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史，关于甲午战争，用词最多的是“遇”、“遭遇”……仿佛双方就是在一个屋子里，蒙着眼玩相互“捉迷藏”的游戏。
战争中有巧合，但不可能始终是运气。中国咋那么倒霉，挨着日本还不够，走路还老碰上？
茫茫大海，漫无目的，没有卫星侦察也没有卫星导航，哪有那么容易就遭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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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多的事实和过多蹊跷的“巧合”，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日本人其实很早便知道了大清增兵的计划。
做到这条，首先是十分注重和依靠周密的情报侦察工作。
在扩军备战同时，日军就注意情报的作用，并建起了一个虽说不够严密、但也相当密布的情报机构。
日本各级设立电报课，还有后来的特高课，樱机关，梅机关……这些情报机构，是日军的一大特点。后来的很多日军高级将领，都具有情报工作的背景。其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由于情报意识和思路问题，日本刺探情报的意图最初并没有引起清朝政府重视，相反清朝为了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震摄目的，不断炫耀本国军事实力，甚至和盘托出。
但这样做，从另一面来讲，等于是主动向日本公开展示本国的军事秘密。
所以，日本的一些战略性侦察工作，不是偷偷摸、困难重重，而是大摇大摆、唯恐不细。
而且，决没有虚虚实实、实而虚之、虚而实之一说。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读一读《征讨清国策》，就会发现：大清几乎所有的重要军港的地形、炮台建设、兵力配置，都进行了详细介绍，准确地分析了优劣势、强弱点，还为未来的攻击行动提出了预案。
这些相当有效率的工作，足以证明日本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情报网络，并较好地进行了了情报的收集、处理、评估工作。
随着对清战争迫近，日本侦察工作也加紧、更加密集地进行。
战前，日本在驻天津、上海公使馆，直属政府的间谍领事和隶属参谋本部的陆海军间谍武官，都在汇集各路间谍密探送来的军事情报发往本国，为政府决心开战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代表军方的著名情报人员有：参谋本部派遣的陆军情报官神尾光臣少佐、海军派遣的井上敏夫、泷川具和等人。他们都具有外交人员身份，可以方便地掩护开展刺探情报的活动。
身份为公使馆海军武官的井上敏夫，曾亲临渤海湾航道，到大连湾、旅顺要塞、威海卫要塞、天津、塘沽等地，对地理水文数据和设防情况进行了详细侦查。驻天津的海军武官泷川具和，则乘帆船沿渤海岸线航行了一个月，详细调查了沿岸各海口的水深、沙滩、海泥、岩石、民船、运输情报，为日军选择登陆地点提供了有力依据。
这些情报官员中的好战分子，还是“谎言”的制造者——有时，他们还要主动配合军方的要求，提供一些虚假的情报，有时甚至敢“扇风点火”，误导上层。战后公开的相关文献资料记载，为了推动日清战争，情报官神尾光臣按照参谋本部的意思，在提供给政府的情报中，刻意夸大清内部好战势力，渲染清国执意与日本开战的动向，掺杂了许多煽动战争的成分，对政府下定决心开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一份神尾光臣6月日发自天津的报告，讲述北京政府状况，称：清国政府已决意出兵朝鲜，风闻外国人对李鸿章的反映多有非难之语，一曰：“袁世凯公使唆使朝鲜国王请求清国出兵，李鸿章应请遂行，然北京政府内心并不赞同。”二曰：“此番出兵主谋者乃李、袁及李的德国顾问德璀琳之主意，反对派总理衙门和英人总税务司罗伯特攻击论盛上。驻韩俄国公使访问李鸿章，非难出兵之举，李氏承诺待贼势（指东学党）剿灭即速退兵。”[宗泽亚《清日战争》]
这样的报告是不间断的。日本人对清朝动向掌握非常细致，清政府内部的矛盾被洞悉无余，可见日本人情报侦察、收集水平之深，几乎达到了大清一举一动，皆在日本人掌握之中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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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一切，还要归功于民间日本人的谍报战队伍。
在长期的对清作战准备过程中，日本人的间谍已经纷纷潜进大陆。
日本很早就利用乐善堂、玄洋社等药铺、商社的名义，成系统地派间谍组织和人员潜入中国，加紧对中国各方面的情报搜集和渗透。
这造成的形势就是：至今你也无法弄清有多少间谍在中国活动。甚至你也弄不清有多少类间谍。
潜入中国的各色人等，包括旅居清国的有合法身份的居民，还有商业公司职员、商人、旅行者、医生、学生等，还有浪人打前锋，四处收集情报。你不知道哪些人，做的只是兼职的身份和工作，你也分不清，哪些是偶尔做一把兼职情报员。
可谓是“人人有任务，只要有机会”。
我不是随便说的。
日本人自己都骄傲宣称日本已经培养起“国民意识”，任何一个人都愿为日本而战，为战争服务。日本对大清的战争，已经是“全民总体战”！
不要以为这些人都是有编制、拿政府薪金的。相反，很多人不要编制，倒贴，为国家服务。
看到《坂上之云》海上打鱼的日本渔民在昏黑中大睁警惕的眼睛，看到俄国舰队，鱼网都不要了赶着去报信，我就一下子服气了。
总体上可以确认，在华的一线间谍确实很多，但和大清的政治、军事行动情报之间，还缺少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
渠道。
这方面，日本人也不是搞了一天了，日本当然懂得把一些要害部门的关键性岗位，作为拉拢策反的目标。而且，还是卓有成效的。
史料显示，大清天津的电报局人员被收买，成了日本人的“交通员”。
日本间谍石川伍一，就在李鸿章眼皮底下潜伏了一年，通过天津军械局书吏刘棻窃取情报，偷抄炮械底单等，这等于是把北洋的装备情况挖了个“底儿透”。后来石川五一被擒获，李鸿章初期还想搪塞朝廷。为啥？天津军械局可是北洋的要害部门，而军械局总办就是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
关键部位能攻破，普通的“眼线”也有价值，这方面并不难找。
甚至可能只要给几个小钱，就能从清朝官府和军队的杂役，或其他中国人那里得到有用的东西，估计都不用掩饰什么，中国的汉奸似乎一直是不绝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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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大清军队保密意识本身就很缺乏。
所以，估计都不用花那个大钱去收买、策反。
因为日本人长得跟老祖宗中国人太像了。再留留辫子、学学汉语，你根本认不出。
我们可以推测：大清海军海港内外，舰只增加了物品采购量。负责采买的水手（水勇）大大咧咧地告诉熟人朋友、熟悉的商贩：“我们要去朝鲜”。伪装成中国人的日本间谍混迹其中，披着商人合法外衣的日本人，随时可掌握、判断清军的动向。
有的水兵甚至可能还要趁着出远门前的机会，去自己相好的日本（女支）那里度得一夕良宵、讨得枕席欢娱，说一番珍惜的话，被窝里透露了自己的去向。
毫无秘密可言。
换句话说，这一切行动，都可能已经是公开的行动。
某个地方，就有一双或几双眼睛，瞭望着海港，观察着北洋海军军舰装载、出海。北洋海军的船只本来就有数，每个海港就那些船，就日本人的智商，掰掰手指头都算过来了。手指不够了，脱下鞋子数脚指总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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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也能干一些有技术性含量的工作，包括：大清的密码被破译。
日史记载：外务省电信课成功破译清国密电，为日本取得朝鲜初期作战优势，以及后期和谈优势提供了决定性情报。
怎么破解的呢？
说是有一些技术含量，其实是不需要计算机、加密机之类的高技术，只需要一点头脑，玩点狡猾的手段——“钓鱼”。
1894年6月日，中日双方为共同撤军打嘴官司的当口上，日本外务省送达大清驻日本公使馆一份外交照会——“决不撤军”，也就是“第一次绝交书。”
令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感到意外的是：他拿到手的那份长长的文件，居然一反常态使用了中文。
难道日本外务省“贴心周到服务”，都已经翻译好了？
被谈判搞得焦头烂额的汪凤藻，已经无暇多考虑这一反常现象，朝鲜局面失控，形势刻不容缓，于是赶紧将中文版“绝交书”交给了译电员，译成密码，迅速送交电报局拍发。
可是他不知道，也忘了警惕，日本外务省留有绝交书原稿。而当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将译成密码的电报送交电报局时，电报局照例抄录了一份副本。
这一次，日本人再也不用为破译密码伤脑筋了，他们拿出了自己写的中文版的“绝交书”，与密电码副本略加比对，中国使馆的密码便显出了原型。
日本政府只不过找个懂汉语的人员（日本并不缺），花了点写中文照会的功夫，中国使馆就主动将密电码全盘交出。
我在学者雪珥的《绝版甲午》中读到这一故事，不由得不信。书中披露：搞成这件事的外务省的中田敬义，因此功劳后来官居外务省政务局长。直到198年中田敬义本人披露此消息，大清国早已灭亡了7年，日军的铁蹄也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书中还披露，汪凤藻自6月6日至8月4日的全部54件往返密电均被破译。日本人不动声色，从此不仅掌握了中国使馆与国内的全部通讯，而且，还从中截获了大量军事情报。而清廷却毫无觉察，整个战争中一直未改密码，以致在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件也被全部破译。
这个也不由我不信，只要密码被掌握，日本人哪有不利用的道理。
这也说明了，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海军实力相差无几，但为什么日本舰队总是能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集结优势兵力。除了陆上的情报人员之外，应该也与此密码的泄露有相当关系。
即使这个因素还不能判断真实与否，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可靠的事情。
日本在即将到来的海战中，击沉了“高升”号，俘虏了“操江”号，据资料讲，日本人从掳获的船上，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大清通信密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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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着对日本人的恨读这个故事，也幸灾乐祸地看日本人遭到“报应”。
二战，美军将“钓鱼”手段用在日本人头上，破译日本人的通信电报。“中途岛海战”，就是成功的例子。
美军从日军一系列电报中，发现十分频繁出现的“AF”代码，估计应该是指中途岛。为了查实，美军便用浅显的英语拍了一份“中途岛上的淡水设备发生故障”的电报作为诱饵，果然，不久便截获一份日军密码电报，声称：AF可能缺少淡水。自此，美军便对日军动向了如指掌。
山本五十六，就死在密码被美军破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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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的种种史实，可以断定，日本人所谓“海上遭遇战”，已经完全不算是偶遇，而是精心掐算、人为制造的“邂逅”。
最大的难度，无非是在北洋海军的航路上寻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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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不是虚构。
从日本所藏日清战争留下的大量情报文献，可以加以印证。
1894年6月日，神尾光臣少佐的报告中，对清军动向掌握得一清二楚：现清军状况：（1）卫汝贵、吴育仁出师准备，北洋海军所在一带发布戒严令。（）卫、吴两将官派兵朝鲜奏请朝廷批复。（）出兵事宜致电朝鲜国王。又芦台及山海关兵三百、马七十匹，0日塘沽港乘“海定号”，待夜间满潮时出帆牙山，同行携带地雷、水雷。小站及北塘兵赴朝准备，李已上奏等待敕谕。[宗泽亚《清日战争》]
1894年7月7日，天津日本人员连日报告：6月、4日进京上奏，胜军未动。7月1日李氏命各营加紧操练，李氏不希望开战，今委托俄公使调停。7月6日大沽派员报告，“镇东”、“镇北”两舰修缮完毕，船渠注水明日出渠，牙山清兵三四十人搭乘“康济号”返回大沽。7月7日“镇东”、“镇北”两舰本日大沽解缆。7月9日，广东水师“广甲”舰大沽海军公所入港，传说每年广东舰此季节上访献技。7月10日“定远”、“镇远”以下十一舰停泊威海卫港内，扬威舰直航朝鲜。[宗泽亚《清日战争》]
大家可以读宗泽亚先生的《清日战争》，还有更多的细节、更多详尽的记录，能够帮助大家从日本人的记载中，自己从另一面去反观、去探究。
仅从以上记录作为“代表”，便足以令人惊愕于日本人的情报之详尽，对于部队调动情况的掌握，几乎等于坐在大清的朝堂之上、指挥机关之内；而一港、一舰一船，甚至到一人一马，动态变化，都能了如指掌，又说明日本情报人员在大清国土之上，几乎等同于在本国内行动。
反观大清，仅有的情报，几乎还是战场人员观察到的星星点点、零七碎八的情况，还有仰仗各国人员私下交流的或真或假的信息。
比较讽刺的是，根据日本人后来报告的情报，中日宣战、绝交，驻日本的清国公使汪凤藻回到国内，一到天津便被关押，罪名恰恰是不能与国内政府意向相协调，并及时地获取日本人的情报。
那么，大清向朝鲜调兵情况，又怎么可能是凭预测和“瞎猜”来把握的。有记录可查：
大清军队逋一行动，日本情报机构便接到那个打入天津军械局的日本间谍石川五一侦知的情况：
为向牙山增加援军，清政府雇用“爱仁”号、“飞鲸”号、“高升”号等艘英国商船，于7月1日由海路赴朝，另派小炮舰“操江”号载运饷银、枪械同行，只派“济远”号、“广乙”号两艘军舰护航。
同时，日本驻清国公使馆的海军情报武官泷川具和大尉、参谋本部情报武官神尾少佐也分别报告，0日、1日、日清国派数艘运兵船向朝鲜运送作战兵力。
所以，最可能的情况是，日本大本营依据上述情报，而作出了乘机进行袭击的决定。
好比一桌牌，日本已经清楚地掌握了大清的牌面。
战争艺术，最“迷人”、最玄奥的背对背“博奕”，变成了单向透明的“玻璃房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