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美、英、法、日等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是战胜国之一，也参加了和会。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代表在会上要求，取消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直接收回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然而巴黎和会漠视中国主权和战胜国的地位，决定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由日本继承。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努力彻底失败的消息由5月日的《晨报》公开之后，丧权辱国的悲愤情绪在全国上下如火山爆发，似海涛奔涌。5月日夜，北京大学校园一片沸腾，1000多名本校和外校学生代表，聚集在法科礼堂共同商讨行动方案。会议气氛悲壮激越，有个学生当众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字。

会议最后确定第二天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4日下午1时左右，北京10多所学校的000多名爱国学生齐集天安门，人人手举小旗书写“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内容的标语。

这天中午，徐世昌在中南海总统府内大摆宴席，为刚从日本回国的章宗祥接风，作陪的有国务院总统钱能训和曹汝霖、陆宗舆。正当他们举杯觥筹交错之际，爱国青年学生在天安门集会的消息传来，徐世昌当即下令京师警察厅妥速解决，不许学生游行。

席散之后，曹汝霖邀章宗祥一同乘车，回到了赵家楼自己的住宅。这时京师警察厅估计学生会到曹宅示威，派了三四十名警察前来保护。警察长对曹汝霖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学生们在天安门举行集会之后，一起来到了外国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向各国驻华使馆递交说贴，请求他们说服自己的政府在和平会议上援助中国。

随后学生们退出东交民巷，浩浩荡荡地前往曹汝霖的住宅进发。游行队伍来到了赵家楼胡同，曹宅的大门已经紧闭，学生们一边愤怒地喊着口号，一边向曹家院墙抛掷写有标语的小旗。忽然“砰”的一声大门被撞开了，学生们蜂拥而入。

学生们找不到曹汝霖极为愤怒，有人放起一把大火，曹宅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正躲在曹家的章宗祥被火势所迫冲出来逃命，被学生发觉，愤怒的学生喊叫着围了上去挥拳踢脚，将他痛打一顿。

当天即有名学生被捕，随即这次游行影响到了全国范围。

蔡元培与“五四”运动

1904年，蔡元培组织光复会，1905年他加入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积极支持陈独秀等倡导的新文化运动。

北大因蔡元培，从此确立其现代传统和校格。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为中国伟大的教育家。

1916年9月1日，时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长的范源濂，给身在法国游学的蔡元培发去一份电报，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16年时的北大，依然充塞着官僚气与衙门气。北大名声腐败，是个烂摊子，但是蔡元培没有退缩，他想借此机会施展他一贯奉行的“教育救国”理念。据顾颉刚回忆，蔡元培上任那天，“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

此后，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造就了北大的辉煌。蔡元培为北大接连引进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学术大师。各种文化社团也在北大风起云涌。

1919年5月日，蔡元培通过汪大燮（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得知中国政府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随即召集学生代表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向他们告知了这一消息。北大学生们得知这一屈辱消息后群情激愤，于是将原定于5月7日“国耻日”举行的游行，提前至5月4日举行。

在火烧赵家楼后，警察逮捕了名学生，其中有0名是北大学生。蔡元培对学生们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我保证在三天之内，把被捕同学营救回来。”

5月7日被捕学生被保释出狱，蔡元培则于5月8日向政府提出辞呈。这一次蔡元培的辞职，影响巨大，“挽蔡”竟成了学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回国后，“五四”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新青年》诸公正忙于为“问题与主义”而争吵。梁启超赴京面见总统徐世昌，请求他释放因年“五四”运动而被捕的学生遭拒后，离京前留下一封信给徐大总统：

此等群众运动，在欧美各国，数见不鲜，未有不纯由自动者。鬼蜮伎俩，操纵少数嗜利鲜耻之政客，则尝闻之矣，操纵多数天真烂漫之青年，则未之前闻。”他对学生们的举动给予了充分肯定，奉劝徐大总统切不可一误再误。

同年5月，梁启超作了《“五四纪念日”感言》一文：“吾以为今后若愿保持增长‘五四’之价值，宜以文化运动为主而以政治运动为辅。”

梁启超旅欧回来后常常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等问题，并和朋友展开讨论。

蒋百里在致梁启超的一封信中就曾说过：“吾辈对于文化运动本身可批评，是一种自觉的反省，正是标明吾辈旗帜，是向深刻一方面走的。”他们的具体做法就是办学讲学、着书立说、出版刊物。而梁漱溟则认为，时代已非梁启超的时代，“五四”运动之后，他更要随着时代的潮流走了，而不能引领这个时代了。

不过，梁启超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有一根敏感的神经，可以随时和新的时代气息相呼应。

梁启超希望中国最需要的不是革命，而是建设。他希望中国的发展能不覆欧洲之辙，所以，在为文化团体共学社拟定宗旨时，他明确提出了“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的主张。在这一点上，他的善变之中又有不变，还是他多年来所主张的“新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