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远东历史学会会员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罗蒙诺索夫

5月19日，斯维特兰那，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斯皮留金

尊敬的导师，您是否已经收到了我于上个月27日寄出的信？目前我不在卡利尼那的住址，如果您打算回信，请寄往我现在的住址，即发信的地址。

这个旅馆简直糟透了，糟糕的地方不在于它到处都散发着一股霉味（这可能是我的某种错觉，毕竟我曾长时间待在一个那样的环境中），而在于我永远没有机会独自一人待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思考的最佳状态不是处于美妙而和谐的环境中的，也不是处于肮脏的环境中的，这与它们没有丝毫关系；思考需要在一个房间中，外面的人不可能进来，里面的人不可能出去，窗户要锁紧，将所有声音排除在外。而这个地方整天弥漫着令人作呕的酒味，四处都是伙计，十块钱一张床铺，一个房间内像鱼罐头一样塞满了二十个人……我尽力不与他们说话，企图不被他们打扰，而这是完完全全不可能做到的。很快，我发现，屋子里的所有人都开始注意我；不是别人打扰我，而是我在打扰别人了。他们用一种反常的寂静来表示他们的愤怒。这种愤怒并不是没有来由的，我什么也没做，可我在那里这件事实就构成了这种愤怒。

我感到愧疚，想要离开，我胆怯了。可他们似乎洞察到了我的懦弱，开始满不在乎地掏出各种瓶子喝起酒来，互相大声嚷嚷，没有一个人说出关于我的任何一句话。这更令我难堪了。但是，这毕竟像是一个被遗忘的错误，我没有受到什么惩罚；正因如此，我想起了您，并要了几张纸向您写信……

您知道，我并不像从前那样，认为自己绝对正确了。我记得，我刚刚进入中学时，我与我的某位老师由于某个无聊的问题争论了起来，最终演变为一场毫无意义的争吵。那时我笃信坚持真理的教导，但是，您要知道，有多少真理是真正的真理呢？自然，自己认为正确的就是真理，而自己认为错误（甚至其他人认为正确的）全部是该反抗的，该打倒的，否则便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对真理的责任。我们一直坚信小孩子的善恶观是纯粹的，不该被污染，也从来未被污染过。可我认为，自从他们的善恶观形成之时，他们就被污染了，不被污染是绝不可能的事情。

要知道，理想中的人，完美的人是不会出现的，他们永远不会现身，世界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而世界本身也不允许他们出现。“进化没有终点，”进化的终点是什么？是完美的结合体；而它不存在，所以人们认为“进化就是不断趋向完美的过程”。但那标准本身就不存在，又有什么趋向可言呢？

我的少年时代可以说是极其自负的，我沉迷于一种自认高贵的心理活动上：不管我做过什么多么微小的事情，我总会想象自己成名之后的样子，我将其他人打败，我虚构的名声能够获得他人的承认，他们称赞我，对我顶礼膜拜；而我的风头则完全盖过他们，我可以控制他们，我可以嘲笑他们，将他们任意摆布，其中掺杂了多少如今也不敢去回忆的邪恶！这是一个小孩子的内心活动，而在今天看来，则完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我想，难道高居人上的地位，将他人踩在脚下的快感，就这么令人渴求，以至于到了不自觉地盼望的地步了吗？理想中的社会无一不是描述一个和平的、善良的社会，而一个再普通不过、再平凡不过的孩子，竟会有这种想法，而这种想法会被冠冕堂皇地称之为“上进”，而这种上进则是离奇地存在于那么一个理想中的。这两者本身就是不可调和的，理想的社会追求统一与和平，而不是各种各样的斗争，这些斗争在那个理想中都将不复存在。但是，在现在这种条件下，它怎么可能出现？而旧时代的革命者们究竟是为何认为，简单的革命，将权力归于人民，就可以实现那些理想的和谐呢？要实现这些调和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它们潜伏在一个小孩子不为人所知的卑劣的心态中，它们潜伏在任何一个人思想中的任何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想要理想中的完美，那种完美也是绝不可能实现的，付出的任何努力都会成为历史的牺牲品。

所以，我认为，要摆脱人类所处的混沌的、无法调和的状态，首要的便是根除这心理或者生理上的态度；为此，需要着手改造一切，甚至人类本身……而这改造的途径，目前尚且无从提起。但是，人们为了理想真正浮出水面，需要多少牺牲？这更令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