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第一批上陆之后，开始向作战目标搜索移动，压迫金州方向。后续日军还开始向复州方向建立警戒。
按照日军第一军的作战计划，“第一师团由上陆第一日算至第六日起，向金州行进；第十日到达金州附近，第十一日实行金州攻击。但必须留置必要之守备队于假根据地(花园口)。……攻略金州，大连湾附近归我所有，即移根据地于大连湾。”[《甲午中日战争纪要》]
日军上陆后停顿6天，第11天开始攻击，这明显违背当初陆军争取时间、登陆后即投入攻击的想法。
原因是，日军对清军的防御能力估计过高，所以必须完成集结，建立有效的防卫，再向金州发展进攻。当然，小心一点总是好的。这股日军在整个战役中从不轻敌，始终扎实地做好每一个战术步骤，不留下任何破绽，这体现了一种良好战术素养，所谓训练有素，这样的对手，更难对付。
登陆第11天进攻金州的作战计划，在实际执行作战计划的过程中，又被推迟了两天。
主要是由于日军对辽东半岛清军的布防情况还不完全掌握。提前派出二批、六名受过严格训练的间谍，分往金州、普兰店、复州城等作战区域侦察，进行得也并不顺利。
派出的间谍中，猪田正吉、大熊鹏二人出发后，从此便下落不明了。掉到海里喂了鱼也有可能，反正是消失在了历史深处。
还有三人出发后，正碰上驻貔子窝的捷胜营哨长黄兴武率马队在花园口一带巡查，先在碧流河西岸捕获了钟崎三郎，又在貔子窝捕获了山崎羔三郎（已在前边讲到），后又在曲家屯捕获了藤崎秀。三人均被荣安派人押送到副都统衙门去了。
只有一名叫向野坚一的，比较狡猾、运气也好。他套上渔民的衣服，伪装成本地人，前往金州等地。途中，在碧流河边被当地群众识破，给捉住了。准备押送貔子窝兵营，中途向野趁看守不严，侥幸逃脱。因为迷路，不久又被清军骑兵抓住。可能是向野汉语能力更高（估计等于专业八级以上？），盘问当中，向野回答没有露出破绽，而且他还蓄了发、留有辫子，清兵上前一扯是真的，所以竟然给蒙过去了。
一日数惊，反复在生死线上徘徊的向野，一直坚定不移地向目标前进，终于进入金州城，仔细察看内外虚实，然后，还取道貔子窝，深入虎穴，刺探清军状况。[参见《甲午战争史》]大连晚报批露一个细节，说这个向野还积极帮一个前去为清军筑工事的男子扛材料，顺便混进了阵地瞧了瞧。不管怎样，向野赶回驻扎地，为日军进攻金州提供了重要情报。
其他被捕的几个人就没这么幸运了，审问过后，虽然交待了日军的动向，还是被清军按间谍就地处决了。
钟崎、山崎、藤崎，在日本备受推崇。日本人取三人名字中共有的“崎”字，称“三崎”。据日本人记载，三人被按照清国斩刑典例问斩，斩首官命他们面向北京清朝皇帝方向跪拜，三人怒骂拒拜，转而面向东方，大呼效忠天皇而死。
这个情节，不知道日本人是从哪里知道的，肯定不是这仨托的梦。再查，还是向野坚一说的。向野在战后专程打听、寻找“三崎”的尸首，终于在西门外找到了埋葬地。
日军后来挖出了三人的尸体，重新厚葬在金州北城门外的山上，碑文刻“大日本志士舍生取义之碑”，还在山壁上用红色桐油写上“三崎山”三个大字。日俄战争后，日本重占旅顺，又为“三崎”立起了5米高的花岗岩石碑，刻上“殉节三烈士碑”。日本人不但无耻，还就是娇情。
对三人被处决，日本人大加渲染，整出一个“三崎事件”——又是一个事件，认为这是反映大清国非人道行为的事例，发誓要报仇。
日本人的复仇，是屠杀手无寸铁的百姓。
而且，后来日本人为自己的杀戮暴行辩解，就拿出了这个“事件”，作为一个缘由来讲的。
实际上，那不过是受挫之后，对抵抗者产生极度仇视，而不加区分地杀人以泄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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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州，军事地位十分重要。旅顺半岛为渤海咽喉，而金州城为旅顺口门户。“从金州向西南，愈趋愈狭，至南关岭而极，中宽不过六里，为旅顺后路要隘。逾南关岭而西南，则地势渐张，亘西南面东北，作三角形，山海依倚，磴道回旋，乃天然形胜。”[姚锡光：《东方兵事记略》]这段记录，比较透彻地说明了金州的地位作用，也道出了旅顺后路山地的战术价值。
大清当然也十分重视这个地方，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年），还早早就把这里的金州城守尉署升级，设立了金州副都统衙署，作为统领辽南驻防八旗军的最高指挥机构。副都统全称为“管理奉天金州等处副都统”，为正二品官职，统辖盖州城守尉、复州城守尉、熊岳防守尉、金州城协领和金州水师营。
金州——金州地峡，因为这个关系，金州成为日本盯上的要害，当成打开旅顺大门的“钥匙”。
不但有《征讨清国策》的指点，在日本大本营看来，“欲扼制直隶省，先据金州半岛(旅顺半岛)；欲占有旅顺口，不可不先取金州城。”[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就这样，围绕金州的争夺，将不可幸免。
而大清在金州的防卫战，却象甲午战争中诸多战役一样，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指挥不一，兵力不足。
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金州清兵，这个——在计划上——会来不少人。
只是，一直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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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既然双方都看出来这是一个要害之地，该有重点的照顾吧？
不是，这么明眼的事，清军防卫兵力却非常薄。
金州城及其附近，驻防的清军仅有两支，一支是副都统连顺的制兵。
大清在金州设副都统，短短五十年，便时过境迁了。别看这个副都统、武职正二品，够高级，衙门够大，号称编制下应该统领6、7个“城守尉”，手下却够寒碜——只有洋枪步队00人，后又两次招募步队00人，凑足一营500人，驻金州城；马队两哨80人，驻貔子窝。
还有一支，就是正定镇总兵徐邦道的拱卫军了。拱卫军到达后，将步队三营，驻徐家山附近；炮队一营，驻金州城南；马队一营驻金州东北一带。徐邦道还经批准，在大连湾就近募集了步队一营，几乎都没有参加过训练。李鸿章在回复“徐赵统领”的电报中，还叮嘱“新勇未操熟，勿轻接战。”徐邦道对于自己的兵也充满忧虑，叹息“新募之卒，诚虑能守而不能战。”
可按说徐邦道从任务上来讲，也不是守金州的，只是驻扎的时候靠近金州。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杂七杂八、新兵老兵，加起来，驻守金州的（包括金州地面上的都算）清兵总共才0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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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些人，也不是一个体系，这充分体现大清军事体制的格局：分属将军和督抚。
金顺和他的制兵是八旗军体系，往上头又归盛京将军裕禄节制，徐邦道的拱卫军这六营，直接隶属于北洋大臣李鸿章。
连顺这个“专城副都统”，按体系是皇上任命的金州的军事长官，天然的金州防卫指挥官。但是，连顺却指挥不了徐邦道。
徐邦道虽然驻到了金州，但对于金州，他是远道来的“客军”。
就是说，他们之间其实是谁也管不了谁，一起守金州，也是配合作战，而不是谁指挥谁的问题。
到了这么危急的关头，大清皇上竟然还是不知道任命一个人来统领，仍然抱残守缺，忍着那个八旗与勇营分治的积病之痛，而无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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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问题：盛京将军裕禄为何不派兵来？是啊，但别忘了，那边也吃紧。
日军第一军在第二军登陆之时，也跨过鸭绿江，大举攻入东北，看攻势，兵锋直指奉天。
奉天，大清的龙兴之地，祖宗的陵寝所在，这儿要丢了，祖坟被刨了，龙脉断了，谁能承受得起？
前有宋庆、依克唐阿等人顶住，与日军大战，裕禄也拼命把所有人马往辽阳调动，好守住辽阳，确保奉天。
就是说，裕禄已经实在无法顾及金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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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这些还不算是最糟的，那么别急，更让人“窝心”的事还在后头，继续发生着。
本来裕禄答应要再拨给捷胜营步队五百人，不知为何，迟迟未到。
裕禄还在复电中告诉一个好消息：山西大同镇总兵程之伟已率军从营口南下，可缓军情。但是程军，也未赶到。
其实，是永远也等不到了。事后我们知道，程之伟军从山西大同调往辽东战场，10月1日就已经到达了熊岳。但一到复州便不肯再向前一步，远远地观望。裕禄曾去信催促程之伟速带大同军前进，连催三次，不好使。可能还是——你管不着我。
别急，那边李鸿章也在催。大同镇原来就属直隶总督节制，后来，直隶省只热心于淮系防军，对它不愿管了。山西省接着，倒没放松，张之洞还认真抓过募兵、整顿、训练。这次，又是调到辽东了，怎么说李大人该管得着了吧？
可是，一样没好使。程之伟还是没挪窝。
什么原因，我们看一下就能明白：大同军与众不同，这是一帮“双枪将”——比起其他的清军还多一样武器——烟枪。
资料记载这支部队的官长士兵没有不好这口的（“无人无烟癖”），军容之劣基本没有部队能比（“鲜有出其右者”）。“军装之外，腰间皆斜插烟枪一支，见者无不发噱（引人发笑）。”这就是程之伟哥带的正规军，凭这群“老烟枪”队伍，敢上前与鬼子血拼吗？
这边盛京将军电催，那边李总督大人也在电催，左一个“形势危急”，右一个“十万火急”，程之伟明白了：搞半天，自己要去的地已经很危险了！登时就将程之伟“速冻”了。
裕禄又接连催促复州协领佟茂荫带捷胜营兵赴援，这是直接归他管的，应该好使了吧？然而，佟竟然也敢拖延，复州到金州短短的路程，却成了佟军永远走不完的漫漫长途。难道他还能向着北极星方向，打算绕地球一圈迂回不成？
答案只有一个，复州大道，已经被日军部队盯上。而程军、佟军始终过不来，是因为已经隐隐望见了“鬼影”。这不是畏缩不前，还能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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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苦了一个人：金州防卫指挥连顺。
连顺，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年轻起跟随哥哥征战。前边记述，马玉崑跟随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出嘉峪关，金顺，就是连顺的哥哥。清史记载，金家军是相当厉害，金顺征战新疆，接连收复失地，曾担任伊梨将军。卸任后，在返京路上至肃州便病逝了，一位官居一品的将军，年俸近三千两，身后竟不名一钱，丧葬都成了问题（几乎无以为敛）。幸因平素深受部下爱戴（这样的将军，一般无人不爱戴），还有二百多军士带孝扶柩，护送金顺棺木，竟步行了5000里返回京城。
连顺因有战功，授金州副都统，也是以清廉著称，颇有政声，镇守金州五年，走后士绅百姓还为他立“连公德政碑”，以记其功德。
可这位戎马一生的战将，征战生涯的终点，竟然是这样一个难堪的局面。
连顺当然知道这个形势的危险——一方面敌人在逼近，一方面自己又手中无兵。所以，他才屡次拉着徐邦道，给盛宣怀、给总督衙门发电报告急，请求增派援兵。前边说过，兵没有派来，徐赵两将还挨了李鸿章一顿训。
10月9日，日军前锋已抵貔子窝，荣安所部马队仅两哨，“以众寡不敌，退扎二十余里。”[《赵怀业致盛宣怀电》，《盛档·甲午中日战争》]金州形势危在旦夕。
为解金州危急，连顺又急电李鸿章、龚照玙请求援兵，毫无疑问，均被婉词拒绝。之后，他又七次电摧程军，并跑上门去紧急会见淮军统领赵怀业，请兵防堵。但是，非常不好意思，这些也都是白费。
实际上，赵怀业倒有6个营，近三千人马，但这些人主要负责大连湾炮台群，散布在宽阔的大连湾正面，再加还要留两营在后方接应，老怀业自己都觉得尚显不足，哪还抽得出人马？赵怀业的眼睛，只是盯着大连湾海面，那才是分给他的任务，他根本不去想，如果后路有失，他那些炮台根本没有任何用武之地，也没有任何防护。
况且，他也只能认李大人的话。而李大人并没有放话，让他出去管金州的“闲事”。
而此时，李鸿章对前线的战术问题，一样束手无策，只是再三让盛宣怀转嘱金旅诸将，赶快在倭寇来路上，安置地雷、碰雷、炸药，坚守防地，不要轻易出战。兵力不敷，分散防守，也只能异想天开，寄希望于地雷、碰雷这些武器阻止日军的进攻了。
连顺跑来跟赵怀业说道理：“金州若失,则旅顺不可守,请分兵御之。”[《清史稿列传》，《徐邦道传》]这可是李大人也说过的话。甚至连顺都到了跪求增兵的地步，但赵怀业始终推辞，不是不行，就是不能。
徐邦道也一同跑来帮腔，讲些“金旅大连，唇齿相依”的道理，赵怀业一句“我奉中堂令，守炮台，不与后路战事，汝等欲往貔子窝拒敌，须请令方可。”给顶回去了。经再三讲明利害，赵怀业才勉强应允。但派了多少兵马呢？
推辞不过，既然有个前营营官周鼎臣自告奋勇，那就派他去，仅“抽拨二百人，预备接应”。[《金州来电》，《盛档·甲午中日战争》]
这也算是配合作战？！
体系不统一，各管各的，各守自己那一摊，好似听命令、听指挥，实际是寻找借口，偷懒、躲避，最后只能逐个被击破，谁也捞不着好。这正好再次充分显示出了大清指挥体系的“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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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顺知道北洋援兵是难以指望了，磕头作揖转一圈，又转向自己的上级——盛京将军裕禄求援。
可是，金州电讯已被切断，他只好派幕僚王某带着自己的紧急书信，亲自去往盛京将军处告急。
书信内容大致是：“倭军逼近，局势日紧，徐总镇（邦道）矢志歼寇，而孤军无援。赵统领（怀业）观望，程军门（之伟）未到，各将意见不一，金州恐难固守。本拟电禀，因有不便，故驰书沥陈，恳请速派将领前来主持，以保金州。”这里还照顾面子，没说佟茂荫。临战无助，其心也悲，其言也哀，淡淡纸上，却无一句怨怼。读来，反而更让人替老将军生出浓浓的悲忿之情。
不幸的是，王某于11月1日，在三十里堡与日军侦察兵遭遇，被日军拘捕。
敌人开始劝降利诱，见不好使，便施以酷刑拷问，但王某始终不肯吐露实情。后被搜出书信，知道事败，义不苟生，大骂敌人，头触石墙而死。[以上见《甲午战争史》引《旅大文献征存》，《金州副都统幕王君死难记》]
日本人的记载中，还说经过好言相劝，他就说了。但另一处记载又透露，日军把他抬进了医院救治。劝人能劝到抬着进医院，日本人也真是了不起。
这是一位宁死不屈、壮烈牺牲的书生，可惜却没有留下名字，在这场战役中，他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却尽到了自己的本份，保持了自己的名节，留下无名英雄的忠烈事迹，供后人景仰。
至此，连顺争取援兵的希望完全落空。
这位忠厚老者，曾经驰骋疆场、勇赴敌阵，如今，空有一顶大大的武官帽子，却几乎两手空空，拿什么去履行自己的“守土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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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急的时刻，徐邦道挺身而出，表示：愿与共守金州。
徐邦道是一位顾大局、有勇气的人。
他始终认为，大敌当前，应不分畛域，同心协力，尽一切力量，共同筹划战守，一起配合作战。
不止一人明白金州一失，大连难保，旅顺殆危的“唇亡齿寒”的道理，但只有他能争取主动抗击，而不是坐以待敌。
连顺对徐邦道的感激无以言表。
后来，他也曾对裕禄幕下的达融亭讲过自己面对的困窘，和徐邦道的大义：倭贼侵境，占领皮口(貔子窝)，本来应该与诸军会合痛击，但盛字营留在辽阳，捷胜营亦迄未至，金州仅有一营。若以之与客军联合进攻，纵使各军敌忾同仇，不存观望，我作为守备官员，对金州有守土之责，要我拿自己的本职、举攻守之责，向客军叩头依赖，实在难堪。幸赖徐(邦道)之壮义，允借军资，本想再招募一些马步队，以图联合进攻。”[《甲午中日战争纪要》]
虽然连顺说的招募兵马的计划因日军迅速发动进攻而成了“镜中望月”，他那个捷胜营也就凑足一营便打住了，徐邦道也就这点兵马，四分之三还是新招募的，本来他可以固守自己的徐家山阵地，也可以在危急的时候，直接退往旅顺后路山地……
但是徐邦道没有逃走，而是决定站住。
他要与连顺共同守城，而且，还要伏击日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