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是中华民族远古的祖先们流传下来的一项宝贵文化遗产。纵向看，这项国宝历经了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至今几千年中，有盛有衰，有褒有贬，源远流长。横向看，当中国的文化往外辐射传播时，作为有悠久历史的“琴、棋、书、画”也随之传向了海外。

与它的姊妹艺术“琴、书、画”相比，在艺术领域，棋文化受关注的程度要少很多，郑重其事作研究探讨的文献、文章所见也不多。时至今日恰如许多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样，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此希望通过对围棋的初步研究，探究围棋的魅力，进一步深刻理解围棋的内涵。

第一部分：围棋的起源

围棋的起源在中国流传最久远的说法是“尧造围棋，丹朱善之”。这句话据传是出自已佚失的《世本》一书。相传《世本》成书于战国时期，司马迁曾采用过不少《世本》中的资料，但此书并没有流传下来，现能见到的多是明、清文人的辑本。

到了晋朝，张华在《博物志》中的记载加进了主观色彩：“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可见晋代人们已认为围棋有教育和启发智力的作用。

宋朝人罗泌在《路史.后记》里又比晋人张华更为详细：“帝尧陶唐氏，初娶富宜氏，曰女皇，生朱骜很娼克。帝悲之，为制弈棋，以闲其情。”按宋人的说法，其中明显加入了程朱理学的色彩，反而更不足为凭了。

根据比较可靠的考证，围棋不是一发明出来就完善到今天这个样子——棋盘横竖19道。敦煌就曾出土过17道的棋盘资料。1954年河北望都东汉（25--220）墓也曾出土过17道围棋盘。围棋也像其他艺术和发明一样，有诞生、成长、成熟的发展过程。至于相传尧和舜造围棋的说法，在今天来看，颇类似于神农氏尝百草，有巢氏造房子等传说。古时候的人们愿把某项重大的发明与发现归结到某个“大”人物身上，可以理解为以此表达对这项发明与发现的肯定和敬佩之情吧。

另一个关于围棋起源的有名的传说是“河图”、“洛书”说。相传在远古的伏羲氏时代，黄河里跳出一匹龙马，马背上画着一幅图画，人们称之为“河图”。大禹治水时，洛水（河南省境内流经洛阳的河）现出一只神龟，神龟背上也画一幅图，名“洛书”。关于“河图”、“洛书”的解释有许多版本，一般认为“河图”为圆，象征天；“洛书”为方，象征地。“河图”上的符号代表着天上的星座；“洛书”上的符号则反映了地域观念的九州，古人认为地是方的，故围棋盘是方的。星星是圆的，引申为围棋子也是圆的。吴清源先生在文章里曾谈到围棋起源于中国古代的“星象图”，和起源于“河图”、“洛书”说有极相似之处。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生产活动决定并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每一个幼年民族都可以看到一种强烈的倾向，愿意用可见的可感觉的形象、、、、、、来表现他们认识的范围。”

应该说，围棋作为一项精神范围内的艺术，不可能有其超越社会规律的独立性，故而应该是社会生活的反应和产物。围棋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基本上已没有歧义。在中国古代，围棋主要不是比试棋艺高低和赌胜负的工具，更多的是通过下棋来锻炼性格，培养志趣，丰富修养。围棋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与政治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一些，也就是说，政治策略和政治的需求，对围棋艺术的产生有重要作用。围棋艺术的产生与所谓的经济发展状况关系并不大。

第二部分：围棋的宇宙形态论：天圆地方

围棋属于黑格尔的象征型艺术，它表现了汉民族源于远古神话时代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领域，构成了民族的心理原型。给宇宙一个固定的模式，并按这一模式的演变来生存，是人类原始文化的表现。人类对宇宙的兴趣与生俱来，而且经久不衰。千万年以来，对宇宙的言说一直是人类最激动人心的一件事情。

在理解宇宙象征主义的时候，米尔希.埃利亚德（Mircea Eliade） 的理论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他把宗教视为一种象征文化。他认为世界上有两种存在物，一是世俗的、一是神性的。神性是与世俗相对立的，宗教崇拜就是与神性打交道。他说：“当一棵树成为一种崇拜物时，它就不再是一棵受崇拜的树了，而是一个圣物，是神性的一种体现。”我们在围棋艺术中，看到了这种神圣性，围棋子、盘都有宗教信仰的背景，归根到底都有“象征的”含义，因为它们都有超越的价值观念隐喻其中。

在远古，中国人把天穹的表现现象当作宇宙。那时的宇宙学说，实际上只是人们对天和地的看法。但是宇宙包含的时空内容并不是“天地”的概念能完全包含的。刘安生主持编写的《淮南子》说：“古往今来谓之宙，四方之下谓之宇。”

“宇宙”一词，从现有文献来看，应该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可见，对于天地更多的是一种直观的认识，对于宇宙则是一种理性的理解。对于天地的认识是一个符号象征的过程。围棋的出现，便是这种符号确立的外在表现之一，它来源于人的直觉经验，以及对这种经验的象征表现。

第三部分：围棋与《周易》

《周易》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巨著，它以阴阳符号构成的数的意象排列来表征宇宙万物的变易，是一部中国象征文化的杰作，蕴含着深刻的理论思维与朴素的辩证哲学观念。《周易》中包含了宇宙间对立的二元性，如白天与夜晚、善与恶、好运与灾祸等等。它蕴含的理念认为，人类对客观实际的感知都是基于宇宙间矛盾的对立面，但这些对立面不是一成不变的，都会随着一定的环境与条件因素发生变化或协调统一，因此世间没有永久性恒定不变的事物。

《周易》里“太极图”中的阴阳鱼（黑白鱼），黑白相反形成了对称结构，暗喻着宇宙阴阳（黑夜与白天）的变化和自然界永不休止的相互转化的运行。围棋盘上的“天元”代表着宇宙和大地上的共同中心，即为“天元”。分布在棋盘上的８个“星”，分别代表了东、南、西、北，东北、西北、东南、西南８个方位。《敦煌棋经》中说：“棋子圆以法天，棋局方以类地。”是和“八卦”说相一致的，并成了“八卦”说中的有利凭证。围棋中蕴含着“八卦”中深刻的哲理。古时的围棋规则，上手执白后行以显尊，下手执黑先行以示恭。如二人对弈不知道谁的棋艺高，通常年长者执白年幼者执黑。“八卦”阴阳鱼中黑色发展到了极端就变成了白色，颇暗合于围棋中的黑棋白棋的转换。如把学围棋的人一生下围棋的经历放大了来看，初学时肯定是负多胜少，随着水平的不断提高，慢慢有老拿黑棋转变成可以总拿白棋，白棋拿的时候长了，年龄也大了，后生之辈已崛起，白棋慢慢又拿不住了、、、、、、，完成了一个黑棋转换成白棋的过程，这种辩证的转换的确和“八卦”太极图的形象相似。说围棋起源于“八卦”，因有其精神上的联系，故也成一家之言。

第四部分：围棋与军事

春秋战国时代，中华大地上并行于世的是数以百计的部落或各个诸侯小国，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几乎每个县就是那时期的一个小国家。这么众多的小国要想生存和发展下去，首要的一点是扩张和反对扩张为目的的战争。这一战争现象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社会现实。战争是决定一个个小国生死攸关的大事情，不能不慎重对待，在打与不打，何时开战这类问题的决策上，古人用烧龟甲和烧牛肩胛骨的方法“问筮”和“占卜”。而在怎样打的具体战术问题上，古人也设计出了类似现在战争中使用的“沙盘”一类的模拟器材。

《墨子.公输》中有一段记载：“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墨子闻之，起于齐，、、、、、、。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拒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御有余，公输盘詘。”

这段记载形象逼真地记述了当年的一场“围棋”对“弈”雏形。“弈”字在文献中出现最早的是在《论语》和《左传》里。围棋的古名称为“弈”，汉代扬雄在《方言》一书中说：“围棋谓之弈。自关而东，齐鲁之间，皆谓之弈。”

在此我们可否做这样一个大胆推论：墨子和公输盘的九攻之机变和九抗之对应就是最早最初步最原始的围棋呢？以后逐步演变成9道、11道、、、、、、17道直至19道。《墨子.公输》篇中的记载，对抗双方都对“解带为城，以褋为械”那么认同和遵守，表明这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约定俗成，为双方认可的比试高低的工具，这工具的发明显然早在墨子使用之前就已有之，至于是何人何时何地发明的没有记载，已不可考，所以说围棋起源于春秋时代也不是妄加推测的。

围棋与军事的联系相当紧密，这大约也可以作为上述推论的依据。汉朝桓谭《新论》中说：“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

汉朝班固在《弈旨》中曾这样评论下围棋：“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他认为围棋水平的高低可分为四个层次，最高者有‘天地之象’，最下者为‘战国之事’，也是将围棋与治国打仗相提并论。

汉朝人马融在《围棋赋》中直接把围棋比作兵法，“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敌相当；拙者无功兮，弱者先亡。”

宋朝人宋白，官至吏部尚书，在他的《弈棋序》中说：“布子有如任人，量敌有如驭众，得地有如守国。”更是将围棋和战争紧密地结合起来。

元朝人虞集在《玄玄棋经》序中说：“（围棋）经营措置之方，攻守审决之道，犹国家政令出入之机，军师行伍之法。”和前人的论述如出一辙。

第五部分：围棋的千古流变

春秋时期，《左传》上有了明确的文字记载，说到了围棋。《左传》云：“鲁襄公25年，卫夫人叔文子曰：‘弈者举棋不定’”。将近100年后诞生的《论语》中也提到了围棋，说：“不有博弈者乎？”但这些只是只言片语。又过了近200年，孟子在自己的书中专门讲了关于下围棋的寓言故事：“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通过“弈秋”，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信息，即在当时围棋已成时尚，并举行了一定规模的比赛，学围棋已成为某种社会活动。

公元前206年，汉朝统一中国，并有了关于宫廷中下围棋的明确记载。《西京杂记》：“戚夫人侍高帝，于8月4日、、、、、、下围棋。”到东汉，桓谭的著作《新论》中有了关于围棋研究的文章。我国著名文学家班固，喜爱围棋并且棋艺有相当水平，专门撰文《弈旨》，讲述围棋的作用、下围棋时该注意的事项、围棋的基本战术、围棋修身养性的功能及所起到的教化作用等等。《弈旨》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研究围棋的专著，从这一侧面反映出当时围棋已较普及，并有了一定水平，在社会上有了相当的影响。

河北望都出土的公元168年前后的东汉时期古墓，1954年发掘，其中有一石头棋盘，纵横17道，此文物被考古学家定为公元168年前后的物品。但是稍后几年（公元200年之前）有“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刊于南宋人李逸民所著的《忘忧清乐集》中。但该书中记载的是弈于19道棋盘之上的，而东汉棋盘只有17道，要么望都出土的棋盘年代还要早，要么该故事为伪造。不管真伪如何，到汉朝，围棋已有了现代围棋的模式是千真万确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围棋的发展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刘义庆编著的《世说新语》，记载：“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

此后，围棋有了两个新的别名，“坐隐”、“手谈”。在公元535至545年间，梁武帝萧衍两次下诏：“品定棋谱”、“校订棋谱”。流传下来的《围棋赋》，从棋盘棋子说起，到下棋的态度，到下棋的战略战术，围棋的教化功能无不涉及。“无成术而好斗，非智者之所为。”、“运疑心而犹豫，志无成而必亏。”等等，就是在今天对初学者来说也是至理名言。

流传下来敦煌写本的《棋经》是19世纪在敦煌出土的，后被英国人掠藏。20世纪20年代才被公开，60年代初新中国的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才得到这一珍贵文物的微缩胶片。据成恩元先生研究认为“敦煌写本《棋经》是较《棋经十三篇》更早的围棋理论著作。”

唐朝时，围棋同样进入鼎盛时期。《北史.百济传》：“百济之国、、、、、、尤尚弈棋。”；《隋书.东夷传》：“倭国、、、、、、好棋博。”随着遣唐使来华，中国的文化也源源不断传向海外，其中包括围棋和博戏。此时期开始有了专业下棋人士，名称为“棋待诏”，地位虽不高，却有了官府定期发放的俸禄。

这一时期是日本的奈良时代，日本奈良正仓院，收藏有日本圣武天皇（公元724--748）用过的19道围棋盘。

五代时期围棋继续发展，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的周文矩的《明皇会棋图》和《重屏会棋图》是流传至今的关于围棋的古代绘画。

围棋到了宋朝似乎已成为流传的国粹，朝廷上保留下唐朝“棋待诏”的职务。这一时期围棋的理论探讨方面的文章更为专业化。宋仁宗时期，围棋历经几千年的发展，终于产生了张拟所著的围棋经典著作《棋经十三篇》，它的地位颇类似于《孙子兵法十三篇》在军事家心中的地位。宋朝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引以自豪的六个一为：藏书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一老翁。从这个称号看出围棋在当时的上流社会中具有相当高的地位。此时流传下的绘画作品有藏于故宫的《梧阴清暇图》、《十八学士图》，还有藏于辽宁省博物院的《深山会棋图》等。

元朝时期，围棋并没有因为少数民族执掌国政而衰落，关汉卿的散曲《不伏老》中就有“我也会围棋”一句，把围棋当作一种个人的修养说了出来。

公元1349年，严德甫、晏天章所著《玄玄棋经》问世。该书是继南宋《忘忧清乐集》之后又一部图文并茂的专门的围棋理论书籍。除选录了部分围棋经典文献外，还记录了各种定式与死活研究图势。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均有收录。

围棋进入明代以后有了更加广泛的发展。“复盘” 已不是什么稀奇之举了。明朝出现了长篇小说，文学有了新的表现方式，而围棋也应运出现在《三国志演义》、《金瓶梅》、《西游记》中。可见原属帝王显贵玩的游戏已进入了市井人家，足见围棋的普及程度。像谢时臣的《四浩图》、陈洪绶的《西园雅集图》是此时围棋发展的真实记录。

公元1662年，清朝康熙元年。公元1736年，清朝乾隆元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康乾”鼎盛时期。围棋也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代。这一时期著名国手已不是零星出现，而是以群体面目并行于世，领头人物双雄并立，康熙年间是黄龙士和徐星友，二人争斗留下了宝贵名局，即“血泪篇”。乾隆年间为范西屏、施襄夏他们二人的名局为“当湖十局”。这一时期由于棋艺实践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棋艺理论方面也是全面丰收。像徐星友的《兼山堂弈谱》、范西屏的《桃花泉弈谱》、施襄夏的《弈理指归》等。流传下来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奕宁孝钦后弈棋图》、“白玉碧玉围棋”等艺术作品，可看出皇家对围棋的喜爱。

围棋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含有深邃的哲理，包含着古老中国的各种文化底蕴，具有激烈斗智的胜负感，以及别具一格的艺术创造性、、、、、上述种种特点综合为一，即围棋具有独特的魅力。直至今天围棋仍在丰富着发展着，“千古无同局”，便是专指围棋而言的一句古话。（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