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城市工业与实业迅速发展，当时上海有一条宽不过十几米、长不过两千米的南京东路，成为远东最大的商业购物中心。1917年10月0日，先施公司在南京路开业，当时到商场的人太多，南京路为之堵塞。先施公司开业当日，附设的东亚旅馆和豪华餐厅也开张了，杂耍、宁波滩簧、绍兴戏、京戏、魔术表演一起登场，一时间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

先施百货是广东籍澳大利亚商人马应彪买下地块建造三年而成，是中国第一家自建的百货大楼，也是上海第一的商业高楼。不过这两项第一差点就被抢走了。

先施百货在建造的时候，广东籍侨商郭荣、郭泉兄弟，通过用豆子统计人数的办法，发现南京路上路南的人流比先施百货所在的路北的人流要大，决定也在路南建一栋永安公司的大厦。

果然，永安开业0天后，就把原来准备个月的储存货物都卖光了。先施的董事们得知永安准备建一座六层高的商业楼时，董事会和股东们一致决定，不能让对方在高度上超过自己，马上把5层楼改为6层。永安也不甘示弱，立刻在自己的楼顶上加盖“绮云阁”，耸起的塔尖远远俯视着先施的楼顶。先施又在自己的楼顶上加了一个层楼的“摩星楼”，加紧施工，终于在永安公司建成前落成了。

先施最后占了上风，但却没有阻止永安营业额后来居上。先施、永安以及新新、大新四大公司，曾经是上海南京路“十里洋场”的象征。先施公司还是第一个起用女售货员的百货公司。0世纪初年的中国女子不能就业，马应彪的原配夫人霍庆棠认为，时代已经进入了0世纪，男女平等不容置疑。为了方便女顾客，先施公司招聘女售货员，招聘启事贴出一个多月，却没有人敢来应聘。

老板娘索性亲自披挂上阵，做起了公司化妆品部的售货员，并且带两个小姑娘一起售货，一时间“三个女人同台站”的佳话传遍了上海、香港和澳门，人们纷纷来到先施公司购物娱乐，公司生意倍增。霍庆棠的人格勇气也成了公司的活广告，她直到生下了自己第五个儿子之后，才告别了柜台。

先施、永安百货的成立，不仅是商业史的标志ing事件，它们在带动消费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新式旗袍和中山装都从这里走向了全国。

南京路上的商店发展到了00多户的时候，就成为中国的商业中心了。这里不仅集中了中国的品牌老店，欧美名牌也云集于此。上海作为远东第一繁华都市的地位也因此确立。

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发展

19世纪70年代，由于维新运动和新政举措，如张之洞、张謇、盛宣怀等人开办实业，也刺激了民族工业的产生，在19世纪末0世纪初得以初步发展。

列强在中国的商业活动，促进了买办阶级的诞生。这些买办积累了原始资金后，也开始兴办实业，成为实业家。辛亥革命爆发后，也得到了武汉工商业界的大力支持。辛亥革命作为一个新时代的象征，也预示着民族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辛亥革命动摇了封建制度，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仿照西方国家经济体制设立了专门机构，如财政部、农工商部等，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临时政府在191年7月1日发布临时大总统令，宣布凡是清朝“保护兴业各法令”，对于民国国体没有抵触的，这些经济政策仍然适用。

辛亥革命的成功，大大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鼓舞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士气，“实业救国”、“民主共和”成为当时的两大思潮，各种实业团体犹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这些都成为民族工业发展的有利因素。从民国初期直到“一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迅速发展。据农商部统计，辛亥革命前后历年设厂数，年为986家，1911年为787家，191年为1504家，191年为17家，1914年为11家。其中面粉、火柴、卷烟、印刷等产业发展最快。

“一战”时期，列强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中国民族工业得以迅速发展，迎来了一个难能可贵的“春天”。1918年到19年，中国民族工业创立企业的总资本，即已超过此前半个多世纪中国企业的投资总额。随着“一战”后列强势力的卷土重来，中国内战的频发，中国民族工业又遭到打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