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高杰、刘泽清于五月三日上书请史可法过江督师后，史可法等人已知与“拥嫡”派有隙，再加前阵首鼠两端，反对本来就伦序当立的弘光帝继位，搞“拥桂”“拥潞”等方案既得罪了弘光，又导致定策之功全归马士英与四镇武将，照这势头搞下去决无好果子吃。于是他们急忙开始为拥立弘光帝的马士英及四镇请功，试图以此换取弘光帝及马士英、四镇将的好感，同时开始拉拢上游坐拥重兵的左良玉，以图日后抗衡四镇。
史可法遂于五月八日上疏，奏请将黄得功、左良玉自伯进侯，高杰、刘泽清、刘良佐封伯，马士英和卢九德两人之功则合诸镇之全，爵赏应另行商议，群臣也均附议之。
可惜的是，史可法之前在“拥桂”时大肆抨击弘光不当立的“七不可”之事，已经决定了他不会得到弘光的好感，因此后来史可法之离京，固然有其不得已之处，亦不得谓其中完全没有避祸之意。
而弘光本来就穷困潦倒好长一段时间了，刚知道自己是伦序当立的第一合法继承人，正满心高兴之际，却突然又被东林诸人纯粹出于私心杂念的“拥桂”、“拥潞”行动搞得差点无容身之地，于是万般无奈、狗急跳墙之下，去找了那些原本不上台盘的镇将来支持自己，这才惊险万分地夺回了皇位，他此刻对马、卢、四镇将等正是感激不尽的时候，对史可法和东林党人的不满甚至仇恨之心则可想而知；而这些“拥嫡”的人马，原本只是地方官员和偏裨之将，只有一个高杰算是总镇级总兵，此刻都知自己有定策大功，正指着这桩功劳富贵呢，所以这会再怎么封他们，他们都会觉得这全是拜弘光和马、卢等人所赐，且本就是应该的，决计不会领史可法和东林党人这个情。
更糟糕的是，马士英此时已不是加几个空衔能打发掉的，他要的是实际权利，要的是入阁，他觊觎的是首辅之位。但史可法等人不但没有满足他，甚至还试图让他继续长驻江北督师，在他看来，这无异于有心将他排斥在南京权利圈之外。而高杰、刘泽清于五月三日上书请史可法过江督师的举动，显然是弘光、马士英、四镇将早有预谋发出的权利更替信号，因此五月九日马士英便自请入朝，且不等弘光答复，表章一出就动身直入南京，若非事先与弘光有默契，他马士英焉敢至此。
大儒黄宗羲对史可法等人此种“亡羊补牢”举动的看法，应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他评论道：“史可法亦恐四镇之不悦己也，急封爵以慰之。君子知其无能为矣。（13）”
确实无能为矣。
五月二十日，史可法黯然离开南京，过江前往淮阳督师。
诸多的史籍以及后世史家评论中，都将此事件中“史出马入”之结果，作为弘光朝的转折点，认为自此小人当道朝纲日坏，最终导致弘光朝很快就覆灭了。
事实上这是一个大大的误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颠倒黑白的观点，此种说法究其本源，依然还是出自部分东林党人那点不可告人的私心杂念以及狭隘的门户恩怨之见。
在史可法过江北督师后，弘光朝中的形势依然还是不错的，单只史可法与马士英两人之去留，其实并不影响大局。当时东林党人如愿以偿，新晋的朝中大臣人选基本都是秉东林党人的意愿所拔，大多是东林骨干，而在野又名声甚高的刘宗周等人亦先后被起复。
最关键的是，马士英本人自来甚少门户之见，如东林系的抗清志士陈子龙在其自撰的年谱中就道：
贵阳（马士英），先君同籍也，遇予亦厚。其人傥荡不羁，久历封疆。于门户之学，非素所深研也（14）。
且他对东林亦无任何敌视，不但没有敌视，其主观上还是非常想和东林修好的，还确实花了大力气，做了相当的举措维护了东林体系人士，甚至可以说救了不少东林体系人士和他们的家眷。一位亦属东林体系的求社、几社成员杜登春这样说道：
南中建国，贵阳马士英为娄东（张溥）好友，一时拥戴窃柄，甚引重东林，起用钱（谦益）、徐（汧）、陈（子龙）、夏（允彝）诸君子。……复社中失节者（即北京降大顺者）贵阳阳加叹恨，阴为矜怜，悉欲置末减（15）。
再者，马士英在举荐阮大铖的问题上与东林党诸人闹僵之后，亦未尝便有敌对之意，他还是试图在与东林党人搞好关系。双方出现裂隙后，他与东林名士姜曰广有天在内阁闲聊时，说起复社领袖张溥乃“我故人也，死酹而哭之”，姜曰广嘲讽他道：“公哭东林贤者，亦东林耶？”马士英当时回答颇有委屈意，道：“予非畔东林者，东林拒予耳。”言语中这一个“拒”字，可见其人对东林本无恶意，且颇有归东林之意。其时另一位东林系大臣高弘图也在场，他马上意识到了这一点，遂居中周旋，马士英于是“颇有和解意”（16）。
在如此大好形势下，何以最终双方依然闹至不堪收拾而决裂？
究其根本还是因为东林党人狭隘的门户之见，还有那些自私甚至嫉妒之心。
东林一脉孜孜不倦针对的，便是马士英举荐阮大铖一事，双方因此至水火之势，此事亦往往被东林一脉及后世史家举为马士英企图为魏忠贤“逆案”阉党翻案的证据，也是马士英名登《奸臣传》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这阮大铖的生平事迹以及和东林的恩怨也必须要仔细说说才成。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石巢、百子山樵，其人美髯须，民间又称“阮胡子”，极具才华，是明季著名的才子，甚至被推许为“江南第一才子”。天启初由行人擢给事中，以忧归乡里。他先前是东林元老高攀龙的门生，又与东林烈士左光斗是同乡，故阮大铖早年也是东林少年。此人之品格固不值一提，但与他是不是阉党，又是不是罪大恶极却是两回事。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春，吏科都给事中缺，按序应是阮大铖当迁，左光斗遂招其前来上任。那知东林魁首顾宪成及骁将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人以“察典”将近，即将与齐、浙、楚三党及魏忠贤展开大战，而天启三年的“癸亥京察”斗争中东林损失又颇大，是以他们欲任用更近东林核心的魏大中以增加战斗力，于是将阮大铖补去了工科，由此导致阮大铖与东林结怨，改而去走魏忠贤的门路。对此，有“归奇顾（炎武）怪”之称的归庄曾点评到：“阮谓资应属己，而魏夺之，遂激而入邪人之党。……激成阮入彼党，未始非失计。盖阮实有可用之才，惜诸君子无使贪使诈之作用也。（17）”
而披阅诸书所记，阮大铖当时确实并无实质性的助阉党之劣迹，基本只是求官而已。此种行径，盖为明季官场之常事，就是东林人士亦甚精通，且所谋官职之大、涉及面之广几近匪夷所思，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前首辅周延儒之再次被召复登首辅之位，便是复社领袖张溥合朝野之力，勾结“逆案”要犯冯铨，以白银六万两（一说二十万两）买通太监与田贵妃，历时两年的运作结果。这其中，也有阮大铖贡献的一万两银子和气力（18）。而冯铨者，乃魏忠贤义子，是其手下的头面人物也，著名的魏家阁老。
同是勾结阉党，贿赂太监和后宫去买官做，而张溥替周延儒这个著名大奸臣买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可依然是正人君子的领袖，阮大铖只是想索回其当得之职，便成了一辈子的阉党走狗，一般事体两样结果，何也？
庄子曰：“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果然窃国者仁义存焉，信矣。
阮大铖通过魏忠贤门路得官后，又畏被东林围攻，不到一月即辞官归乡，旋即被召回任太常少卿，数月后又乞归，是以在朝时间极短，即便他想做什么坏事，也做不得多少。且观诸记载，如《明史》所记之“大中掌吏科，大铖愤甚，私谓所亲曰：‘我犹善归，未知左氏何如耳。’已而杨、左诸人狱死，大铖对客诩诩自矜。……事忠贤极谨，而阴虑其不足恃，每进谒，辄厚贿忠贤阍人，还其刺”云云，俱为避实就虚迹近传言之语，难以为实据。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论及此事时就道：
平心而论，东林—复社人士门户之见极深，他们把阮大铖打成逆案很难自圆其说，比如说他谒见魏忠贤后随即行贿给魏的门子赎出名刺，就是莫须有的罪状；说他在魏忠贤得势之时即辞职还家是早已看出魏忠贤必定垮台，更站不住脚。阮大铖在魏忠贤垮台之后还看不清政局的走向，怎么能说他在天启年间就预知朱由校会短命、崇祯帝将即位？总之，“阴行赞导”的罪名难以成立。阮大铖触霉头是在崇祯初出于投机得罪了东林党人。
话说回来，即便《明史》字字确实，这了不起也只是失其当得后的泄愤之语，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实质性的恶行。如果这种言行就要列入“逆案”，只怕当时朝中的大臣要去掉一大半。阮大铖之所以名列“逆案”的真正原因，诚如顾诚先生所言，是其再次得罪了东林党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