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李继迁却“连娶豪族”，又娶契丹义成公主，建立反宋联盟，以兴复祖业相号召，西人“往往多归之”；纵横驰骋，“渐以强大”。

从此，宋朝不仅永失统一西北的良机，而且陷入长期苦战的泥潭和一百多年的窘境。

西北地区的广大民众，也陷入兵连祸结、动荡不安的苦难深渊。

与党项李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府州折氏从不反北宋，而且世代忠于北宋，为北宋统一和边防做出积极贡献。

究其原因有三个特点：

第一，特殊的历史和方位。在五代和北宋时期的府州北面，是强大的契丹国。因契丹长期侵犯、掠夺、凌虐党项等族，府州折氏在五代时就非常仇视契丹。

北宋前期，契丹与府州折氏数度血战，双方成为世仇。

而折氏的西面是李氏党项，双方关系在五代时就很不和睦。

后周显德元年（954年），朝廷任命折德扆为永安军节度使；引起党项李彝兴的强烈不满。

史载：“定难节度使李彝兴以折德扆亦为节度使与己并列，耻之，塞路不通周使。癸未，上谋于宰相……乃遣供奉官齐藏珍赍诏书责之。彝兴惶恐谢罪。”

可知，李氏、折氏此前早有仇隙；这一事件，李氏因折氏而受到周世宗斥责，双方仇隙扩大。

显德五年（958年），折德扆不远千里到开封陈留县迎谒周世宗，请求内迁，估计是与李氏党项矛盾加剧，受到李氏党项挤压。

李继迁反宋后，曾大举进攻麟州、府州地区，折家将遭受很大损失，双方铸成世仇且日益加深而不曾缓解。

北面、西面都是世仇死敌，府州折氏只能向东、向南寻盟结好。

第二，赵匡胤等北宋君臣对府州折氏政策特殊而得当。尤其是宋太祖，在加强北宋和府州折氏方面做了卓绝贡献。

后来的太宗、真宗乃至仁宗，基本上是沿袭太祖皇上的路线。

熙宁八年（1075年）正月，张方平回答宋神宗询问时说：“太祖不勤远略，如夏州李彝兴、灵武冯晖、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许以世袭，故边圉无事。”

宋太祖“许以折氏世袭”最关键的一条是：允许折氏世袭担任府州知州，此朝野共知的政策。除世袭知州这一最大特权外，宋太祖及其后继者给予府州折氏的特殊政策，还有如下3种：

（1）允许折氏家族成员在府州担任文武要职。如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八月之前，折谏担任府州都孔目官、勾当府谷县。“折氏许多族人参与了州政。”

在折家将军队中，折氏族人更多。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八月，李继迁部大举进攻麟州。“知府州折惟昌与从叔同巡检使海超，弟供奉官惟信，率兵赴战。”

“折家将”战斗力强，与亲族统兵有直接关系。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折继闵逝世时，“部曲、姻戚、门生、故吏哭于辕门者以千数。”

折氏军队和府州官吏的家族化颇为突出，但从宋太宗朝开始，中央派入流动性“正官”，其家族化有所削弱。

（2）赋予特殊的刑罚和行政权。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太宗已于三月去世，真宗继位）十一月，“知府州折惟昌等奏：‘臣父（折御卿）尝奉诏：‘归投蕃部中，有怀二者，便令剪除。’未敢遵奉施行。’诏如有蕃部委实违背者，依蕃法例行遣。”

折御卿在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逝世前接任府州知州，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十二月去世，他接到的诏令可能来自太祖，更可能来自太宗。按此诏令，只要怀疑蕃族投归者有二心，不必核实、上报，就可剿除。

而宋真宗赋予折惟昌的刑罚特权是，按照“蕃法例”处理，不必按照内地法例。

在内部行政中，府州折氏也有特权。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九月，“遣中使赍诏抚谕知府州、如京使、廉州刺史折继祖。初，继祖欲解去州事，下河东路经略安抚使梁适体量，适言：‘折氏累世承袭知府州，本族仅三百余口，其所部沿边蕃族甚众。凡犒劳以俸钱，而所用不给，素于蕃族借牛耕莳闲田、以收获之利岁赡公费。且朝廷俾之承袭，即与内地知州不同。比年监司一以条约绳之，尤为烦密，继祖内不自安，遂欲解去。乞慰存之。’故遣是诏”。可知折氏治下的府州的租税、经费等政策，原先就与内地迥然不同。“比年监同一以条约绳之，”使知州折继祖难以忍受，便以辞职表达不满。梁适调查情况后，宋仁宗派中使“赍诏”抚慰挽留，才了结此事。中使所携诏书内容不详，估计当有承认府州特殊施政之令，所以此后未再出现辞职等事端。

（3）特殊礼遇。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三月十日，太原府路都监、知府州折可大奏：“伏覩皇太子受册礼成。伏闻凡宫闱大庆，虽郡邑小臣于法不许称贺，臣家亦尝贡方物，或遣母妻入觐。盖祖宗眷遇特厚。今欲乞将己俸进马二十匹，庶效臣子之恭。臣已将马价钱赴州军资库送纳讫。切恐有司不知有此体例，不为收接。伏望许令投进。”诏依所乞。折可大上奏之时，已是北宋末期，距北宋建国已有155年，折氏世袭担任府州知州之职已超10人。

折可大对皇帝的“特厚”眷遇、赋予的特殊“体例”，非常熟悉。他在奏文中提到的特殊礼遇和体例主要有两条：一是凡遇宫闱大庆，“郡邑小臣于法不许称贺，”而府州知州折氏允许。二是一般文官武将不许派母妻入宫朝觐，府州知州折氏却准许。从北宋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也确实长期赋予府州知州折氏一系列特殊礼遇，并且把一些特殊礼遇法规化。《宋史·职官志·吏部·司封郎中，员外郎》记载：“凡庶姓孔氏、柴氏、折氏之后应承袭者，辨其嫡庶。”与孔氏、柴氏并列，折氏享受特殊礼遇规格之高确是异乎寻常。

第三，府州折氏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比李氏更密切。

研究论述党项李氏和折氏的专家学者，几乎都程度不同地注意到他们与内地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但都忽略了二者的程度差异。这种程度差异，与其地理位置、便利条件之差异密不可分。府州紧邻黄河，一过黄河就与中原内地连为一体，是中原内地主要的良马来源地之一。而李氏统治中心先在夏州（今陕西靖边）、后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与中原内地的距离比府州更远一些。更值得注意的是，陕北地区沟壑纵横，交通不便，封闭性强，与中原内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显然比府州地区更加困难，更易于养成独立意识。很显然，这是造成李氏反宋自立而折氏亲宋忠诚的深层次基础性原因。

通过上述考察可知，党项李氏叛宋自立与折氏亲宋忠诚，都非偶然，既有历史、地理原因，也有政策调整原因。对北宋中央政府来说，历史背景、地理条件是既成事实，无法改变，而政策调整是随时可变的。政策的调整与改变，却有正确与错误、得计与失计之分。北宋时期的官员，认为中央政府对党项李氏“失计”而对折氏“得策”者不乏其人。其得其失，均成历史遗产。内含之教训与经验，常闻常新，永远值得后人警醒借鉴。

府州折氏为什么能够世袭担任府州知州

从此宋建立到灭亡，担任府州知州的共13人，全出自折氏家族，全是折氏（即折德扆、折御勋、折御卿、折惟正、折惟昌、折惟忠、折继宣、折继闵、折继祖、折克柔、折克行、折可大、折可求）。这在北宋境内统一的州县体制中是独此一家、特树一例的。对此事实，古今学人论述详明，李裕民、陈君愷等先生论述尤为深细。然而，对于折氏为什么能够世袭担任府州知州，尚有再加追究申论的余地。至于点面结合，从两宋统治制度和实态、从中国政治变迁来观察府州折氏这一特殊世袭体制，前贤尚来涉及或语焉不详，更值得再加探讨。

折氏有什么资质能够世袭？

从折氏的立场和角度看，折氏家族早就居住府州，在唐末五代就已经是当地名门望族、最高权威；除府州知州由折氏独居外，许多文武要职是由折氏及其族人、姻亲担任；折氏族坟、陵庙在府州。这些要因，都决定了折氏在北宋建立后仍然渴望持续不断地世袭担任府州知州以维护家族根基和利益。不过，主观渴望是一会儿事，能否达成则是另一会儿事，这取决于内因和外因。从折氏家族内部细看，主要有三条成功原因：

第一，内部团结。从古今中外的历史及其规律来看，任何家族，不论大小，其内部都会存在各种矛盾。

府州折氏作为一个300多口的大家族，内部难免也有矛盾。然而，稽诸现存史料，都不见府州折氏家族内部有任何明显冲突、严重矛盾的记述。

可有一比的是西夏李氏。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李继捧因为“诸父、昆弟多相怨”，内部矛盾尖锐，在到开封朝觐时主动表示“愿留京师”，不想回去了。宋太宗以为这是中央政府削藩直辖、统一西北的良机，“遣使夏州护缌麻以上亲赴阙，”企图把西北党项李氏势力连根拔起。如果不是李氏内部分裂，不一定招来宋太宗遣使迁徙李氏族人、趁机削藩。

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因西夏国母梁氏剥夺夏国主秉常权力并囚禁之，北宋君臣认为：“（西夏）国内乱，兴师问罪，此千载一时之会，”遂组织数十万大军，发起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主动进攻西夏行动，企图一举荡平西夏。

第二，有一定的自保实力。李氏西夏之所以没有被北宋削平消灭，主要依靠似小实大的自身实力，并能抗住契丹、女真的强大军事压力。

丰州藏才族首领王氏在北宋前期，也是“子孙虽相袭知丰州”，（即王甲、王承美、王文玉、王怀均、王庆馀）。但到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李元昊攻陷丰州，王氏实力损失惨重，王氏被迫向南迁附府州折氏并新建一较小的丰州。

此后，王氏就完全丧失了世袭丰州知州的特权。府州折氏家族人口少算时共有70余人，多算时共有300余人，但其“部曲、姻戚、门生、故吏”数以千计，在府州当地的势力无出其右者，无人取于轻忽冒犯。

在宋代的官员中，家族人口多达70、300人者并不多见，折氏算是一个大家族。折氏通过婚姻网络，把家族势力进一步扩大。

历史学家研究指出：“（府州）折氏不与平民或商人为婚。也未发现同姓为婚现象。”

折家“婚姻大体选择地位相当的州级长官家庭。”我们从其联姻的地理分布来看，中心区是府州，其次是河东路和陕西路，第三是京师开封，第四是其它路分。

从其婚姻对象的身份和职务来看，武官居多。以府州为中心的这个折氏婚姻圈之大，宋代罕见，其势力谁敢小觑？府州折氏拥有的军队，约有数千，兵员并不多。出击进攻虽然明显不足，但因府州城依山临河而筑，易守难攻，要守住它还是相对容易一些，这也从物质上增强了府州折氏的军事实力。

第三，从不反叛北宋中央。与西北地区其他民族和势力（如李氏党项、吐蕃等）的叛服无常截然不同的是，府州折氏家族从不反北宋中央。南宋川陕带有显著世袭性的“吴家将”，在吴曦之叛并被平定镇压后，一蹶不振，淡出历史。而府州折氏从宋太祖起至宋钦宗止，对北宋中央始终忠贞不二。作为北宋防御契丹、西夏的突出据点，孤悬河外，屡抗大敌，功绩卓著，为国屏障，不愧“忠勇”之旗号。

（二）北宋中央为什么允许府州折氏世袭

我们知道，北宋历朝皇帝个个小家子气，对谁都不放心，对谁都猜疑有加，确是天威难测。对各级文官武将的防范、监督、制衡，层层叠叠，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对府州折氏，自然不可能毫无猜忌和防范。府州折氏能够世袭知州，独树特例，主要是府州折氏具有上述三大特点和内因。不过，外因也很重要，有时外因会有决定性作用。对此，陈君愷先生在《北宋地方世袭政权府州折氏与中央政府关系初探》论文中，对折氏世袭与中央的互动关系已有颇为精彩的论述。在此，新补充指出一点：北宋中央对地方控制力不足。经过五代和北宋初期的削藩，加强中央集权，北宋中央政府对地方军队和民众的控制力比唐末五代有了巨大提高。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相反的一面，即北宋中央的控制力并不是可以无限扩张延伸，它有一定的限度，存在许多中央控制力薄弱甚至没有到达的地方。北宋中央的控制力，与地方州县与中央的距离、交通的便利、财力多寡、派驻文官武将和军队的数量成正比，与地方势力的强弱成反比。也就是说，地方州县与中央的距离越远，交通条件越差，中央控制力越弱；中央派驻地方州县的文官武将和军队越少，中央控制力越弱；地方势力越强，中央控制力越弱。在北宋中央控制力无法达到的地方，无所谓统一与分裂。在控制力能够充分达到的地方，可以追求统一。在中间状况，在控制力虽能有所到达但并不充足之地，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就府州来看，与京师开封距离较远，交通条件较差，从这两方面来看，北宋中央政府对府州民众的控制力是比较弱的。中央派驻府州的文官势力比较弱，府州地方折氏家族势力比较强，因此，中央政府对府州民众的控制力比较弱。北宋中央政府从外地派驻府州的武将和军队，北宋初期未见；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李继迁反宋后，估计开始从内地派驻将士；至道三年（997）开始设立“麟府路军马司”，多由中央派汉人担任将领；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元昊称帝开始，宋夏又进入长期交战状态。“折氏强盛之时，府州只屯汉兵二千，今（庆历四年）虽残破，兵马常及万余。”远道而来的汉兵，主要任务是对付强大的辽兵和西夏兵，而宋夏朝野皆知：汉兵——“东兵”——禁军战斗力明显不如由当地蕃汉军队组成的“西兵”——“土兵”。苏辙甚至认为：“以实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当禁军三人……”

府州折氏对北宋朝廷的忠诚，赢得了朝廷对他们的信任；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要不后来的历史学家和戏剧家总要将北宋朝廷和府州折氏编进戏剧里面；影响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