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起公案，顾诚先生认为纯属一群风流公子哥之间争风吃醋所致：
阮大铖政治上失意，借寓南京编演新戏，交结朋友，声歌自娱，这在当时的留都也是极平常的事。不料，顾杲、吴应箕、陈贞慧这批公子哥儿看得老大不顺眼，心想秦淮歌妓、莺歌燕舞乃我辈专利，阮胡子来凑什么热闹。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他们写了一篇《留都防乱公揭》广泛征集签名，对阮大铖鸣鼓而攻之，文中充满了危言耸听的不实之词。阮大铖挂名“钦定逆案”，有口难辩，一败涂地；陈贞慧等人自以为痛打落水狗，功德无量（24）。
这一事件的起因，此案主事人之一的陈贞慧，在其《书事七则》中有一章《防乱公揭本末》记叙颇周，其曰：
崇祯十一年戊寅，吴次尾（吴应箕）有《留都防乱》一揭，公讨阮大铖。大铖以党崔、魏案论城旦，罪暴于天下。其时气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当事多与游，实上下其手，阴持其恫喝焉。次尾愤其附逆也，而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绻，争寄腹心，良心道丧。一日言于顾子方（顾杲），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锧，为南都除此大憝。”两人先后过余，言所以。余曰：“铖罪无籍，士大夫与交通者，虽未尽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点破，如赘瘫粪溷，争思决之为快，未必于人心无补。”次尾灯下随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倡。
以此观之，则顾老之言诚为是。
阮大铖“借寓南京编演新戏，交结朋友，声歌自娱”，交往者虽不乏当朝名士，然亦全凭一己才气之佳，方入张岱、文震亨等人之法眼，包括史可法、范景文等人，也均是以诗会友之来往。即便在其所创作的戏曲之中，也毫无陈贞慧、吴应箕等人所说的“恫喝”嚣张之意，反是借此连连讨饶不已，陈寅恪谓其“至所著诸剧本中，《燕子笺》、《春灯谜》二曲，尤推佳作。其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此诚为实情，于此可见其人并无跋扈之迹。
其实陈贞慧说得很清楚，四公子和吴应箕等人看不惯的，不是其他什么，乃是因阮大胡子区区一个带罪被废了多年的安徽乡下佬，跑到南京不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地在家呆着，却四处交游，其所作词曲畅行于各种通宵达旦之歌茵舞席上，还竟然非此不欢；而“流传演唱，与东嘉、中朗、汉卿、白、马并行”，又得“识者推重，谓……实得词家正宗嫡派”，阮家戏班更是冠绝当时，号称金陵第一；兼且其门庭若市，“南中当事多与游，……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绻，争寄腹心”，风头之健一时无双。
这叫他们这些常年混迹于秦淮河上的大才子们颜面何存，又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所以他们不爽了。
说白了，便是因阮大铖才气太高、人气太旺、风头太健之故。
在陈贞慧等人发动之前，风声已经漏出去了。因为他们是搞的大串联，人多口杂，走漏风声是难免的。
阮大铖是个聪明人，当然知道强龙不压地头蛇的道理，况且他也不是什么强龙，只不过是条搁浅的小水蛇；而要对付他的这群人也不是蛇，乃是人中龙凤贵公子，其中没几个是他能惹得起的。
所以他先去求侯方域，也就是《桃花扇》里的主角侯朝宗，因为他和侯方域的父亲侯恂有旧，侯方域算是故人之子。
他出钱出人请“画中九友”之一的杨文骢，也就是《桃花扇》中为李香君作画的杨龙友，天天请李香君和侯方域出游，一面撮合侯、李情缘，一面试图请侯方域居中周旋，为自己说几句好话，结果为侯方域所拒（25）。
据陈贞慧之子陈维崧的《冒辟疆寿序》以及吴伟业的记载，当时所谓“高门子弟，才地自许者”，云集南京“刻坛（土单），立名氏”，其中以陈贞慧、侯方域、冒襄为三人，因其“皆贵公子也”。三人凡出游则“必置酒召歌舞。金陵歌舞诸部甲天下，而怀宁（阮大铖）歌者为冠，所歌词皆出其主人”，这几位贵公子也素知阮大铖歌舞班子之名，于是“漫召之”。于这“漫召”二字，可以想见其时三人态度之倨傲。
阮大铖知道自己“素为诸先生诟厉也。日夜欲自赎，深念固未有路耳，则亟命歌者来，而令其老奴率以来。是日演怀宁所撰《燕子笺》”，即陈寅恪先生说“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之曲。
阮大铖巴巴地命他的戏班子赶来上演这一出，其哀求告饶之意溢于言表，那么陈贞慧、侯方域、冒襄三人又是什么态度呢？
陈维崧大约是讳言先人狂态，又知道这是他依附的冒襄之平生得意事，所以说是一定是要说的，不过就说了个没头没尾，只道那晚三人“醉而且骂且善”。这三人称善的，自然是阮胡子戏班的歌舞、词曲之妙，那他们骂的又是什么？
吴伟业记此事比较周全，倒是有说：
（阮大铖）知诸君子唾弃之也，乞好谒以输平生未有间。会三人者，置酒鸡鸣埭下，召其家善讴者，歌主人所制新词，则大喜曰：“此诸君子欲善我也。”既而侦客云何？见诸君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夜将半，酒酣，辄众中大骂曰：“若珰（魏忠贤）儿媪（客氏）子，乃欲以词家自赎乎？”引满浮白，拊掌狂笑，达旦不少休（26）。
俗话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几位公子哥儿高兴，要召人家私家戏班来给自己歌舞助兴，别人来了，也唱了，且满台赔罪之意唱到半夜，听过享受完了，也就罢了。谁知道这几位却不然，而是拊掌狂笑，开始当众大骂对方是“珰儿媪子”，说你以为用这种调调自赎就算了吗？还足足叫骂了一晚上。这等做法不免过于刻薄，实在是辱人太甚、激人太过，无怪乎阮大铖后来耿耿于怀没齿不忘，终于在上台后大肆报复。
而陈贞慧、冒襄、黄宗羲等人指控阮大铖最主要的罪状，是说他陷害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并引魏大中之子魏学濂之说以为言，指其“父兄死于怀宁（阮大铖）”（27）。
据《明史》记载，阮大铖与魏大中争夺吏科都给事中之职，与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杨涟、魏大中等人产生矛盾，为天启四年春；同年六月，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获罪被削，是冬十一月。
本传云其在天启四年春争得吏科都给事中之职后，上任一月就辞官急归乡里，此后魏大中补入吏部，到杨、左诸人下狱死后，阮大铖才被复召为太常少卿至北京，上任数月旋即又去官。即使按此大略时间计算，阮大铖最迟在天启四年三、四月已离京返回安徽，一直到天启五年杨、左诸人下狱后，他才复归北京。而杨、左等六君子以三月获罪，六月方全部到狱，因此阮大铖到京最早也是天启五年三月后。
然当时杨涟以二十四大罪攻魏忠贤，带动朝野群起响应，至于国子监师生千余人一起声援上疏，魏忠贤的境地甚至一度颇为危险，所以双方一斗就是近半年，期间谁也无必胜之把握，形势极为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身在北京的官吏们都未必看得清形势，要说阮大铖一介辞职回乡的闲人，身在安徽却参与了北京如此重大而又形势不明的朝廷争斗，并选择附应魏忠贤构陷杨、左等东林魁首，以阮大铖之心思机巧，还有当时全靠脚力奔波落后的通信、交通水准，恐怕甚难令人信服。且魏忠贤之必杀杨、左、魏等，实为魏、崔等人之夙愿，盖因杨、左、魏等人攻杀太厉之故，说远在安徽的阮大铖于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至于魏大中父子死于阮大铖之手，不免过于儿戏，此其一。
其二，《明史》之《阉党列传》中，有王绍徽者，于泰昌时“被劾引疾，寻以拾遗罢”，到启天启四年冬十一月魏忠贤逐去左光斗后，才召其代为左佥都御史，之后一路高升，次年六月进左副都御史，十二月拜吏部尚书。传中道：
（王）绍徽在万历朝，素以排击东林为其党所推，故忠贤首用居要地。绍徽仿民间《水浒传》，编东林一百八人为《点将录》，献之，令按名黜汰，以是益为忠贤所喜。
既曰其被“忠贤首用居要地”，又云其献《点将录》之后“益为忠贤所喜”，可见《点将录》当作成于王绍徽代为左佥都御史后，即至少是天启四年十一月之后。
但在王绍徽的《点将录》中，阮大铖却赫然名挂“没遮拦”（28）。
自天启四年六月到十一月，东林、阉党双方的斗争长达五个月之久，王绍徽又甚为魏忠贤引重，左光斗一去便即刻被引入要地，是“阉党”集团的紧密人物之一。如果说魏大中等人在天启四年十一月之被罪及次年被杀，有阮大铖参与的话，则其早已与魏忠贤等人为一党，王绍徽没理由不知道杨、左、魏之被罪，其中有阮大铖的功劳，即使上任之前不知，上任之后也断无理由不知。而《点将录》恰恰是在左、魏等获罪去职，王绍徽上任之后才作成献与魏忠贤的，若果有其事，其中绝不至有阮大铖之名。
又，若谓阮大铖于乡里可操北京朝中事，陷害左、魏诸君子，其消息灵通、传递之速一至于斯，则又何至于在魏忠贤得势开始大肆报复东林君子时，让自己名列《点将录》。
其三，阮大铖在崇祯初归乡闲住之后，组建“中江社”，皖中名士一时响应，可见其阉党名声不显，当无实质性的劣迹曝光，而复社名士钱秉镫也加入其中，后于崇祯五年被“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劝出。弘光年间，钱秉镫为躲避阮大铖对东林一脉的迫害，逃往吴江避难。钱秉镫是桐城人，先前和阮大铖来往颇多，在杨、左等人被害之后，其记曰：
大铖方里居，虽对客不言，而眉间栩栩有伯仁由我之意，其实非大铖所能为也。大铖与同志相呼应者，冯铨、霍维华、杨维垣等数人耳；而用以通阉者，倪文焕也（29）。
《明史》盖出黄宗羲弟子万斯同之底本，而独采其栩栩有伯仁由我而死之意，曰六君子死后大铖“对客诩诩自矜”，隐钱氏之后“其实非大铖所能为”之解，无非是因阮大铖在崇祯初指责东林与魏氏一样通内乱国，弘光时又对东林、复社中人大加迫害，故特欲以此揣测之语重其罪，后遂为一时众口铄金之词。其实此等指证，盖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耳，实为莫须有之手法。
因此，阮大铖和魏大中争官产生矛盾，之后对东林诸君及魏大中口出怨愤之言，属情理之中，当是不会错的；但是说他参与陷害六君子，害死魏大中云云，则实为子虚乌有之言，故崇祯初他虽因《七年合算》疏为朝野东林群起而攻之，最后也只能以“阴行赞导”这等避实就虚、迹近传言之名定罪。说其为“阉党”分子，无非是他的求官之举或可有迹，终究还是查无实据之名。是以顾诚先生说“阮大铖为人小有才，本非志节之士，这是一回事；他的列名魏忠贤逆案是否恰当又是一回事”，实为持论中正之言。而近代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亦有一节专门论及阮大铖，其论予以为亦颇中肯：
圆海人品，史有定评，不待多论。往岁读咏怀堂集，颇喜之，以为可与严惟中（严嵩）之钤山，王修微（江南名妓，号草衣道人）之樾馆两集，同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至所著诸剧本中，《燕子笺》、《春灯谜》二曲，尤推佳作。其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此固文人文过饰非之伎俩，但东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绝其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乱”为言，遂酿成仇怨报复之举动，国事大局，益不可收拾矣。夫天启乱政，应以朱由校魏忠贤为魁首，集之不过趋势群小中之一人。揆以分别主附，轻重定罪之律，阮氏之罪，当从末减。黄梨洲乃明清之际博雅通儒之巨擘，然囿于传统之教训，不敢作怨怼司马氏之王伟元，而斤斤计较，集矢于圆海，斯殆时代限人之一例欤？
南中《防乱公揭》之出，东林士子之所以要以东林创始人后代顾杲为首，其意义无外是清理门户，其次则是天启死难诸家代表黄宗羲，是为高举国仇家恨之大旗，所谓名正言顺者也。而以次列名者总计一百四十余人，也都是当时的士林名人。此揭出后，发起人之一陈贞慧说：
揭发而南中始鳃鳃知有逆案二字，争嗫嚅出恚语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鲜廉耻者，亦裹足与绝。铖气沮，心愈恨……至己卯，窜身荆溪相君（指周延儒）幕友，酒阑歌遏，襟解缨绝，辄絮语：“贞慧何人，何状？必欲杀某，何怨？”语絮且泣。……铖归潜迹南门之牛首山，不敢入城；向之裘马驰突，庐儿崽子，焜耀通衢，至此奄奄气尽矣（30）！
陈贞慧的这段言辞间，自觉功德无量的自得之情溢于言表，而吴应箕的《防乱公揭》更是起首就说此举乃是“为捐躯捋虎，为国投豺”舍身忘家的大事。当然，陈贞慧也不会忘记仔细描绘一番阮大铖这个“庐儿崽子”之后的狼狈状，将其狠狠奚落了一番。东林——复社一脉对阮大铖此种赶尽杀绝之举，确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最终杜绝了其人悔改自新之路，至于他在弘光朝得意后，开始对东林——复社一脉进行了大肆报复。
话说回来，就在南中的这些自谓国家栋梁的东林系士子们奋勇“捐躯捋虎，为国投豺”，不顾身家性命，全力以赴忙着把唱戏写文的阮大铖赶出秦淮河为国为民除大害时，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嗣昌实施了他精心筹划的“十面张网”战略，大明朝两位出色将帅洪承畴和卢象升，统率着大军，和东林系士子们高喊的一样，在西北方面“捐躯捋虎，为国投豺”。
只不过两者之间所面对的对手及凶险差异之大，却实有如天堂地狱。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三、四月间，洪承畴大军和李自成大军在岷州一带展开血战，明军猛将总兵官曹变蛟率部转战千里，二十七昼夜身不解甲，犹如东林子弟之于阮大铖一般，穷追猛打李自成；而孙传庭、左光先所部则先后击破了大天王、混天王等起义军。
九月，东北建州女真出兵中原。皇太极以多尔衮、岳托为主帅，兵分两路，率领八旗军破关南下，直逼大明王朝的首都——北京。
十月左右，西北剿寇的洪承畴诸军取得阶段性胜利，李自成仅以身免，只余十八骑脱走山林。
十月十九日，清军围高阳，在家颐养天年的七十六岁老臣孙承宗孙阁老，与子孙合计十七人，于此役中力战先后战死或自杀殉国，满门无一降者。
十二月十一日，授兵部尚书衔总督天下援兵的大帅卢象升，率五千人与四万清军血战一日夜，身中四箭三刀阵亡。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正月初二，清军陷济南，明宗室德王被俘。大学士刘宇亮督孙传庭等军救援，辽东名将祖大寿率关宁铁骑自青州入卫。
三月十一日，清军撤出长城。
大明王朝的军事重心，从此自西北防寇转向东北防虏，西北的精兵强将陆续被抽调去了东北方面，参与了后来的松锦大战，这最后给李自成等人的东山再起制造了绝佳机会。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么说，李自成日后之能倾覆大明，全因皇太极于此年无意中救了他一把。
崇祯十一年，无论是对崇祯的大明王朝还是李自成，以及关外的皇太极，都是极其关键的一年，几乎可以说，这一年是大明王朝兴亡的一个转折点。
而南中士子们却正和阮大铖争雄于秦淮河上的梨园勾栏之间，以将阮大铖赶出南京这一壮举来为国出力。
黄宗羲云明季士人“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於所谓道学者”，岂非此时南中士人之写照乎。（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