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台湾之战，绝对是甲午中日战争的一部分。包括日本也一般是这样看的，如《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可在台湾研究者的著述里，一般另称为“乙未之役”（1895岁次乙未）。读来总觉得这其中颇多意味。

起初可以理解为满含被弃的悲凉和怨意。后来也愈加明显带了一些想拉开距离的政治色彩。

和约已成，台湾已割让，甲午那场战争似乎随着大清朝廷与日本停战而结束。朝廷，置身于人民与日军的战争之外。

所以，这场斗争也被有的研究者愤而称为“没有满清的甲午之战”，这一点倒也不委屈大清英武的皇上。

但台湾人民，当然也包括部分爱国清军官兵的英勇抵抗，厚厚一部巨书也难以写完。这段历史，读来胸中总会悲情与豪气交织。

这是在没有外援、孤立作战中，英勇牺牲的勇士们续写的光照千秋的甲午抗战巨篇。不说规模，从给敌造成的巨大损失上讲，反割台、保台湾的战斗，足令满以为可以轻取台湾的日本人哀叹。单从精神层面上讲，也足以令鬼子的“武士道”相形见绌。

这种英勇不屈、宁折不弯的气节，也让那些因自顾保命、纷然逃避，主动投敌、以保富贵的人，更显渺小、更显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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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未等中日双方交割台湾，日本便发动了对台湾的攻击。

桦山资纪在上次侵台时，组织和带领侦察人员，先于日军大部队第一个登上台湾，晚于日军大部队很久最后一个撤退，充分进行了探查活动，算是对台湾情况最熟悉的鬼子官了。他采取的策略，当然会有很强的针对性。

日军选择从台湾北部登陆。从战略上讲，那里是台湾的经济中心、富庶之地，又是台湾的政治中心、省城所在地，按日本人的如意算盘，迅疾攻击、直取台北，大局可定。

鉴于上次西乡从道偷袭台湾的教训——当然那也是没办法，日本人想先占据土蕃之地，按日本人的逻辑——那里尚未开化、不服王化，不能算大清的领土。结果，虽然杀人放火、干了些坏事，但也被山地凶悍好斗的原住民缠打得焦头烂额、损兵折将——这次是大清转让土地了，就不必顾及国际观瞻评论，直向开化的地方去行了，正好先不跟土蕃们斗。

如果台湾民众还不服，就以这里为基地，采取从北向南步步推进的策略。这不是日军多笨，而是有点懒。台湾地幅窄长，日本人从祖上起便熟悉和擅长在这种战场作战，日本所谓战国也不过双方打上几次最多几万人规模的决战，便可奠定乾坤。相信凭现在的实力，可以一举扫荡全台。

日本人登陆战术上似乎并未大意，象模象样地安排了佯攻和牵制。联合舰队先向基隆的金包里猛烈炮击，摆出攻击的姿态，实际上陆军突然出现在基隆东南五十里的三貂角湾。

参加攻台的日军部队已经增加为两支。

起先，日军组建的是总督府直属部队——由比志岛义辉率领，从第一、第六、第四师团抽取兵员组成的一个临时混成旅团，共有将校8人，士兵6494名，随军役夫566名。

这支部队曾攻下了澎湖，但由于伤亡，更多的是挤得象牲口一样密的运兵船上暴发霍乱，减员严重，竟达1100多人。加上日本人已经发现岛内形势不好办，以现有兵力肯定不够用。所以，日本决定增派近卫师团，让天皇的亲军上阵。

于是，近卫师团长、陆军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率所属近卫步兵第一旅团(旅团长川村景明少将)、近卫步兵第二旅团(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共有将校60名，士兵1409名，役夫700名），首先出动，于9日登陆三貂角湾的澳底。

还是如一场旅行一般，从容登上了台湾土地。

清军零星的反击让敌人胆气大壮。气势汹汹的日军不等全部上岸集结，便迫不及待发动了台北地区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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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伊藤给了日军一个很绝妙、很得意的选择，占领澎湖，便停下不动。已经割断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剩下的就看他在谈判桌上怎么使手腕，没必要让士兵去送死。

他的计策完全成功了。台湾被割给日本，剩下的工作就是去接收罢了。

但，他们还是过于乐观了。

桦山资纪选择台湾北部作首要攻击地区，这也是个相对不错的主意。但一鼓而下、进占全台的打算，却大错了。

伴着日军对台北地区的攻击，台湾武装抗日斗争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5月0日黎明，日军先头登陆部队经一夜休息，便以近卫步兵第一旅团为前卫，向西进犯。

日本人的头疼才开始。

日军遇到的第一个麻烦，就是台湾山地复杂的自然地形。

澳底向西北到基隆的五十里地，沿途重峦迭嶂，山势险峻，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通，崎岖难行。这让本身来自穷山恶水的日本兵也感到难以应付。

轻装的步兵还好一点，日军炮队就只得“将炮身和炮车分解，由土兵分别肩扛”。就是这样，一路上“驮马由于过度疲劳，或倒卧中途，或坠落涧底，军需均靠人肩运送。”不时还有士兵“误从悬崖坠落”。

日军随即便遇到了第二个麻烦，就是彪悍倔强的台湾人民。

日军强令群众搬运物资，并向他们征收粮物，但沿途人民都拒绝与敌人合作。皆“倔强不肯从命。以土人做民夫，中途逃亡者甚众，无奈系绳于其腰间，由士兵监督，鞭打使役。”当日军上前询问道路时，多数回答是“不知道”。日军“欲以小惠结其欢心，反招其轻侮”。

穷凶极恶的鬼子便对手无寸铁的群众以杀戮相威胁，还毫无羞愧地称是“故不能恩威并行，宁可以威势使之屈服。”[《日清战争实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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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动用毒辣手段，日军也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才到达了三貂岭。

史上说该岭最为险峻，是日军必经之路上的防守要点。可是，日军虽然累得要命，所幸这里却无防兵把守。

捉襟见肘的唐景崧失算了，闻听敌人上陆，急忙派兵补漏。临危受命防守三貂岭的，是新近从广东赶来的吴国华率领的700粤勇。因仓卒部署，诸事不齐，0日上午吴部清军出发时，三貂岭就已经被敌占领。

敌情已明，唐景崧又急忙派出营官胡连胜，并急调顶石角营官陈国柱、金包里营官记名提督陈得胜、狮球岭营官知县包干臣等，各率粤勇数百人前出迎敌。

第二天，1日，日军前卫侦察分队遇上了清军。

短暂的接触战斗之后，因为摸不清底细、自身力量有限，日军未敢妄动，于是，继续向三貂岭集结部队。

到了日拂晓，日军前卫、近卫步兵第二联队自三貂岭宿营地出发，以大战前的姿态，向基隆杀来。

上午7时50分，日军在瑞芳发现了守卫的清军。

清军各部集结在瑞芳扼守，除前边几队，还加上了1日拂晓才赶到的广东守备刘燕带来的炮勇及5门格林炮。好不容易把大队人马集结齐，本来准备日早晨整队出战，正遇上日军攻来。

双方就在瑞芳展开激战。

这一仗，清兵灵活利用地形，拼死抵敌，或“隐于村落的土墙后”，或“潜于茂密树林之间，巧妙地利用地物猛烈射击”。[《日清战争实记》]日方也记载：“敌人的抵抗意外顽强，或仅仅以数十名前来逆袭，或单独潜伏房屋竹丛中，待我通过后加以狙击……我方死伤较多。”[《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

但清军的火力根本难以与日军相比，只能以血肉之躯抵挡。激战中，清军也伤亡惨重。提督张兆连重伤，记名提督陈得胜战死，日军两路包围威胁较大的清军炮兵阵地，刘燕督率炮兵与日军近战，死伤甚众。亲临指挥和督战的刑部主事（时任台湾布政使）、督办全台营务处俞明震，率亲兵上前助战，加入了战斗，也被弹片击伤。

尽管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但瑞芳终于没有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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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近卫师团进犯基隆，远远地便首先受到狮球岭炮台清军的炮火迎接。

但日军有军舰支援，能够不断地从海上向基隆炮击。正午时分，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川村景明指挥八个中队向基隆市街发起猛攻。清军冒着倾盆大雨，在咫尺难辨的云雾中与敌人苦战五个小时，直至下午5时，街市终被日军突入，随即又与敌人展开了巷战争夺。

基隆陷落。但惨烈而英勇的抵抗也让日军胆寒。

两名清军士兵神色刚毅地看着敌军冲近，从容引燃了火药库。爆炸使日军死伤近50名（炸死军官一人、士兵二十人，炸伤军曹一人、士兵二十余人），并炸伤夫役一百余人，其中重伤十七人。[《日清战争实记》]

在进攻基隆的同时，日军分兵向基隆市街西北、扼台北通路的狮球岭发动攻击。

但是，一类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的玩意——败类，又出来了。奉令前去防守狮球岭后路要地八堵的中军副将黄翼德，一到八堵，便立即回返，谎称狮球岭已失，加上大雨不能扎营，唯恐省城内乱，唐巡抚安全为重……

狮球岭只剩下知县胡友胜的粤勇四营，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支孤军。

没有援应，胡友胜和这支孤军浴血苦战，顽强抗拒。日本随军记者描述：“我军虽集中射击，而守军却巍然不动。风雨愈急，日近黄昏，枪炮声与风雨声相合，相当凄厉可怕，真不知何时才能攻占！我军再合力攻击，而炮垒后面仅有险峻之栈道相通，前面亦仅可攀，难以发起冲锋。在炮垒与市街之间，是水田与竹丛，且相距甚远，我军架设在炮垒下面的一门山炮亦不能奏效。”[《日清战争实记》]

日军占领基隆市街后，四面包围狮球岭。已无逃生希望的守军奋力杀敌，战至下午6时，伤亡殆尽，狮球岭终被攻陷。

确保全部占领基隆，跟随日军前进的桦山随即将总督府大本营设在基隆城中。在此之后，他却忽然停止了进攻。

连日的战斗中，清军的表现一时令日军胆寒，日军在战场上一直敢于实施的小股多路突进的打法，放在此处似乎显得太过冒险。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后勤跟不上。

据《日本侵略台湾档案》辑录的日军档案记载：“在三日完全占领基隆之前，大家都很忧虑，因为我们携带的口粮已经完全吃完了。道路险阻，没有运输能力，后方完全不可能有粮食补充。”

日军冒着弹尽粮绝的危险全力占据基隆，不得不暂时停止攻击，就地稍作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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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清军又开始犯甲午开战以来惯见的毛病：只能打一阵，然后便急转直下，而且一溃就是全溃。

日军攻陷基隆的消息传来，驻守台北的清军却未见敌踪先丧失了斗志，不打自乱了。

6月4日，前线退下来的俞明震等进见唐景崧，会商结果，是兵力空虚台北难守，只能弃守。

弃守在战略上有时是为了重整兵力、防线。俞明震力劝唐巡抚暂时退守新竹，与林朝栋、刘永福二军联合，以图再举。

但唐景崧却默然不应。这一突然的变化让俞明震心中一沉，知事不可为，便不再强求。于是，长叹而退，自往台中撤去，最后寻路返回了大陆。

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又字启东，号觚庵，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斗门，生于湖南。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中进士，选为庶吉士，三年后授刑部主事。此段经历与唐景崧十分相似。中日甲午战争前由唐景崧奏调赴台，掌管全台营务（军事工作），1895年接任台湾布政使。之后仅数日，《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俞明震与唐景嵩、邱逢甲等人组织台湾守军抗日，并出任内务大臣。

内渡之后，俞明震任过几地的道台，戊戌变法期间，俞明震积极支持康、梁，并参与湖南巡抚陈宝箴在当地推行的新政。变法失败后，转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兼附设矿务铁路学堂总办（校长）。后来，他可是个非常有影响的人物。

鲁迅先生在自己的《鲁迅日记》中多次提到“恪士师”、“恪士先生”，就是俞明震。1898年，18岁的周树人（鲁迅）进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成为俞明震的学生。鲁迅还在《朝花夕拾·琐记》一文中回忆：“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被鲁迅称为“新党”，出的题目是世界性的知识，超出了教员的认知范畴，由这个有趣的记载中可见俞明震学习和选择的道路，已经基本不同于满清的那一套了。

经过那段历史，还会有很多人选择这条道路，成为俞明震的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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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明震离开台北，走后曾又致函唐景崧：“天不佑中国，无可奈何，公心迹可告无罪。惟计不退守新竹，公宜自为计，不可贻笑天下。”[俞明震《台湾八日记》，见《中日战争》]俞明震知道唐景崧已经动摇，台北局势已非他能掌控，实际是在劝唐离台，不能落入敌手。我理解“贻笑天下”的特别含义是，决不能当叛徒降兵，再向敌人献一次台湾。

其实根本不需要说，他的猜测是对的，唐景崧见前线抵抗失利，自己手忙脚乱安排的防线又这么快就崩溃了，原本就不那么坚定决绝的心便立刻动摇，确实已经在重新估量形势和安排自己的退路了。

果然，当夜前敌溃兵入城时，不知是溃兵还是谁点燃了巡抚衙门。

说法颇多，真真假假，难以辨清。对唐巡抚鄙视的，说是粤勇统领入城后闯衙门找唐巡抚请命，要求再战，而唐的卫队、抚标营的土勇们与粤勇发生误会，相互火并；对广东兵败退十分不齿的，则说是乱军想哄抢府库银两，打砸了衙门……局势无法控制倒是真的。

反正唐景崧趁乱在护兵的护卫下“微服出行”，由抚署后门悄悄出去，先躲藏进德国洋行内，寻机潜行到沪尾，两天后乘德船鸭打号内渡，跑回厦门去了。

被台湾人民寄予厚望的民主国总统最终还是弃职而去，回去向朝廷“请罪”，寻求富贵去了。

这是绝大多数封建官僚的通病，或激于一时义愤，但意志决心不坚，经不起任何颠簸起伏，形势一旦不利，急剧变化也属不意外。很多时候，英雄与懦夫仅仅是一念之差而已。

贻笑天下，这个结果是无论如何不可避免了，挨骂，也是自取其咎。可能因为他是全台最大的“官”了，份量不一般，查查史书和各种资料，后世对唐景崧可谓恶评如潮。

“想当年”的英雄事迹，顿时黯淡无光，保台以来的一系列安排，也屡遭质疑。清军作战不力，战略安排失当……后人查找教训时几乎没有一条不提到他的。

最为中肯的一句评价，莫过于“半截抗日”，有始无终。但五十步与百步并无差别。

大清没有了台湾，唐景崧自然也失掉了“巡抚”，他被追究抗旨罪责，路上接到圣谕，皇上意思是“不用来了，直接回家吧”，悻悻地回到灌阳县江口村，闭门当起了寓公。

仿佛心灰意冷的唐景崧请来戏班，终日靠听戏消磨时光。不愧是才子，听戏也要听出个名堂——这一听之下，他竟成了桂剧的开创者。

他不光听，还要创演，把桂北地方戏和流传甚广的皮黄戏曲相融合，定曲牌，谱乐曲，在表演、唱腔、化妆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创造。毕竟当过京官见多识广，便仿照京戏的样式，建戏台、搭戏棚，招募艺人乐师，办起戏班“桂林春班”，培养了一批名角，还亲自撰写、改编成《看棋亭杂剧》40出。融南北戏剧特点为一炉的广西桂剧，便在他那个园子里诞生了！在丰富文化艺术上，唐景崧功不可没。

唐景崧邀请好友看戏、下棋，以为精神寄托，他的剧本集叫《看棋亭》，他的寓所里有一座“听棋亭”。亭上一副自书对联：“纵然局外闲身，每到关怀惊劫急；多少棋中妙手，何堪束手让人先。”园内戏台上也有自撰联：“眼前灯火笙歌，直到收场犹绚烂；背后湖光山色，偶然退步亦清凉”。

这两联联面说的是棋和戏，细细品味，却让人感到清楚透露着比单纯的一片萧然更复杂的心态。

观棋一联，隐然是表白自己仍然关心国家命运，不甘心将责任付与别人承担。听戏一联，叹的实际是自己半生辉煌骤然失色，没有把英雄做到底。

但……正是还有一份“每到关怀惊劫急”的情怀，让唐景崧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一条与当时许多士人官员相同的道路——变法。

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极大地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马关之耻，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

亲历割地之辱的唐景崧更有切肤之痛，明显倾向变法图强，与康有为结成莫逆之交，慷慨解囊捐钱协助，到处呼吁维新变法。还和广西另一位维新干将岑春煊一起创办“圣学会”和《广仁报》，设立广仁学堂，宣传维新思想，使广西成了维新派的重要据点。

百日维新期间，广西有识之士筹办“新学”，唐景崧同时担任起桂山书院和榕湖书院的山长。1898年，广西巡抚黄槐森在桂林创办“广西体用学堂”（后来的广西大学），又聘请唐景崧主办堂务（当校长），兼任中文总教习。

昔日的唐巡抚，后来的唐校长、唐教授从此便在课堂上，用他亲历的中法、中日战争为例激励学生奋发图强，为振兴国家效力。教着教着，有一些学生便走出去实干起来了，最著名的如邓家彦和马君武，与孙中山共同创立同盟会，参加了革命，去推翻清王朝了。

谁料，这位清朝官员，竟是以这种方式，完成了他悲喜人生的另一个转折。

问此心谁解？有次康有为在唐景崧那里看完“黛玉葬花”后，借题发挥赋诗一首，前半部“妙音历尽几多春，往返人天等一尘，偶转金轮开世界，更无净土眷无亲。”似是叹息人与万物不过皆为世间一尘，开导老唐看开一切、无须挂怀。后半部则实指老唐的尴尬处境，所谓你的心情我最懂了：“黑风饮海都成梦，红袖题诗更有神，谁识看花皆是泪，雄心岂忍白他人。”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大浪淘沙，也将退缩者淘汰出局。用这么笔墨来叙述唐景崧的结局，是因为这个故事本身极具戏剧色彩，或者很多历史人物本来就很复杂，而唐景崧的人生故事也很具代表性，正是那个时代浮沉者的写照。

往事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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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抚一撤，官兵一散，台北几成空城。基隆那边还在辛苦搬运给养、积攒物资准备再战的日军，从洋人和一些甘为汉奸的（记住这是主动的）乡绅那里获知情报，赶紧派两个中队人马赶过去接收，半夜时分到达城下，只遇到部分未撤的清兵据城射击，对峙到天亮，城头零星的枪声也没有了，日军大呼小叫地攻进城去，清军已退向淡水。

10日，驻淡水的清军主动放下武器，11日，总兵余清胜也率部下五营投降，降兵全部被日军送往福建省海坛岛遣散。

11日，北白川能久率近卫师团司令部进驻台北。人们纷纷逃散，日军则占民房，掠鸡牛，搜军器，好一通忙活。台北一时如鬼入城，“风云惨淡，日暮则道路无人。有闻扣户（敲门）声，则阖室皇皇，相惊以番兵来矣。其骇异之情如此！”

15日，桦山资纪也率幕僚自淡水乘火车抵台北，17日，主持了所谓“始政典礼”，宣布台湾总督府正式成立。

后来，日本政府更是把这一天订为“始政纪念日”，以示鬼子在台湾殖民统治的开始。

但是，这个总督椅子没有一天能坐安稳，因为台湾人民反击侵略者的战斗不会停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