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宣武的成果，可远远不止一个。

事物都有两面，一般来讲，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双刃剑。而根据“万有联系”定律，一件事动了，必定也会引发多方面的反应。

一面，当然是好事。不管怎么说，还是有好事的。

日本人都记载了，1886年大清军舰第一次到来的盛况：

日本朝廷达官贵人，有马车乘马车，没有的纷纷买票乘火车，来到长崎，平民百姓也纷纷涌到港口，只为一件事：参观北洋军舰。

首相出面，宴请大清水师官员。丁汝昌他们备感温暖、荣耀。

恰巧，正值日本内部存在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围绕——是联合大清、共兴亚洲，还是脱离亚洲、拥抱欧美。

一部分人是从实力出发，认为单凭日本，不足以与西洋开战，难以避免失败的人，这下可拿到了论据。这些“联中派”借着参观大清军舰的盛况，极力赞扬大清值得借重，要跟大清友好相处、唇齿相依，共同振兴东洋。

如果这一派能主导日本思想舆论走向，历史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当然，这一派未占主流。不过此次出使，也可认为，日本人对中国还有点点友善存在。

剩下的一面，是坏事。

可惜更多的日本人，看到的是大清的威胁。

而且，这个威胁近在“一水之间”，近在眼前。

清朝的“宣武”之海上游，倒反过来被日本的“反动派”充分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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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86年8月这次出洋，发生了一件事：长崎水兵事件。

这是指中国北洋水师在长崎与日本警察发生了两次冲突，及由此引起的中日两国间的交涉。

第一次冲突发生于1日（星期五），中国水兵上岸购物，由于语言不通与当地人发生口角，既而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进而斗殴，酿成了日警一人重伤、水兵一人轻伤的悲剧。

15日（星期日）下午，水兵放假，00余人登岸购物。丁汝昌为防止再生冲突，下令水兵不得携带刀枪，并拨派1名头目沿途监督、巡查。不意,晚上8时余打斗又起。经过个小时的混战，双方死伤竟达80人之多。按李鸿章高级幕僚伍廷芳所拟《长崎案交涉办法》的说法是，我士官和水兵死亡8名，受伤者4名；日本方面人死亡，7人受伤。

这个事件至今存疑。我读后也不由疑问，为什么第一次冲突之后，大清水兵仍登岸购物，仿佛时针拨回去了，是用了月光宝盒，还是时间机器，什么也没有发生？

看来，事情从发生到解决，都没这么简单。

至今双方仍有不同的说法。

按我挑出来的日方最有客观色彩的说法，第一次，8月1日，本来是日方“邀请”抵达长崎的北洋官兵登岸购物。一些水兵却违反军纪，前往当地娼寮寻乐且酗酒斗殴。闻讯赶来的警察很快平息了事端，并将人带回警署。多名情绪激动的清兵进而前往警署继续闹事，其中以军刀将一名警察刺成重伤，肇事水兵也受了轻伤并被逮捕。

事情经过长崎县知事和清国领事馆人员商讨，平息了此事，按双方条约中“领事裁判权”规定，清兵由中方带回处理。中方还答应暂停集体外出，再上岸需要日方同意并由北洋军舰派军官随同监督。

不料8月15日，北洋方面违反协定，下午1时，00多水兵蜂涌上岸，有人携带棍棒，少数还购买了日本刀。由于几个清军士兵在派出所前随地撒尿（一看就是故意找茬），与派出所值班人员冲突，水兵围攻巡警，并杀死一名警察，早有防备的警察数百名将水兵分割包围，双方拔刀互砍。人员越聚越多，由于两天前的纠纷所带来的不满，所以先是由人力车夫、而后是街边市民，也群起加入，数百名日本友好人民配合展开石块攻击。争斗几个小时，而舰上的1寸巨炮则调转炮口，对准了长崎市区，事情才平息下来。

照此说法，那么这件事，则是两件事。一个，大清水军去娼寮，发生斗殴。跟谁斗殴？先跟一个日本顾客（也有说是伙计）。为什么发生斗殴？说是为了争一个“女人”。

不光《长崎快报》对此作了报道，英国驻长崎领事也将事件写进报告。后来两国交涉时，李鸿章承认：“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这就是说，清兵确实是违反军纪在先的。

但第二个，按日本人的说法，中国水兵集体出来殴斗，还动用了巨炮相威胁。

照此解释，中国人就是理亏的，不但毫无理由地挑起争斗，而且采取了武力压迫的解决办法。

那么，接下来，有几点就解释不通了。

日本所谓巨炮对准长崎，估计是有意夸张。那基本等于是战争行为，双方打斗、争气是有，但不至于为斗殴而以开战相威胁。可能有的船还在船坞里，如何开战，如何退走？

这个且不说，关键的分歧在于：既然出事了，仅仅事隔两天，为什么清兵又组织了第二次购物？

围绕第二次购物，为什么又发生了殴斗？

依据中日两国的条约，双方各具“领事裁判权”，清军闹事，警察制止，交由中国公使带回处理就是，渠道到目前应该还是通畅的。

基于以上，丁汝昌派人寻衅，可能性很小。

那么，只所以准许士兵放假、上岸购物，就跟没发生什么一样，只能是因为1日的事情并不大（没有日本夸张的那么大），而且已经解决——至少丁汝昌认为已经解决，可以正常行动了。

丁汝昌确实命令不得带刀械，从这一条，可以看出，丁汝昌决不会派人去示威，把事情闹大。

然而据日方记载，许多水兵手执棍棒刀器，其中包括从日本古董店购买的日本刀。

对照各种资料，双方都承认水兵所用之刀，确是在日本的店铺里购买的日本刀（我们叫倭刀）。但确切的是，北洋水兵只是想拿回做纪念。

那日本的记载中渲染此事，必定是有意的，与清兵首先有污辱性行为的说法一样，都是为了把责任栽给清军。棍棒之类的说法，同样也就不足为信了。

再看看双方的伤亡。日本的资料是，清军军官亡1人，伤人，水兵亡人，伤50余人。日本方面名警官负伤，巡察亡人、伤16人，还有十数名住民负伤。早有预谋、事先准备上街群殴的大清水兵，会在伤亡数字上高于日本人吗？

应该值得注意的倒是日本人自己的说法——“早有准备的00多名警察冲出来，对大清水兵进行围攻”。这已经算是彻底“露馅”了。

这表明，反而一切都是长崎警方有所预谋的。

所以，我们只能判断，从表面看来，中国水师官兵与长崎日本警察的冲突具有偶然性，尤其是第一次冲突。但偶然性的冲突，却为第二次的必然冲突埋下了“引信”。而点燃这个“引信”的，是日本人。

如果我们能把这件事放到更大的背景下分析，可能就会更接近事实，找到它背后隐藏着的事件必然发生的趋势。它实际上是19世纪80年代中期中日及远东局势复杂化，日本对中国敌对情绪逐渐高涨的一个具体后果。

我认为，这才是要害。

想想，8月1日，北洋舰队抵达长崎港，长崎市民挤满了码头，首次目睹来自中国的“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舰无比威猛地驶入港口。

这可是除了欧美国家的军舰，日本的近邻大清也派出了这样的舰队。

尤其是那两艘铁甲巨舰，体形巨大、显示无比威力，仅从日本人拍摄的照片看，也确实够吓人、够震撼的。

要命的是它还是大清国的，要是美国的，英国的，俄国的，日本人早就锻炼出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了。

望着威风凛凛的巨舰上龙旗高扬，人群中，有人惊叹、羡慕，也有人顿生嫉妒、失落和愤懑，种种的复杂情绪。

产生这些情绪的，有民间的人士，也有警察等政府人员。一些日本人酸劲或辣劲一上来，就做出了不友好的行为。

所以，也可以认定，所谓争抢“女人”，就是个别市民对大清海军不满的发泄，而蓄意挑衅，发动对大清水兵的围攻，则是第一次冲突后引发的整体敌意的积聚、升级。

由此可见，大清巡游日本，远不是李鸿章所期待的那样简单美好，真是“开始很美好，但结果会很忧伤”，实在是有违初衷。

这只能帮助那些抱着对外扩张主义的好战分子。

日本国内本来就很微弱的“联合清国”论者，更加微乎其微了，从此，几乎没人为大清说话了。

随着这支强大海军的出现，自此，日本把自己长期以来的假想敌从俄国换成了中国。

从此，打败“定远”、击沉“镇远”，成了日本人的目标，从官府到民间。

从此，更加推高了日本人的“造船热”。“三景舰”立刻被推上日程，就是明确标志。

很有意味的是，为备战，日本人提出的口号，竟是“卧薪尝胆”。

中国是日本人的敌人吗？占了他们的国家，毁过他们的家园吗？值得用这么个严肃的词？

如果日本真懂得这个成语的意思，而且没有用错，那么就只能说明，大清“定远”、“镇远”，压在日本人的心里，太重了，伤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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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因此而展开交涉，交换一下，互相赔偿了对方的损失，抚恤了死伤人员。从赔款数额上讲，大清似乎占了一点便宜，有人（包括有的学者）便据此说，日本人先让步了。似乎大清还挺牛，这真是讽刺，忘了大清死伤的人多了。

在一场由人家蓄谋挑起的争斗，发展成两国的外交干涉，这绝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胜利。

长崎水兵事件，大清失分的，不止“鼓舞了日本人的斗志”这一点。

还有琉球。

本来，大清还在努力与日本交涉琉球事情的当口上，在美国人调停下，日本提出了一个割部分岛屿与大清的方案，中国因为有瓜分琉球之嫌，正坚决不允，准备进一步想办法，以保全琉球。

针对日本认可“武力外交”的传统，如果宣武能够得当，不能增加砝码，也不至于有损于琉球事情的交涉。

可是，“长崎水兵事件”已经被日本人反利用，焦点已经再次被完全转移了。大清自己也承认：

谈判“旋因长崎兵捕互斗案出，暂置未议，而琉球遂属于日，不复议及矣。”

机会一失不来。解决琉球问题的最后的一次努力，终于化为乌有。

这一点，李鸿章是不好意思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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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访问，没出什么“事件”。本身就是应日本海军之邀，进行友好访问。

日本邀请北洋海军，有自己的目的。因为此前不久，日本有暴徒刺伤了来访的俄国皇太子，日本政府相当背动。在这样的局面下，请北洋海军来等于是给自己“压场子”，显得中日两国走得很近。

但是，表面风平浪静、宴饮欢语，暗地里却是各怀戒心、明枪暗箭，不亚于任何一部战争片情节。有些事情，已经关联到了今后的历史走向。

北洋海军1891年第二次访问日本，又给了日本极强烈的刺激和极大的震慑，这是双方记录里都提到的。

对照历史会发现，就是这一年，日本海军大臣向国会提出了第二批扩军、为期九年的造舰计划。

丁汝昌比上次有很大的提高，了解了“舰队外交”的，借此机会，便与日本人高吭提倡“东洋兄弟之间如不团结，势必给外人以可乘之机。中日海军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西方列强”。

他的这些话，在日本人听来，就是一种刺激。

实际上，大老远赶来、热情迎接大清海军的日本政府官员和海军军官，已经完全是面和心违，虚词诡说，虚与委蛇。在宴请丁汝昌等将领的酒席背后，日本一帮人做了太多的手脚。

根据记载，日本军政官员，尤其是海军官员，主动提出了参观“定远”和“镇远”。

丁汝昌微微一笑，答应了这个请求，并在舰上摆了酒宴，以作回请。本来就是来宣威的，让日本人领略一下铁甲舰的威力，有何不可？

而且，作为“回敬”，北洋水师的官兵也借此机会登上了日本的军舰，参观交流。

日本海军官员一行，包括名人东乡平八郎，及其他舰长们，借机登上“定远”、“镇远”，详细观察，询问了一些情况，请教了一些问题，暗地里测量了整个军舰的火器配备等情况。

回来后，他们立刻组织研讨会，研究什么？

如何打“定远”、“镇远”的问题。

据说，一开始，谁也不说话，就这么沉默。因为大家都是明白人，都十分清楚以日本现在的军舰实力，想打沉它，几乎不可能。搞了这么多年，竟然没有搞出一艘能对抗这两个庞然大物的军舰，结果实在是令人沮丧。

但有人打破了沉默。开动脑子，钻牛角尖一样钻，也得钻出个办法。研究的结果是，可以打。另辟蹊径，打不透铁甲，就不要打，打上层建筑。

至此，大家长舒一口气，沉重的气氛才逐渐轻松起来。

日本人的准备向来细致，借此机会，准确测量了“定”、“镇”两舰的主桅高度。这为将来测定距离，提供了准确依据。

为了防止大清作假，改变主桅高度，东乡建议，趁着北洋海军到访多个日本海港的机会，动用多个测量组、在各个海港进行测量，以求准确。

他想得很对，丁汝昌为将宣武工作搞得更充分，正要一连串访问日本多个海港。这就给日本人提供了多次测量的机会。

当然，东乡也想多了。自信的丁汝昌根本没有他想的那么狡诈，会细心提防，细到特意改变主桅杆的高度。

北洋实在的收获是，丁汝昌也掌握了日本军舰的装备，表面的平静下，掩饰着内心的震惊和焦虑。只是他的一系列报告——关于购买军舰的建议，关于换装新式快速后膛炮的建议，被大清“有关部门”压下了。

无奈，直到最后的报告，变成了关于“先给‘定远’‘镇远’换装部分新式舰炮”的请示。

这一点，是否也在日本人的预料之中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