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对峙：唐朝与伪燕
星火燎原：河北的抵抗
颜杲卿和颜真卿是一对堂兄弟，他们的五代祖就是北齐名臣颜之推，著有享誉后世、流传甚广的《颜氏家训》。在这本书中，颜之推列举了平生所见所闻的许多历史掌故，以及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用平实而不乏睿智的语言，对后代子孙进行了谆谆教诲，阐述了修身齐家、治学养生、为人处世、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的道理。该书虽被冠以《家训》之名，但由于其中蕴含着许多宝贵的人生智慧，因此一问世便迅速流传开来，被人们争相传诵，逐渐成为人格教育方面的范本和经典，影响了后来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颜氏兄弟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其学问、修养与人格境界自然皆非常人可比。当安禄山的叛军席卷大河南北，大多数唐朝官吏都望风而降的时候，他们之所以能够宁死不屈，以巨大的勇气同叛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抗争，其内在动力未尝不是来自于他们的家学渊源。
二颜入仕的时间差不多，都是在开元中期。其中，颜杲卿以父荫入仕，史称其“性刚直，有吏干”，最初在魏州担任录事参军，就干出了显著的政绩，“振举纲目，政称第一”（《旧唐书·颜杲卿传》）。其后屡获升迁，于天宝十四年出任常山（今河北正定县）太守。
与精明干练的堂兄颜杲卿相比，颜真卿属于比较纯粹的读书人。史称他“少勤学业，有词藻，尤工书”（《旧唐书·颜真卿传》）。所谓“尤工书”，就是善于书法。众所周知，颜真卿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书法大师之一，他将纂书、隶书等笔法糅进楷书，独创了别具一格的“颜体”书法，后世把他和初唐的欧阳询、晚唐的柳公权、元人赵孟頫并誉为“楷书四大家”；其中，颜真卿和柳公权还被并称为“颜筋柳骨”。
开元中期，颜真卿以甲科的优异成绩进士及第，此后正式入仕，担任监察御史，期间数度出巡河西、陇右、河东、朔方等地，监察地方的屯田、军备等事宜，执法以公正严明著称。当时，五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发生了一起大案，其中颇有冤情，当地官吏久拖未决，颜真卿以朝廷特使的身份前往，很快就查明了这桩冤案。巧合的是，自从冤案发生后，当地便久旱不雨，可颜真卿刚把案子解决掉，老天爷立刻降下甘霖。当地百姓惊喜万分，都把这场雨叫作“御史雨”。
此后的几年，颜真卿不断升迁，历任侍御史、东京畿采访判官、武部员外郎等职，但由于为人正直耿介，从不拍杨国忠的马屁，因此不久就被排挤出朝，外放为平原（今山东陵县）太守。
颜氏兄弟出任地方太守之时，正值安史之乱前夕。此时的他们当然不会想到，命运即将把他们一举推上时代的风口浪尖。
颜杲卿的常山郡位于范阳的西南方，属安禄山的管辖范围；颜真卿的平原郡位于正南方，虽不属范阳管辖，但和常山一样，距离范阳都只有十来天路程。也就是说，安禄山的叛军一旦南下，他们所在的郡就是首当其冲的最前线。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安史之乱爆发，叛军于次日大举南下。九天后，安禄山亲率大军进抵藁城（今河北藁城市）。此地是常山下辖的一个县，与常山郡城近在咫尺，颜杲卿知道自己兵力薄弱，如果强行抵抗，其结果只能是城破人亡。好汉不吃眼前亏，为人精明的颜杲卿决定采用权宜之计——暂时以诈降的方式麻痹安禄山。
随后，颜杲卿带着长史袁履谦前往藁城晋见安禄山。安禄山觉得颜杲卿还算识时务，就赏给了他三品紫袍和金鱼袋。可与此同时，安禄山也多留了一个心眼，把颜杲卿的一些子弟留在军中作为人质，然后命他仍旧镇守常山。此外，安禄山又派部将李钦凑率数千人马进驻井陉口（太行八陉之五，位于今河北鹿泉市西），一方面防备河东与朔方的官军，一方面监视颜杲卿。
在返回常山的路上，颜杲卿指着身上的紫袍和金鱼袋，苦笑着对袁履谦说：“穿这玩意儿干什么？”
袁履谦心领神会。回到常山后，颜杲卿立刻与袁履谦暗中募兵，并加固城防工事，随时准备起兵反抗安禄山。
和猝不及防的颜杲卿比起来，颜真卿似乎要更敏锐一些。
因为他很早就嗅出了叛乱的气息。
安禄山起兵前夕，平原郡连日暴雨，颜真卿遂以城墙老旧、担心垮塌为由，积极组织人员整修城墙、挖深壕沟，同时囤积粮草，并整理完善了全郡预备役人员的相关资料，以备随时扩充兵力。在做这一切的同时，颜真卿表面上却装出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天天招呼一帮文人学士泛舟河池，饮酒赋诗，希望以此消除安禄山的疑心。
然而，颜真卿的异动并没有瞒过安禄山的眼睛，马上就有耳目一五一十向他作了奏报。可在安禄山看来，颜真卿只是不懂军事的一介书生，就算他早有防备，也绝对翻不了什么大浪，所以安禄山并没有放在心上。
安禄山起兵后，第一时间向颜真卿发出了一道公函，命他率平原、博平（今山东聊城市）两郡士兵七千人，即刻进驻黄河渡口，为南下的叛军打前锋。
安禄山这一招实在是损。如果颜真卿按兵不动，那就等于不打自招，承认自己和安禄山不是一条心；如果他服从命令，那也等于是当了安禄山的炮灰。总之，不管颜真卿作何反应，其结果都很被动。
不过，颜真卿是不会被安禄山牵着鼻子走的。既然安禄山都敢于和朝廷反目成仇，他颜真卿又何惜与安禄山撕破脸面？
所以，在接到安禄山牒文的那一刻，颜真卿没有丝毫犹豫，立即派遣部将李平抄小道飞驰入京，向玄宗禀报河北的战况，同时表明自己誓死捍卫家园的决心。
李平到达长安时，河北郡县几乎已经全部投降了安禄山，玄宗每天接到的，都是令他极度失望和痛心的消息。这位心力交瘁的老皇帝曾经面对满朝文武发出哀叹：“二十四郡，曾无一人义士邪？”（《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直到李平入朝，玄宗才像在茫茫黑夜里看见了一丝光明，又惊又喜地对大臣们说：“朕连颜真卿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没想到他竟能做出如此义举！”
在与朝廷取得联系后，颜真卿公然揭起了反抗安禄山的大旗。由于备战充分，旬日之间，颜真卿就招募了一万多名勇士。随后，他又派人至常山，与堂兄颜杲卿相约共举义兵，以掎角之势遥相呼应，“断贼归路，以纾西寇之势”（《旧唐书·颜杲卿传》）。
安禄山万万没想到，正当他在前方高歌猛进、一路势如破竹的同时，颜氏兄弟已经在他后院燃起了一把熊熊烈火……
东京陷落后，以河南尹达奚珣为首的大部分官吏都投降了安禄山，唯独东京留守李憕、御史中丞卢奕（开元宰相卢怀慎之子）、采访判官蒋清等少数几人宁死不屈，同日被安禄山诛杀。
为了炫耀武功并杀一儆百，安禄山命部下段子光带上李憕等三人的首级，到河北各郡作巡回展览。十二月十七日，段子光得意扬扬地来到平原郡，可迎接他的并不是畏惧的眼神和谄媚的笑脸，而是颜真卿义愤填膺的一声怒喝：“来呀，把这家伙给我拿下！”
段子光还没回过神来，就被五花大绑推了出去，并被一刀砍成了两段。颜真卿随即厚葬了李憕等三人，并召集全体将士祭奠凭吊。
颜真卿在平原郡的首倡义举很快得到了周边各郡的响应。随后，景城（今河北沧州市东南）、饶阳（今河北深州市）、河间（今河北河间市）、济南（今山东济南市）等地的唐朝官吏纷纷诛杀安禄山任命的官员，然后各自拉起队伍，少则数千人，多则上万人，共同推举颜真卿为盟主，一致反抗安禄山。
随后，玄宗又下诏擢升颜真卿为户部侍郎，仍兼平原太守。
昔日不被安禄山放在眼里的一介书生，此刻已然成为河北抵抗运动的领导人。
与此同时，颜杲卿在常山也迅速展开了行动。
他的首要目标是拔掉安禄山安插在他身边的那颗钉子——李钦凑。
颜杲卿假造了一份安禄山的军令，命李钦凑率部来常山接受犒赏。十二月二十二日傍晚，李钦凑兴冲冲地赶到常山，颜杲卿让袁履谦等人准备了丰盛的酒宴，席间还有歌伎舞女作陪助兴。李钦凑和他的部下立刻开怀畅饮，很快就酩酊大醉，横七竖八地躺倒在宴会厅上。
袁履谦朝手下使了个眼色，还在梦乡中的李钦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掉了脑袋，而他的一帮亲信也全都被俘。次日，颜杲卿将这些俘虏全部斩首，然后命人驱散了仍然驻留在井陉的小部分叛军，控制了井陉口。
数日后，安禄山派部将高邈、何千年回幽州征兵，二人经过常山时，颜杲卿又派人用相同手法把他们双双擒获。当时，叛军将领张献诚（张守珪之子）正奉安禄山之命围攻饶阳。何千年为了保命，就向颜杲卿献计说：“在下有一计，既能确保常山不失，又能立解饶阳之围。”他的计策是：派人四处散布消息，声称李光弼已率领一万精锐自河东出井陉口，准备先解饶阳之围，再北上直捣范阳，听到这个消息，不仅南下的叛军会军心动摇，张献诚也必然会解围而遁。
颜杲卿大喜，当即依计而行，张献诚果然连夜遁逃。颜杲卿随即派人进入饶阳慰劳将士，同时命人分赴周边各郡，说：“朝廷大军已自井陉口东进，随时会到，届时必将扫平河北诸郡的叛乱。在此之前，若主动回归朝廷的，必定重重有赏；倘若执迷不悟，顽抗到底，必定会被诛杀！”
河北诸郡本来就不是真心投降安禄山，如今听说官军马上要打回来了，于是一个个相继反正，前后总共有十七个郡宣布脱离安禄山，仍旧遵奉朝廷号令。“其附禄山者，惟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而已”（《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星星之火就这样形成了燎原之势。
随后，颜杲卿乘胜而进，又派了一个叫马燧的手下前往范阳，游说安禄山任命的留守长官贾循，让他归降朝廷。马燧说：“安禄山负恩悖逆，虽然暂时得到了洛阳，但终究会灭亡。公若能揭起义旗，诛杀几个拒不从命的将领，以范阳归国，颠覆安禄山的根基，此乃千载难逢的不世之功啊！”
贾循动心了。可是，慑于安禄山的淫威，贾循还是有些心悸，所以一直犹豫不决。
贾循的优柔寡断不仅让他与“不世之功”擦肩而过，并且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因为隔墙有耳。
安禄山的一个部将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立刻派人飞报安禄山。
此时，安禄山已经亲率大军出了洛阳，正打算进攻潼关，西取长安。不料，河北接连传来十七郡先后反正的消息，紧接着又得到了贾循企图反叛的密报，刚刚走到新安（今河南新安县）的安禄山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旋即掉转马头，返回洛阳，并命人火速赶回范阳解决贾循。
数日后，安禄山特使抵达范阳，秘密绞死了贾循，而且屠杀了他的所有族人。马燧风闻贾循被杀，慌忙逃出范阳，躲进了西山，被一个隐士收留，就此逃过一劫。
这个大难不死的马燧，后来成了德宗一朝的著名将领，在捍卫李唐社稷、平定藩镇之乱的战场上立下了赫赫功勋。
安禄山诛杀贾循后，命部将牛廷玠执掌范阳军务，同时又接连下了两道命令，一道给了驻留河北的骁将史思明，一道给了驻守河内（今河南沁阳市）的大将蔡希德，命前者率步骑万人南下，命后者率精兵万人北上，目标是同一个——围攻常山。
安禄山之所以如此气急败坏，一下子打出史思明和蔡希德这两张王牌，显然是因为颜杲卿和颜真卿在他后院点燃的这把火确实烧痛了他。
不赶紧将这把火扑灭，安禄山唯恐自己的老巢随时有被焚毁的危险。霸业新举，宏图初展，范阳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出问题呢？尤其是在安禄山正准备登基称帝的这一刻，范阳更不能出任何问题！
临危受命：郭子仪和李光弼
公元756年阴历正月初一，安禄山在东京洛阳举行了登基大典，自称大燕皇帝，建元圣武，以达奚珣为侍中，张通儒为中书令，高尚、严庄为中书侍郎，同时任命了文武百官，正式与李唐王朝分庭抗礼。
就在安禄山黄袍加身的这个时候，史思明和蔡希德也已经完成了对常山的合围。
小小的常山，能挡得住两万燕军铁骑的进攻吗？
此时，距颜杲卿诱杀燕将李钦凑、起兵反抗安禄山才只有八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颜杲卿根本来不及对常山的防御工事进行加固。也就是说，在燕军的日夜猛攻之下，常山城危在旦夕，随时可能被攻陷。
颜杲卿一边率众登城拒战，一边派人突围而出，自井陉口奔赴太原，向兵精粮足的太原尹王承业送去了十万火急的求救信。
从太原到常山大约只有四百里路，如果派出一支轻骑兵昼夜急进，不出三天便可抵达常山，就算不能马上解除常山之围，至少也能削弱燕军的进攻力度，为后续援军的到达赢得时间。
然而，让颜杲卿万万没有料到的是——王承业居然按兵不动，自始至终没有派出一兵一卒！
颜杲卿当然不会想到，王承业正眼巴巴地盼着他早点死……
早在常山被围之前，颜杲卿就派儿子颜泉明和部下张通幽等人，携李钦凑首级（同时押解何千年、高邈）入朝奏功，途经太原时，张通幽打算投靠位高权重的王承业，就向他献计，让他暂时扣留颜泉明，再写一道奏表，把诱杀李钦凑，俘获何千年、高邈的功劳据为己有，然后另行遣使入朝，向天子邀功请赏。
王承业深以为然，当即依计而行。玄宗得到献俘后，大喜过望，旋即“拜承业羽林大将军，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数”（《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王承业偷了颜杲卿的功劳，难免做贼心虚。所以，当他听到常山被围的消息后，非但不可能出手相救，反而只会盼着颜杲卿赶紧城破身死。道理很简单，颜杲卿要是不死，迟早有一天会揭发王承业的“窃功”之罪，如今燕军恰好跑来帮他杀人灭口，王承业当然乐得作壁上观了，又怎么可能去救颜杲卿呢？
常山的命运就此注定。
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颜杲卿仍旧率众浴血奋战，一直坚持到正月初八，终于城破被俘。史思明和蔡希德入城后，纵兵屠杀常山军民，前后共杀了一万多人，随后将颜杲卿和袁履谦押往洛阳。
就在常山陷落的几天前，玄宗意外得知了“献俘”的真相（窃功邀赏、见死不救的王承业半年后就被玄宗派人诛杀了），赶紧擢升颜杲卿为卫尉卿兼御史大夫，擢升袁履谦为常山太守。然而，诏命未及下达，常山就已经落入燕军之手了。
颜杲卿和袁履谦被押到洛阳后，安禄山指着颜杲卿的鼻子狠狠数落，说：“你本来不过是个小小的范阳户曹，是我保举你为判官，没过几年，又让你升到太守之位，我哪里对不起你了，你要造我的反？”
颜杲卿怒目圆睁，破口大骂：“你本来不过是营州牧羊的一个羯奴，天子一直把你提到了三镇节度使，恩幸无比，哪里对不起你了，你要造他的反？我颜氏世代皆为唐臣，禄位皆为朝廷所有，虽受你保荐，岂能跟你一同造反？我为国讨贼，恨不得亲手杀了你，岂能说是‘反’？臊羯狗，废话少说，赶紧杀了我！”
安禄山气得七窍生烟，立刻命人对颜杲卿和袁履谦施以凌迟之刑。
凌迟，又叫剐刑，俗称“千刀万剐”，是中国古代最残酷的刑罚之一。受刑者身上的肉被一片一片地剐下来，但不会马上咽气，而是能清醒地感受到受刑过程中每一丝每一毫的痛苦，可谓惨烈至极，绝非一般人所能承受。
然而，颜杲卿和袁履谦不愧是铁打的汉子，在整个行刑过程中，他们始终骂不绝口。直到咽气的那一刻，他们的詈骂声才戛然而止。与颜杲卿同日被杀的，还有当初被安禄山扣为人质的多个子侄，以及在常山被俘的许多家眷和族人。据《资治通鉴》称，颜氏一门死于燕军刀斧之下的，前后共有三十余人。
随着常山的陷落和颜杲卿的壮烈殉国，轰轰烈烈的河北抵抗运动迅速陷入低潮。史思明和蔡希德挟新胜之威，“引兵击诸郡之不从者，所过残灭；于是邺、广平、巨鹿、赵、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复为贼守”（《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只有饶阳、河间、景城、平原、清河等少数几个郡仍然在坚持抵抗。
随后，史思明等人又率部猛攻饶阳，河间和景城的唐军先后出兵解救，却被史思明一一击溃。
面对燕军骁将史思明的疯狂扫荡，河北官军已无抵御之力，完全有可能被逐一击破。
河北全线告急，玄宗顿时心急如焚。
危难之际，玄宗自然把目光转向了长安的北面——朔方与河东。
除了河北、河南的第一战场外，那里是官军与叛军交锋的第二战场。此刻，有一个英勇矫健的身影正活跃在这个战场上。
他就是时任朔方节度使的郭子仪。
玄宗知道，眼下除了驻守潼关的病恹恹的哥舒翰，能够临危受命、力挽狂澜的人，就只有这个郭子仪了。
郭子仪，华州（今陕西华县）人，生于武周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官宦人家出身，其父郭敬之曾历任绥、渭、桂、寿、泗五州刺史。史称郭子仪“长六尺余，体貌秀杰”（《旧唐书·郭子仪传》），也就是长得高大威猛、相貌堂堂，几乎天生就是一块军人的料。所以，年轻时代的郭子仪就进京参加了武举考试，结果力拔头筹，以“高等”的成绩登第，旋即被授予左卫长史之职，从此进入帝国军界。
郭子仪入仕后，曾在边疆诸镇辗转担任边关将领，经过长期历练，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军事经验。天宝八年（公元749年），郭子仪被擢升为左卫大将军，出任横塞军使。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横塞军改名天德军，郭子仪仍旧担任军使，同时兼任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从郭子仪的履历不难看出，他其实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
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他已经五十八岁、年近花甲了，论年龄和资历，他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老将，可他的职务却只是区区的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也就是说，当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等人早已名震朝野、一个个成为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的时候，郭子仪在帝国军界仍然是一个排不上号的人物。
如果没有安史之乱，郭子仪有没有资格在史书中被单独列传恐怕都是一个问题，更不用说要作为一个“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一代名将而永垂史册了。
安史之乱改写了很多人的命运，比如高仙芝、封常清，还比如稍后的哥舒翰、杨国忠、杨贵妃，以及玄宗李隆基等等……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被改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而由原本的默默无闻、普普通通被最终改得名扬天下、光芒万丈的人物，恐怕就非郭子仪莫属了。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
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有成为英雄的潜质，否则时代的汹涌大潮一扑过来，非但不能造就你，反而有可能一口吞噬你。
其实，每当巨变的时代大潮来临，被吞噬的苍生千千万万，而被造就的英雄往往只有一个两个。能成为英雄的人，首先要看上苍是否点选了你，其次要看你是否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闽南语歌曲中有一句经典歌词，叫作“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其实在我看来，“天定”和“打拼”应该五五开，无论哪一方面弱一些，都有可能导致一个英雄的夭折。
而在郭子仪身上，运气和能力似乎被分配得极为均衡、恰到好处，所以他才能在危急存亡之秋脱颖而出，成长为一个千古流芳的英雄人物，并且还能在日后不被当权者兔死狗烹，把令人艳羡的权力、地位、名望、富贵保持了整整一生，甚至还能泽被后人，惠及子孙。
放眼古今，这样的成功实属绝无仅有。
因此，后世有人把郭子仪称为“福禄寿考，千古一人”，实非过誉之词。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就在安史之乱拉开帷幕的时候，郭子仪的辉煌人生也随之同步开场了。当时的朔方节度使安思顺是安禄山的堂兄弟，玄宗自然是极不放心，所以第一时间就把安思顺召回了朝廷，转任户部尚书，同时擢升右兵马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兼卫尉卿、灵武（今宁夏灵武市）太守，命他率部进入河东战场。
这一年，郭子仪已经五十九岁。
安禄山亲率大军南下的同时，命他的党羽、大同军使高秀岩自驻地（今山西朔州市东）出兵，攻击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以此开辟第二战场，一方面牵制朔方与河东的唐军，一方面自北而南威胁关中。可是，高秀岩刚一出兵就遭到了郭子仪的迎头痛击，不得不缩回老巢，另派部将薛忠义进攻静边军（今山西右玉县）。郭子仪闻报，立刻命左兵马使李光弼、部将仆固怀恩等人率部截击，大破薛忠义军，斩杀叛军骑兵七千人。随后，朔方军又乘胜进围云中（今山西大同市）、克复马邑（今山西朔州市），并打通了一度被叛军控制的战略要地东陉关（今山西代县东）。
朔方军在河东连战连捷，重挫叛军兵锋，使郭子仪一跃成为朝野上下最为瞩目的将帅。玄宗立刻论功行赏，加封郭子仪为御史大夫。
就在河东战场捷报频传的时候，常山被史思明攻陷，河北告急，玄宗不得不命郭子仪解除云中之围，主力暂返朔方休整、补充兵员，准备南下克复东京，同时让他推荐一名优秀将领，并拨出一部分兵力，令其从井陉关东进，火速驰援饶阳，挽回河北局势。
郭子仪向玄宗推荐的这个人选，就是日后平定安史之乱的二号功臣——李光弼。
李光弼，契丹人，生于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祖辈是契丹酋长，祖籍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市），算起来和安禄山、史思明还是老乡。李光弼的父亲是李楷洛，官至朔方节度副使，封蓟国公，以骁勇果敢闻名军中。
都说虎父无犬子，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下，李光弼从小就“善骑射，能读班氏《汉书》”，年纪轻轻就进入了军界，而且起点颇高，“少从戎，严毅有大略，起家左卫郎”（《旧唐书·李光弼传》）。
天宝初年，三十出头的李光弼已经官至朔方都虞候。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对李光弼非常赏识，遂将其纳入麾下，拔擢为河西兵马使。当时，王忠嗣逢人便说：“李光弼这个年轻人，将来必能坐上我的职位。”由于王忠嗣的青睐，加上李光弼本人确实有才，他很快就在河西军中声名鹊起，“边上称为名将”。
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李光弼又升任河西节度副使，封蓟郡公。成为河西二把手的这一年，李光弼才刚刚四十出头，而大他十余岁的郭子仪此时还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横塞军使。换言之，截至天宝中期，李光弼的官职、爵位、名望，其实都已经远在郭子仪之上。如果说郭子仪是大器晚成的典型，那么李光弼则无疑是少年得志的代表。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个所有人都非常看好的后起之秀，几年后却突然辞官归隐，一下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致让李光弼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大好前程呢？
原因说起来很简单，但又很令人费解。
那是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朔方节度使安思顺爱李光弼之才，遂奏请朝廷，任他为朔方节度副使、知留后事。安思顺这么做，显然是把李光弼当成了自己的接班人。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几年后李光弼就能顺理成章地继任节度使，成为帝国的封疆大吏。
可意外还是出现了。因为安思顺太欣赏李光弼，所以在提拔他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想招他做女婿。按理说这本来是好事，当时安禄山还是玄宗的头号宠臣，安思顺自然也跟着沾光，所以，能成为安思顺的乘龙快婿，这对李光弼日后的仕途发展绝对是有好处的。
但是，李光弼却一口拒绝了。
他不但一口拒绝，而且干脆把安思顺给他的官也一块辞了。
史书没有解释李光弼作出如此反常举动的原因，可我们不妨作一些推测。当时，李光弼肯定早有妻室，而安思顺则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过去做小，所以，他很可能是希望李光弼把原配夫人休掉，再让女儿嫁过去当正室。
如果我们的推测成立，那么这桩婚事对李光弼来讲就不是什么让人愉快的事情了。也就是说，他必须作出选择——要么舍弃结发妻子，拥抱大好前程；要么舍弃高官厚禄的诱惑，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
李光弼最终选择了后者。
这似乎可以说明，在李光弼心目中，道德伦常的分量要比功名利禄重得多。《旧唐书·李光弼传》中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或许可以为我们的上述推测作一个旁证。该传有一句话说：“（光弼）丁父忧，终丧不入妻室。”也就是说，李光弼在为父亲守丧期间，严格遵守当时的礼制约束和道德规范，始终没有和自己的妻子同房。
在今天的人看来，这似乎不值一哂；可对古代人来说，这却是一个人具有高尚节操的标志。从这件事，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李光弼这个人具有很强的道德观念，为了维护这个最根本的东西，他可以舍弃很多其他东西。
也许，这就是李光弼拒绝婚事并愤然辞官的深层原因。
可是，真正有才的人是不会被长期埋没的。就算李光弼辞了安思顺的官，还是有很多爱才的人会抢着要他。
所以，安史之乱一爆发，郭子仪立刻把李光弼招至麾下。如今，玄宗要郭子仪推荐一位优秀将领去平定河北，郭子仪就毫不犹豫地保举了李光弼。
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正月初九，玄宗正式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摄御史大夫，稍后又加河北道采访使，让郭子仪从朔方军中拨给他一万精锐，命他即刻奔赴河北战场。
就在李光弼率部开赴河北的同时，史思明的燕军正围着饶阳城日夜猛攻。
虽然这座城池的抵抗力度远远出乎史思明的意料，此外还有情报显示河东援军正向河北快速挺进，但史思明似乎并不担心。
自从开战以来，他就根本没把任何一支唐军放在眼里。他不相信有能打胜仗的唐军，更不相信有能战胜他史思明的唐军。所以，尽管已经围着饶阳打了好些日子，燕军将士也为此付出了相当的伤亡，可史思明还是一副指挥若定、信心满满的样子。
此时的史思明并不知道，即将进入河北的这个叫李光弼的人，将和他所见过的任何一个唐军将领都不一样。
准确地说，这是一个能打胜仗的唐将，而且是一个能把他史思明打得满地找牙的唐将！
天地万物总是相生相克的，人与人当然也不例外。
从这个角度来说，李光弼就是史思明命中注定的天敌，也是他生命中最大的梦魇。
史思明的梦魇
史思明，本名窣干，跟安禄山一样，都生于营州，都是“杂种胡人”，而且巧合的是，两个人的生日只隔一天——史思明早一天生，安禄山晚一天生。从小，两个人就是一对死党，经常联手跟人打架，而且都很凶悍，所以在乡里“俱以骁勇闻”。
据说，史思明长得“姿瘦
，少须发，鸢肩伛背，廞目侧鼻”（《旧唐书·史思明传》）。简单说就是一副痨病鬼的模样。在古时候的戏台上，这副尊容上去演奸臣绝对是不用化妆的。和史思明恰好相反，安禄山从小就生得白白胖胖，虎背熊腰，好像史思明身上的肉都长到他身上去了。可以想象，当这一胖一瘦两兄弟肩并着肩招摇过市的时候，整条街上的人肯定都会向他们行注目礼。如果那时候有相声、小品什么的，这哥儿俩往那一站，就是一对天造地设的绝佳拍档。
成年以后，史思明和安禄山就很少在街上跟人打架了，而是专心致志地学起了外语（蕃语）。估计俩人没少互相勉励、互相督促什么的，所以安禄山很快就掌握了六门外语，而史思明不多不少，恰好也学会了六门。
掌握多门外语后，他们就学以致用，一起跑到边境集贸市场上当了贸易中介（互市牙郎）。可惜他们财运不佳，干了好些年也没发财，于是安禄山就又找了一个副业——偷羊。晚上偷羊，白天卖羊。为了早一天出人头地，安禄山一直在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史书没有记载史思明是否参与了安禄山的偷羊活动，但根据这哥儿俩的关系推测，不参与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他们哥儿俩干活时肯定也有明确分工。安禄山脑子好使，可身子太胖行动不便，所以事前的踩点、下手时的望风、事后的销赃等工作，估计都由他负责；而史思明身轻如燕、反应敏捷，最适合干那些飞檐走壁、翻墙扒门的具体工作。总之，哥儿俩有羊一起偷，有钱一块挣，配合得相当默契。
但是，常在河边走，总有湿鞋的时候。有一回，他们就失手了。安禄山当即被人绑赴幽州节度使公堂问罪，史思明可能是身子轻跑得快，没被逮着。
不过，史思明肯定也吓得半死。他一定以为，这一生再也见不着与他情同兄弟的安胖子了。
可让史思明做梦也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大早，安胖子居然毫发无损地回来了。
不仅毫发无损，而且身上还多出了一样东西——军装。
一身威风凛凛、帅呆酷毙了的军装。
安禄山凭着临死前一声绝望的怒吼，显示出了异于常人的胆色，因此博得了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赏识，从而大难不死、转祸为福，成了张守珪麾下的一员捉生将 。而一直与他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史思明也随之进入了军队。
从此，这对难兄难弟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让他们施展拳脚、尽情挥洒的舞台。
在这个全新的人生平台上，史思明和安禄山再次并肩战斗，随后频立战功，屡获升迁。到了天宝初年，安禄山已官至平卢节度使，摄御史中丞；史思明也位居将军、“知平卢军事”，相当于安禄山麾下的头号武将。
当时，史思明曾奉安禄山之命入朝奏事，得到了玄宗的亲自接见。爱屋及乌的玄宗与史思明一番攀谈之后，对他这个人很感兴趣，就询问他的年龄。史思明用一种略带伤感的口吻答道：“已经四十岁了。”
接下来，玄宗做出了一个让史思明完全始料未及的举动。只见玄宗忽然走到他面前，郑重其事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卿贵在后，勉之！”（《旧唐书·史思明传》）
毫无疑问，这是玄宗对史思明的一种许诺。
能够得到皇帝的亲口许诺，史思明顿时受宠若惊。
不久后，玄宗果然颁下了一道任命状，擢升史思明为大将军、北平太守。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经过安禄山的奏请，玄宗又将史思明提拔为平卢都知兵马使。
然而，“平卢都知兵马使”绝不是史思明一生富贵的终点。
若干年后，当李唐朝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铲除了安禄山父子的伪燕朝，这个“鸢肩伛背，廞目侧鼻”的史思明便又紧步安禄山之后尘，在范阳登基，“僭称大号”，成为又一个与唐朝分庭抗礼的伪燕皇帝。
卿贵在后……
果不其然！玄宗绝不会想到，他当年的一句无心之语，到最后竟然会一语成谶。
天宝十五年二月中旬，李光弼率朔方的番、汉步骑混合兵团一万余人，加上途经太原时征召的神射手三千余人自井陉关东出，进抵常山。
风闻河东援军已至，常山的抵抗力量立刻起兵响应，俘获了燕朝常山太守安思义，随后押着他出城迎接河东援军。
李光弼看着被五花大绑的安思义，说：“你知不知道你该杀？”
安思义闭目不语，一脸桀骜之色。
李光弼接着说：“你久经战阵，依你看来，我现在这支部队，是不是史思明的对手？假如你是我，你会怎么做？如果你有什么可取之策，我可以不杀你。”
安思义闻言，立刻睁开眼睛，略微沉吟，说：“大夫（李光弼任摄御史大夫）兵马远道而来，必然人困马乏，若仓促与强敌交手，恐怕抵挡不住。而今之计，最好是率部入城，加强防御工事，等有了必胜的把握再出兵。胡骑的战斗力虽然很强，但他们缺乏攻城的重武器，必定难以持久，一旦不能获胜，军心就会离散，到时候便可出手反击。史思明目前在饶阳，距此不过二百里，昨夜我已向他发出紧急文书，其前锋明晨必至，而大军也会紧随其后，大夫不可不严加防备。”
李光弼深以为然，当场释放了安思义，然后命全军即刻进驻常山。
在战场上，要杀一个俘虏很容易，可要获取一条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却很难。李光弼这么做，既显示了他的宽仁，又得到了有用的情报，实在是高明之举。
安思义的话里面，至少有两条信息，对刚刚进入河北战场的李光弼至关重要：一、燕军缺乏攻坚的重武器，这是他们的致命弱点；二、史思明马上会解除饶阳之围，转攻常山。
有了这两条信息，李光弼就知道该怎么对付史思明了。
次日凌晨，燕军前锋果然呼啸而至。紧接着，史思明也亲率两万余骑进抵常山城下。
此时的唐军早已严阵以待。李光弼派遣五千步兵出东门迎战，燕军根本没把这几千唐军放在眼里，两万多骑兵蜂拥而上，准备一口吃掉这支唐军，然后自东门攻入城中。
李光弼在城楼上望着黑压压的燕军，嘴角掠过一抹冷笑。他大手一挥，早已准备就绪的五百名神射手立刻冲上城头。刹那间，如蝗箭矢纷纷射入敌阵，冲在最前面的燕军骑兵随即倒下一大片。史思明见状，赶紧率部后撤。
然而，李光弼绝不会让他喘气。就在燕军退却的同时，李光弼已经把一千名弩手分成四个梯队，命他们出城攻击。之所以把弩手分成四队，是为了保证攻击的连续性。也就是说，前排弩手发射箭矢的时候，后排弩手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装填箭矢，四个梯队循环交替，连续攻击，其作战方式类似于近代欧洲的火枪兵。
燕军虽然在兵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可面对唐军一阵紧接一阵的漫天箭雨，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不得不再度退却，撤至官道北面。
李光弼派出五千手持长枪的步兵，命他们在道南结成长枪阵，然后将弓弩手置于方阵之中，继续向燕军发起进攻。
史思明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是头一回吃这么大的亏。他这个人的脾气本来就急躁，现在一早上又被李光弼连续击退了两次，顿时恼羞成怒，于是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向唐军发起冲锋。
可是，史思明这么干等于是在找死。
因为，唐军与燕军之间不仅隔着一条官道，而且还隔着一条滹沱河，唐军的箭矢可以隔河射向燕军，可燕军的骑兵却必须涉过河流才能冲到唐军面前。虽然流经常山的这个河段水流缓慢，泥沙淤积，骑兵可以涉河而过，但这个天然的阻隔还是极大地延缓了燕军的冲锋速度。
所以，当燕军骑兵疯狂冲向南岸的时候，唐军的箭雨已经把他们一半以上的人射倒在了滹沱河中。即使有少部分人冒死冲到了唐军的方阵前，如林的长枪还是把他们一个个都挑落马下。
史思明不甘失败，一次又一次命令部队发起冲锋。可是，除了在滹沱河和唐军阵前扔下一片又一片的尸体之外，他什么便宜也没有捞着。
眼看自己的两万多骑兵已经死伤大半，史思明才不得不停止了这种自杀式冲锋，下令部队向北退却，找一个地方休息吃饭，同时等待正在南下的步兵。
短短一个上午的三次交手，已经让史思明结结实实地领教了李光弼的厉害。
有生以来，史思明还是头一次遭遇如此惨痛的失败。
当然，史思明是不会轻易承认失败的。在他看来，自己只是犯了大意轻敌的毛病，仅率领骑兵轻装疾进，才会吃这种单一兵种作战的亏。所以，只要等后续的步兵前来会合，他一定能够对李光弼实施反击。
待会儿，咱们弓箭对弓箭，长枪对长枪，骑兵对骑兵，看看到底谁厉害！
史思明咬牙切齿地想。
然而，此时的史思明绝对无法料到——从饶阳火速赶来的那支援军，马上就将被李光弼一口吃掉。
燕军第三次后撤时，李光弼并没有追击。
因为他料定，敌人的援军马上就要到了。
果然，燕军退去不久，常山北面的一个村民就火急火燎地赶来报信，说饶阳方向来了一支燕军步兵，人数大约五千人，已经进抵九门县（今河北藁城市西北）南面，正在一个叫逢壁的地方休息，转眼就会与史思明的骑兵会合。
李光弼闻报，当即决定赶在燕军会合之前，对停留在逢壁的这支敌军发动突袭。随后，李光弼派出步、骑兵各两千人，不带军旗战鼓，沿着滹沱河隐蔽前进，悄悄摸到了逢壁。此时，这支一昼夜赶了一百七十里路的燕军早已人困马乏、饥渴难耐，有的正倒头呼呼大睡，有的正忙着生火做饭。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一支唐军特遣队已经悄悄摸到他们身边，并且把屠刀架到了他们脖子上……
这一天中午，在逢壁歇脚的这五千名燕军官兵根本来不及反应，就全部被唐军砍下了脑袋。
五千余人，没有一个幸免。
听到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时，史思明半天也没有回过神来。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碰上了一个可怕的对手。
只是史思明并没有料到，从这一刻起，一直到生命的终点，这个对手将与他死死地纠缠在一起，让他一次次品尝挫折的滋味，一次次咀嚼失败的苦果，并且深深感受什么叫作刻骨铭心的耻辱……
李光弼，似乎生来就是史思明的天敌，也是他的梦魇。
五千援兵全军覆没之后，史思明再也不敢恋战，慌忙率领部撤至九门县。
此次战役，李光弼不仅一举克复常山，而且迫使燕军解除了饶阳之围。当时，常山下辖九个县，经此一役，有七个县回到了唐军手中，燕军所控制的，仅剩下九门、藁城两县。
李光弼一到河北就打了这么一场漂亮仗，这无论是对于一度消沉的河北抵抗力量，还是对于一夕数惊、神经早已高度紧张的玄宗朝廷，都无异于一针令人振奋的强心剂。
接下来的日子，随着河北战局的逆转，以及各地唐军的英勇反击，整个战争的形势变得对李唐朝廷越来越有利。与此同时，一度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安禄山，忽然发现自己的情况越来越不妙了。
无论在东南西北哪个方向上，胜利的消息都越来越少，而进攻受阻或遭遇失败的战报则一封接一封地递进他在洛阳的皇宫。
安禄山感到了恐惧。
他不由自主地感到了一阵莫名的恐惧——这刚刚披上身的黄袍，究竟还能穿几天？
四面楚歌：安禄山的恐惧
自从常山失陷、颜杲卿殉国后，仍然坚守在平原郡的颜真卿就有了一种孤掌难鸣之感。
当时，李光弼的河东援军尚未进入河北，史思明、蔡希德等燕军正横扫燕赵大地，颜真卿苦于势单力孤，自保尚且不暇，根本无力对燕军进行反击，所以心里颇为懊恼。
就在这个时候，从附近的清河郡来了一个叫李萼的年轻人。
他打算来跟颜真卿借兵。
清河郡位于平原郡的西南方，与平原相距大约只有二百里，可谓唇齿相依。此郡目前虽仍在唐军手中，但它一旦陷落，平原也就危在旦夕了。此外，尤其重要的是，朝廷很早就在清河设置了一个超大型的战备储藏库，其中囤积了每年从江淮、河南等地收缴上来的钱粮布帛，同时还储存了大量军资器械，在当时被称为“天下北库”，其目的是专为北部边疆各军提供充足的战备资源。截至李萼来见颜真卿的时候，这个军需库里仍然存有布三百余万匹，帛八十余万匹，钱三十余万缗，粮三十余万斛，兵器铠甲五十余万套。可想而知，一块这么大的肥肉挂在清河，燕军肯定是垂涎欲滴的。无论是北边的史思明，还是南面由安禄山任命的魏郡太守袁知泰，都随时有可能出兵进攻清河。
所以，清河的士绅父老才会委托李萼来跟颜真卿借兵。
李萼这个人刚刚二十出头，年纪不大，可说话的口气不小。他先是恭维了颜真卿一番，什么“首唱大义，河北诸郡恃公以为长城”等等，然后把北库储藏的物资数量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颜真卿，紧接着又说：“即便是保守估计，清河的财富至少也是平原的三倍，军事物资至少是平原的两倍。”说完这些，李萼才道明来意，“颜公若能拨给清河一部分兵力，安抚当地父老，则清河、平原二郡，皆可作为您的腹心，而周边各郡县，就会像您的四肢一样，完全听从您的指挥。”
其实，就算李萼不告诉他这一些，颜真卿也很清楚清河的重要性。
可问题在于——他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沉吟半晌后，颜真卿面露难色地说：“平原郡所有的军队，都是不久前刚刚招募的新兵，几乎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恐怕自保都有困难，如何援助清河？”说到这里，颜真卿忽然又话锋一转，“不过，我们也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我真的借兵给你，你打算怎么做？”
毕竟，组织力量反击燕军一直是颜真卿日思夜想的事情，如果眼前这个年轻人真有能力，也未尝不能考虑与他联手。
然而，面对颜真卿的试探，李萼却显得很不高兴。他说：“清河父老委托我来找您，并不是自己没有实力，想依靠您的军队抵抗叛军，而是因为仰慕您的高义，希望与您共图大业。如今您连一个准信都不敢给我，我又怎么能轻易说出我的计划？”
听到这句话，颜真卿立刻对这个李萼刮目相看。
因为，这个年轻人的城府显然比一般人深得多。
在颜真卿看来，心里藏得住事的人，就有可能是会做事的人。
可遗憾的是，这只是颜真卿一个人的想法。他身边大大小小的将吏都对这个年少轻狂的李萼极为反感。他们异口同声地告诉颜真卿——别理这小子，燕军是那么好对付的吗？分给他兵力，只能徒然削弱我们自己的力量，到头来还一事无成！
颜真卿迫于众人的一致反对，最后只好拒绝了李萼。
李萼愤然回到宾馆，马上提笔给颜真卿写了一封措辞激烈，并且充满了威胁意味的信。他说，“清河没有投靠叛军，一直坚持站在朝廷这边，如今还自愿向贵军奉送钱粮布帛和军资器械，可您不但一口拒绝，而且还疑神疑鬼。现在我把话挑明了吧，我回去后，清河势必难以在两强之间长久保持孤立，最后只能投靠某一方。到那时候，清河就成了平原眼皮底下的一个劲敌，您难道不为今天的决定后悔？”
如果碰上一个小肚鸡肠的人，李萼说这种话等于自杀。
因为，这封信不但极大地触犯了别人的尊严，而且还公然发表了投敌言论，实在是有点玩火自焚的味道。在这种兵荒马乱的非常时期，人家要是栽他一个叛国投敌的罪名，随便把他抓来一刀咔嚓了，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幸好，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李萼，碰上的是为人正直、性情宽厚的颜真卿。所以，他不但不会被人一刀咔嚓，反而凭借这封信，促成了颜真卿借兵给他的决心。
关键是李萼信中的最后一句话，一下子点醒了颜真卿——清河既可以成为平原的盟友，也可以成为平原的敌人！所以，李萼此行与其说是有求于平原，还不如说是在给平原一个机会。
要结盟还是要树敌，就看你颜真卿当下的选择了。
想到这一层的时候，颜真卿顿时有些心惊——自己只顾着随顺众人的意见，差一点就铸成了大错！
随后，颜真卿立刻赶到宾馆会见李萼，然后点选了六千名士兵给他，并且一路把他送到了平原与清河的交界处。握手话别的时候，颜真卿最后又问了一句：“士兵我已经给你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做？”
李萼胸有成竹地笑了，说：“听说朝廷已派遣程千里率十万精锐，自崞口（今河南林州市西南）东进，但叛军据守险要，竭力阻击，以致官军无法前进。我打算先率部进攻魏郡（今河北大名县），擒获安禄山任命的太守袁知泰，迎回原太守司马垂，推其为河北西南部的义军首领，然后分兵打通崞口，迎接程千里兵团进入河北，继而克复汲郡（今河南卫辉市）、邺郡（今河南安阳市），最后北上直捣范阳。同时，平原、清河两郡可率领各联盟郡县的兵力，集结十万人，南下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黄河渡口），再沿河西进，分兵据守险要，切断安禄山的北归之路。总之，此次官军进入河北的兵力，不下二十万；河南义兵北上者，应该也有十万之众。颜公只要上疏朝廷，让潼关守军坚壁清野，不要出战，我相信用不了两个月，叛军一定会人心离散，猜忌内讧，最后从内部崩溃。”
听完李萼这一番完整而详尽的战略规划，颜真卿情不自禁地大喊一声：“好！”
都说自古英雄出少年，颜真卿今天算是见识了一回。
虽然李萼的情报在具体细节上并不完全准确（奉命驰援河北的人并非程千里，而是李光弼和郭子仪），但他对此后整个战局的判断和预测却是惊人的准确，尤其是后来河北形势的演变给燕军造成的强大的心理压力，更是被他一语料中。假如玄宗朝廷最后能够确保潼关不失，那么这场战争的结局肯定会像李萼所预料的那样——叛军北归无路，最后自行崩溃。然而，潼关最后还是丢了，所以战争只能彻底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
此刻，颜真卿已经被李萼的一番战略构想激励得心潮澎湃，当即按照他的计划，命麾下将领李择交、平原县令范冬馥，率平原兵六千，会同李萼的清河兵四千、博平兵一千，即刻进驻堂邑（今山东聊城市西），准备进攻魏郡。
燕朝的魏郡太守袁知泰闻报，马上派部将白嗣恭率两万多人前来迎战。双方随即在堂邑展开激烈战斗。唐军的兵力虽然只有燕军的一半，而且多数是新兵，但他们的英勇和顽强还是极大地弥补了兵力和战斗力的不足。两军激战了一天一夜，最后燕军大败。唐军斩杀燕军一万余人，俘敌千余，缴获战马千匹、军资器械无数。
这一仗，袁知泰几乎已是倾巢而出，如今既已遭遇惨败，魏郡是无论如何也保不住了。袁知泰赶紧脚底抹油，一溜烟逃到了汲郡。唐军遂乘胜而进，兵不血刃地克复了魏郡，一时间声威大振。
随后，颜真卿又与北海（今山东青州市）太守贺兰进明联手，出兵克复了信都郡（今河北冀州市）。
至此，曾一度陷入低潮的河北抵抗运动又出现了新的转机。而后，随着李光弼援军的到来和常山的克复，唐军兵威更盛，而燕军在河北的日子则是一天比一天难过了。
自从常山惨败后，史思明就龟缩在九门，不敢再有什么大的军事行动，而李光弼兵力有限，也不敢贸然攻打史思明。于是，双方就这样对峙了四十多天。一直到天宝十五年四月初，史思明才想出了一个对付李光弼的办法。
他不敢与李光弼正面交锋，于是就利用燕军骑兵机动性强的优势，屡屡派出小股部队袭击唐军的运输队，到最后竟然完全切断了常山的后勤补给线。
常山城内的粮草日渐匮乏，将士们都吃不饱，而战马则只能吃草席和草垫。李光弼知道这么下去不是办法，随即派出五百辆车前往距离最近的石邑县（今河北石家庄市）运粮，以解燃眉之急。石邑是常山下辖的一个县，此时由李光弼部将张奉璋驻守。
为了防备燕军偷袭，李光弼特意让车夫全都穿上铠甲，另派一千弓弩手随行，一路结成方阵保护车队。
唐军的弓弩手是燕军骑兵的克星。奉命前来劫粮的燕军远远望见，一个也不敢靠近。史思明只好命蔡希德率兵攻打石邑，却又被张奉璋击退。最后，五百车粮草终于顺利运抵常山。
但是，这只是一时救急之策，要想保住常山并扩大战果，就必须彻底打败史思明。为此，李光弼立刻遣使向朔方的郭子仪告急，请他率主力驰援河北。
这一年四月初九，郭子仪在征得朝廷的同意后，率番、汉步骑兵团共十万余人进抵常山。
史思明的噩梦就此降临。
四月十一日，郭子仪、李光弼与史思明、蔡希德在九门城南展开会战。
自安禄山反叛以来，这是官军与叛军在河北展开的最大规模的会战。此战，唐军在兵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而且朔方军是一支百战之师，与河北当地的团练和义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这一战的结果可想而知。唐军大获全胜，中郎将浑瑊在战斗中射杀了燕军大将李立节，史思明带着残部逃奔赵郡（今河北赵县），蔡希德则一口气逃到了巨鹿（今河北邢台市）。
赵郡和巨鹿都在九门的南面，史思明和蔡希德南逃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逃回燕军大本营洛阳。可跑到赵郡时，史思明忽然改变了主意。因为逃到洛阳就等于放弃河北，而放弃河北就等于承认失败，这不仅意味着他在河北将近半年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而且安禄山肯定也不会轻饶了他。
思虑及此，史思明只好掉头北上，逃往博陵（今河北定州市）。当时博陵已经反正，但是守军不多，史思明攻入城中后，为了泄愤，一下子把全城的官吏诛杀殆尽。
史思明的暴行激起了河北诸郡的义愤，于是各地的老百姓纷纷组织义勇军，群起抗暴，多则两万人，少则一万人，各自修筑营寨堡垒，处处阻击燕军。
河北的燕军一下子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与之相反的是，凡郭子仪、李光弼军所到之处，各地义勇军无不争相效命。
四月十七日，郭、李军团进抵赵郡，只用了一天时间，便轻而易举地将其攻克。朔方军涌入赵郡后，相当一部分士兵无视军纪，开始劫掠财物，李光弼大为光火，亲自坐到城门口，见一个抓一个，把他们抢劫的财物悉数没收，然后一一发还给百姓。
唐军克复赵郡时，俘虏了四千名燕军士兵，郭子仪下令全部释放，只斩杀了安禄山任命的赵郡太守郭献璆。
毫无疑问，郭、李二人的宽仁之举极大地赢得了民心。
郭子仪和李光弼之所以会成为备受后人称颂的千古名将，不仅是因为他们能征善战，也不仅是因为他们通过八年的浴血奋战最终平定了安史之乱，同时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体恤百姓，尊重生命。
无论在哪个时代，军人都不应该成为嗜血的屠夫。因为战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止杀。所以，一个真正优秀的军人，应该在坚硬的铠甲下面，包藏一颗悲悯之心。
郭、李军团在赵郡稍事休整之后，随即北上围攻博陵。史思明率众死守，唐军连攻十天未能得手，军中开始缺粮，郭子仪和李光弼不得不撤回常山。
就在唐军南撤的时候，史思明自以为反击的机会来了，立刻率部尾随。郭子仪一边不慌不忙地撤退，一边不断派出精锐骑兵回头阻击，史思明丝毫捞不到便宜。
燕军就这样尾随唐军走了三天三夜。到达行唐（今河北行唐县）附近时，史思明看见士兵们一个个疲惫不堪，再也无力追击，只好命部队掉头返回博陵。
稍后，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史思明以为唐军早已南撤，完全放松了警惕。可是，当他们刚刚走到沙河（滹沱河支流），郭子仪却突然率部出现在了他们的身后。
原本是燕军追击唐军，现在反而是唐军在追击燕军。史思明猝不及防，被打得丢盔弃甲，狼狈而逃。
九门会战惨败后，蔡希德一口气逃回了洛阳，向安禄山禀报了河北的战况。
安禄山大为震骇，对于河北的局势顿时忧心忡忡。
值此用人之际，安禄山也顾不上追究蔡希德的战败之责了，赶紧又拨给他步骑两万人，命他即刻返回河北，与史思明会合。同时，安禄山又向留守范阳的牛廷玠发出紧急命令，让他再派一万多人，火速南下驰援史思明。
到了这一年五月，几次被打得溃不成军的史思明又抖擞起来了。因为南北两路援兵到达后，他麾下的兵力总计已经超过了五万人。
当时，唐军仍然保持着进攻态势，郭、李兵团已经攻占了博陵西北的恒阳（今河北曲阳县）。史思明随即出动大军，把恒阳团团包围。郭子仪采取了深沟高垒、避实就虚的战术，白天只命士兵坚守城池，拒不出战，等晚上燕军睡觉时，再出动奇兵偷袭。
唐军天天这么搞，把燕军士兵搞得一个个神经衰弱，痛苦不堪。
数日后，郭子仪和李光弼知道燕军军心已然不稳，遂大举反攻。
五月二十九日，唐军与燕军在嘉山（曲阳县东北）进行决战。由于燕军官兵早已被郭子仪的疲劳战术弄得头昏脑涨、四肢无力，连走路和骑马都没精神，更不用说上阵打仗了，因此这一战燕军再度惨败，被斩首四万余级，被俘千余，几乎全军覆没。
史思明也很惨。他的坐骑被射死，头盔被打掉，连靴子都不知道丢哪里去了，只好披头散发，光着脚丫，拄着一杆短枪落荒而逃。
安禄山煞费苦心替史思明攒足的本钱，就这样又一次被他打了水漂。史思明感到了耻辱。
嘉山会战，是史思明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场奇耻大辱！
一直要到四年后，在洛阳城北的邙山脚下，史思明利用唐军将领仆固怀恩犯下的错误，才终于击败了李光弼，洗刷了嘉山脚下的这场奇耻大辱。
嘉山大捷之后，郭子仪和李光弼乘胜进围博陵。史思明始终龟缩在城中，只剩下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
随着唐军在河北的节节胜利，各地民众纷纷起义，诛杀了安禄山任命的太守，十几个郡宣布光复。
至此，燕赵大地又重新回到了李唐朝廷手中，范阳与洛阳的联系彻底断绝。往日，在官道上纵横驰骋的燕军骑兵都消失了，只有时不时看见一两个信使偷偷摸摸地从小路疾驰而过，但其中的大多数还是被各地官兵截获斩杀，能溜过的漏网之鱼少之又少。
驻守在洛阳的燕军将士顿时人心惶惶。
因为他们的家人都在范阳，而今南北路绝，连一封家书都递不到，又岂能不让他们愁肠百结？
一种无可救药的思乡病顿时像瘟疫一样，开始在洛阳的燕军中迅速蔓延。
而燕朝皇帝安禄山此时的心境，也不比士兵们好多少。仿佛在一夜之间，安禄山那称霸天下的雄心就悄然萎缩了。
因为这些日子，来自四面八方的战报实在是让他寝食难安。
西面，他的兵锋受阻于潼关，不能向关中前进半步；西北，他的党羽高秀岩从一开始就没打过胜仗，根本无法有效牵制唐军；西南，唐军层层设防，屡破燕军，使他“下南阳，取武关，经蓝田绕袭长安”的计划始终未能得逞；南面和东南，他的部队也遭到了各路唐军的顽强抵抗，无法顺利进军荆楚和江淮，使他占据江淮一带财赋重镇的希望化成了泡影；而最惨的当然就是河北了，自从郭子仪和李光弼进入河北后，史思明就成了一只无头苍蝇，一次次被打得晕头转向、满地找牙，不但把起兵初期打下的地盘全丢光了，而且让老巢范阳彻底暴露在了唐军的眼皮底下……
什么叫四面楚歌？
这就叫四面楚歌！
安禄山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才当了几天皇帝，为什么形势就坏到了这般地步呢？
早知道这样，老子还不如一辈子在范阳当土皇帝，也不至于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到了阴曹地府还要背负乱臣贼子的骂名……
安禄山后悔了。
自从起兵以来，他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后悔过。
被恐惧、忧愁和悔意折磨得坐立不安的安禄山无计可施，只好把这些年来一直撺掇他造反的高尚和严庄叫到面前，指着他们的鼻子破口大骂：“汝数年教我反，以为万全。今守潼关，数月不能进，北路已绝，诸军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郑数州而已，万全何在？汝自今勿来见我！”（《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高尚和严庄吓得面无人色，一连好几天都不敢入朝。
随后，安禄山不得不开始考虑一件事情——撤军。
如果局势始终未能好转，安禄山只能放弃洛阳，回保范阳。也就是说，只有躲进经营多年的老巢范阳，他才能避免兵败身死的命运。
假如安禄山真的实施了这个撤军计划，那么“安史之乱”也许就不存在了。
只可惜，计划并未实施。
因为短短十天之后，安禄山的所有恐惧和忧愁便都一扫而光了，取而代之的是比此前更为强烈的自信。
究竟是什么挽救了安禄山？
答案很简单——潼关被燕军攻克了。
哥舒翰：生死潼关
自从高仙芝和封常清率唐军退入潼关，安禄山便命大将崔乾祐进驻陕郡，牢牢盯着这座关中门户。哥舒翰接手潼关防务后，只一意修筑工事，深沟高垒，严防死守，从不出战。安禄山屡命崔乾祐出击，其中一次还派了次子安庆绪亲自到前线督战，可潼关不愧是一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关，燕军的数次进攻都被据险固守的哥舒翰一一击退。面对这道铜墙铁壁，崔乾祐只能干瞪眼，“数月不能进”，与哥舒翰形成了对峙相持的态势。
在此情况下，只要哥舒翰始终坚壁清野，保证潼关不失，河北的郭子仪和李光弼又乘胜北上、直捣范阳，燕军军心就会瞬间瓦解，安禄山的末日也就到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李唐朝廷内部却出现了一个致命危机。
危机源于杨国忠和哥舒翰的相互猜忌。
众所周知，安禄山起兵打的是讨伐杨国忠的旗号，而当时朝野上下也一致认为，就是因为杨国忠恃宠擅权、跋扈专断，逼得安禄山狗急跳墙，才导致了这场空前的大祸乱，所以很多人都对杨国忠咬牙切齿，必欲诛之而后快。
哥舒翰麾下有一个部将叫王思礼，就屡劝哥舒翰上表朝廷，要求诛杀杨国忠以谢天下。可哥舒翰始终没有答应。因为他很清楚，现在杀杨国忠除了泄愤之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更何况大敌当前，自己人更不能搞窝里斗。
王思礼以为哥舒翰怕事，就自告奋勇，说他愿意带领三十名骑兵入京，秘密绑架杨国忠，然后抓到潼关杀了。哥舒翰狠狠瞪了王思礼一眼，没好气地说：“你这么干，造反的就是我哥舒翰，不是安禄山了。”
然而，让哥舒翰没有想到的是，他这边处处以大局为重，尽量摒弃个人好恶，可杨国忠那边却早就对他起了猜忌之心。
自从玄宗把将近二十万兵马交到哥舒翰手中后，杨国忠的心就悬起来了。
在他看来，关外的安禄山对他固然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可此刻手握重兵的哥舒翰又何尝不是呢？现在满大街的人都在叫嚣要杀他杨国忠，哥舒翰会不会趁此机会反戈一击，拿他杨国忠的人头去收买天下人心呢？杨国忠觉得可能性很大。
从这个意义上讲，哥舒翰其实比安禄山更让杨国忠感到恐惧。因为安禄山远在千里之外，而哥舒翰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
对于这种态势，就连杨国忠身边的幕僚都替他心惊不已。有人就跟他说：“今朝廷重兵尽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于公岂不危哉！”（《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杨国忠再也坐不住了，立刻上奏玄宗，说：� �如今潼关大军虽然兵力强盛，可万一失利，京师就危险了。臣请求从皇宫下属各部门（“监”“牧”“坊”“苑”等）人员中挑选出三千精壮，加以训练，以备不测。”
玄宗当即照准，并命剑南道（当时剑南节度使仍由杨国忠遥领）将领李福德统御这支后备队。随后，杨国忠又另外招募了一万人，命亲信将领杜乾运率领，进驻灞上（今西安市东灞河河畔），名义上是防备叛军，实际上是防备哥舒翰。
杨国忠的举动一下子就把哥舒翰惹毛了。
老子在前面浴血奋战，你却在背后拿刀顶着老子，这算什么事儿？
哥舒翰本来一直以大局为重，可眼下也不免要担忧个人的命运了。谁都知道，杨国忠既是朝廷的首席宰相，又是玄宗跟前的头号宠臣，玄宗现在什么事都听他的，万一杨国忠真想除掉哥舒翰，只要怂恿玄宗下一道诏书，立马可以让他步高仙芝和封常清之后尘，然后再让心腹将领杜乾运接手潼关防务。
换言之，杜乾运就是一颗进可攻、退可守的棋子，杨国忠把他置于哥舒翰背后，目的就是要让哥舒翰陷入彻底被动。
哥舒翰不是傻瓜，当然不会任由杨国忠摆布。
他决定吃掉这颗棋子，给杨国忠一点颜色瞧瞧。
杜乾运刚进驻灞上没几天，哥舒翰就上奏玄宗，要求将杜乾运的这支部队划归潼关统一指挥。玄宗根本没意识到这是哥舒翰和杨国忠在暗中角力，而是认为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当即表示同意。
天宝十五年六月初一，哥舒翰借故把杜乾运召到潼关，然后随便栽个罪名就把他杀了。消息传回长安，杨国忠大惊失色。
他万万没料到，哥舒翰竟然会如此胆大妄为，心狠手辣！
有道是打狗也要看主人，哥舒翰这么干，摆明了就是在警告杨国忠，同时更是在对他发出挑战。杨国忠现在越发相信——接下来，哥舒翰随时有可能带兵入朝，以“清君侧”的名义，取他杨国忠的颈上人头！既然如此，杨国忠当然要先下手为强了。
要除掉哥舒翰其实很简单，甚至都不用杨国忠动手。他只需动动舌头，怂恿玄宗下诏，命哥舒翰出关与燕军决战，哥舒翰自然就会死得很难看了……
至此，杨国忠和哥舒翰已经从相互猜忌、相互戒备发展到了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地步。
这两个李唐朝廷的股肱重臣，一个大权独揽，一个重兵在握，可他们并没有把矛头共同指向潼关外面的敌人，而是掉转方向，彼此指向了对方。
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
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天里，李唐君臣将用血的事实和惨痛的教训，再一次向我们证明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就在杜乾运被哥舒翰诱杀的第二天，玄宗忽然接到了一份情报。情报称叛军大将崔乾祐驻守陕郡的兵力不超过四千人，而且都是老弱残兵，防守异常薄弱，官军应抓住战机大举反攻。玄宗大喜，立即派遣使臣到潼关宣诏，命哥舒翰即刻率部东征，进攻陕郡，克复洛阳。
史书没有记载这份情报的来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份情报是错误的。
更准确地说，这份情报纯粹是捏造的。
因为，崔乾祐作为燕军西进关中的前锋，其兵力虽然不会很多，但至少也在两万到三万之间；更重要的是，崔乾祐麾下的部众都是骁勇强悍的百战之兵，属于燕军中的野战劲旅，尤其是其中的同罗骑兵，更是精锐中的精锐。所以，实际情况绝非那份可笑的情报所说的那样，什么兵力不满四千，还什么老弱病残、防守薄弱云云，完全是扯淡，并且是别有用心的扯淡！
那么，这份别有用心的情报又是谁捏造的呢？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除了杨国忠，没有人会这么做，也没有人敢这么做。
杨国忠捏造情报的目的就是要迫使哥舒翰出关决战。
其实，对于任何一个稍具军事常识而且头脑清醒的人来说，这份所谓的情报基本上就是一张废纸，不仅不会受其蛊惑，还有可能会把提供情报的人抓起来，以谎报军情、欺君罔上的罪名论处，甚至还会追查到底，把幕后黑手挖出来。
然而，面对这份不值一哂、别有用心的“情报”，玄宗李隆基居然就信了，并且还据此作出了事关整个战局的重大决策。
是玄宗老糊涂了吗？
这个因素固然有，但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此刻的玄宗迫切希望用一场决定性的胜利来挽回他早已失落的自尊，来抚慰他极度受伤的心灵。
所以，任何有利于朝廷发动反攻的信息，玄宗都会相信它是真的。
杨国忠很可能正是摸透了玄宗的心思，才大胆捏造了这份假情报。
接到玄宗下令东征的诏书后，哥舒翰蒙了。就目前的战局而言，这无疑是最弱智、最可笑、最不合理的一个决策。
哥舒翰不敢耽搁，连夜起草了一道奏疏，让使者回禀玄宗。他在奏疏中说：“安禄山久经战阵，军事经验非常丰富，此次叛乱蓄谋已久，他岂能不作充分准备？如果说陕郡的兵力薄弱，那也必然是以此引诱我军出击，一旦我们真的出击，正好落入他们的圈套。而且，叛军千里而来，利在速战速决；我军据险而守，利在打持久战。更何况，叛军残暴，久之必失人心，兵力也会萎缩，迟早会发生内乱，我们只要静观其变，到时候乘虚而入，定能不战而生擒安禄山。总之，我们的目的是求胜，不是求快！如今，向各道征调的军队都尚未集结，还是应该再等一段时间。”
就在哥舒翰呈上奏疏的同时，郭子仪和李光弼也向玄宗提出了他们的下一步计划：“我军正计划北上，直捣范阳，覆其巢穴，俘虏叛军的妻儿老小作为人质，以此向他们招降。届时，叛军必定会从内部崩溃。至于潼关大军，只要坚守阵地，把叛军拖住，让他们筋疲力尽就够了，千万不可轻易出击。”
两份来自前线的奏报不谋而合地提出了一个相同的战略，那就是——坚守潼关。
只要玄宗能够虚心接受这四个字，那么后面的历史很可能就将全盘改写。
可惜，玄宗并不接受。
他一心只想着快速反攻，光复东京，彻底洗刷安禄山带给他的耻辱。所以，他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观望拖延。此外，杨国忠又整天在他耳边吹风，说眼下叛军毫无防备，绝不能让哥舒翰逗留延宕、贻误战机云云，玄宗心里就更是急不可耐，随即不断派遣宦官催促哥舒翰出关决战。
此后的两三天里，玄宗接连派出了几十拨传诏使者奔赴潼关。往往是前面一拨刚刚宣完诏书，后面一拨紧跟着又到了。（《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续遣中使趣之，项背相望。”）
那几天，哥舒翰耳边始终只回荡着两个字：出关、出关、出关……
这两个字无异于死神的召唤。
然而，军令如山，圣命难违。即便哥舒翰明知道只要迈出潼关一步，就等于迈进了鬼门关，可他也只能怀着满腔的无奈和悲怆往前迈！
天宝十五年六月初四，哥舒翰“抚膺恸哭”，然后挥着眼泪“引兵出关”（《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前方的道路阳光迷离，野草萋萋，十八万大军在沟深坡陡、狭窄逼仄的峪道上缓慢前行。时值盛夏，空气燠热凝滞，一丝风也没有，所有的军旗全都无精打采地垂在旗杆上。士兵们步伐沉重，挥汗如雨，连战马都显得异常烦躁，一个劲地喷着响鼻。
哥舒翰策马走上一面高坡，久久地凝视着从他脚下走过的一队又一队士兵。
他们都长着不一样的面孔，可他们脸上却有着如出一辙的表情——无奈而茫然。哥舒翰知道，现在自己脸上肯定也是这种表情，因为他和这十八万将士一样，正在走向同一个未知的宿命。
最后，哥舒翰下意识地向西遥望了一眼。
忽然间，他的心头掠过一阵莫名的惊悸。
因为，潼关上空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飘荡。
哥舒翰仿佛看见，高仙芝和封常清的亡魂正在潼关上空凄凉地飘荡。他们似乎想跟哥舒翰说什么，可哥舒翰始终无法听见……
灵宝之战
大军出潼关后，整整走了三天，才到达灵宝（今河南灵宝市东北）西原。此处名为西原，实际上并不是一马平川的平原，而是北有黄河之险，南有崤山之阻，中间仅有一条狭窄的隘道，而且长达七十里。
很显然，这样的地形对于大兵团的行军是极为不利的。哥舒翰的十八万大军不仅不能展开，而且很容易在隘道中成淤塞之势。
更为致命的是，敌人如果在这个地方打伏击，十八万唐军势必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成为任人宰割的十八万头羔羊。
如此得天独厚的伏击地形，如此难得的全歼唐军的机会，崔乾祐会放过吗？
当然不会。
他早就在这里张好了一个口袋，就等唐军乖乖往里钻了。
事实上，哥舒翰并非没有察觉到前方的危险。唐军于六月初七进抵灵宝西原的隘口，前锋就与崔乾祐的燕军发生了小规模的遭遇战。既然崔乾祐已经从陕郡移兵至此，那分明意味着——前方七十里长的隘道肯定隐藏着重重杀机。
换言之，唐军必将在此遭遇一场恶战！
正是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所以哥舒翰不敢贸然进军，而是命大军在隘口宿营了一夜。假如哥舒翰不是身负东征之命，他一定不会轻易进入隘道，而是会想办法迫使燕军到隘口决战，如此便能避免被伏击的命运。然而，不幸的是：哥舒翰军令在身，如果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克复陕郡、进军洛阳，朝廷必然会追究他的迁延逗留之责。因此，即便明知道前面的燕军正严阵以待、虎视眈眈，哥舒翰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八日清晨，哥舒翰与部将田良丘先行乘船进入黄河，在河流中央观察敌情。他发现燕军兵力并不太多，才下达命令，让大军缓缓开进隘道。他命王思礼率五万人为前锋，命庞忠等将领率主力十万继之，自己则另率三万人渡过黄河，在北岸的一处高地上擂动战鼓，为南岸的唐军助威。
哥舒翰如此布阵，足见其内心还是非常谨慎的。他把大军一分为三，显然是不希望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此外，亲率三万人渡到黄河北岸，一则是以此作为预备队，二则是万一南岸主力遇袭兵败，自己手里头至少还能留一点本钱。从消极意义上说，这是逃命的本钱；从积极意义上说，这也是日后整兵再战的本钱。
尽管哥舒翰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可令人遗憾的是，这场战役的结局还是比他预想的要坏得多。
王思礼率前锋进入隘道后，发现前面的燕军最多不过万人，而且十个一伙，五个一堆，“散如流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却”，根本没有一个像样的阵形。
唐军官兵们不约而同地笑了——看来朝廷接到的情报是准确的，崔乾祐的燕军的确是一帮军纪松懈的老弱残兵。
此刻，正在崤山的峭壁上密切监视唐军的崔乾祐也笑了——因为羊入虎口了。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可想而知了。唐军前锋刚与燕军接战，燕军的散兵游勇就赶紧卷起军旗，抱头鼠窜。唐军士气大振，立即乘胜追击。等到毫无防备的唐军前锋全部进入伏击圈，崔乾祐令旗一挥，无数的巨石檑木自悬崖峭壁上滚滚而下，顷刻间就把大部分唐军士兵砸成了肉泥。剩下的唐军在逼仄的隘道里挤成一团，手中的长枪长槊不仅派不上用场，而且时不时还捅到了自己人身上。
得知前锋遭到伏击，伤亡惨重，哥舒翰连忙出动早已准备好的毡车，将其推到队伍前列，准备用它们冲开一条血路。所谓毡车，大概是用结实的牛毡裹住车厢，在上面画满骇人的牛头马面，然后在车厢周身插满长枪大刀，锋刃朝外。可想而知，这种战车在向敌人发起冲锋时，应该是很有震慑力和杀伤力的。
然而，崔乾祐似乎早就料到哥舒翰会来这么一手。他命士兵用数十辆装满枯草的车塞住道路，然后纵火焚烧，滚滚浓烟顿时冲天而起。此时已近中午，烈日高悬中天，本来便已酷热难当，加之东风又起，烈焰浓烟一齐冲向唐军，人人睁不开眼目，只能在烟雾中刀枪乱舞，结果杀死的都是自己人。后面的弓弩手看见前方打得热火朝天，以为燕军杀了过来，于是万箭齐发，直到箭囊全都空了，日影西斜，烟雾散尽，唐军官兵们才蓦然发现，前方只有几十辆烧焦的草车，一个燕兵也没有。
而就在唐军草木皆兵、自相残杀的时候，崔乾祐已经派出一支同罗骑兵，从崤山南麓绕到唐军背后，对隘道中的唐军发起进攻。唐军前方被堵，后路被截，顿时彻底崩溃，人人争相逃命，有的丢弃盔甲逃进了山谷，更多的因相互推挤而掉进黄河，纷纷溺毙。一时间，隘道中到处是惨不忍闻的嘶喊和哀号，死亡的喧嚣直上云端，响彻天地……
至此，王思礼的五万前锋基本上全军覆没。
按理说，尽管王思礼遭遇惨败，可唐军还有足足十三万人，和燕军比起来，在兵力上仍然占据绝对优势，只要稳住阵脚，调整战术，不见得就打不过燕军。况且，哥舒翰之所以在战前就把兵力一分为三，也是为了降低风险、保存实力，以便在暂时失利后能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然而，事实证明，这只是哥舒翰的一厢情愿。
因为庞忠等人率领的十万主力一听说前面的五万人全都被燕军吃掉了，顿时士气尽丧，随即不战而溃。而哥舒翰自己率领的三万人也好不到哪去，他们看见南岸的十五万大军死的死、跑的跑，再也无心恋战，于是也跟着一哄而散。
“后军见前军败，皆自溃，河北军望之亦溃。瞬息间，两岸皆空。”（《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十八万东征大军，就这样在一天之间风流云散。
哥舒翰怔怔凝望着滚滚东逝的黄河水，感觉一种彻骨的冰凉瞬间弥漫他的全身。
一切难道就这么结束了？
是的，一切都结束了。
绝望的哥舒翰现在脑袋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跑。
天宝十五年六月初八的夜晚，肯定是哥舒翰这一生中最漫长的一个夜晚。
这天夜里，他带着麾下的百余亲兵一直向西跑，用平生最快的速度拼命向西跑，可脚下的道路似乎永远也跑不到头。
并不遥远的潼关仿佛也被遗落在了另一个世界。哥舒翰明明感觉自己在无限地接近它，却又好像一辈子也无法抵达……
当然，哥舒翰最后还是跑到了。
他其实只用了一个夜晚，可感觉就像用掉了整整一生。
哥舒翰是从黄河北岸往首阳山（今山西永济市南）方向跑，然后从河东郡的蒲津桥越过黄河，经蒲关南下，折向潼关。
在潼关四周，哥舒翰当初为了阻挡燕军，曾动用无数劳力挖掘了三条宽二丈、深一丈的壕沟。可现在，这三条形同天堑的壕沟阻挡的不是燕军，而是哥舒翰本人。
不过，哥舒翰最终还是过去了。
他过去的时候甚至可以用“如履平地”来形容。
不是哥舒翰会轻功，而是因为有数千人马已经掉了下去，把壕沟填满了。
这数千人马是跟在他身后跑回潼关的残兵。不知道是因为夜色太黑看不清道路，还是因为背后追击的燕军让他们吓破了胆，总之，数千逃兵不顾一切地往前冲，顷刻之间就填满了壕沟。失魂落魄的哥舒翰总算逃进潼关，捡回了一条老命。
在此之后，又有零零星星的残兵侥幸逃回了潼关，总计大概有八千余人。
十八万剩下八千，这就是哥舒翰灵宝一战的惨痛战绩。
哥舒翰知道，靠这八千个早已丢了魂魄的残兵败将，无论如何是守不住潼关的。
所以，他干脆不守了，而是直接越过关城，径直往关中跑。
六月初九，崔乾祐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占据了潼关。
长安的门户豁然洞开……
哥舒翰一口气跑到关西驿（今陕西华阴市东）的时候，忽然勒住了缰绳。
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跑了。
因为再跑就到长安了。
一天之间丢了东征大军，一夜之间丢了潼关天险，他有何面目去见玄宗？
所以，他不能跑，只能回头再战。
当然，此刻再战不是为了打赢燕军，而是为了打给玄宗看的。至少要打一个姿态，让玄宗和满朝文武知道，他哥舒翰是苦战不敌才撤回京师的，而不是一路狂奔回来的。
哥舒翰在关西驿张贴告示，向那些逃进关中的散兵游勇拼命打气，表示要重新组织兵力，夺回潼关。
可是，哥舒翰永远没有这个机会了。
因为他麾下的部众不干。
他们知道，现在不管是回头打潼关，还是一路跑回长安，结果都是一个死。既然左右都是死，还不如把哥舒翰绑了，投降燕军，至少还能保住一条命。
随后，哥舒翰麾下一个叫火拔归仁的番将，纠集了一百多个骑兵，把哥舒翰落脚的驿站围得水泄不通，然后进去告诉哥舒翰：“叛军杀来了，大帅赶紧上马。”哥舒翰不知是计，慌忙跃上马背，跑出驿站。
一看到堵在驿站口的一百多名骑兵，哥舒翰马上明白发生什么事了。完了！
他在心里发出了一声悲凉的长叹。
火拔归仁率众跪在哥舒翰马前，说：“大帅以二十万之众，一战而尽丧敌手，有何面目去见天子？大帅难道看不见高仙芝和封常清的教训吗？走吧，请大帅跟我们一起东行。”
哥舒翰当然不肯就范，正准备翻身下马，伺机跑路。火拔归仁眼疾手快，立刻上前按住了他，然后众人一拥而上，把他的双脚结结实实地绑在了马肚子上。接着，哗变士兵又把其他不肯投降的将领也一块绑了，径直押到潼关，献给了崔乾祐。
随后，哥舒翰又被押到洛阳，送到了安禄山的面前。
安禄山用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情看了他很久，然后说：“你一直看不起我，现在，不知道你的看法改变了没有？”
早在安禄山起兵之前，哥舒翰和安禄山就已经势同水火了。他们两人不和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个性，但最重要的，则是因为二者都是胡人，且都是一时名将，还都是深得玄宗宠信的封疆大吏，出于攀比心和竞争意识，彼此自然是看不顺眼。有一次在宴会上，安禄山甚至当众跟哥舒翰翻脸，哥舒翰本来也想跟他干，只是高力士在旁边一直使眼色，才强抑怒火，没有发作，但是和安禄山的宿怨便越积越深了。
当初的哥舒翰又怎么可能想到，若干年后，安禄山竟然摇身一变就成了燕朝皇帝，而他却只能万般屈辱地跪在这个死对头的面前呢？
哥舒翰的心中翻江倒海，百味杂陈。
当然，他不能流露丝毫。
不但不能流露丝毫，而且还要向安禄山宣示效忠。
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哥舒翰只能向这个昔日的仇敌卑躬屈膝，摇尾乞怜！
什么尊严、晚节、君臣大义、一世英名，让它们通通见鬼去吧！眼下，除了把灵魂出卖给这个恶魔，换取苟延残喘的生存，哥舒翰已经别无选择。
他伏地叩首，用一种十足谄媚的语气说：“臣肉眼凡胎，不识圣人，罪该万死！但如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东平，鲁炅在南阳，陛下若留臣一命，让臣写信招降他们，不用多久，天下即可平定。”
安禄山闻言大喜，当即任命哥舒翰为燕朝的司空、同平章事，同时把火拔归仁抓了起来，对他说：“你卖主求荣，不忠不义，该杀！”然后就把他一刀砍了。
可是，哥舒翰企图以尺寸之书而招降各方唐军的想法，实在是一种痴心妄想。
他的招降信很快就一一发出去了，然后收回来的，却是如出一辙的鄙视和义愤填膺的痛斥。哥舒翰从各方唐将洋洋洒洒的回信中，只读出了一句话——哥舒翰，你为什么不去死！（《旧唐书·哥舒翰传》：“诸将报书，皆让翰不死节。”）
是啊，我为什么不去死？
死是何等容易，活着又是如此艰难，我为什么不去死？
然而，强烈的求生本能最终还是战胜了哥舒翰的自尊和愧疚，使他仍然选择了卑贱屈辱地苟活，而不是轰轰烈烈地死去。
其实，哥舒翰并非没有选择。在最后的时刻，他完全可以选择像颜杲卿那样坚守大义，壮烈殉国。倘若如此，一代名将哥舒翰留在史册上的声名将永垂后世，万古长青。
可惜，他没有。
哥舒翰戎马半生，曾经活得像一个英雄。可最后一步，他却让残酷的命运把自己变成了一只蝼蚁。
不，是他自己把自己变成了一只蝼蚁。
可是，变成一只蝼蚁就能苟活于世吗？
当哥舒翰向各方唐将发出的招降信全都无效的时候，当事实证明他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时候，安禄山还会用高官厚禄养着他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安禄山随后就把他软禁了。又过了几天，安禄山觉得留着这个家伙实在没用，就把他一刀咔嚓了。
哥舒翰就这么死了，死得窝窝囊囊、一文不值，还在身后留下了变节投敌、苟且偷生的千古骂名。相比于含冤而死的高仙芝和封常清，哥舒翰的结局显然更为不堪。高、封二人至少赢得了后人的同情，可哥舒翰却只能招来世人的鄙夷和唾骂。
然而，哥舒翰最后落到这种下场，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吗？是什么力量把他一步一步逼进了这个历史的死角？又是谁，一手造成了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这三位名将的人生悲剧？
如果说高仙芝和封常清之死是在为帝国的不幸买单，那么哥舒翰之死则是在替李隆基和杨国忠背黑锅。因为，哥舒翰的变节投敌使他变成了朝野上下的众矢之的，所以至少在客观上掩盖了玄宗朝廷决策错误的事实，也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李隆基和杨国忠在“潼关失守”这件事上应负的历史责任。
不过，老天爷毕竟是公平的。不管你是谁，只要做错了事，迟早总要让你受到惩罚，付出代价。别人也许可以暂时替你买单，暂时替你背黑锅，但是你自己种下的苦果，最终还是要由你自己品尝。
李隆基和杨国忠，马上就将尝到他们亲手种下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