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安史之乱爆发
狼真的来了！
从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的夏天起，安禄山对朝廷的态度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本来安禄山还想再摆一下迷魂阵，没打算这么早动手，因为他觉得玄宗待他不薄，想等玄宗死后再起兵，可如今杨国忠天天喊说他要造反，终于把安禄山给彻底惹毛了。
这一年四月，玄宗派给事中裴士淹去“宣慰”河北，主要目的是去安抚安禄山，同时当然也想再摸摸安禄山的底牌。裴士淹抵达范阳后，安禄山声称身体不适，不但不出面迎接，还把这位钦差大臣晾在了宾馆里，而且一晾就是二十多天。
后来，安禄山虽然接见了裴士淹，但却故意把所有亲兵都召集起来，让他们全副武装进行警戒，摆出了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
一见这阵仗，裴士淹吓得魂都没了。
这是在接见天子使臣吗？这分明是在向朝廷示威啊！
裴士淹匆匆宣完圣旨，赶紧一溜烟跑回长安，向玄宗禀报了事情的经过，说安禄山包藏祸心，“无复人臣礼”（《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对于裴士淹的汇报，玄宗却不以为意。因为前不久心腹宦官辅璆琳刚从范阳回来，还信誓旦旦地说安禄山“竭忠奉国，无有二心”，时隔不过两个月，安禄山怎么可能就包藏祸心了呢？
在玄宗看来，裴士淹纯粹是夸大其词，危言耸听。
玄宗不把裴士淹的汇报当一回事，可有个人却如获至宝。
他就是杨国忠。
这些日子以来，杨国忠正“日夜求禄山反状”，如今听说安禄山怠慢朝廷使臣，总算抓住了把柄，立刻下令京兆尹出兵包围了安禄山在京师的宅邸，逮捕了安禄山的门客李超等人，并把他们扔进御史台监狱，连夜突击审讯。
可御史台审来审去，也没审出个子丑寅卯，杨国忠大怒，便命御史台把李超等人全部秘密处死。
如此一来，朝廷与安禄山的矛盾便进一步激化了。
当时，安禄山的长子安庆宗和宗室的荣义郡主订了婚，住在京师。他眼见杨国忠动了杀机，大为恐惧，赶紧派人密报安禄山。
得知门客被杀的消息，安禄山又惊又怒，遂下定起兵的决心。
六月，安庆宗与荣义郡主的婚礼举行在即，玄宗亲自下诏，召安禄山入朝参加婚礼，可安禄山却推说生病，拒不入朝。
实际上，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安禄山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了。
玄宗当然不至于看不出这一点。然而，他还是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不愿意相信安禄山真的会造反。
七月，安禄山向朝廷上表，说要献上北地良马三千匹，每匹马配备两名马夫，并由二十二名番将率部护送马匹入京。
在这个节骨眼上献马，还兴师动众地派军队护送，安禄山的心思不言自明。河南尹达奚珣赶紧上奏玄宗，说：“请皇上诏令安禄山，若要献马，可由沿途各地官府供应差役，无需另派军队护送。”
安禄山这马献得实在是蹊跷，玄宗心里不禁犯起了嘀咕。恰在此时，宦官辅璆琳受安禄山贿赂之事又突然被人告发（很可能是杨国忠所为），玄宗才猛然有所醒悟，觉得自己是被辅璆琳和安禄山给结结实实地忽悠了一把。他勃然大怒，马上找了个借口杀了辅璆琳，然后又派另一个心腹宦官冯神威前往范阳，给安禄山带去了一道手诏，告诉他说献马可以，但没必要派军队护送；同时，玄宗还在手诏中情深意切地对安禄山说：“朕最近专门命人为你新凿了一个温泉池，十月份在华清宫等你。”（《资治通鉴》卷二一七：“朕新为卿作一汤，十月于华清宫待卿。”）
如果说玄宗此前对安禄山的宠幸确实是出于真心的话，那么这一次，玄宗显然是在给安禄山灌迷魂汤了。
可是，安禄山会上钩吗？到了这个时候，他还会稀罕玄宗给他新作的这一“汤”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冯神威抵达范阳后，得到的待遇并不比裴士淹好到哪里去。他在宣读玄宗圣旨的时候，安禄山居然不跪拜接旨，而是一脸傲慢地踞坐床榻，只微微欠了欠身，淡淡地说了一句：“圣人安好。”等冯神威宣完圣旨，安禄山又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马不献也可以。你回去转告圣上，到了十月，我会昂首挺胸、精神抖擞地到京师去见他。”（“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
话说到这份儿上，已经是赤裸裸的威胁了。
安禄山随即安排冯神威住进了宾馆，之后就再也没有露面。心惊胆战的冯神威在宾馆里寝食难安，度日如年。几天后，冯神威终于接到了安禄山的逐客令，却没有接到照例应该呈上的谢恩表。
可此时的冯神威也顾不上什么谢恩表了，一接到逐客令便马不停蹄地跑回长安，一见到玄宗就哭哭啼啼地说：“臣差一点就见不着皇上了！”
从冯神威离开范阳的那一天起，亦即天宝十四年八月开始，安禄山就把起兵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防止泄密，安禄山只和心腹幕僚严庄、高尚和将军阿史那承庆加紧密谋，其他文武将吏一概被蒙在鼓里。
众人只是觉得奇怪，自从入秋以来，安禄山便频频犒赏士卒，并且三天两头搞军事演练，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直到这一年冬天，当有奏事的官员从长安返回范阳，安禄山才借机伪造了一道天子密诏，然后召集众将说：“有密旨，命我举兵入朝讨伐杨国忠，诸君应全部随我出征。”
众将官相顾愕然。直到此刻，他们才终于明白——原来这几个月的好酒好肉都不是白吃的，比平时多好几倍的饷银也不是白给的，是通通要让他们拿命去抵的！
说白了，这世上本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阵杀敌也是他们分内的事情，这本来没什么好说的，可让他们感到郁闷的是——这一次并不是跟敌人拼命，而是掉转枪口跟朝廷拼命！
然而，不管众将佐中有多少是仍旧忠于李唐、不愿追随安禄山造反的，现在都已经是身不由己了。除了硬着头皮跟安禄山登上贼船，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安禄山集结了麾下的所有部队，并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共计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正式在范阳起兵。
次日清晨，安禄山在蓟城（范阳治所）城南誓师，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宣布即日南征，同时告谕三军将士：“胆敢反对起兵、扰乱军心者，一律屠灭三族！”
是日，安禄山命节度副使贾循留守范阳，然后亲率十五万铁骑从蓟城出发，大举南下，兵锋直指东京洛阳。
“安史之乱”就此爆发。
一场彻底改写唐朝历史，并将深刻影响整个中国历史的战乱就此拉开序幕。
《资治通鉴》称：“禄山乘铁舆（防箭的铁轿），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
狼烟滚滚，裹挟着安禄山觊觎九五的野心。
马蹄嘚嘚，裹挟着安禄山征服天下的欲望。
十五万范阳铁骑就这样以犁庭扫穴之势席卷燕赵大地，以所向无敌之威挺进中原。
盛世唐朝就在这一刻轰然崩坍……
狼来了。
这一次——狼真的来了！
可此时此刻，唐玄宗李隆基在干什么呢？
他在泡温泉。他正和他最心爱的杨玉环一起，在美丽而宁静的华清宫中泡着温泉。
自从开元后期以来，玄宗每年十月都要上骊山泡温泉，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二十多年，可谓风雨无阻，雷打不动。然而此时的李隆基并不知道，这将是他与杨玉环的最后一次骊山之行。
外面的世界天寒地冻，可华清宫中却温暖如春；北方的大地正在安禄山的铁蹄下呻吟和战栗，可骊山的天子行宫中依然是一派歌舞升平。
李隆基和杨玉环一起沐浴在温泉池中，时而嬉水，时而畅游。池中热气弥漫、烟雾缭绕，美人肤如凝脂、巧笑嫣然，此情此景尽管已经看过无数遍，可玄宗还是忍不住心旌摇荡，一时间不知今夕何夕，亦不知人间天上……
如果时间就在这一刻悄然凝固该有多好。
如果人生就在这一刻进入永恒该有多好。
只可惜，时间是世界上最无情的东西，它可以让一个帝国在短短几年里走向繁荣和强大，也可以让一个太平盛世在一夜之间变得破碎支离、面目全非。
而人生同样是世界上最无常的东西，前一秒还在享受天堂般的快乐，下一秒就有可能陷入地狱般的煎熬。没有人知道哪一秒才是天堂地狱的转捩点，也没人知道是什么力量在主宰这一切。即使李隆基贵为天子，他也没有权力让时间停止不动；即使李隆基富有四海，他也无法用他的意志挽留住人生中的美好。
哪怕只是点滴。
哪怕只是一瞬。
安禄山率主力南下的同时，为了消除来自河东方面的威胁，派部将何千年率领一支小分队前往太原，以献神射手为名，设计掳走了北京（即太原）副留守杨光翙。太原守军大为惊骇，立刻将安禄山造反、长官被劫的消息奏报朝廷。与此同时，东受降城（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也向朝廷呈送了战报，称安禄山已起兵叛乱。
然而，面对来自前线的奏报，人在骊山的玄宗却依旧置若罔闻。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玄宗“犹以为恶禄山者诈为之，未之信也”。也就是说，他仍然认为这是那些嫉恨安禄山的人在造谣，所以不肯相信。《资治通鉴》的说法符合事实吗？
恐怕未必。
事实上，早在宦官辅璆琳东窗事发，而裴士淹、冯神威等使臣连连在范阳遭受冷遇的时候，玄宗就已经察觉出安禄山的狼子野心了。而他之所以在危机来临的时刻还把军国大事抛诸脑后，不顾一切地陪着杨贵妃上骊山，甚至在接到前线战报时还执迷不悟，其原因恐怕不是因为他看不清现实，而是因为他在逃避现实。
是的，李隆基在逃避。
作为一个统治了大唐帝国长达四十余年的皇帝，李隆基对自己的能力和运气都太自信了。所以，他既不愿承认自己在识人用人上的严重错误，更不愿直面由于这种错误而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换句话说，他宁可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躲进温柔乡，宁可让自己变成一只自欺欺人的鸵鸟，也不想让残酷的现实剥夺掉他最后那点顽固而脆弱的自尊心。
可是，到了十一月中旬，当河北各郡县的战报像雪片般飞进华清宫的时候，玄宗终于不得不从醉人的温柔乡中百般无奈地抬起头来，勉强收拾精神，紧急召见宰辅重臣，询问他们御敌平叛之策。
对于安禄山的造反，满朝文武个个忧心忡忡、惶骇不已，唯独杨国忠得意扬扬、喜不自胜。
因为，他的预言成真了。他喊了这么久的“狼来了”，最后安禄山总算给他面子，真的来了。
“扬扬有得色”的杨国忠拍着胸脯对玄宗说：“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如今真想造反的只有一个安禄山，将士们跟他都不是一条心。不出十天，必能将他的脑袋传送行宫。
听了杨国忠的话，玄宗如释重负，脸上迅速浮现出欣慰的笑容。其他几个宰辅大臣却人人相顾失色。
十天就能平定安禄山叛乱？你杨国忠这海口也夸得太大了吧？
接下来的事实马上就将证明，杨国忠这不叫夸口，而叫扯淡！
此后，唐朝政府军非但没有在十天内平定安禄山叛乱，反而在玄宗和杨国忠一错再错的决策之下，被叛军打得节节败退、损兵折将，而且很快就把洛阳和长安两座京城都给丢了，以致玄宗君臣不得不仓皇流亡巴蜀。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史之乱爆发刚刚两个月，安禄山就在洛阳堂而皇之地当上了大燕皇帝；而时隔不过半年，声称十天就能拿下安禄山脑袋的杨国忠，自己反而在马嵬驿被砍掉了脑袋。
安禄山刚刚起兵之时，尽管朝野上下都为之震骇，却还是没有人料到局势会恶化到后来那种地步，也没有人料到官军在叛军面前会那样不堪一击、一溃千里，更没有人料到当时大唐军界最耀眼的三颗将星——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竟然没有一个能够阻遏叛军的兵锋！
尤其让忠于李唐的臣民们扼腕愤恨的是，这三个曾经叱咤风云、威震朝野的一代名将，最终竟然都不是死在御敌的战场上，而是死在了自己人的谗言下……
威震中亚：高仙芝的锋芒
高仙芝，高丽人，将门之后，从小随父至安西，稍长因父荫被授予游击将军。史称高仙芝“美姿容，善骑射，勇决骁果”，二十出头便因军功被提拔为将军，“与父同班秩”（《旧唐书·高仙芝传》），在军中传为一时佳话。
高仙芝曾先后在安西军事长官田仁琬、盖嘉运麾下效力，但一直没得到重用，直到夫蒙灵詧出任安西节度使，才对高仙芝的才华欣赏有加，屡屡对他进行提拔。到了开元末年，高仙芝已官居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兼节度副使。
此时的高仙芝虽然已经是安西唐军的二把手，但还称不上是名将。真正让他扬威西域、名动朝野的，当属千里奔袭小勃律的战役。
小勃律国位于吐蕃西北，大约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及克什米尔一带，介于吐蕃、中亚与安西四镇之间，战略地位十分突出，自从武周时代以来，这里便是大唐与吐蕃反复争夺的焦点。小勃律原本亲附唐朝，因而屡屡受到吐蕃的攻击。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吐蕃再次出兵小勃律，迫使其投降，并将一个吐蕃公主嫁给了小勃律国王，从而牢牢控制了这个战略要地，同时也切断了中亚二十几个小国与唐朝的联系，大有称霸中亚之势。
毫无疑问，大唐帝国要想夺回对中亚的控制权，首先就必须夺回小勃律。
然而，从田仁琬到盖嘉运，再到夫蒙灵詧，连续三任的安西军事长官都曾经出兵征讨小勃律，但每次都无功而返，玄宗对此十分不满。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夫蒙灵詧向玄宗推荐了高仙芝。玄宗立刻下诏，任命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一万骑兵远征小勃律。
天宝六年四月，高仙芝率部从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镇，今新疆库车县）出发，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向西南行进，经拔焕城、握瑟德、疏勒，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播密川，最后抵达特勒满川，进逼吐蕃人控制的军事要塞连云堡（克什米尔西北），整个行军过程耗时三个多月。
连云堡是通往小勃律的必经之地，有吐蕃驻军一千余人，另外在城堡南部十五里处还有一座依山而建的吐蕃军营，驻兵八九千人。也就是说，吐蕃在连云堡一带的守军共约一万人，与高仙芝的兵力大体相当。吐蕃军队依险而守，以逸待劳，而唐军刚刚经过一百多天的长途跋涉，人困马乏，局面显然对唐军极为不利。
不过，唐军也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吐蕃军队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唐军会奔袭千里，从天而降，所以唐军可以抓住先机，打吐蕃一个措手不及。
高仙芝兵分三路，于七月十三日拂晓会师于连云堡外。当地有一条河叫婆勒川，其时正逢涨水，唐军难以涉渡。高仙芝一边派人寻找河中水浅处，一边下令所有将士每人携带三日口粮，轻装上阵，准备强行渡河。将士们看着哗哗流淌的河水，都说高仙芝疯了。
暂且不说在没有船只的情况下怎么过河，就算勉强能过，万一连云堡的敌军察觉，打唐军一个“半渡”，这一万人马岂不是要全部扔到河里喂鱼？
可军令如山，众将士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跟高仙芝走。
令将士们喜出望外的是，沿着河岸走了不远，果然找到了一处水浅可渡的地方，结果人不湿旗，马不湿鞍，一万人马全都安全渡过婆勒川。高仙芝大笑道：“倘若敌人趁我们半渡时发动袭击，我军必败无疑。可现在我军既已安全渡河，并集结成战斗队形，连云堡就是老天爷送给咱们的礼物了！”
随后，高仙芝下令全军对连云堡及南部军营同时发起强攻。面对唐军的突然袭击，吐蕃守军大为惊骇，但仍然凭借险要的地形和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如蝗箭矢和巨石檑木纷纷而下，给仰攻的唐军造成了一定的伤亡。
正面进攻受阻，高仙芝立刻召来军中骁将李嗣业，命他率领一支陌刀敢死队，绕开正面之敌，从后山悬崖攀登上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李嗣业临行前，高仙芝给他下了死命令，要他必须在中午之前结束战斗。
所谓陌刀，就是两面开刃的长柄大刀，是唐军野战步兵的重要武器，既可以砍人，也可以劈马，列阵时“如墙而进”，在近身肉搏中具有极为可怕的攻击力。高仙芝麾下的这支陌刀队，是安西唐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个个训练有素，勇悍过人；尤其是这个李嗣业，更是安西唐军中著名的善使陌刀的猛将。
正是由于陌刀队超强的战斗力，高仙芝才会在这个关键时刻将其投入战斗。
李嗣业受命后，手执战旗，率陌刀队从险峻之地攀上山岭，突然出现在吐蕃守军的后侧。与此同时，高仙芝亲率大军再度实施正面强攻。吐蕃人腹背受敌，加上李嗣业的陌刀队从背后杀了上来，他们已经无险可守，军心顿时涣散。唐军则越战越勇，从辰时（早晨七点）至巳时（十一点）左右，共歼灭吐蕃守军五千多，俘敌一千余人，吐蕃余众纷纷逃散。
此战唐军大获全胜，不仅顺利攻克连云堡，而且缴获了一千多匹战马和不可胜数的军资器械。
高仙芝的远征军虽然初战告捷，但是也等于向吐蕃人暴露了自己的行踪和作战意图。如果要完成既定的战略目标——征服小勃律，这支唐军势必要在敌人已经察觉的情况下，在吐蕃人的势力范围内孤军深入，其面临的危险是不言自明的。
军中将士开始生出畏难情绪。
尤其是玄宗派来的监军宦官边令诚，更是越想越怕，说什么也不敢再前进半步。
可高仙芝是不会退缩的。
不征服小勃律，他绝不会鸣金收兵。
这就是普通将领和名将的差别。一个人之所以能成为名将，不仅在于他能够战胜强敌，更在于他能够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就像有个哲人曾经说过的那样：勇气并不是不害怕，而是即使害怕也要去做。
高仙芝并非不知道孤军深入的危险，也并非不感到害怕，而是他知道——成功就是在别人选择放弃的时候，你选择坚持！
高仙芝没有强迫边令诚，而是让他和三千名伤病羸弱的士兵留守连云堡，自己则亲率六千余人继续向小勃律挺进。
三日后，唐军进抵帕米尔高原的坦驹岭（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市西北）。这里山峦高耸，崎岖险峻，自然条件极为恶劣，将士们在艰难的行军过程中不断发出抱怨。而且，就在坦驹岭前方四十里处，还有一座名叫阿弩越的胡人城堡，也是亲附吐蕃的。将士们在疲惫和畏难情绪的影响下，内心的不满终于达到顶点，于是一个个驻足不前，并纷纷质问高仙芝：“大帅这是要带我们去哪？您瞧瞧这路是人走的吗？”
面对愤怒的士兵，高仙芝镇定自若地说：“前面就是阿弩越城，我估计他们听到我军到来的消息，必定会开门投降，你们不必担忧。”
高仙芝话音刚落，就有哨探来报，说有二十余名身着胡服的骑手，从阿弩越城方向过来了。片刻后，胡骑被带到高仙芝面前，对着高仙芝和在场的将士说：“听说大唐军队前来，阿弩越城主特地派我等前来迎接将军，并且砍断了婆夷河（印度河上游支流）上的藤桥，准备跟吐蕃人断交。”
众将士闻言，顿时转忧为喜，刚才的满腹牢骚全都一扫而光。
高仙芝笑了，下令全军立刻翻越坦驹岭，向阿弩越城进发。
其实，这是高仙芝演的一出戏。
所谓的阿弩越城主欢迎唐军、与吐蕃断交云云，纯属子虚乌有。这二十余名胡骑并非阿弩越人，而是高仙芝命人假扮的。他料定一路走到这里，将士们的忍耐力肯定会达到极限，而小勃律已经近在咫尺，高仙芝绝不允许自己功亏一篑，所以才暗中安排了这一幕，以便给大家打一针强心剂。
这个善意的谎言当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可问题是，阿弩越人真的会投降吗？万一他们闭门拒守，高仙芝的谎言被戳穿，他在军中的威信岂不是要彻底扫地？
这种可能性很大，但是高仙芝别无选择。
他只能赌——赌阿弩越人真的会投降。
命运之神最后还是站在了高仙芝这边。三日后，当唐军千辛万苦翻越坦驹岭，最后出现在阿弩越城下的时候，果然看见了列队迎接他们的阿弩越人，还有一个朝他们全然洞开的城门。
高仙芝让将士们在阿弩越城休整了一天，次日便命部将席元庆为前锋，率一千人向小勃律火速推进，并向小勃律国王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我们不占领你的城池，也不破坏你们的桥梁，只是要借个道，目标是大勃律国。”
小勃律国王当然不会轻易被高仙芝忽悠，可他又没有实力阻挡唐军，无奈之下，只好带着王后（吐蕃公主）和臣民们逃离王城，躲进了山区，准备在此等待吐蕃援军。
小勃律人的反应不出高仙芝所料。席元庆临行前，高仙芝就曾对他面授机宜：“小勃律听说大唐兵至，其君臣百姓必定会躲进山谷，你要展开宣传攻势，呼吁小勃律臣民走出山谷，只要投降，就赏赐绸缎，并说明这是大唐皇帝的敕令，至于那些亲附吐蕃的大臣，你必须把他们逮捕关押，听候我的处置。”
席元庆依计而行。小勃律的多数臣民随即投降了唐军，国王和王后则逃进了深山的石窟中。高仙芝抵达后，将几名亲附吐蕃的大臣斩首示众，然后派兵封锁山区。与此同时，高仙芝还派人毁坏了小勃律与吐蕃之间的唯一通道——位于婆夷水上的一座藤桥。
数日后，当一支吐蕃援军马不停蹄地赶到婆夷河岸时，藤桥早已不复存在，吐蕃人只能望着湍急的河水干瞪眼。婆夷河面的宽度大约与一支箭的射程相当，吐蕃人随即拼命抢修这条桥梁，但是桥梁修成之后，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
吐蕃人既已鞭长莫及，小勃律就彻底落入高仙芝的掌心了。
经过十多天的地毯式搜索，唐军终于在一处隐蔽的山洞中抓获了小勃律国王和王后。至此，亲附吐蕃的小勃律政权终于覆灭。高仙芝扶植了一个亲唐的新政府，彻底控制了小勃律，达成了此役的战略目标，圆满完成了玄宗交给他的使命。
此次长途奔袭小勃律，虽然战役规模不大，但却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因为此役重新打通了唐朝与中亚诸国的联络通道，使大唐帝国重新获得了中亚的控制权，也极大地打击了吐蕃的扩张野心。
此役的胜利，确立了高仙芝作为大唐名将的地位。
天宝六年八月，高仙芝押着小勃律国王和王后班师回朝。得胜归来的高仙芝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行至播密川时，便派快马先行入朝，直接向玄宗呈上了捷报。
如果高仙芝是安西唐军的一把手，这么做当然没什么不妥。可问题是，他还有一个顶头上司夫蒙灵詧。高仙芝越过上司直接向皇帝奏捷，显然没把夫蒙灵詧放在眼里。
夫蒙灵詧为此暴跳如雷。
高仙芝回来后，夫蒙灵詧不仅没有半句表扬的话，反而指着他的鼻子一通臭骂：“啖狗粪高丽奴！汝官皆因谁得，而不待我处分，擅奏捷书？高丽奴！汝罪当斩，但以汝新有功不忍耳！”（《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你这个吃狗屎的高丽奴才！你的官位都是谁给你的，竟然不等我处置，就擅自奏捷？该死的高丽奴，论罪当把你斩首，只是看在你新立大功的分上，不忍心杀你罢了！
面对这个满口污言秽语、近乎丧失理智的顶头上司，高仙芝无言以对，只好伏地叩首，不停地谢罪。
然而，此时的高仙芝已经不是过去的高仙芝了。无论夫蒙灵詧如何怒发冲冠、妒火中烧，也终究遏制不住高仙芝业已崭露的锋芒。
换句话说，此刻的高仙芝已经在玄宗心目中获得了比夫蒙灵詧更高的地位。
除了玄宗对高仙芝的赏识，还有一个人也在关键时刻帮了高仙芝。
他就是此次远征小勃律的监军宦官边令诚。
尽管边令诚到了连云堡就畏缩不前了，在这场奔袭战中几乎没起到任何作用，但在他自己看来，此役的胜利也有他一份功劳。如今夫蒙灵詧打压高仙芝，就等于把他也给打压了，所以边令诚立刻向玄宗呈上密奏，声称高仙芝深入敌国万里，为国家建立奇功，眼下却受到夫蒙灵詧的排挤，终日惶惶不安，实在是冤枉。
众所周知，自从开元中后期开始，玄宗就日益变得好大喜功，对于那些能够扬威异域、建立边功的将领，玄宗从来都是青睐有加、关怀备至的。而今高仙芝把前面三任节度使没有啃下的硬骨头啃下来了，玄宗自然是对他另眼相看。接到高仙芝的捷报后，玄宗正寻思着怎么犒赏他，现在突然接到边令诚替高仙芝喊冤的奏疏，玄宗当然对夫蒙灵詧大为不满。
随后，玄宗立即颁下一道诏书，征召夫蒙灵詧回朝，同时提拔高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兼摄鸿胪卿和御史中丞，彻底取代了夫蒙灵詧。
高仙芝征服小勃律之后，吐蕃极为不甘，遂指使位于印度北部的朅师国进攻小勃律，切断了小勃律的运输通道。玄宗得到战报，马上把平定朅师国的任务交给了高仙芝。
天宝九年（公元750年）二月，高仙芝出兵，成功击破朅师国，俘虏其国王勃特没，另立其兄素迦为新国王，将朅师国置于大唐的控制之下。
至此，高仙芝的声名已经威震中亚。
与此同时，他身上固有的缺点也开始逐渐暴露。
高仙芝虽然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但他却有两个很大的缺点：一是残忍，二是贪财。随着功名的日益显赫，高仙芝内心的杀戮欲和占有欲也随之日渐膨胀。
位于中亚锡尔河流域的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就在这时候不幸成为高仙芝欲望的牺牲品。
由于大唐帝国在中亚的势力日渐强大，石国有心依附，便派遣使臣去见高仙芝，请求与大唐签署和平条约。高仙芝二话不说
就答应了。签约仪式上，宾主双方都很愉快，高仙芝也表现得非常真诚和热情。可此时的石国使臣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石国已经成了高仙芝眼中待宰的羔羊；而这纸所谓的和平条约，也无异于一张温情脉脉的死亡通知书。
在高仙芝看来，石国就是自己送上门来的一块肥肉，他当然乐得把它一口吞下。
天宝九年十二月，高仙芝悍然撕毁和约，亲自带兵入侵石国。
此时的石国君臣依然沉浸在那纸条约所营造的和平幻梦中，根本没有防备，加上军事实力本来就弱，所以短短几天就被高仙芝攻破了。
高仙芝占领石国后，不仅将国王、大臣、士兵和所有青壮年全部俘虏，押回国内，而且还干了两件十足令人诟病的事情：一是屠城，二是劫掠。
高仙芝纵兵屠杀了石国都城的所有老弱妇孺，随后又将石国的财富掳掠一空，其中仅钻石就有十余斛，黄金要五六匹骆驼来拉，其余的宝马和财物更是不计其数。而最让人不齿的是——所有这些财富，全都落入了高仙芝的私人腰包。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高仙芝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国家，而纯粹是为了满足他那嗜血和贪婪的个人欲望。也就是说，这场战争非但对大唐的国家利益毫无增进，反而造成了极大损害。因为从此以后，大唐帝国在石国人，乃至所有中亚人心目中的道义形象就被彻底摧毁了。
作为一个高丽籍的优秀将领，高仙芝无疑深谙中国的兵法，但他显然没有学会中国的王道。要为一个国家树立起正义的旗帜，也许需要几代人付出上百年的努力；可要砍倒这面旗帜，只需要一个唯利是图的将军，还有一场被个人欲望驱使的毫无意义的战争。石国战争是高仙芝一生辉煌的顶点，同时也是他军事生涯的转捩点。
从此以后，幸运女神将离他远去，他在一系列对外战争中崭露出的耀眼锋芒将逐渐黯淡，直至萎缩和消亡；而厄运之神将如影随形地陪伴着他，直到他生命的终点。
高仙芝平灭石国的第二年，就在中亚一座古老的城市遭遇了他军事生涯中的滑铁卢。
这座城市名叫怛罗斯。
他的对手是黑衣大食。
怛罗斯之战
大食即阿拉伯帝国，建国时间略晚于大唐帝国。公元622年，亦即唐高祖武德五年，当李渊、李世民父子正忙于统一中国的时候，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正率领穆斯林弟子从麦加出走，沿着红海海岸，一路历经艰险抵达麦地那。从此，穆罕默德带领穆斯林圣徒开启了一个以武力传播伊斯兰教的时代，并最终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在圣战的旗帜下，穆斯林军队以一往无前的勇气和惊人的战斗力统一了阿拉伯半岛，而且向西占领了北非、西班牙、巴尔干半岛，向东则把整个西亚和大半个中亚收入囊中，扩张为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强大帝国。
作为当时欧亚大陆上最强大的两个帝国，大唐与大食为了确立自己在中亚的霸权地位，注定会展开一场激烈的较量。
就在高仙芝平灭石国的这一年，即公元750年，大食帝国政局突变，阿拔斯王朝取代了倭马亚王朝。由于倭马亚王朝旗帜尚白，所以中国史书称其为“白衣大食”，而新崛起的阿拔斯王朝旗帜尚黑，所以称为“黑衣大食”。
石国灭亡后 ，一位王子侥幸逃脱，随后奔走于中亚各国，到处控诉高仙芝的暴行，说他背信弃义、“欺诱贪暴”。唇齿相依的中亚诸国对高仙芝在石国的屠城和劫掠行径也深恶痛绝，遂迅速缔结成反唐联合战线，并遣使向黑衣大食求助，准备借助黑衣大食的力量，向东进攻大唐的安西四镇。
高仙芝很快得知了中亚诸国的反唐计划。
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主动出击黑衣大食。
这一次，高仙芝仍然跟从前一样充满自信。他仍旧准备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长途奔袭。
然而，黑衣大食不是小勃律，幸运女神也不会一直站在高仙芝这边。这一次，高仙芝将遭遇他一生中第一次惨痛的失败。
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四月，高仙芝集结了安西四镇的两万精锐，同时征调了西域拔汗那国和葛逻禄部落的番兵，组建了一支胡汉混合兵团，共计六万人。同月，高仙芝与部将李嗣业、段秀实等人，率部从安西出发，越过葱岭和大沙漠，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同年七月进抵中亚古城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市附近）。
应该说，尽管高仙芝对此役充满自信，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麻痹轻敌。从他投入的兵力来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按照当时大唐军队的编制，安西四镇统辖的兵力只有两万四千人，而高仙芝一下就抽调了两万人，几乎可以说是倾巢而出了。同时，高仙芝又征调了大约四万的胡人，使远征军的总兵力达到了六万，这基本上是他可以动用的全部兵力。
换句话说，为了保证此役的胜利，高仙芝已经把自己的老本全都押上了。
然而，相比于黑衣大食出动的兵力，唐军在人数上还是居于明显的劣势。
据学者考证，阿拉伯出动的正规军大约五万人，雇佣兵也有五万，总计不下十万人。所以，双方在兵力上的对比还是比较悬殊的，这也是唐军在怛罗斯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高仙芝的远征军逼近怛罗斯之时，阿拉伯人就接到了情报。黑衣大食驻巴士拉的东方总督艾布·穆斯林立即下令，命部将塞义德率数千人进驻怛罗斯加强防守，从而为大军的集结赢得了时间。
等到唐军兵临怛罗斯城下，先机已失，战斗的主动权已经落入了阿拉伯人手中。因为阿拉伯人既有坚固的城防工事，又是以逸待劳，而且是主场作战，拥有源源不断的援军和补给。唐军要想从这样的敌人手中夺取怛罗斯，无疑是千难万难。
高仙芝命部队对怛罗斯城发起强攻，但始终未能攻克。双方就在怛罗斯城下对峙了整整五天，其间多次交战，但谁也没捞到便宜。
这种胶着状态显然对唐军极为不利。一旦不能速战速决，唐军必将因缺乏后勤补给而陷入困境。
随着时间的流逝，胜算一点一滴地从高仙芝的手中溜走了。
而随着后方大部队的陆续抵达，阿拉伯人的士气变得越来越高昂。
第六天，黑衣大食的援军全部进入战场，双方随即在怛罗斯河两岸展开了决战。东亚与西亚最强大的两个帝国，就在这里发出了最强烈的碰撞。
在兵力居于劣势的情况下，唐军依然顽强奋战。战斗开始后一段时间内，双方势均力敌，难分胜负。然而，就在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当口，唐军的阵脚突然一片大乱。
因为葛逻禄部落反水了。
这支为数不下两万人的胡人兵团在这时候倒戈，无疑是往高仙芝的心口上狠狠捅了一刀，也在顷刻间决定了这场战役的结局。
在阿拉伯人和葛逻禄叛军的前后夹攻下，原本还在竭力苦战的唐军再也支撑不住，瞬间全线崩溃，两万名汉人将士或战死或被俘，几乎全军覆没，只有高仙芝、李嗣业等几名主将在夜色掩护下逃离了战场。
当高仙芝等人逃至一处狭窄的山谷时，前方的道路被溃退的拔汗那士兵和大批车马牲畜挤得水泄不通。李嗣业担心黑衣大食的追兵杀到，就策马前驱，挥舞大棒击毙了一大片拔汗那士兵和马匹，硬是杀开一条血路，高仙芝才得以安然通过。
当时的情况混乱不堪，侥幸未死的残余唐军各自逃命，兵找不到将，将找不到兵，乱成了一锅粥。只有部将段秀实一直在黑暗和混乱中搜罗散兵游勇，想尽量抵挡黑衣大食的追兵，多挽救一些将士的生命。此时，段秀实恰好听到了李嗣业正在棒打拔汗那士兵的叱骂声，赶紧策马追到他跟前，大声说：“避敌先奔，无勇也；全己弃众，不仁也。幸而得达，独无愧乎？”（《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遇到敌人自己先逃跑，是无勇；保全自己抛弃士兵，是不仁。就算你幸而成功逃脱，能不感到惭愧吗？
闻听此言，李嗣业羞惭不已，随即把陌刀一横，掉转马头，和段秀实一起去寻找生还的士兵。随后，李、段二人集合了数千人，一边抵挡追兵一边撤退，最后终于把这几千人安全带回了安西都护府。
这场世界历史上著名的会战，就这样以阿拉伯人的全胜、唐军的惨败而落下帷幕。
怛罗斯之战的失败，并非唐军的战斗力弱于阿拉伯军队。相反，唐军在劳师袭远和兵力居于劣势的情况下，依然打得十分英勇和顽强，给了对手相当程度的打击和杀伤，倘若不是葛逻禄部雇佣兵突然倒戈，唐军绝不会遭遇近乎全军覆没的惨败。
作为主帅，高仙芝对此次战败虽不能负全责，但仍然要承担一定责任。首先，是他悍然撕毁和约，发动对石国的入侵，并残杀妇孺、劫掠财富，才导致了中亚诸国的同仇敌忾，并给黑衣大食提供了染指中亚的口实。其次，在面对黑衣大食这样的强势对手时，他仍然采用了过去那种长途奔袭的战略，不能不说是一种决策上的失误。
因为，深入敌境客场作战，在军事上是一种极大的冒险，只有像小勃律那种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力的弱国，才适合采用这个战略，而面对黑衣大食这样的强敌，唐军必然会暴露出一系列问题：一、因地理环境陌生而导致行动迟缓，从而让对手抢了先机；二、因客场作战而导致情报匮乏，无法准确判断敌人的兵力部署，从而未能及时改变战略，并制定相应的战术；三、孤军深入敌境千里，没有根据地，没有援军，没有后勤补给，没有休整再战的转圜余地和时空条件，因此唐军只能寄希望于一战拿下怛罗斯，而一旦战事陷入胶着状态，唐军的抗风险能力就降为零了。
葛逻禄人也许就是看出了唐军面临的诸多困境，才会断然倒戈的。
可是，即便没有葛逻禄人的倒戈，唐军取胜的机会也很小，因为高仙芝的战略决策已经从根本上决定了这场战役的结局。就算葛逻禄人不反水，唐军还是有可能战败，只不过不会败得那么惨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许有理由作这样的假设——假如换成是阿拉伯人长途奔袭，而高仙芝坐镇安西、以逸待劳，也许这场战役的结局就会全然不同了。然而历史没有假如。唐军在怛罗斯战败后，中亚的命运被彻底改变。由于短短几年后安史之乱爆发，唐朝自顾不暇，不得不放弃对中亚霸权的争夺，再也无力染指帕米尔高原以西之地，原本亲附唐朝的中亚诸国转而臣服于阿拔斯王朝。从此，华夏文明彻底退出中亚，这一地区开始了整体伊斯兰化的过程。
怛罗斯之战后，唐军战俘中的造纸工匠被带到阿拔斯王朝第一任哈里发建在撒马尔罕的造纸作坊。从此，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传入阿拉伯，进而传播到中东和整个欧洲，对西方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怛罗斯之战才会在世界历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迹。虽然华夏文明最终退出中亚的主因并非怛罗斯之战，而是后来的安史之乱，但无论如何，怛罗斯之战都是中亚命运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也是东西方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如果没有后来的安史之乱，以当时盛唐的综合国力，要重新夺回中亚霸权是完全有可能的。
事实上，就在怛罗斯战败的两年后，安西唐军就迅速恢复了以往的实力，大唐帝国也再次把军事和政治触角伸进了中亚，开始了新一轮谋求霸权的努力。
当然，这新一轮努力的代表人物不再是高仙芝了，而是大唐军界的另一个后起之秀。
他就是封常清。
封常清：我很丑，可是我很努力
据说封常清是一个长得很丑的人。
按照《旧唐书·封常清传》的说法，是“细瘦颣目，脚短而跛”，意思就是干瘦、矮小、斜眼，而且还是个瘸子。除了长得相当对不起观众之外，封常清的命也相当不好。他好像从小就是个孤儿，只有外祖父一个亲人。他小的时候，外祖父犯了罪，被流放安西当守门吏，于是封常清就跟着外祖父来到了安西。
一个被流放边疆的老人，要养活自己，还要把一个孩子拉扯大，显然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也就谈不上给封常清什么良好的教育。好在封常清的外祖父是个知书明理的人，他知道，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虽然没有钱供封常清读书，但还可以自己教。于是那些年里，无论春夏秋冬，每天经过安西南门的人，都可以听见门楼上有一个老人在教一个孩子读书。孩子的声音异常清脆，异常响亮。走出很远，人们仿佛仍然可以听见。
封常清长大成人后，和他相依为命的外祖父去世了，封常清从此孤身一人。他既丑陋，又贫穷，又没有社会关系，成了芸芸众生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一直到三十多岁，封常清仍然是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谁也看不出这个人将来会有什么出息。
当时的安西节度使是夫蒙灵詧，高仙芝在其麾下担任副节度使兼都知兵马使。我们都知道，高仙芝是个美男子，对自己的风度仪表极为看重，所以每次出巡，身后总要跟着数十个鲜衣怒马的随从。每当威风凛凛的高仙芝带着他的随从马队在安西街市上呼啸而过，那样子别提有多拉风了。封常清曾经在路上遇见过几次，心中艳羡不已，于是暗暗发誓——一定要成为这群人中的一员！
可是，封常清凭什么呢？
要背景没背景，要资历没资历，要钱财没钱财，个子又长得瘦弱矮小，两条腿还不一样长，甚至连眼睛都是斜的，这样的人想当高仙芝的随从，岂不是痴人说梦？
然而，这一切都阻挡不了封常清。
因为封常清有一个人生信条——只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就能达成别人不可能达成的梦想。
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矮小丑陋的封常清来到了高仙芝的府上，从容递上了自己的名牒。高仙芝只看了他一眼，一股嫌恶之情就油然而生——人居然可以长成这样？
“你走吧，我的随从已经满了。”高仙芝面无表情地说。
封常清一句话也没说，扭头就走。
不是因为他负气不干了，而是因为他早就猜到了高仙芝的反应，所以，封常清一点也不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第二天，封常清又来了，照旧递上名牒，仿佛昨天的事根本没发生过一样。
高仙芝火了：“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的随从已经满了，干吗还来？”
这一次，封常清也火了。他梗着脖子对高仙芝说：“我仰慕您的高风亮节，情愿追随鞍前马后，所以在没人引荐的情况下，自告奋勇前来投奔，您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您若是以才取人，则士人信服；若是以貌取人，恐怕只会失去人心！”
高仙芝勃然作色，当即挥手送客。
见过脸皮厚的，可没见过这么厚的！
毫无疑问，封常清的努力失败了。
高仙芝是个眼高于顶、牛皮烘烘的人，怎么可能收留他这么一个又丑又贫又不要脸的人呢？
如果是普通人，到这个时候就该知难而退了。人要脸树要皮，再去投牒除了遭人羞辱之外，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然而，封常清不是普通人。他是一个认准目标一往无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
第三天，封常清又来了。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一连数十天，封常清都来高仙芝的府门前站岗。早上天不亮就来了，一直到夜幕降临才回去。天天如此，风雨无阻。
高仙芝纳闷了。
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执着的人呢？这家伙如果不是脑袋被驴踢了，就肯定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
高仙芝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有一天，当高仙芝打马回府的时候，忽然翻身下马，快步走到站得像根木桩一样的封常清面前，定定地看了他很久，然后说了四个字：
“我收你了。”
封常清成功了。
自从成为高仙芝的随从，封常清的人生就彻底不同了。
他有了俸禄，有了身份，有了地位，有了鲜衣怒马招摇过市的威风，有了苦尽甘来鸟枪换炮的成就感。
然而，封常清绝不满足于此。他想要的，是别人根本不敢想象的。
封常清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能像高仙芝和夫蒙灵詧一样，成为驰骋沙场的名将，成为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
成功学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心有多大，他的舞台就有多大。
当然，前提是他要有才，并且够努力。而封常清恰好两者都不缺。如果人们还记得南门城楼上那个十几年如一日用功读书的孩子，就不难相信这一点。
在高仙芝麾下当了几年的随从兼幕僚后，封常清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那是开元末年，西域的达奚部落发动叛乱，玄宗下诏命夫蒙灵詧出击，夫蒙灵詧把任务交给了高仙芝。高仙芝随即率领两千骑兵深入追击，在绫岭一带全歼了达奚叛众。回营后，高仙芝正准备写一份捷报呈送夫蒙灵詧，封常清忽然递给了他一份文书。
高仙芝打开一看，大为惊讶。
原来这正是高仙芝平定达奚的一份详细捷报，其中细述了高仙芝在舍井泉附近遭遇敌军的情形，以及高仙芝克敌制胜所采用的谋略，行文清晰，逻辑缜密，把高仙芝想说的话无一遗漏地写了下来，而且详略得当、文采斐然。
高仙芝万万没想到——这个形貌丑陋的封常清居然能写出如此漂亮的文章。
看来，古人常说人不可貌相确实是有道理的。
高仙芝回到安西后，夫蒙灵詧设宴犒劳。一见到高仙芝，夫蒙灵詧麾下的两个幕僚就忙不迭地追问他：“那份捷报是谁写的？副大使幕下怎么会有如此人才？”
高仙芝非常自豪地笑了，随即召来封常清。那两个幕僚赶紧与封常清促膝长谈，一聊之下，竟然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封常清在安西军中声名鹊起，高仙芝也对他刮目相看，日渐器重。
后来的几年里，封常清青云直上，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随从逐步成长为安西都护府的高级将领，并成为高仙芝最倚重的心腹。天宝六年，封常清追随高仙芝平定了小勃律。同年十二月，高仙芝取代夫蒙灵詧就任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也随之再获擢升，“充节度判官，赐紫金鱼袋”，不久，又加授“朝散大夫”，“专知四镇仓库、屯田、甲仗、支度、营田事”（《旧唐书·封常清传》）。
高仙芝每次出征，总是让封常清担任留后（代理节度使），相当于把安西四镇的军政大权全都交给了他。此时的封常清，显然已经成为安西唐军实质上的二把手。
由于出身寒微，封常清始终保持着勤俭的本色，不管有多少公款和财物从他手中经过，从来不会贪污一毫一厘。在这一点上，封常清与贪财的高仙芝恰成鲜明的对照。此外，封常清治军严整，赏罚分明。军中曾有两名将领触犯了军法，封常清当即毫不留情地将其斩杀，以致三军震骇。不管是谁，只要他胆敢轻视或挑战封常清的权威，立马就会大祸临头。
高仙芝的乳母有个儿子叫郑德诠，在军中担任郎将，与高仙芝亲如兄弟，平常在军中很是威风。由于封常清是高仙芝的随从出身，郑德诠打心眼里瞧不起他，总想找机会给他难堪。有一次，封常清带着一帮将领从外面回节度使府，众将都老老实实跟在身后，郑德诠见状，故意拍马追了上去，大摇大摆地走在封常清前面，等过足了瘾之后，才旁若无人地扬长而去。
封常清的脸色唰的一下就变了。
回府后，封常清立刻传召郑德诠，对他说：“我出身寒微，这一点你很清楚。但中丞（高仙芝的中央官职是御史中丞）大人既然让我坐在了留后的位子上，你就不能当众侮辱我。今天必须让你死一次，才能整肃军纪！”说完立刻命人把郑德诠拖下去，痛打六十军棍。
当时节度使府与高仙芝的家仅有一墙之隔，高仙芝的乳母和妻子闻讯，慌忙跑来救人，却发现大门紧闭，只好在门外拼命擂打哭号。
封常清却不为所动，直到打完六十军棍，才让人把半死不活的郑德诠拖了出去。
高仙芝的乳母和妻子过后立即写信向出征在外的高仙芝告状，高仙芝见信，大惊失色，赶紧问送信的人：“打死了没有？”
数日后，高仙芝回到安西，却只字未提郑德诠的事情。而封常清也是泰然自若，丝毫不向高仙芝表示歉意。其实高仙芝也知道，是郑德诠触犯军纪在先，封常清执行军法并无过错，所以只能让郑德诠吃哑巴亏。经过这件事之后，军中将士无不对封常清敬畏有加。
天宝十年，高仙芝调任河西节度使，安西节度使改由王正见担任。次年，王正见病逝，封常清升任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中丞，“持节充安西四镇节度、经略、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旧唐书·封常清传》）。
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十二月，封常清被正式任命为安西四镇节度使。
至此，封常清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如愿以偿地成为帝国的封疆大吏。
此时距怛罗斯兵败已经一年多，安西唐军在此期间已经补充了有生力量，完全恢复了以往的实力。因此，一个使命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封常清肩上，那就是——走出怛罗斯战败的阴影，从阿拉伯人和吐蕃人手中重新夺回大唐在中亚的霸权地位。
封常清把目光投向了中亚的大勃律国。
大勃律与小勃律相邻，很早就归附了吐蕃。当年高仙芝通过征服小勃律而威震中亚，如今封常清自然也要通过对大勃律的征服，来重振大唐在中亚的声威。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封常清与部将段秀实等人率部从安西出发，重新踏上当年高仙芝走过的漫漫征程，经过长达数月的艰苦跋涉，兵锋直抵大勃律的边陲重镇菩萨劳城（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市东南）。
封常清让大军稍事休整之后，便顺利攻克了菩萨劳城。而后唐军一路势如破竹，前锋不断传回捷报。封常清遂率领主力一直向大勃律的纵深挺进。
此时，身为斥候果毅（军情处长）的段秀实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跟唐军交手的几乎都是一些老弱残兵，而且一触即溃，纷纷往大路两侧的深山密林里逃。虽说大勃律军队的战斗力远远不及唐军，但也不至于连一个精壮士兵都没有吧？
段秀实觉得这里头有鬼，于是对封常清说：“估计敌人是以羸兵诱我，然后在两侧丛林埋伏精锐，请大帅下令搜索左右山林。”
封常清也觉得这一路打来太过顺手，确实不太对劲，于是依言派出侦察骑兵，在道路两侧的密林展开拉网式搜索，果然发现了埋伏在丛林中的大批敌军精锐。
封常清立刻下令发起了攻击。在丛林中趴了好几天的大勃律士兵们不但什么好处都没捞着，反而被唐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很快就被悉数歼灭了。
大勃律国王眼见自己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而且精锐尽丧，只好向封常清投降，转而归附唐朝，承认大唐宗主国的地位。
这是继高仙芝征服小勃律之后，唐朝在中亚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尤其是在经历了怛罗斯兵败后，封常清此次远征的意义更是非同凡响。它不仅重新确立了大唐在中亚的霸权地位，而且用果断的行动向世人宣告——强大的唐朝绝不会因为一次战役的失败就一蹶不振，更不会因此中断强势扩张的进程。
然而，谁也不会料到，这样的宣告竟然会成为一种绝响。
因为短短两年之后，安史之乱就爆发了。
在盛世崩坍的那一瞬间，大唐帝国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对外扩张史也随之戛然而止。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通过对外战争成长为一代名将的高仙芝和封常清，最终不仅在这场内乱中毁掉了一世英名，并且还枉死在了大唐天子李隆基的斩决令下……
东京洛阳的陷落
安禄山于范阳起兵的第七天，亦即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封常清恰好循例入朝觐见玄宗。在骊山的华清宫，玄宗向封常清询问平叛方略，封常清胸有成竹地说：“我朝太平日久，所以百姓一旦风闻叛乱就恐惧不安，此乃人之常情，不足为虑。臣请求立刻前往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扬鞭奋马，北渡黄河，相信用不了几天，定能将逆胡之首献于阙下！”
此时的封常清和杨国忠如出一辙，丝毫没有把安禄山放在眼里。
但是他很快就会知道，安禄山并不是泥巴捏的，而他麾下的十五万铁骑更不是豆腐做的。
玄宗闻言大喜，随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让他即刻前往东京组织防御。旬日之间，封常清就在东京招募了六万人。然而，仓促招募的这些人都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即便封常清是纵横西域的名将，带着这样一群乌合之众上战场，也注定只能吃败仗。
十一月二十一日，玄宗从骊山匆匆返回长安，第一件事就是杀了安禄山的长子安庆宗，同时赐死荣义郡主。可怜这个皇室之女新婚还不到半年，就成了这桩失败的政治婚姻的牺牲品。在接下来半个月的时间里，玄宗朝廷用闪电般的速度进行了防御部署：
在长安北面，亦即河东、朔方一线，擢升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任命羽林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金吾将军程千里为潞州（今山西长治市）长史，协同防御，阻挡叛军西进。
在长安东面，亦即河南一带，设置了两道防线：以卫尉卿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领陈留（今河南开封市）等十三郡组建第一道防线，由封常清在东京洛阳构筑第二道防线。此外，任命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东征军副元帅（元帅由玄宗之子荣王李琬挂名），率五万人出镇陕郡（今河南三门峡市），准备由此东进，迎击叛军。
与此同时，玄宗掏出了他私人腰包（内库）的钱，旬日间在京师募集了十一万人，号称“天武军”。事实上，这十余万人原本都是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和市井子弟，企图依靠这些人来拱卫京师，基本上就是个笑话。
做完这一切，玄宗总算松了一口气。
在他看来，这个防御计划还是比较周全的，就算不能在短时间内消灭安禄山的叛军，至少也可以挫其锋芒，保证两京无虞了。
可是，玄宗错了。
叛军的战斗力要比他想象的强大得多，而朝廷在西京、东京、陈留等地临时抓来的将近二十万人，只能是安禄山砧板上的鱼肉。
所以，这个看似严密的防御计划，很快就将被所向披靡的
安禄山彻底粉碎。
十二月初二，安禄山大军进抵灵昌（今河南延津县古黄河渡口），随即命人用粗绳拴住一些破船、木头和杂草，从北岸拉到南岸。一夜之间，河水结成坚冰，浮桥自动形成。叛军顺利越过渡河，当天就攻陷了灵昌郡（今河南滑县）。当时，安禄山的军队漫山遍野，老百姓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只知道叛军所过之处，繁华热闹的城镇乡村都变成一片死寂的废墟。
新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刚到陈留没几天，叛军便已大兵压境，他仓促带人登城拒守，可士兵们毫无斗志。五日，陈留太守郭纳开门出降，叛军随即蜂拥入城，生擒了张介然。
至此，河南的第一道防线宣告瓦解。
此时，安禄山得到了长子安庆宗被杀的消息，痛哭流涕地说：“我起兵讨伐杨国忠又有何罪？竟然杀我的儿子？”
其实安禄山自己最清楚他有什么罪。他声称要清君侧，可玄宗却在第一时间杀了他儿子，这无疑是在天下人面前撕下了他的画皮。恼羞成怒的安禄山为了泄愤，旋即把投降的近万名陈留士兵全部砍杀，并将张介然推出营门斩首，随后率部继续西进，兵锋直指东京。
十二月初七，在得知陈留失守、第一道防线告破的战况后，玄宗大为忧惧。为了鼓舞前线士气，他不得不颁下一道诏书，声称准备御驾亲征，同时命朔方、河西、陇右各节度使亲率主力前来长安集结，限二十天之内抵达。
八日，安禄山挥师进至荥阳（今河南郑州市），立刻发起猛攻。荥阳太守崔无诐率众抵御，无奈官兵的战斗力实在太差，“士卒乘城者，闻鼓角声，自坠如雨”（《资治通鉴》卷二一七）。说守城士兵听见敌人的战鼓声就吓破了胆，自己纷纷从城墙上往下跳，这未免有些夸张，可当时的官兵在叛军面前毫无斗志、畏敌如虎则是不争的事实。
荥阳当天就被安禄山攻陷，太守崔无诐被斩杀，叛军的气焰更为嚣张。安禄山随即命部将田承嗣、张忠志、张孝忠为前锋，迅速扑向东京的最后一道屏障——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
此时驻守虎牢关的人就是封常清。
自从陈留失守、荥阳告急，封常清就率部抢占了虎牢，希望凭借这道天险阻遏叛军兵锋，等待高仙芝的东征军来援。然而，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从来就不是险关要隘，而是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要命的是，此刻封常清麾下的这些人根本算不上是军队，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群抄着家伙准备打群架的市井之徒。
让他们与身经百战的叛军铁骑交锋，无异于以卵击石。
虎牢关之战毫无悬念，封常清的官军在叛军铁骑的冲锋下一触即溃，虎牢旋即失守。封常清收集余众边打边退，但是却连战连败。史书用这样一段话记载了封常清的惨烈败绩：“常清收余众，战于葵园（虎牢西面），又败；战上东门（洛阳东门）内，又败。丁酉（十二月十二日），禄山陷东京，贼鼓噪自四门入，纵兵杀掠。常清战于都亭驿（洛阳城内驿站），又败；退守宣仁门（洛阳皇城东门），又败；乃自苑西坏墙西走……”（《资治通鉴》二一七）
这场洛阳保卫战绝对是封常清一生中最惨痛的一次失败。
面对所向披靡的安禄山铁骑，他不仅毫无还手之力，而且连招架之功都没有。
经历了一连串惨败后，封常清知道大势已去，只好从皇城西墙一处坍塌的缺口突围而出，亡奔高仙芝驻守的陕郡。
东京洛阳就这么丢了。
由帝国名将封常清构筑的第二道防线就此崩溃。
封常清退至陕郡时，当地太守已经弃城逃往河东，其他的官吏和百姓也四处逃散，此时的陕郡几乎变成了一座空城。封常清向高仙芝禀报：“累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狂寇奔突，则京师危矣。宜弃此守，急保潼关！”（《旧唐书·高仙芝传》）
连日血战，叛军兵锋锐不可当。况且潼关又没有驻兵，万一叛军突入，京师危在旦夕。
而今之计，只有放弃无险可守的陕郡，火速退保潼关！
按照朝廷既定的作战计划，高仙芝应该自陕郡东进，主动迎击叛军。但是此时此刻，面对封常清的奏报，高仙芝意识到——如果按原计划继续东进，唯一的结果只能是羊入虎口，自寻死路！
所以，封常清的建议是正确的，只有暂时避敌锋芒，退保潼关，才能用空间换取时间，在确保京师无虞的情况下与叛军打持久战。
由于军情危急，高仙芝来不及向朝廷奏报，当即率部向潼关方向撤退。可高仙芝万万没料到，他们前脚刚刚出了陕郡的西门，叛军后脚就杀到了。官军猝不及防，顿时阵脚大乱，被叛军打得狼狈不堪，人人争相逃命，结果被自己的人马踩踏而死的，比死在叛军手里的还多。
高仙芝和封常清好不容易才逃脱了追兵，带着残部仓皇退入潼关，旋即命人抢修防御工事。等到叛军前锋进抵潼关时，发现官军已经严阵以待，方才悻悻退去。安禄山命部将崔乾祐驻守陕郡，准备随时进攻潼关。看着叛军马蹄扬起的滚滚黄尘渐渐东去，惊魂未定的官兵们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然而，此时的高仙芝和封常清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就在他们进入潼关的这一刻，死神已经向他们伸出了冰冷的白爪……
十二月十六日，在听到东京洛阳沦陷的消息后，玄宗震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安禄山起兵仅仅三十多天，就以破竹之势席卷大河南北，并轻而易举地拿下东京洛阳，前锋甚至已经逼近潼关！如此严峻的形势，又怎能不让玄宗感到极度震惊？
从范阳到洛阳距离长达1600多里，就算是在和平时期，以正常的行军速度推进，也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可现在安禄山一路过关斩将、攻城略地，其推进速度竟然只比正常行军多出了十来天，这说明什么？
这足以说明安禄山这一路南下，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实质性的抵抗！
玄宗困惑了。
难道偌大的帝国，竟然没有一个人是安禄山的对手？难道在盛世唐朝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隐藏的竟然是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的事实？
此刻，玄宗的心头真是百味杂陈。所有的惊惶、困惑、懊悔、愤怒、忧愁、无奈，在同一时间向这个苍老的大唐天子汹涌袭来……
而更让玄宗近乎绝望的是——十天前向朔方、河西、陇右发布的集结令，居然没有得到任何响应，至今他也看不到边镇的一兵一卒。
无计可施的玄宗在这个时候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再次强调要御驾亲征；二是下诏命太子李亨监国，并向宰相们透露了传位之意� ��他对杨国忠等人说：“朕在位已经将近五十年，对国事付出了太多的忧虑和辛劳，身心早已疲倦。去年秋天，本来已经打算把皇位传给太子，只因旱涝灾害接连不断，不想把灾祸留给子孙，才把事情拖到今天，只希望能等到一个丰收之年。可万万没想到，逆胡竟然会发动叛乱。朕自当御驾亲征，且命太子监国，等到叛乱平息，朕就要去过清静无为的日子了。”
对于玄宗的传位之意，多数大臣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此时的玄宗已经年逾古稀，而太子李亨也已经四十五岁，被立为储君已整整十七年，玄宗要是再抱着权力不撒手，也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满朝文武中，只有一个人不希望玄宗传位。
他就是杨国忠。
因为他是玄宗一朝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旦李亨即位，他绝不可能继续保有目前的权力和富贵。所以，一听说玄宗要传位，杨国忠顿时大为恐惧。当天退朝后，杨国忠就迫不及待地找到韩、虢、秦三夫人，说：“太子素恶吾家专横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姊妹并命在旦暮矣！”（《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三夫人深有同感，随即入宫去找杨贵妃。杨贵妃也意识到此事关系到她本人和整个家族的命运，马上哭哭啼啼地向玄宗提出了抗议，千方百计要求他收回成命。
美人一落泪，老皇帝自然就心软了。
于是，太子监国之议就此搁置，所谓的亲征计划亦随即不了了之。
接下来的日子，安禄山与李唐朝廷陷入了短暂的对峙状态。
关键倒不是安禄山不想乘胜西进、攻取长安，而是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他想干什么？
他想当皇帝。
自从占领东京洛阳之后，安禄山就开始授意手下人张罗登基称帝的事了。在安禄山看来，虽然高仙芝和封常清扼守着关中门户潼关，但这并不等于能够阻止他进军长安的脚步。换言之，此时的安禄山已经把西京长安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早一天晚一天拿下长安，在他看来并不是最重要的。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趁着一连串军事胜利之际，及时建立自己的王朝霸业，树立自己的政治旗号，正式与李唐朝廷分庭抗礼，从而名正言顺地号令四方，逐鹿天下！
安禄山在东京忙着称帝，这无疑为节节失利的玄宗朝廷提供了喘息的时间。如果玄宗能够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重新调整战略部署，并把临机专断之权大胆下放给前线的几个主要将帅，朝廷只在宏观上把握战略决策，对前线军队尽量做到不遥控、不干预、不掣肘，那么形势也许就会完全改观，而这场战争的结局也会全然不同。
但令人遗憾的是，玄宗并没有这么做。
他非但没有这么做，反而在最紧要的关头临阵斩将、自毁长城，致使战况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了潼关的失守和长安的沦陷。
玄宗之所以会犯下如此不可饶恕的错误，首先是因为多年不理朝政的他早已丧失了清明的政治理性，其次是因为听信了一个人的谗言。
这个人就是宦官边令诚。
名将之死：为帝国的不幸买单
说起来，边令诚也算是高仙芝的老搭档了。当年高仙芝远征小勃律，边令诚就是他的监军，在高仙芝受到夫蒙灵詧打压的时候，边令诚还替他说了些公道话，使得高仙芝不但摆脱了困境，而且一跃而为安西四镇节度使。从这个意义上讲，边令诚也可以算是高仙芝命中的贵人了。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当初边令诚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客观上帮了高仙芝一个忙；如今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同样可以把高仙芝置于死地。
此次高仙芝东征，玄宗仍旧派边令诚去当监军。说起“监军”这个职务，实在是一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角色。所谓监军，说好听点叫作中央特派员、天子特使，说难听点就是公开的特务，他们的使命就是专门给前线将帅找茬儿的，你要是不把他伺候舒服了，他动不动就会抓你的小辫子、打你的小报告。如果军队作战胜利，功劳自然有他们一份；要是败了，他们就会千方百计推卸责任，把屎盆子全部扣到将帅头上。
“监军”的设置始自汉朝，但历来一直由朝臣担任；而让宦官出任监军，其始作俑者正是唐玄宗李隆基。自从他开此先例之后，宦官监军就成了中晚唐历史上的一大弊政。在此后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李唐朝廷将一次又一次因为这项弊政而蒙受巨大损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不断付出惨痛的代价。
当然，宦官也不见得都是卑鄙阴险的小人，但不可否认的是，出身和教育背景的不同，以及残缺的生理结构对人格心理产生的影响，再加上他们在政治上与皇权的微妙关系，使得宦官这个特殊群体在为人处世方面，通常会比一般的文臣和士大夫更缺乏原则，更注重私利，更容易干出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边令诚当然也不例外。
这个家伙不但对军事一窍不通，而且生性怯懦贪鄙。当年随同高仙芝远征小勃律，这家伙跟到连云堡就不敢再往前半步了，极为贪生怕死。后来高仙芝悍然发兵洗劫石国，狠狠发了一笔不义之财，边令诚估计也没少敲他的竹杠。史称“边令诚每事干之，仙芝多不从”（《旧唐书·封常清传》）。
按照史书的说法，由于多次索贿不得，边令诚便怀恨在心，总想找机会报复。
其实，这种说法恐怕不是实情。据《旧唐书·高仙芝传》称，高仙芝此人虽有贪财的毛病，但并不吝啬，相反还颇为慷慨：“（高仙芝）家财巨万，颇能散施，人有所求，言无不应。”既然边令诚曾在客观上帮过高仙芝的忙，而且是深得玄宗宠信的宦官，拥有打小报告的特权，高仙芝当然没有理由得罪他。
所以，边令诚向玄宗进谗言的真正动机，应该是逃避责任，而不是索贿不得。
逃避什么责任？
逃避不战而退之责。
东京陷落后，高仙芝采纳封常清避敌锋芒的建议，在未及请示玄宗的情况下，主动弃守陕郡、退保潼关，这种事情说好听点叫作战略撤退，说难听了就是逃跑。
身为监军，边令诚很清楚，一旦天子怪罪下来，不光高仙芝和封常清难辞其咎，他边令诚必然也会吃不了兜着走。所以，边令诚唯一能够自保的方法，就是在玄宗问罪之前抢先入朝，把屎盆子扣在高仙芝和封常清头上！
因此，当高仙芝一退入潼关，边令诚便迫不及待地赶回长安，向玄宗打了小报告，极力夸大封常清和高仙芝的战败责任，声称：“常清以贼摇众，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封常清确实说过“贼锋不可当”的话，可那是建立在“累日血战”基础上的正确判断，并非畏敌怯战、动摇军心，而当时的陕郡也确实无险可守，潼关的防守又薄弱空虚，所以高、封二人才会主动放弃陕郡，退保潼关。若纯粹从军事角度来看，高仙芝和封常清的做法并没有错，可要是从政治上来讲，他们无疑已经犯下了三宗死罪。
第一宗：不战而逃，丢城弃地；第二宗：擅自行动，目无朝廷；第三宗：违背玄宗旨意，破坏东征计划。总而言之，在玄宗看来，高、封二人的做法对当时已经极为低落的民心和士气进一步造成了恶劣影响，实属罪无可赦！
光凭这三条，高仙芝和封常清的处境就相当危险了，再加上边令诚的一番密奏，玄宗更是暴跳如雷，郁积在他心中多日的所有恶劣情绪一下子找到了发泄的出口。此前由于东京失陷之责，玄宗已经削除了封常清的所有官爵，让他以“白衣”之身在高仙芝军中效命，现在潼关以东的大片国土又全部沦于敌手，玄宗的愤怒就更是达到了极点。
高仙芝和封常清的末日就此降临。
被满腔怒火灼烧得丧失理智的玄宗当即颁下一道敕令，命边令诚立刻前往潼关，将高仙芝和封常清就地斩首！
十二月十八日，边令诚怀揣圣旨，马不停蹄地赶回潼关，即刻宣封常清接旨。
这一天，乌云低垂，北风呜咽，形容憔悴的封常清跪伏在地，脸上的表情坚硬如铁。从开始听宣的那一刻，直到被押赴刑场的一路上，封常清脸上的表情始终没有改变过。
临刑前，封常清把早已写就的一道遗表交给边令诚，让他转呈玄宗，然后遥望着长安方向的天空，平静地说了最后一句话：“常清所以不死者，不忍污国家旌麾，受戮贼手；讨逆无效，死乃甘心！”（《旧唐书·封常清传》）说完即从容就戮。
一代名将就此含恨九泉。
这个长得瘦弱矮小，既跛足又斜眼的封常清，就这么结束了他努力奋斗的一生。
人们常说，努力一定有结果，但不一定有好结果。封常清的大半生，不停地凭借过人的努力赢得了原本不属于他的一切，可到了最后关头，他的努力却没有给他带来荣誉和功勋，反而给他带来了厄运和死亡。时耶？命耶？
说到底，封常清的努力并没有错。虽然最终的结果出乎很多人，包括他本人的意料，可作为一个帝国名将，他已经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职责，可以无愧于天地，无愧于历史了。
封常清东京兵败、撤入潼关后，曾经三度上表，向玄宗陈述自己的兵败缘由，同时客观分析了当前的战局，并针对叛军的战略意图和战术手段，详细拟就了一份应对的方略。然而，这三份极具军事价值的奏表，却被玄宗弃之一旁。封常清不得不拍马入朝，准备当面向玄宗请罪并陈述平叛方略。就在他刚刚走到渭南时，恰好遇到玄宗派出的使臣。使臣向他宣读了玄宗的敕令，命他回高仙芝军中，以“白衣”身份戴罪立功。
封常清怀着满腔的抑郁和失落，黯然折回了潼关。
走到这一步，封常清其实已经预感到了末日的降临。
于是他铺开一纸素笺，挥毫写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道奏表，也就是他的遗书。
在这份遗书中，封常清字字泣血、声声哽咽地抒发了他壮志难酬的激愤之情，同时也慷慨淋漓地展现了他对家国社稷的忠诚与忧思。
众所周知，封常清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儒将，尽管他这份遗表在历史上并不著名，但我们还是愿意将其节录于此。因为，通过这篇自表心志的绝笔，我们足以窥见封常清的磊落襟怀，也足以领略他的文学才华：
臣自城陷已来，前后三度遣使奉表，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对。臣之此来，非求苟活，实欲陈社稷之计，破虎狼之谋。冀拜首阙庭，吐心陛下，论逆胡之兵势，陈讨捍之别谋。酬万死之恩，以报一生之宠。岂料长安日远，谒见无由；函谷关遥，陈情不暇！……昨者与羯胡接战，自今月七日交兵，至于十三日不已。臣所将之兵，皆是乌合之徒，素未训习。率周南市人之众，当渔阳突骑之师，尚犹杀敌塞路，血流满野。臣欲挺身刃下，死节军前，恐长逆胡之威，以挫王师之势。是以驰御就日，将命归天。一期陛下斩臣于都市之下，以诫诸将；二期陛下问臣以逆贼之势，将诫诸军；三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许臣竭露。臣今将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后，诳妄为辞；陛下或以臣欲尽所忠，肝胆见察。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旧唐书·封常清传》）
封常清死了，接下来自然就轮到高仙芝了。
边令诚对高仙芝还是有几分忌惮的，所以前去宣敕的时候，特意带上了一百多名陌刀手，一副紧张兮兮、如临大敌的模样。
高仙芝跪地听宣后，和封常清一样，立刻被绑赴刑场。
到了刑场，看到封常清的尸身被随便裹了一张草席扔在那里，高仙芝顿时悲从中来，大声说：“我遇敌而退，死则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谓我盗减粮赐，则诬也！”（《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我遇敌而退，固然应该以死谢罪。可今日上戴青天，下履黄土，说我克扣粮饷和朝廷赐物，则是赤裸裸的诬蔑！
当时，边令诚故意把将士们全部召集到刑场周围，让他们现场观刑，企图以此震慑三军。高仙芝面对将士们大喊：“我在京城招募了你们，虽然朝廷分发了一些物品，可事实上连起码的作战装备都不能凑足，本来打算与诸君一道破贼立功，博取朝廷高官重赏，不料敌人太过猖獗，只好引兵固守潼关。我如果真有克扣粮饷和赐物的行径，诸君就大胆揭发；可要是我没有这么做，诸君当替我喊冤！”
高仙芝话音刚落，将士们便不约而同地大呼冤枉，其声如雷，在整个潼关久久回荡。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既然边令诚手中握着天子亲自颁发的斩决令，任凭三军将士喊破喉咙，也挽救不了高仙芝的性命。最后的时刻，高仙芝对着封常清的尸体说：“封二，子从微至著，我则引拔子为我判官，俄又代我为节度使，今日又与子同死于此，岂命也夫！”（《旧唐书·封常清传》）
说完这句话，刽子手的鬼头刀便已高高扬起。
而后，高仙芝双目圆睁的头颅便飞离身躯，滚落到了封常清早已冰凉的尸体旁。
其实，从安禄山悍然发动叛乱的那一刻起，像高仙芝和封常清这样的悲剧就已经注定了。因为，在盛世迷梦中浸淫日久的玄宗君臣和帝国军民，根本不具备丝毫的抗风险和抗挫折能力。所以，当盛世的美丽面纱被安禄山剥落殆尽，乍然露出苍白虚胖、萎靡孱弱的真实面目时，当歌舞升平、繁华富庶的太平图景被生灵涂炭、山河破碎的惨象彻底取代时，惊骇万分、恼羞成怒的唐玄宗就必然要抓几个人来背这口既难堪又沉重的历史黑锅。
换言之，总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总有人要为帝国的不幸买单！
高仙芝和封常清确实是时运不济。因为他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作出了一个在政治上极为错误的选择，所以注定要成为牺牲品。
然而，要为帝国买单的人绝不仅仅只是高仙芝和封常清。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曾经飞扬跋扈的杨国忠，曾经“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都将作为这场历史性灾难的牺牲品，与盛世唐朝一同埋葬。同时被埋葬的，还有唐玄宗李隆基引以为豪的帝王伟业，以及刻骨铭心的绝世爱情。
当然，最先步高仙芝和封常清之后尘的人还不是他们，而是另一个帝国名将——哥舒翰。
自从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成功夺取石堡城后，哥舒翰就成了帝国最知名的将领之一，并日益受到玄宗的赏识和器重。战后，已担任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旋即加封为特进、鸿胪员外卿，加摄御史大夫，并赐一子五品官，赐绸缎千匹，田庄、豪宅各一所；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又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十二年（公元753年），进封凉国公，实封食邑三百户，并兼任河西节度使，不久又晋爵西平郡王；十三年（公元754年），加拜太子太保，又加食邑三百户，与前共计六百户。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后来的安史之乱，哥舒翰必将躺在他那辉煌的功劳簿上，度过逍遥自在、荣华富贵的一生。
然而，命运之神有时候是很小心眼的。她如果给了一个人太多东西，就必然要从他那里夺走另外一些东西。
安史之乱爆发前，哥舒翰最先被夺走的东西是健康。
跟出身孤寒、刻苦自律的封常清恰好相反，哥舒翰从小就是个衣食无忧的纨绔子弟，由于父亲给他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财产，哥舒翰前半生从不为钱发愁。直到四十岁以后，老本全都吃光了，哥舒翰才在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愤然从军，没想到一不留神就成了名将。
功成名就之后，哥舒翰的纨绔习气又暴露无遗，“好饮酒，颇恣声色”（《旧唐书·哥舒翰传》），结果很快就把身体搞垮了。天宝十三年，哥舒翰突然中风，昏死了好久才苏醒过来。此后他便回到长安，一边寻医问药，一边安心静养，虽然头上挂着河西、陇右节度使的头衔，但实际上已经不再过问边务，而是“废疾于家”，在京师当起了寓公。
当寓公的日子虽然有些闷，但至少图个逍遥自在。可是，仅仅一年后，安史之乱就爆发了，所有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转折，哥舒翰当然也是在劫难逃。起初，哥舒翰根本没有料到命运会安排他走上前线——首先是因为身体状况不允许，其次是因为有高仙芝和封常清冲在前头，哥舒翰料想安禄山肯定蹦跶不了几天。
可他错了。
安禄山不仅一直在蹦跶，而且蹦跶得越来越凶！
得知东京陷落的消息后，哥舒翰就感到情况不妙了；紧接着，潼关又传来令他更为震惊的消息——高仙芝和封常清居然被玄宗双双砍掉了脑袋！
哥舒翰预感到——自己的太平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
果不其然，高、封二人被杀数日后，玄宗就紧急传召哥舒翰入宫，命他顶替高仙芝的兵马副元帅之职，领兵八万，即刻进驻潼关，准备征讨安禄山。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将，此时的哥舒翰早已掂量出了安禄山的实力——连高仙芝和封常清都败得那么惨，足见仓促招募的官兵根本不是叛军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哪个将领顶上去，结果都只能是凶多吉少，而且十有八九会步高、封二人之后尘！
因此，哥舒翰便以病重为由极力推辞。
但是，国难当头之际，玄宗岂能容他逃避退缩？国家平常花那么多钱养着你们，不就是为了今天吗？如果连你哥舒翰这样的名将都当缩头乌龟，那还有谁能站出来挽救国家危亡？
所以，玄宗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哥舒翰的请求。
就这样，哥舒翰硬着头皮，拖着病体，领着玄宗为他东拼西凑搞来的将近二十万乌合之众，万般无奈地进入了潼关。
潼关——这座威震天下的雄关，将继高仙芝和封常清之后，成为又一个帝国名将逃不过的鬼门关。
命运之神已经夺走了哥舒翰的健康，现在又夺走了他的安宁；很快，又将夺走他的尊严；最终，还将夺走他的生命……
当然，此时的哥舒翰没有料到结果会这么糟。虽然他对此次出征并未抱有多大的幻想，可还是存着一丝侥幸心理。在他看来，潼关毕竟是一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关，安禄山想打进来也没那么容易。尽管自己麾下的这二十万人是一群乌合之众，可凭借这道天险及其坚固的防御工事，哥舒翰相信自己还是能够顶得住的。
然而，哥舒翰完全没有想到的一层是——如果玄宗下一道命令，让他出关与叛军决战，导致他丧失天险的凭恃，他会落入怎样的境地呢？
事实上，后来的战局确实是朝这个最坏的方向发展的。
因为玄宗果真下了一道逼迫哥舒翰出关决战的命令。
玄宗之所以下这道命令，是因为又有人向他进了谗言。
这次不是宦官边令诚，而是宰相杨国忠。
如果不是杨国忠在最关键的时刻怂恿玄宗作出了极端错误的决定，哥舒翰就不一定会败，潼关也不一定失守，长安也不会沦陷，玄宗就更不用像一条丧家之犬那样，带着杨贵妃和一帮宠臣仓皇逃亡巴蜀。
因为，就在安禄山忙于称帝的这个间隙，河北、河东两线战场均已出现重大转机，只要潼关不丢、京师无虞，李唐朝廷完全有可能一改战争初期的被动局面，从消极防守转入战略反攻，直至最终转败为胜。
河北、河东两线战场的转机，是得益于四个人的努力。
自从安禄山的十五万铁骑滚滚南下的那一刻起，这四个人就始终站在第一线，组织并领导当地军民同叛军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战斗。
河北战场，领导者是颜杲卿和颜真卿。
河东战场，领导者是郭子仪和李光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