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长安跳槽之后不久就当了领班，每个月工资加上小费也有两千多块钱，但客人不好应付，尤其是喝醉后的客人。刚来“花雨城”时，她那个包厢里的客人喝醉了，埋单时猝不及防，一双手伸过来摸她胸部，制服是改良的短旗袍，长仅及膝，她来不及反应，又有一只潮乎乎的手在拧她大腿，只隔着一层丝袜，那种猥琐的感觉令人作呕。她本能地尖叫了一声，幸亏水电工小张正巧路过，给她解了围，但最后经理还是将她和小张两个人叫去狠狠训了一顿。

经理还不到三十岁，浓妆艳抹也掩不住身上那憔悴的苍白，据说她曾是小有名气的花帜，但她们这行吃的是青春饭，她早早抽身出来算是从良，可是再也离不开这个风尘圈子。经理唇上是CD的唇彩，极艳的桑子红，灯光一照近乎紫青色，她冷冷地扔出一句话来：“被客人摸一下又不会少块肉，既然吃这碗饭，就得让客人满意。”

她低着头。小张说：“经理，长安一个女孩子被人这样欺负，换作是你妹妹遇上这事，你会说‘得让客人满意’这样的话吗？”

经理气得指着他大骂：“我还没教训你，你倒教训起我来。你一个水电工跑到前面包厢里得罪了客人，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最后还是长安求了半天的情，才没有将小张炒鱿鱼。

长安学着周旋，笑嘻嘻地挡着客人的明枪暗箭，没过几个月，她就升了领班。有同事酸溜溜地说：“靓女啊。”

她出落得越来越美，常常有客人的目光盯着她滴溜溜地转，这美丽现在成了负担，她是怀璧其罪。这句文绉绉的话是一位常老板说的，据说常老板当年也是有学问的人，八十年代中期从高校出来下海，如今身家不菲——虽说到“花雨城”来的老板们都身家不菲，但常老板气质特别，在一帮酒色财气的客人中，一眼就能让人留意到他的文质彬彬。

打烊后人就像散了架，什么话也懒得讲，整晚上都在敷衍客人，口干舌燥，笑得脸都僵了，长安想，每天晚上总是要摆出副笑脸，这样子下去她肯定容易老，会生皱纹。她明年才二十岁，老……已经这样恐惧。

其实生得越美，总是越怕老，因为美丽越是价值连城，贬值得就越快。

她换好衣服后，小张照例在后门口等她。小张每天送她下班，因为知道她胆子小，不敢一个人走路。

轮休时小张请她去玩，他与旁人合租两居室的房子，室友早就扯故回避了。屋子特意地收拾过，为着她来，还买了一把姜花插在一只花瓶里。这个城市里这种花最寻常，许多主妇常常从菜市带回一把去。长安一眼认出那只花瓶其实是酒瓶，小张很高兴，挽起袖子去炒菜，小小一只煤气灶，他花了差不多两个钟头才弄出四个菜来。

屋子中间放着一张小方桌，因为不稳，她帮他找报纸叠着垫上。小张拿筷子撬开啤酒瓶的盖子，由于往杯子里斟得太快，啤酒的泡沫都溢了出来。她笑着说：“够了！够了！”

菜都炒得很咸，但她吃得很饱。起身添饭时小张抢着去帮她，他的手触到她的手，脸上微微一红，整个人像是僵了。他离她这样近，她闻得到他身上微酸的汗味，天气这样热，小小的屋子里只有一台电风扇，呼呼地吹过去，呼呼地又吹过来，摇头晃脑，像

个煞有介事的老人。

她身子微微向后一倾，他就本能一样吻上来，滚烫的嘴唇。她耳里只听到那台电扇呼呼的风声，呼呼呼的，就像人急促的呼吸声。

小张是安徽人，过年时她跟他回了一趟老家，是最寻常的那种农村人家，青砖大瓦房建在半山，屋后种着树与竹子，四面都是田。一个村里全是同姓，人人都是亲戚，女眷们笑嘻嘻地来串门子，其实都是来看她。她明知道，大大方方地让人看，反正她又不丑。过年时没有事，家家户户打麻将，她被人拉去学着打，输了几十块钱，可是还是有一种单调的快乐。

小张在回来的火车上对她说：“家里人都说我好福气。”

因为她美嘛，她被人夸惯了。车窗外闪过沃野千里，平畴漠漠，但她哪有心思看，春运时的火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四周都是汗臭脚臭……她无声地皱起眉来。

小张跳了槽，去一家酒店做事，那里薪水高些，他们打算攒钱结婚。

曾经在电子厂一起同事过的老乡来看她，聊天时提到说迟华强去年已经结婚了，前两天刚生了个儿子，长安“哦”了一声，却怎么也记不起迟华强的面孔。她惟一清晰记得的只有车间前的花坛里开着的那孤零零单薄的红花，没有香气的花朵。桌上一束姜花，幽幽一点暗香，一种家常的馨软。

那位常老板来得更频繁，长安不是不明白他的意思，但他和其他老板不同，既不动手动脚，也不借故跟她搭讪，似乎只要看她一眼就足够，长安也不好说什么。

这天上午她正睡着觉，房东砰砰地敲着门喊：“徐长安电话！”她被突然惊醒，背心里猛地沁出来一身的冷汗，抓起衣服穿上就去楼下接电话。电话是家乡的邻居打来的，说她养父前几天被条野狗咬了一口，当时没有当回事，谁知道现在发作了，镇上卫生所说是狂犬病，没得救了。

她心急如焚，挂上电话就给小张打电话，但他们同事不肯帮忙叫一声，因为工作时间不允许接私人电话。她着了忙，抓了钱包就跑到火车站去，最早的火车票是晚上9点，她也顾不得了，先买了两张，然后又坐车去小张工作的那间酒店。

大太阳底下，连空气都是毒辣辣的，她从公汽站一口气跑过来这样远，再也跑不动了，一双皮凉鞋像是要化在地上一样，走一步都是粘粘的，她口鼻里都像是在往外冒着火——热，除了热还是热。刚到酒店的喷泉前，有辆车子从酒店里出来，突然缓缓减了速度，最后在她身侧停下来降了车窗，有人叫了声：“长安。”她头晕眼花，耳里嗡嗡直响，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后来又听到一声“长安”，这才转过头去。

是常老板，他问：“你脸色真难看，是不是中了暑？快到车上来坐。”车窗里沁出阵阵的冷气，夹着幽幽一缕古龙水味道。这样热的天气，他身上也只有古龙水一点淡薄的香气，很清爽好闻的气味。他已经帮她打开车门，她身子发软，再没有半分力气。坐在车上，她一五一十地将事情对他讲了，常老板二话没说，打了一个电话，她神色恍惚，也没听他讲了些什么。最后他对她说：“12点10分有班飞机，我送你去机场。”她没听清楚，他又说了一遍，她这才听懂了。车窗上贴着反光纸，车内冷气几乎寂静无声，真皮的椅座有一股淡淡的皮膻香气，

她有些发愣地看着胡桃木的仪表板。小张就在不远处那幢建筑里，可是她在这辆小小的汽车里，就像另一个世界。

脚下米白色的毯已经被她的鞋踩出乌迹，她知道这种车用地毯很贵，有次同事形容老板的宝马车，说：“里面小小一张毯，进口的，价钱可以铺寻常人家整间房的地板了。”米白色，这样奢侈的颜色，也只有阔绰才能践踏。

他把车开得飞快，长安蜷在后座，一句话没讲，最后登机时才知道他电话里订了两张票。他说：“你不要怕，我陪你去。”

她一直忍到见了养父才放声大哭。养父被关在卫生所一间小屋子里，外面都是防疫站的人，她隔着窗上的铁栅远远看了一眼。养父嗬嗬地叫着，拿头往墙上碰，拿牙齿咬着墙，她全身剧烈地发着抖，常老板伸出手来揽住她，她大声地哭出来。

她办完养父的丧事才给小张挂了个电话，小张问要不要他赶过来，她淡淡地说：“不用了。”

有钱这样好办事。养父的身后事十分热闹，常老板请教了当地人，一切按最高的规矩来，请了班子吹了三天三夜的唢呐，热热闹闹的十六人抬扛，送养父上山。最后，在镇上的餐馆里请了帮忙办丧的左邻右舍吃饭。她自从赶回来后，整个人就像木偶一样，只是任人摆布，披麻戴孝，哭灵守夜。一切的琐事，全是常老板替她打点，他一个外乡人，只是大把大把地把钱花出去，丧事竟然办得妥妥当当，十分有排场。

临走前隔壁的翁婆婆来陪她说话，翁婆婆打小喜欢她，说她乖巧听话。两个人坐在天井里，院子里本来有一株香椿，叫虫蛀得朽了，今年只发了几枝，孤零零的几片叶子似乎数得清。有只麻雀站在树上梳理着翅羽，捋过去又捋过来，长安目光还是呆的，只望着那只鸟。翁婆婆感叹了几声，说：“你从小命苦，现在也算熬出头了。这个人不错，心肠好，看得出来，虽然年纪大了一点，但年纪大知道疼人啊。”

天上有云慢慢流过，她想起小时候打了猪草回来，进院子里就叫：“妈！”虽然养母听不见，但桌子上一定有养母给她凉着的一大缸凉茶。嚓嚓嚓，嚓嚓嚓，养父在灶前切猪菜，花白的头发一撅一撅……她定了定神，那嚓嚓声更响了，原来是后面猪圈里的猪饿了，在那里拱着门。

在飞机上她取出张泛黄的红纸给常老板看，慢慢地将身世讲给他听，纸上被蠹虫蛀了无数的小眼，朽得抖一抖就会烂似的。上面用很工整的钢笔字写着：“1979年7月25日”。这是生身父母留给她惟一的东西，最后由翁婆婆转交给她，说：“当年是我从镇上的老李手里，将你抱回来给你爸爸妈妈的，这就是当时你身上裹着的，现在你爸爸妈妈都过背了，叫你知道也不妨了。”

直到现在她才知道，原来自己真正的生日是7月25日。

常老板怜悯爱惜地看着她，像看着一个小小的无助的孩子。她觉得累极了，向他身上倚着睡去了。梦里还是她小时候，田地里开着大片的紫云英花，留着春上耕了做水田的肥，她一个人在田里站着，像是在找什么最最要紧的东西，可是四面都没有人。她心里只是一种莫名的慌张，远处隐约传来婴儿的啼哭声，她喃喃叫了声：“妈妈。”

常老板名叫常志坚，有妻有子，她跟了他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