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呵呵笑道：
“萧玉蓉嘛，我当然认识啦，她是咱们校医院里最漂亮最风骚的女护士嘛！”
我的表情僵住了。什么？最风骚？我爱的女孩子竟然是这样的一种人吗？
在我的印象中，萧玉蓉挺温柔可爱的，并不风骚啊！李建为什么会有这种评价呢？这个特么的李建，是不是造谣惑众，诬陷诽谤我的女朋友啊？
我拧着眉头，恶狠狠地说道：
“你凭什么这么胡乱评价别人？一个好好的女孩子，你凭什么说人家风骚？难道在现代汉语里，风骚不是个贬义词吗？”
李建看到我的表情，呆了一会儿，定了定神，故作轻松地说道：
“哦，我当然是有理由这样说的……怎么？你跟她有什么特殊关系吗？”
“哼！萧玉蓉是我的女朋友！虽然你也算是我老师份上的人，但是我希望你说话注意点措辞！”
这是我今天晚上对李建说的第一句有点份量的话。我看到李建的神情，终于不那么嚣张随意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敢那么说吗？因为我跟她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
“你说话要负责任的！你们能有什么样的交往？”
……………………
李建瞪着我的眼睛，态度显得很坦率，但我感到他在本质上并不那么真诚。他镇定地说道：
“有一天在校医院里，我偶然遇到了我的老朋友萧玉蓉。”
我鼻孔里喷着粗气，反问道：
“什么？老朋友？她才多大，最少也比你小四五岁吧？你们怎么可能是老朋友？”
李建的半边脸向上皱拢，像是要眨眼，可是临了，脸却松了下来。大概因为看出我快动怒了。他脸上的神情一本正经，却又没精打采，就像一个恭顺的老年痴呆病病人的脸。
我的心砰砰乱跳，好像我面前出现了一样致命的东西。
李建继续缓缓说道：
“是啊，我认识萧玉蓉，而且很熟。她还在无州市卫校念书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萧玉蓉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她现在跟她母亲住在一套小房子里。我说得对不对？嗯，真是一个挺标致的小姑娘……”
李建讲得很慢，语调平淡，脸上挂着含有歉意的微笑。
“你们到底怎么认识的？”
“我们曾经是邻居啊！”
“奥……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说任何含有贬意恶意的话……”
“好吧！我以后会注意的。咱们不扯这些令人不高兴的话题了吧！……其实我和韩风教授聊天的时候提到过，我们对你都很不了解。所以我很想和你熟识熟识。作为一位研究神经化学的科学家，他自然对你这样有才华有个性的人物很感兴趣。”
……………………
这时李建的神态又变了。那种假装歉意的神色消失了，又显得彬彬有礼很有耐心了。似乎他的年龄比我大了许多，其实也不过是比我大个四五岁罢了。
我曾在内心里对这个人作过很不靠谱的评价，现在这个评价又涌上我的心头。这是一个怪人，他的精神世界简直是一个谜。可是我没有时间猜谜。也许他是一个精神病人呢！我有我的正事要干，为什么要和这个神经病纠缠呢？
李建显然不知道我的心理感受，兀自继续滔滔不绝：
“当然了，韦东凌，我很理解你这样的人。我知道你是一个穷人的孩子，你需要奋斗，你企图改变自己的命运。我祝贺你在学习中取得了优秀的成绩。说实话，我甚至有些嫉妒你的年富力强，而且你还拥有一位漂亮的小姑娘。你知道吗？韩风多次向我询问过你。”
我吃了一惊：
“韩教授都询问了什么？”
“你的工作，你的成绩，你的勤奋……韩风要看看水平比较高的作业，他对你的作业的印象特别深，尤其当我告诉他，你实际上不是正式修这门课的学生。他就更惊讶了。他有个想法，以为无州医学院的学生水平普遍不高，不像北大清华的学生那样聪明……
所以如果有人学习非常出色，韩风就会大吃一惊。他问了我几个有关你的问题。我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他了。大家对你都不很了解，只知道你学习很专心，竞争起来挺厉害……”
“呵呵，谢谢李老师的高度评价。其实我也很一般。”
李建点头笑笑，继续夸夸其谈：
“唉，你知道吗？在有才华的人物面前，我常常感到自己是个稀松的草包。在韩风这位大人物面前，我会自动地不自觉地为他端烟灰缸，而他想也不想就把我当作烟灰缸，有时候竟然把烟灰弹到了我的手上！
但是我并不生气，相反的，我甚至感到受宠若惊。我在工作的间隙，给他端茶倒水。这不是普普通通的殷勤，要知道他这个人是很讲究细节的。
我现在的学习和工作都是韩风教授安排的。我应该对他感恩戴德。……只不过，他太痴迷于科学研究了，有时候我们坐在他家里正促膝而谈，聊着一些轻松的话题，可是不知出了什么事，他就开始语无伦次了，话题突然进入了他的研究领域。
有时候我觉得像韩风教授这样的人，一生孜孜矻矻忙忙碌碌，几乎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用于了搞科学研究，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一个人的生命多么短暂多么宝贵啊，把一生都泡在科学里，不就是个大傻子吗？一个人怎么能没有休闲和娱乐呢？一个不会过悠闲生活的人，和一台机器有什么区别？”
……………………
我耐心听完李建的喋喋不休，说道：
“可是我很赞成韩教授的做法。我认为一个想干成一件历史伟业的人，人生只能这样度过。”
李建摇头道：
“哦，韦东凌，你真的这样想吗？”
“是的，一个人只有心无旁骛，才可能干成一点事情。什么都做，或者贪图闲适，是注定会一事无成的。想取得一点成就，人生就只能像韩教授这样度过，这一点毋庸置疑。”
李建用拳头抵住了胸膛，好像有些喘不过气来似的。好几秒钟也没放下来，仿佛在认真思索，后来说道：
“不不不！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工作，都不值得我们为之献身！我们人类不过只有一张嘴而已，能吃掉多少东西呢？有必要干那么多活儿，生产那么多东西吗？”
我冷冷一笑，努嘴道：
“李建老师，你是不是在故意装傻？社会的发展当然离不开勤奋劳动。没有劳动，从哪里得到经济收入呢？”
李建没想到我说话这么难听，直愣愣地盯着我，突然激动地站了起来。他穿着方格子衬衣，灰色牛仔裤，膝盖处已经磨得发亮，上面居然还有一个破洞。这身衣着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半土不洋的。
……………………
李建语速加快，像机关枪一样连续不停地说道：
“我不是装傻。我真是这样认为的。我认为人生的目的不是劳动和事业，而是闲暇和娱乐。很抱歉我刚才提到萧玉蓉的话题，冒犯了你。那是我的无心之失。
我知道你决心一生搞医学，为医学献身。我跟你不一样。我的灵魂松松垮垮的，像一只泄了气的气球。如果你注意听，甚至可能还听得见漏气的声音。
像大多数人那样，我也接受过这样的教诲：恶魔总捉弄懒汉。从前作为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我深信所受的一切教诲，并具有一种促使我勤恳工作至今的良心。这种良心虽然支配着我的行动，但现在我的观念却与过去有了天壤之别。
我想在当今世界上工作过于繁重，工作即美德这一信念导致了极大的危害，现代工业国家宣扬的这些东西，是一种导致人们疲累和不幸福的根源。
你知道一个到外国旅行的人的故事吗？当他看到12个乞丐躺着晒太阳时，拿出了一笔钱，想施舍给其中最懒的一个。当场有11个名丐一跃而起；于是，他把钱给了第12个乞丐。
韦东凌，如果你不嫌我打扰你休息，不嫌我啰嗦，那么我想详细地讲一下我关于悠闲生活的主张。
在讲述我的懒惰理论之前，需要排除一种我不能接受的说法。当一个人已经可以维持生活所需，他仍筹划着从事某项日常的工作，人们就会告诉他：这样做等于从他人口中夺走饮食，因而是不义之举。
如果这一论点可以成立，那我们只消游手好闲就可能饱食终日了。这样说的人显然忘记了一个事实：
一个人所赚来的通常供他花费，而其消费行为又为别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只要一个人不断将其收入用于消费，那他为别人提供糊口之食的数量，就与他从别人口里夺得的数量一般多。
如此看来，真正的罪人是节俭者。就像有些守财奴那样，假如他把节约下来的钱藏起来不花，显而易见这些钱并不提供就业的可能；如果他这钱用来投资，情况就不会如此简单，结果也将完全不同。
最通常的一种做法是把节约下来的钱贷给政府。鉴于大多数文明国家的政府，公共开支的大部分是用来备战这一事实，贷款给政府的人就与莎士比亚描写的雇佣凶手的歹徒同属一类。这种人节省而换来的结果，不过是把他贷给国家的款项用来增强这个国家的武力而已。如果他花掉这些钱，即使是用来酗酒或赌博，显然也要比存在银行里好得多。
但是，人们会这样说，如果把节余的钱投资于工商企业，情况就完全不同。如果这样的企业有所成就，生产出有用的东西，这一说法就无懈可击了。
然而，今天没有人能否认，有太多的企业是失败的。那就是说，大量人力原本可以用来生产供人享用的东西，却消耗于制造机器上，待造出机器后就闲置一边，毫无用处。因而，把节省的钱投资于走向破产的公司的人，既害己又坑人。
如果他把钱花在诸如宴请他的朋友这种事情上，他们就如我们希望的那样，将欢欣快乐，而凡领受他的钱的人，如屠夫、厨师和卖酒的也会如此效仿。但如果他把钱用在某地建设大量大型设施，而这个地方根本并不需要，那他就把大量劳力浪费在不能给任何人带来快乐的场所了。
然而当他因投资失败而穷困潦倒时，人们会把他看成是一个不该遭遇不幸的牺牲者；而那种挥金如土、博施广济的人，却又会被鄙视为迂腐与轻薄的人。
我想郑重表明的是：把工作视为美德的信条，在现代世界酿成了大量危害，通向幸福与繁荣的道路，在于有计划地缩减工作。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工作呢？大体而言，工作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相对地改变地面上的或接近地面的物体的状况而成为他物；第二种是告诉别人怎么去做。
干前一种工作的人，就是所谓的劳力者，人们一般不喜欢做这种工作，报酬更是微薄；干后一种工作的人就是所谓的劳心者，这种工作是人们所乐意干且报酬优厚的工作。
第二种工作的范围可以无限扩展：不仅有发号施令的人，而且有一般指点着该发什么号令的人。常有这样的情况，两个有组织的团体同时提出两种对立意见，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这类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并不是与所提意见相关的某种专门知识，而是能文善辩之才，即宣传鼓动的才干。
当然，还有第三种人，他们比上述两种人更受人敬佩。这种人由于拥有土地，能向别人收取租税；或者拥有金钱，通过放贷，收取利息；或者拥有资本，从而可以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
这些人常常是懒散的人。很可惜，他们的懒散只是由他人的勤劳带来的；他们向往安乐悠闲的欲望，历史上确实是人们对劳动全部信仰的根源。他们最不愿意的事就是别人步其后尘。
自文明之初直到工业革命前，一般来说，一个人辛苦劳作所生产的东西，除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所需外，所剩无几，即使他的妻子也像他一样拼命工作，他的孩子稍大一些也成了附加的劳动力，也不会有多少剩余。
在维持极其简单的生活所需之外的微小节余，并不为生产者所拥有，而被那些官吏和地主侵吞。遇到饥荒没有剩余之时，官吏和地主却依然像平时那样索取，其后果只能是迫使许多劳动者饿死。
一种制度延续长久，而且直到最近的一百年前，才得以结束，很自然地会在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当然可以认为人类孜孜不倦工作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制度。
然而适用于前工业化社会的，并不适用于现代世界。现代技术可以使闲暇在一定限度内不为少数特权阶级所专有，而均等地分属于整个社会。努力工作是奴隶的道德，现代世界不需要奴隶制度。
最初奴隶们纯粹是被强制去从事生产，并奉献出结余。但是逐渐地，发现了能够诱使大多数人接受一种道德观，这种道德使他们相信，辛勤劳作乃是他们的义务，即使拿出生产所得的一部分去供养那些闲散之人，也应毫无怨言。
依靠这一方法，所需的强制份量得以减弱，政府的费用也缩减了。时至今日，比如英国，如果有人提出国王的收入不应比一个工人多，99％的英国工人都会感到震惊。从历史上来说，义务这一概念是掌权者用以诱使人们为他们的主人的利益而生存，而不是为自身利益而生存的一种方式。
当然，掌权者也在自欺欺人，他们尽力使自己确信，他们的利益同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不过有时这也是真的，例如：雅典奴隶主利用一部分闲暇，对文明事业作出了永久的贡献。如果在公正的经济体制下，这是办不到的。
对于文明来说，闲暇是不可或缺的，过去少数人的闲暇只能靠大多数的劳动来给予。而多数人的劳动之所以是可贵的，并非因为劳动本身有多好，而是因为闲暇是有益的。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把闲暇公平地分配给大家已成为可能，而无损于文明的发展。
……………………
现代技术使得每个人为维持生活所需付出的劳力有可能大大缩减。在战争期间这是显而易见的。那时所有在军队服役的男人，所有从事军火生产、侦探活动、战争宣传工作或在政府中从事有关战争事务的男男女女，全都撤离生产岗位。
尽管如此，比如二战时期的协约国方面，一般劳动者的总的物质福利水平却高于战前或战争开始后。这一事实的重要性为财政状况所掩盖：债务似乎显示着未来可以供养现在。然而，这自然是不可能的；画饼不能充饥。
战争确实说明了依靠科学的生产组织，只需现代全世界的一小部分工作能力，就能维持全人类过上美好舒适的生活。战争期间为使得人们从事战斗和制造军需品所产生的科学组织，战后如果能继续保持的话，那将每个工作日缩减为4小时，一切都还会是很好的。
恰恰相反，战后，先前那种混乱的状态恢复了，那些受支配而工作的人又得劳累终日，其他人则因失业而忍饥挨饿。这是为什么？因为工作是一种义务，一个人的工资收入不是以他的生产量来衡量，而是以表现其勤劳的品性来衡量。
这就是今天在完全不同于当初的情况下实施的奴隶制道德。难怪其结果已是悲惨至极。我们举个例子说明：假定在一定的时间内，一定的人数从事铁钉生产。比如说每天工作8小时，他们所生产的铁钉足以满足世界上的需要。有人发明了新技术，这样同样的人数可生产两倍的铁钉。但全世界并不需用这么多的铁钉：即使铁价一降再降，销路也不会更好。
在一个明智的世界中，所有经营铁钉的人都会把8小时工作改为4小时，这样其他一切就可照常运行了。但在现实世界中，人们认为这样做会导致混乱，就仍坚持工作8小时，于是铁钉生产过剩，有的工厂主破产，一大半从事铁针生产的工人丢了工作。
结果，空出的闲暇时间同上面所提的另一种情况正相同，但有一半的人完全空闲着，另一半人却工作过度。这样看来，不可避免的闲暇必定造成四处的悲惨景象，而不是成为普遍幸福的源泉。试想还有什么比这更愚蠢呢？
穷人也应有闲暇，这种观念一直为富人所害怕。比如在19世纪初的英国，男人一般每天工作15小时；儿童通常工作12小时，有时干15小时。如果有爱管闲事的人提出，一天工作时间太长，人们会对他说：工作能防止成年人酗酒，防止儿童做坏事。
一位英国作家说过，当他还是个小孩子时，在工人取得选举权后不久，按照法律他们也有一般公民享有的假期，这件事却引起上流社会极大的愤慨。他曾听到一位年老的公爵夫人说：穷人要假日做什么？他们只应该工作。
今天的人虽然不像过去那么直言不讳，但这种看法仍很顽固，这也正是许多经济纠纷的根源。
我们现在抛开迷信，坦率地考虑一下工作的伦理。每个人的生活必需消费一定数量的人类劳动产品。我们不妨假定劳动总体上是令人讨厌的，那么，某个人的消耗多于他的产出便是不公道的。
当然，一个人可以提供服务，而不是从事商品生产，例如医务人员；但他也应做出一定的贡献，以抵偿他吃住方面的消费。在此限度内，必须承认工作的义务性，但仅仅以此为限。
在现代所有社会中，很多人逃避起码的工作责任，那种靠继承遗产的和找有钱的配偶的人俯拾皆是，对此我不想多加评论。我并不以为这些逍遥自在的人，与那些说工人们应过度劳动或挨饿的人一样有害。
假设具有某种真正适当的合理组织，普通工人每天工作4小时就可养家糊口，也不会有失业现象。这种想法使富人们十分震惊，因为他们确信穷人不懂如何利用这么多的闲暇时间。
在很多发达国家，有些人虽然早已富有，但仍然经常长时间地工作；很自然，这些人认定空闲是对失业者的严厉惩罚，对于给有工资收入的人以闲暇的想法，他们是极为愤愤不平的；事实上，即使他们的儿子有所空闲也会遭到谴责。
必须承认，明智地利用空暇时间是文明与教育的成果。一个人一辈子习惯于长时间劳作，一旦空下来，定会深感厌烦。但一个人如没有充分的闲暇，就和许多美好的事物无缘。今日已没有任何理由剥夺多数人应享有的这种权利；只有一种往往是替人受苦的愚昧的禁欲主义迫使我们疲于奔命，而现在已毫无必要了。
在支配我国的新的信条中，虽有许多与传统思想完全不同的东西，但还有些是一成未变的。统治阶层，特别是那些从事教育宣传的人，关于劳动高尚的说法同世界上统治阶级一贯提倡的所谓老实贫民的说法几乎一样。
勤劳、节制，甘心为长远利益而长时间工作的意愿，甚至对权威的服从等，所有这一切都重新出现；而且，权威仍然代替着宇宙主宰的意志，只是如今更换了新名——辩证唯物主义。
我国工人阶级曾经取得的胜利，同其他一些国家女权主义者的胜利具有某些共同之处。长期以来，男子承认女子的崇高的圣洁性，并宣扬圣洁性的权力更值得追求，以此来安慰女子的自卑感。女权主义者终于决定要二者兼得，因为她们中间的先导者完全相信男人所说的美德的可贵，却无法相信政治权力是无用的这样的话。
在我国，对于体力劳动也有类似的情况。以往富人及其奉承者发表‘可敬的劳苦工作’的赞美之词，颂扬简朴的生活，宣扬一种教条：穷人比富人更易进入天堂。
总之，他们尽力使体力劳动者确认改变物体在空间的位置的工作是特别高尚的，这就同男人竭力让女人相信他们之所以特别高尚在于她们性别上的奴役一样。
在我国，所有关于体力劳动之高尚的说教，使得体力劳动者比其他任何人更受尊重。复兴这一信条的目的同过去不一样：从本质上说，他们所做的是鼓动工人们投入特殊的任务。体力劳动成为摆在青年人面前的理想，而且是所有道德教育的基础。
就目前看来，这样做可能是有好处的。一个大国，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待开发，且是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进行开发。在这种情况下，艰苦的工作是必要的，且会产生很好的效果。然而，当达到不必长时间工作就能使每个人舒适地生活之时，那又将如何呢？
在西方，对待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他们并不企图去实现经济上的公正，因而生产总量的大部分流入那些根本不从事劳动的少数人手里。由于对产品生产缺乏集中统一的控制，生产出来的东西有许多是社会所不需要的。
由于一部分工人被迫过度工作，这样很多劳力因没有工作而闲在一旁。当所有这些方法证明不适用时，只好诉诸战争：促使一些人去制造烈性炸药，另一些人去引爆，好像是刚发现烟火的孩子。他们千方百计地综合运用这些方法以维持这样的观念，那就是一般平民百姓注定要从事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我国，由于经济上已较为公平合理，产品生产有了集中统一管理，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不同的解决方式。一旦能够满足全体人民的生活需要和基本的舒适程度，那么合理解决这个问题就归结为逐步地缩短工作时间，在各个阶段，允许人民能运用表决权决定：是增加闲暇时间还是生产更多的产品。
然而，既然把艰苦工作视为高尚的品德，这就很难看出怎样才能达到多逸少劳的天堂。看来他们更可行的办法是，不断地寻求新的方式，以此使当前的闲暇奉献于未来的生产。这类事情如果真的实行，那是把艰苦工作的美德本身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达到不再需要这样工作的境地的一种手段。
人类的生存虽然需要一定数量的体力劳动，但它显然不是人生的目的之一。倘若如此，我们就该把每个筑路工人看作高于曹雪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误入歧途有两个原因：
一是由于必须使人感到知足，这一点致使几千年来富人一直宣扬劳动的高尚，而使他们自身却一直使之保持卑贱的境况；二是对机器生产新的兴趣，使得我们为自身在地球上作出了惊人灵巧的变化而欣慰。
然而这两个动机都不能使从事实际劳动的工人感兴趣。如果你询问他认为什么是生活中最美好的，看来他不会说：
‘我喜爱体力劳动，因为它使我体会到我在实践人类最高尚的事业，因为我乐于想象人类对其所居住的行星能改造到什么程度。诚然我的身体需要休息，我必须尽量满足这个需要，但每当天色破晓，我能重新投入乐在其中的艰苦工作。’
我以前从未听到工人们这样说过，他们理所当然地把工作视为谋生的一种必要手段，而他们所能享用的无论什么样的乐趣，都只能从空闲的时光中得到。
也许有人会说，空闲时间少是工人们所乐意的，可是他们如果在一天24小时中只工作4小时，就不懂得如何安排其余时间了。在现代世界中如果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那便是对我们文明的谴责；其实即使在过去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
以前人们有时间休息放松，而现在由于讲究效率，对此就有了一定的限制。现代人认为做任何事都另有目的，并非为事情本身而做。例如，那些严肃的人总是指责爱好看电影的人，说这会教唆青年人做坏事。
但是与电影相关的所有工作又受到尊敬，因为这是一项工作，而且带来收益。这种认为赚钱是有价值的活动的观念使得世间万物是非颠倒。那些供给我们肉和面包的屠夫和面包师是值得称赞的，因为他们是在赚钱；而你如享用他们供给的食物，除非纯粹为了给工作增添力气，否则你也是微不足道的。
一般说来，人们都认为，赚钱是善行，而花钱是恶的。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就如同一个人认定钥匙是好的，而锁孔是坏的那样的想法一样荒谬。劳动产品的价值必须完全依照产品消费后带来的益处去衡量。
在我们社会里，个人为私利而工作；而他工作的社会目的在于他所生产的得以消费。生产的个人与社会目的上的区别，在这个营利是勤劳的动力的世界上，人们很难清醒地考虑问题。
我们过多地考虑生产，而对消费考虑太少。其结果之一就是对享受和起码的幸福漠不关心，而且对生产不是以它能给消费者带来的乐趣为准则而进行评判。
我提出把每个工作日缩减为4小时，并不意味着主张所有余暇时间都必须花在纯粹的无聊事情上。我的意思是每天工作4小时就可以满足一个人的生活所需和基本的舒适生活，其余时间可以自行安排。教育应比现在长足发展，教育的一部分目的是要教给人如何善于利用空暇时间，这样说来，4小时工作制是这样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主要不是指那类被认作高级趣味的事。乡村舞蹈，除了偏远地区外，已经绝迹，但促使这种娱乐方式得以发展的必仍存在于人类的天性中。城市居民的娱乐方式基本已变成消极的，如看电影、看电视、上网等等。
这是由于人们的活动精力已全被一天的繁重工作所耗尽；如果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他们仍会重新享受积极参与娱乐活动所带来的快乐。
在过去，有闲阶级的人很少，大量的人是劳动阶级。有闲阶级享有的种种权利，是没有社会正义上的根据的；因而必然出现压迫、冷漠以及制造各种谬论，以维护其特权。
这些事实大大地减弱了有闲阶级的优势，然而尽管有这类缺陷，它却为我们所说的绝大部分文明有所贡献。例如艺术的培养，科学的发现，写书，阐发哲学和提出文雅的社会礼仪等，甚至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也常常发动于上述文明的事业。没有有闲阶级，人类决不能摆脱野蛮阶段。
但是，世袭有闲阶级不承担义务，特别是浪费时光。这个阶级的成员没有一人经受过艰辛，而就其一个阶级整体来说才智也不高。这个阶级本可以产生像达尔文那样的人，但结果出现同达尔文相反的成千上万乡绅，他们除了猎狐和惩罚偷狩者外，不去想任何更有意义的事。
现在的大学以较为系统的方式，提供了以前有闲阶级偶然地且作为副产品所提供的东西。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仍有某些缺点。大学生活与外界世界过于不同，使得那些生活在学院环境的人，并不理会普通人的急难和问题；再说，他们发表意见的方式往往不适当，本应能影响民众的，结果却失去了力量。
另一个缺点是，由于大学学习是条条框框的，这就是可能打击想从事独创性研究的人。因此，大学虽有它的好处，但对学院外的文明的利益，却不能给予充分的维护；而在院墙之外的人们忙忙碌碌，无暇顾及非功利的事情。
在每天工作不超4小时的世界中，每一位具有科学好奇心的人都能全心投入，每一个画家都能从容地去作画，力求画艺精湛，而不必挨饿受冻。
青年作家要依赖经济上的独立方可创作不朽之作，他们往往不得不用刺激性的低劣作品去吸引人的注意，以求糊口；等到经济好转时，往往已丧失了才气和能力。
在专业工作中，对经济或管理方面有兴趣的人，到那时将能发挥其观点而无学究气，这种学究气使得大学里的经济学家经常脱离实际。医生也将有时间研究医药的进展，教师也不必煞费苦心地沿用固定的方法，去讲授他们在年轻时所学的东西，因那些东西随着时间的变迁，可能已被证明是不成立的了。
总之，在这样的世界中，拥有的将是幸福和愉快的人生，而不再是忧郁低沉的状况。必要的适当工作就可愉快地欢度闲暇时光，而不致使人疲惫不堪。
由于人们闲暇时不劳累，他们需要的将不只是那些消极平淡的娱乐，至少1％的人将利用其业务以外的时间，从事一些有关公共事务的重要事情；由于人们的生活不依靠这些事情，他们的创造力将不受妨碍，而且将不再固守老一代学者的陈规。
闲暇的长处不只是表现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之中。普通人由于生活过得舒畅，将变得更富仁慈，更少有害人之心，更少对别人怀疑猜忌。好战的心理将消失，这部分是出自上述原因，部分还由于战争会给全体人员带来过度和繁重的工作。
在所有的道德品质中，善良的本性是世界上最需要的；但善良的本性乃是悠闲和安逸的结果，而不是来自艰苦奋斗的人生。现代的生产方式让我们有可能得到悠闲和安逸，然而，我们舍此而不取，以致一部分人劳累过度，另一部分人忍饥挨饿。
我们大部分人至今还像在没有机器的时代一样，耗尽了力气；在此事上，我们一直愚蠢至极，但决没有永远做傻瓜的理由……”
……………………
李建滔滔不绝地说了半个小时。我被他的理论震惊得目瞪口呆，只是连连点头，而不能插一句嘴。
李建终于说完了，口角全是白沫。已经十一点半了，他终于挥手告别，回了他的屋子。我也跟着他过去，看了看他租的那间屋子。
终于告别了，我回到我的小床上躺下，脸上的肌肉仍在抽搐。这个李建，这个神奇的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直到几年之后，当我读到了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先生的一篇文章《闲暇颂》，我才明白，这天晚上李建的长篇大论，竟然只不过是向我背诵了一遍罗素先生的文章，内容只有很少的删改。哈哈哈！李建老师真是个超级搞笑的怪人啊！
然而在我写这篇文章的现在，2019年初，我们国家的很多著名的大企业家们，却正在倡导所谓的“996工作制”！因此，我不能不回想起李建背诵罗素言论的那个不平凡的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