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们上街示威，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一个事件最后被称为一场运动，可见其重要性。5月4日之后，更激烈的状况出现了。5月7日，军阀政府释放了之前几天被捕的学生，政府方面却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卖国行径百般辩解开脱，而且宣布要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并于5月5日对学生运动下达了一道措辞强硬的命令，包括禁止集会、游行、演说、散布传单，否则就要实行镇压。

这样一来，政治形势急剧恶化，但与此同时也激发了声势更大的斗争浪潮。

1919年6月日，北京各校学生陆续上街演讲，警方根据徐世昌5月5日颁行的命令，逮捕了170多名学生，把他们监禁在北大法科校舍。但是第二天学生们仍照旧上街演说，警方随即出动了马队冲撞学生和听众，并逮捕了700多人。

法科校舍容纳不下，又把马神庙理科校舍作为临时的监狱，但即便是这样，仍然无法熄灭学生们愤怒的火焰。6月5日，学生们再次冲破阻挠，走上街头分路演讲。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向全国各界发出宣言，坚持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并且喊出了“不除国贼，无法挽救国权”的口号。

6月5日，虽然皖系政府迫于形势释放了被捕学生，撤走了包围北大的军警，但其暴行已经激怒了工人和各界民众，他们在上海发起了与“五四”相呼应的“六三”运动。事实上，在1919年的6月日、4日，北京军警大规模逮捕学生的消息传到上海之后，上海的学生已经开始纷纷罢课以示声援，并分头动员工界罢工、商界罢市。

6月5日，许多商店关门罢市，门口贴着“不诛卖国贼不开市”、“要求政府夺回青岛”等标语。当时，一家书店门口贴着一副对联，充分反映了人心走向，对联是“罢课救亡、罢市救亡、我两界挺身先起；民心不死、民国不死、愿大家努力进行”。从这天起上海纺织、机器、印刷、电车、汽车、码头、轮船、烟厂等行业的工人也陆续罢工。

尤其是沪宁铁路从10日开始罢工，使得沪宁铁路瘫痪。学生罢课、商店罢市、工人罢工的“三罢”斗争推向了全国，斗争的结果是段祺瑞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去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6月8日，中国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签字。

“五四”运动中的鲁迅先生

1919年鲁迅还是教育部的一位官员，并没有在北京大学兼任教课，他所接触的青年也大都是他以前的学生。鲁迅关心所有进步的青年，所以在《新青年》上发表杂文和随笔，提醒青年要注意反动势力的狡猾与凶残，不要上当和吃亏。

鲁迅用笔名“唐俟”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给予进步青年很深刻的印象。

青年们常常互相询问：“唐俟到底是谁呢？谁的文章有这样深刻呢？”学生们比较来比较去，排除了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和蔡元培。他们也在怀疑“唐俟”和“鲁迅”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当时唐俟主要写杂文、写新诗、写随感，鲁迅则主要写小说和随笔。这说明，学生已经认可了鲁迅的思想。

在1919年5月4日以前，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字一共有三十一篇，其中随笔二十一篇、诗六篇、小说三篇、杂文一篇。这些作品内容饱满，文笔精练，思想深邃，每一篇都在青年之间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些文字反映了当时鲁迅坚忍顽强的斗争精神。

后来，鲁迅在《热风》的《题记》中讲到这几十篇作品时说：“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作些短评。还在这(‘五四’运动)前一年，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箕、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

等到后来读者终于知道，“唐俟即鲁迅”、“鲁迅即周树人”。此时鲁迅已决定辞掉北京政府教育部的差事，到南方去工作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