴、苗栗头份塾师徐骧、丘逢甲义军诚字正前营邱国霖、苗栗生员吴镇洸等，各率义勇赶到新竹城，一起商量着要收复台北。

除了义军，还有不少清军。先前，台中地区林朝栋的栋军以防军营傅德升、栋右营谢天德为前锋，开出彰化北上，准备增援台北。抵达新竹后，便被知县王国瑞留下来帮助守备。前台湾镇总兵吴光亮一营及提督首茂林、傅宏禧二营，也赶来会合。

一时间，各路义军及清军诸营“不期而会者万人，遍山漫野”。虽然有官兵有民间武装，我们且将他们统称为抗日军。

队伍庞杂，总得有个头儿统一指挥，大家推选吴汤兴为抗日军首将。他有这种才能和威信，同时也有一个官方的正式任命——本身就是台中地区义军统领。

吴汤兴(1860—1895年)，字绍文，原籍广东嘉应州镇平县高思乡。论起来与丘逢甲同乡，还是远亲关系。据说他平时“读书力田，负坚毅之气，冒危难，不稍顾”，“以义侠闻里中”。虽然读书种田，但性格坚毅不惧危难，面对甲午战况，生出了敢于担当的志气，颇有曹刿勇于自任的精神。他的一首诗可以说明，“闻道神龙片甲残，海天北望泪潸潸。书生杀敌浑无事，愿与倭儿战一番！”[《甲午战争史》引自《民族英雄吴汤兴文献》，《台湾风物》]

现在倭儿打上门来了，正应复仇和保台一并行动，当然不能光嘴上嚷嚷“灭了小鬼子”了。

经丘逢甲的举荐，吴汤兴被唐景崧正式颁给“台湾府义军统领”的关防（印信和委任状）。

大清在急需时号召组织团练，一般是由有头面的人物，至少也有个生员、秀才官方身份的人领头。现在保台不分官民，义军又得到官方承认和倚重，吴汤兴立刻回乡号召乡人抗日保台。当地生员邱国霖、吴镇洸闻声而至一起张罗，乡人“各搜器械，具饍粮备应用”，自备干粮刀枪打鬼子。几个人各拉起几营，组成了一支队伍，日夜加紧操练。

台北失陷的消息传到苗栗后，吴汤兴立即率这支义军北上，因他的弟兄全部来自新竹、苗栗二县，所以就被称为新苗军。有史书称吴汤兴为丘逢甲部将，按丘逢甲领全台义军统领一职，这一说也成立。实际包括吴汤兴在内各路义军虽在一面大旗下，但独立战斗的特点也十分明显，何况丘逢甲此后已无意作为，正是吴汤兴担当了大任。

就这样，吴汤兴由义军统领担任了官兵和义军的“总头”，相当于担任了新竹作战的总指挥。

6月11日，即日本近卫师团集结于台北的当天，吴汤兴也集众列营，祭旗誓师。1日，吴汤兴又发布告示，揭露敌人罪行，表示抗敌决心，并申明纪律，号召人民投入抗日斗争。

“……当此台北已陷于倭夷，土地人民皆遭荼毒。闻倭奴占据后，则田园要税，房屋要税，人身要税，甚而鸡犬牛猪无不要税。且被发左衽，凿齿雕题，异服异言，何能甘居宇下？……尚祈各庄各户，立率精壮子弟，须修枪炮戈矛，速来听点，约期剿办倭奴。本统领开诚布公，甘苦共与，断不敢妄自尊大，但军令宜严，方能杀敌致果。并望众志戮力同心，一团和气，不可互相戕杀，不可挟衅寻仇，并不可观望不前。”“如有倚强欺弱，妄杀无辜，或肆行掳掠，纠党劫财，定按军法严办，决不姑宽。……”[《日清战争实记》]

告示一出，当天，吴汤兴便率部由新竹沿铁路线北上，迎头截击南来日军。

义军纷纷起来，这场斗争具有了大清对日作战以来所没有的新景象。

因为人民群众已经广泛地被发动和组织起来了。

因为，他们知道为自己的家园和土地去战斗。

热情和怒火一旦被点燃，便会形成不熄的熊熊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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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曾告诫伊藤，台湾人彪悍、原住民更是凶悍，恐怕不会接受日本管理。更告知台湾民意，“闻将让台湾，台民鼓噪，誓不肯为日民。”

朝廷官兵不行了，想起拿“人民的力量”来压日本人，就算是实话，也有些气虚。伊藤当然不当一回事，冷冷说道“听彼鼓噪，我自有法。”

伊藤自负日军兵强马壮，挟胜利之威，从内心里蔑视台湾军民。

所谓的“有法”，凶残的日本人有武器，有对付反抗的经验，对不服从者无非是杀光、抢光、烧光。

这位所谓接受文明开化的智者始终脱不去日本人的兽性。此人后在朝鲜担任总督，也是坏事做绝残酷镇压朝鲜人民。最后，在哈尔滨火车站被人民送上死路，只可惜，在中国地面上，却是被朝鲜勇士安重根所杀。

这就是为什么中韩两国共同在哈尔滨为安重根立义士碑，而日本政府抗议，死硬污蔑安重根为“恐怖分子”。这其实是日本对历史的死不认账，其实，日本侵略者才是国家恐怖分子。

侵略者高举屠刀，在侵入台湾时，几乎每次临战，从桦山资纪到各将领，都要下令“若遇顽民抗拒，即迅速扫荡，严惩不贷”。

可是，他们还不了解自己遇到的最棘手的麻烦——这些民众，是天生的山地游击战专家。

新竹、苗栗二县境内多为闽、粤移民，有习武之风，开始是防原住民的袭击，后来又防过英法侵略军，再后来防盗贼……村民武装战斗力颇强。

各乡都纷纷起兵自卫，让敌人初步理解了什么是人民战争的海洋。日军几乎步步都遇到强烈的抵抗，“村妇助磨刀，耕农自裹粮”的全民抗敌情形到处可见。日本侵略军面对如此局面，曾哀叹道：“举凡新竹、台北间一带土地，若说它山河草木全是土匪，也未为不可。”

本来在日本人眼里，这就是些农民军，甚至是乞丐军，却用实际行动，让日军领教了他们所具有的有力武器——勇敢，不屈。

而且，他们懂得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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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卫步兵第二联队第四中队出动侦察新竹方面情况，首先遭遇打击。

1日黎明，侦察队沿铁路线经桃仔园至中坜，强征台民担任夫役运送辎重，继续向南侦察。14日，进至头亭溪，中坜所征夫役全部找机会逃走了，只好再去强捉村民服役。沿途村庄多“家家闭门锁户，只影不见”，情况十分异常，让日军感到心惊肉跳。不安的日军分出部分人员返回中坜，以便为侦察队充当后援和确保联络，其余人员再向南继续前进，到大湖口火车站前扎营。

这时，日军突然发现与后方的联系已被切断——他们遇上了进驻大湖口的吴汤兴与姜绍祖等人。

义军步步逼近，从四面八方猛烈射击，日军被迫死守营地。从这天夜里到15日，日军多次派传令骑兵突围北上向师团报告情况，但全都遭到义军截击，被堵回营地。

日军还发现对面义军多为山民，却善于狙击，弹无虚发。拼死坚持到16日凌晨一时，日军趁义军进攻暂停，向北突围，狼狈奔回中坜。

19日凌晨时，近卫步兵第二联队为主的大股敌人再次南侵。0日，抵达中坜，夜间，联队长阪井接到侦察骑兵报告：“大湖口西南高地有身着当地居民服装之守兵”。

1日，日军沿铁道向大湖口方向搜索前进。早晨6时，日军前队进至杨梅坜，便与部分义军遭遇。

日军依仗武器精良，一遇上就用山炮向义军猛轰，迫使义军后退。下午时，日军主力进至大湖口车站，义军的抵抗更加猛烈。

日军正规军的攻击第一次在农民面前被挫败。

据日方记载：“位于停车场右方海岸上的村落里有兵营，第一中队第三小队向兵营逼近射击，虽然数次发起冲锋，但敌军据垒壁顽强抵抗，我军不易攻占。第二中队第一小队向前助攻，炮兵亦前往支援，直至次日晨仍未攻陷。”

本以为义军不难一举驱散，联队长阪井重季根本没用力做出象样的攻击部署，只下了个基本上数条全是“搜索前进”的命令。现在，打了半天加一宿，连个湖口车站都拿不下，只好下令停止进攻，重新组织。

日军拿出老办法，就是悄悄绕过湖口，迂回进攻新竹。

日上午11时，日军出现在新竹城下，以机关炮队掩护步兵发起冲锋。

危急关头，败类出现——战前还信誓旦旦的新竹知县王国瑞却跟着提督首茂林二营早早跑路，弃城内渡了。

这种坑人的玩意还不如没有，关键时候总是搞自己人一个措手不及。守军只剩下吴汤兴义军据城奋力抵抗，但终抵不住日军的猛烈轰击，牺牲五十余人，为避免过多的伤亡，只好暂时撤出城外。

新竹就这样被日军和败类合力攻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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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以为占据新竹城，台湾北部局势可定。但事实上，侵入新竹日军反倒已处在义军的包围之中。

桦山资纪和北白川能久都被连日胜利所鼓舞，更加认为义军也不过是乌合之众，不难一举荡平，“以为台湾不过手掌大小之地，以一旅之众即可一举歼灭”[大槻正秋《台湾征讨史》]。4日，北白川便命令近卫混成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继续南进。

令桦山和北白川都没有料到的是，日军不仅难以进兵新竹以南，而且连新竹以北的局面也难以控制了。

日军铁蹄踏过的地面上，不代表就没有火焰燃起。

日，即日军占领新竹的第二天下午，日军设在中坜的兵站部突然遭到义军的袭击。

义军三百多人从东、西、南三面包围日军兵站部，勇敢地突进至150米距离上进行射击。日军第三中队把机关炮都用上了，义军都没有后退。兵站部派骑兵突围赴桃仔园请求增援，也被义军堵击。相持至下午七时，义军才停止进攻，撤围退去。

兵站虽然保住了，但这一场战斗却是极为罕见的，令日军相当震撼的。这种震撼实如《东京日日》报特派记者所记：“去年日清战争期间，兵站线长达五百余里，所没兵站亦不少，却从未遭遇敌军如此猛烈之袭击。”[《日清战争实记》]

看来，后方补给兵站线以后再不能平安无事，得战战兢兢地过“后方”的日子了。

前方作战部队也不安全。5日，北白川能久发布“南征”令的第二天，日军又遭到两次袭击：

一次发生在头亭溪。近卫骑兵小队加上步兵第一联队第六中队，算得上是出动重兵，自台北护送粮食前往新竹。进至头亭溪村时，忽然遭到竹林中火力的猛烈射击。

日军包围竹林，冲进去，义军又进入民房，利用墙壁上的枪眼射击。日军再向民房发起冲锋，但以砖石砌成的墙壁十分坚固，枪弹根本打不透。后来日军纵火焚烧民房，才将义军驱走。

南行两公里，又有一批义军拦截，仍然是利用民房墙壁的枪眼打击敌人。土石垒成的墙壁十分厚实坚固，枪打刀劈没用，骑兵和步兵对之毫无办法。见伤亡增多，日军再次使出毒招，纵火焚毁民房。

一路上，这支日军护粮队步步被阻，只能缓慢地向新竹移动。

义军并不止是藏着等鬼子上门，他们也会找上门来的。

5日这天，新竹那边也受到了袭击，义军竟然敢来攻坚，打鬼子的阵地。

这是义军第一次反攻新竹。大约有五、六百人向日军前哨逼近，虽然形式上还有些原始，“扛旗敲鼓”，但枪法准确，“猛烈射击。(日军)哨兵知众寡难敌，以信号求援。”[《日清战争实记》]近卫步兵第二联队长阪井急派一个中队应战，使用了优势的机关炮队向义军排击，但对占据有利地形巧妙隐蔽的义军毫不奏效。日军赶忙又调山炮前来轰击。

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多，义军才停止攻击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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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无处不在的义军让鬼子陷入了游击战的迷宫，处处小心、但还是把不定在哪儿就会冲出一拨人、打来一阵子弹。

这种战法的厉害，让日军初次品尝到滋味，便有些首尾难顾。直到抗日战争之后，日本人才有了一个准确而深刻的定义性描述——

“游击队，自古以来是在心理上给敌人造成压力的势力，往往会被估计过高。”[陆战史研究普及会《朝鲜战争》]这才是鬼子经过长期的切身体会得出来的“很痛的领悟”吧。

由于义军行动踪迹难以捉摸，所以，无处不在的危险，心理的震撼，被放大的恐惧，使少数兵力便可形成“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效果。

这种恐惧可能是自与大清开战以来最强烈的一种。（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