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军军费这个迷之外，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之后，清政府就停止海军新购军舰和更新设备。

就算后来恢复了，但订的舰在甲午年后才来。确切说，到甲午战前，没有补充新舰。

为什么这项工作会停止？如果不是军费的原因，又会是什么？

这个问题，就算坚持认为“挪用海军衙门的经费，而很少挪用海军经费”的研究者，显然也给不出答案，只能建议应该从其他政治等方面深入研究，比如，从统治集团何以“不为”的角度着手分析。

不错，这给我们一个提示，我们的确应该从其他角度去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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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当然是他们干的。

我怀疑，甚至从一开始，大清朝就没打算连年投入巨额经费建设海军。虽耗资千万两白银，但前期铺下一个大摊子，已占去了相当部分，即使到成军后，也只能算是一支维持性军队。

说穿了，制约大清海军的首要因素，仍然是还是那个战略指导思想。

不仅落后，而且保守。

朝廷也罢，北洋海军也罢，加上李鸿章大人，对海军作用方面的认识，是基本处于一个层面上：短期内能有一支能够保卫沿海的近水海军，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即算完成任务。

换句话说，这个具体要求，不过就是“打不过，能吓住”罢了。

北洋海军规模初具，海军大臣奕譞视察检阅之后，十分满意，认为战斗力十分可靠，足以自保了，还提出给这个封赏，给那个授勋；李大人也奏报：“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财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虽然前一句说出了北洋的困境，但后一句更让太后皇上欣慰——“渤海门户深固不摇”。

而且，李大人还奏报，北洋水师镇远、定远几次赴日访问，已经充分“宣威”，看样子日本人是给镇住了。

既然都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那自然便可高枕无忧了。

制约大清海军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朝廷与地方权力的消长。

咱中国这么大，一个省都赶上欧洲一个国家了，纵贯于中国历史，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难解之题。分封，诸候国对抗中央，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并起，汉有“八王之乱”，元有汗国分裂，明有藩王之乱、靖难之战，清朝前期，还出了个“三藩”之乱；中央集权，也要防着不听招呼的。郡县制，行省制，不管是中央直管州县，还是派出行省，最后都难保地方不坐大。最早实行郡县制的秦国迅速瓦解，盛唐基本败于节度使叛乱。

当然，也有反过来的例子。宋朝对地方管得很严，尤其是对军队将军们防得特别死，结果被打到江南，到了江南还是“严防内部”，结果又被打到了海上。

这个难题，基本上无解了。

大清也逃不出这个“怪圈”。

尤其到了清末，朝廷腐败、兵不能战，事实上，从八旗到绿营，败坏得一支比一支快。到最后，绿营都不行了，只好靠团练，靠湘军、淮军。随着各派军事力量的消长，权力已不可避免地向汉族大臣和地方督抚手中转移。中央政权力量削弱，终于使后起的督抚将军们拥兵自重，明里暗里与朝廷对抗。

到处“摁下葫芦起来个瓢”，各地起义差一点点就扳倒朝廷，这些“火”虽然扑灭了，但随即，借平叛整乱编练武装，地方大员拥兵自重，又成了朝廷一大危险。

这个难题始终摆在朝廷面前，还让不让太后睡个安稳觉啊。

而内廷官员与太后、皇上思想倒是一致，时刻与地方督抚将军们进行着权力的斗争。再加上满族权贵们，也极为“不满”，想方设法削弱对方，坚强自己。

说穿了，各大臣练兵，是为了“剿匪”，手里一直有兵，还是因为“剿匪”。要不是“匪乱”不断，各大臣的兵早削没了。历史就是这么吊诡。

北洋水师的建设，是在原来水师的基础上进行的，各支水师分南北洋大臣、两江、两广总督分别负责组建和训练，建着建着，朝廷迟早会回过味来——好象又有点成了他们手中掌握的一支力量了？

当然是了。这也是各地督抚下力气、自己想办法投银子，建厂子，买军舰的一大直接动力。

对此，朝中的清流派官员（汉族“忠臣”也不少）们没少念叨，上书弹劾得厉害，每一锥子下去，都带出血来。“海军非大清海军，乃李鸿章的海军”，这样有杀伤力的话都出来了。你说掌握大清最高权力几十年，都已经炼成“猴精”了的慈禧会看不出来？

对地方大员，不能没有，没有他们什么事都办不了，江山早丢了，就是还有命在，他们娘们也不知什么地方找吃的去了。一大家子跑到承德“避暑”，完了又“避寒”，这样的事不是没有过。但是又不能让他们权力过大，怎么办？

慈禧的经验就是捏住李鸿章这帮子人，没事再挑挑他们之间斗一斗，抓住时机削一削他们的力量。

捏住李鸿章他们，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财权——我不给你银子，你就办不了。

所以，慈禧热心修园子，而不再积极建海军，也许就是因为一个说不出口但相当现实的考虑：海军够大了，再下去就不好说了。一但权力构架失衡，那么倒塌之下的废墟里，肯定会有自己。

至于争斗，是时刻存在的。

斗争只需要抓住机会，利用机会。

而且机会总是会送上门来。

在大清这个纵横交织的矛盾“大网”中，横线扯平了还有纵线，总会在某个网眼上拉扯出故事来。

这就是制约大清海军的第三个根本性的因素——派系斗争。

朝廷与地方上下拔河的同时，太后“老当权派”、皇帝“新势力派”各拉一帮，伺机展开较量；满族权贵与汉族官员警惕争斗的清朝“先天性疾病”；各地督抚间也是分分合合，斗斗和和，上边有压力，就结成统一战线，眼前有利益，就你争我夺。

朝廷到各级充斥着拉拢与打压，结党与分化，明谋与阴谋，局面相当复杂，构成一片晚清政治乱局。

在这样的乱局中，所谓识“时务”的形势估计，官场的游戏规则，政治斗争的幕后暗室，模糊了人的底线。已经没有一个纯粹的是非界限，看人也不是好人或坏人那么简单。

翁同龢，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在支持光绪维新变法失败后，光绪悲惨被囚禁，维新派几乎被扫光，他也被整得跟孙子似的，所以，曾经我对他深表同情。翁老师还是大清名臣，有名的清官。多年位居高层，被罢黜返乡时，竟基本上不名一文，落到靠学生故旧接济才能过活的境地。长期管着那么多官员的考评推荐，掌着户部财政大权，竟能做到不贪不占、两袖清风，69岁被赶回家，到终也没犯类似“59岁现象”的错误，就凭这个，也值得我辈敬仰。

但事实证明，我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全面地辩证地去看一个人。他的局限性，他的复杂性。

就是这位翁老师，在接任户部尚书时，对北洋水师经费能减则减，能扣就扣，实在不能扣也得拖一拖。户部奏请停购外洋船炮的奏章，实际上就出自翁老师之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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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887年，武陟沁河、郑州黄河先后漫堤决口（“八月，决郑州，夺溜由贾鲁河入淮，直注洪泽湖”），急需银子去堵“口子”。御史周天霖、李士锟先后奏请设立郑州河防工程的例捐（“先后请开郑工例以济要工”）。但户部会议上报的结果，是开了郑工捐，但停海防捐。

户部尚书翁同龢是怎么主持的工作呢？

起初，部分官员建议不必去管黄河决口，而乘机让黄河重走老河道（“议者多言不必塞，宜乘此复故道”），让它随便流吧，省钱又省事。户部尚书翁同龢、工部尚书潘祖廕一起上奏，直陈不可，强烈建议封堵缺口。等真正把堵口子的人派出去了，钱又出现“口子”了（“时工赈需款钜且急”）。翁同龢光知道凑热闹了，忘了人家工部尚书只管报工程、找施工队，他却要负责找钱了。

然后，户部就上报了一个筹款的办法（“户部条上筹款六事”），这六项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停购军械船只机器。这等于是断了水师的装备更换之道。还有一条，裁防营长夫（防营本为各省驻守之兵，前以绿营、后以淮军为主，长夫则是清军长期雇佣的担任后勤的人员），都是动李鸿章的“奶酪”。

在翁同龢眼里（或者单纯是在他的理由里），军械存积已经够多了。按照他的意见，大清的（或者说是洋务派手里的）船厂、枪械厂每年耗费上百万两白银，就应该自己生产。

虽然，“议上，诏裁长夫、捐盐商及预徵税银，馀不允”，朝廷否决了停购军械船只机器的建议。

但是，户部到底还是借着开郑工捐，停止了海防捐。

前边说过，海防捐是各省每年上交的特殊捐税，是大清水师拨款的补充，专门用于北洋舰队建设，甚至比拨款还要可靠一点，所以至关重要。北洋水师还未成军，这项常年经费却没了着落。直到三年后，为筹办海军，才停止郑工捐，开海防新捐。

实际上，这三年内，所有沿海沿江各省确实一律停止了向外洋购买枪炮船械。

为啥？太后、皇上不是回了翁尚书的建议吗？

是，但银子还是没办法。我翻到的情况是：翁大人对海军催促拨款，不说不给，就是说“等等”，今年等到明年，明年的可能等到后年，就是拖欠，也给不到足额。

没办法，只好改由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等处自行制造，采用“国产货”了。

技术上就差强人意了。

翁同龢这几手，基本上让北洋水师在正式成军后，马上就陷入无法更新装备的境地。

而在河工结束后不久，翁同龢再次故技重施。

1891年5月，户部上书，称“因部库空虚，海疆无事，奏明将南北洋购买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藉资弥补”。于是奉旨：“是月起，停购外洋船炮二年。”

好一个“部库空虚，海疆无事”，多么充分合理的理由，这次可是一下子就把太后、皇上说动了。

这就是前边所讲的，李鸿章等来的通知，也是前边所写的，清史记载的“十七年（1891年）四月，户部请停购外洋枪砲船只机器二年，以所节价银解部充饷”一事。

无可质疑，清史记得清楚明白。

海防新捐，重开又能怎么的？这次真的是有钱也不让外购了。

北洋水师再次陷入无法外购的境地。据说，李鸿章当时正在向外国订购一艘快船，结果被日本买去。

整整7年。北洋水师没能外购一条新战舰，一门新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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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禁令人深思，翁同龢在这件事情上绝对脱不了干系。这老先生再缺钱花，为什么偏偏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盯着船炮经费？

如果这证据还不够“铁”，那么两则事可以佐证。

一是甲午战争爆发，翁同龢作为军机大臣，还到天津视察军舰战备情况，李鸿章怒目以视，质问：“你自己就掌管财政，平时请示拨款都是被你否决，现在问军舰，你说军舰可顶事吗？”（“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时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

一般人被这么抢白，应该无话可说了，但翁同龢有话说。曰：“我为国家节省支出，是尽自己的职。如果我办的不对，为什么不再上报请示？”

这简直是耍流氓的腔调嘛！

二是1894年10月，户部对北洋未购军舰的“完美”解释是：奏明停购军舰两年，是1891年的事，已经解禁两年了，一些省份也购了枪炮，北洋没有购，却不知什么原因。

话外之音，责任还是在北洋自身。

这已经不是耍流氓的层次了！是“流氓懂文化”的高度！

这就是翁同龢老先生“正大光明”干的事。

对，我也仔细查证了一番，有记载，买船是买了。1894年月，“（光绪）二十年，订购英国砲舰一艘，命名福安。”这是甲午战争打响的当年！

也有记载，解禁以后，南洋确实也定购了外舰，但是，直到1895年，“二十一年冬，南洋订购之辰、宿、列、张四雷艇来华。飞霆、飞鹰二驱逐舰在英、德厂造成。”这年冬天——甲午战争已经结束，南洋定购的鱼雷艇刚驶回大清，而两艘大的驱逐舰才刚刚造成！

买船不是逛超市，也不能是逛二手货市场，都有现货。造铁舰，可不是纸糊个风筝，一天半日就行了的。

你去年前年订，今年能用上，就算不错了。

真叫人攥紧铁拳、咬紧钢牙，现在到来，于前事何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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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不把公家的银子往自己兜里装，是清廉；按照开支项目用钱，不挪借乱花，是公道；维护国家强盛，是职责；能不能把银子用到刀刃上，花在急需的地方，是智慧。（对现代人讲，除了搞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事业，科研技术发展等等，还可以使用财政补贴等作用，发挥财政支出在市场经济上的杠杆作用。）

当权者在政治架构中的位置，个人学识修养、成长经历所造就的思想意识、学术观点，乃至性格喜好，无一不是决定其决策和行为走向的关键性因素。在一个权力往上集中、各级各部门都是个人说了算的封建制度下，有时候，当权者个人一个念头能成事，也可能会坏事。

特别是，判断银子怎么花才好，凭借的只剩下了“智慧”——精于政治斗争和人情世故的另类智慧的时候。

那么我们应该再来仔细琢磨，翁老师为啥对水师，对海军如此苛刻？

因为，皇帝家知道的道理，翁老师一样：捏住各支军队的钱袋子，筹拨饷银公费，就是捏住他们的“撒手锏”。

这样做又是因为，他是清流派领袖，是慈禧一度宠信的大臣，但他更是帝党的头儿。

作为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一甲第一名进士，也就是状元出身的学者型官员，翁老师与李鸿章这些“公务员考试”成绩没自己高，与左宗棠、曾国荃这些甚至都没通过考试的官员们不同。加上他们是借镇压内乱起步、走到封疆大吏位置的，可能属于走的道不同，也就谋不到一起。加上文人统兵，好像比单纯的武将还难斗，让人戒心更重。

虽然瓮老师大多时间都是在两朝皇帝的书房教书，在朝廷内行走、提建议拿决策，但好象没怎么佩服人家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善于处理社会安定问题等优点，也没有对他们的经国治世的能力水平表示出相当的认可和信任。

这都是一方之见，也算互有成见吧，人家还不一定瞧得上他老翁呢。

不过，要说翁同龢迂腐，只知孔孟之道，似乎也不对。他在对光绪帝教授《四书》、《五经》等0多门有关封建伦理道德课程的同时，还讲授有关中外史地、洋务运动和早期改良主义者著作方面的课程，结合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外交事件，充分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据说这些对光绪帝后来发动维新变法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么说的话，他还是洋务运动的理解支持者，甚至思想上比洋务派走得更远。

历史上的清流派，虽然对办洋务之人“清议”最多，但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也是对人不对事，对洋务运动的成效并没有持全面否定态度，清流派一大主将——张佩纶，还是李鸿章办洋务，特别是建海军的第一谋士。由此推断，说“翁同龢是清流派领袖”是绝对正确的，但还不至于因李鸿章办洋务而和他势成水火。

以上原因都不是关键的话，那就只有更重要的——权力。

可以理解，以前辛辛苦苦培养的学生同治，刚刚出师，据说得了种“不明不白”（不好明说）的“皮肤病”（路边电线杆上的小广告常有这类信息），“龙驭宾天”了。这次辛辛苦苦培养的学生光绪已经成人，就要亲政，翁老师除了倾心传授毕生所学，也将中兴希望全部寄托在这个学生身上。

那就尽一切力量，包括培养一帮人，保证光绪能够坐稳宝座。在政治斗争的血雨腥风中，这是不能不做、不能不预先筹划的大计。于是我们看到，太后三度亲点、两任的帝师，已经成为帝党的头领。

于是，我们就能理解三者之间的关系：帝党头目翁同龢——后党支柱李鸿章——淮军，海军。

削除李鸿章权柄，就是弱化太后势力，而牵制海军，就是打击李鸿章。

海军呢，外敌呢……权力斗争就是这样，冷酷而直接，只问自己的目标，一切形势均可利用。

所以这位翁老师，心理实在是有些阴暗。一直以来，你可以忌惮李大人的权势太可怕，但不能怀疑李大人的事情才对大清有补益。如果大清败了，你的学生还能到哪里去当皇帝？

你赞成的我就要反对，你想干的我就让你干不成。这已是判断的唯一标准，办事的唯一规则。

也许他到最后还认为这样做的是对的，是对朝廷、对国家负责呢——我心光明正大，日明可鉴，天理昭昭，唯有公心，不存私怨……

个人的名节，个人的政见，都大得过大清的安危，民族的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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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感到自己在接近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北洋海军，一直在夹缝里艰难地生存。

这或许也是停购军舰的最终答案。

我曾经无法理解慈禧一个老娘们，竟然能让一帮大臣服服贴贴，玩弄于股掌之上，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执掌朝廷几十年，也祸害中国几十年。当然我是站在现代人的角度片面认识，才有的无法理解。

中国的皇上既有实权，也是一个象征，一帮子地主的头、全国最大的地主，执政集团就需要这么个象征。按中国的传统，大臣的意见也要皇上扣个章、下个文，才能发布出去。几千年都是这样传承的，否则就名不正言不顺。皇上就是个代表嘛，公司董事长，摆也要摆上位置，一切事都有了正统性。能从皇族中选一个穿开裆裤的孩子当皇上，历朝历代这种事都没少出现。反正是有了正统性，才好办。

所以象曹操这样的强人敢“挟天子以令诸候”，却至死不敢称帝；所以象曾国藩这样的“大哥”也“削兵自保”，仔细掂量着在保持权力与不引起朝廷震动之间寻求平衡。

咱中国这一点和日本不同。我见过所有的资料都说明一个事实，日本天皇多数时候没有实权，就是个象征，单纯的象征，吃穿都供不上的时候都有。他自己都承认“政权归于武家”，将军幕府长时间不鸟他，发通知都不需要他扣章。不管大臣掌权，还是幕府掌权，日本权力移位时，除了底下一群人之间比谁更强、更狠，没人打算换天皇，因为不需要、没必要。这也是天皇保持“万世一系”的根本原因。

种种原因吧，自从慈禧拉上恭亲王弈，以雷霆之势，扫除了执政的“八大臣”，另一个集团便登台了。

不能否认，慈禧确实是个弄权的天才，一帮子清朝大臣们围着慈禧这个老妇人转了几十年，却又更象是攀附在这个集团大树上的藤萝，相互遮护的，是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共同利益而已。

李鸿章莫能外之。身处朝廷之外，更要小心保持“土底下”和庙堂之上根子上的共生。

靠她，不一定成事；离开她，绝对能让你坏事。

谁肯拿北洋海军的急需忤慈禧之威，丢了顶戴、前程，坏了整体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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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虽说是出过洋、见过世面的，但不能说有了世界眼光、有了现代民主意识，他就能“改道”。虽然他访问德国，专门就内政改革与“铁血宰相”俾斯麦有过交流，也在天津与到访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就维新一事有过问答，但恐怕只是叹服，断不敢生出制宪、分权、宰相内阁掌权的非分之想。特别是对于皇权的染指，是谁也不敢妄为的僭越行为。这是时代的局限，也是中国国情的限制。

所以，曾国藩没有拥兵自重，李鸿章也没有。

甚至李鸿章更甚于曾国藩，或许他十分想强化手中的北洋，借以强化自己的地位，但又不能不保持一个微妙的平衡。

这一点，李鸿章成功做到了。至少在外观上，不管从哪个方面讲，他也简直称得上是兢兢业业为皇家的典范。

这就是他和一大批晚清重臣的共同特征：对清廷忠心不二，胸怀富国强军的抱负，与命运奋起抗争——对外与战斗，对内还要与政敌回旋——最后，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不得不承受大清一败再败的结局，并承担身后的滚滚骂名。

这是一代名臣们改变不了、抗争不过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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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海军在权力网的“结点”上，被相互拉扯。又在平衡的需要下，受到挤压。

他的实际的统帅有时也无能为力。

恰如李鸿章自己对翁同龢说的：朝廷怀疑我有异心，朝中官员参我贪污，我再喋喋不休要银子，今日还有我李鸿章吗？（“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大清朝廷不给银子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也不再投钱给海军（是怕）。北洋有一大把银子，却没有再添到海军中去。

有人讲北洋海军境况是：不差钱的大清，差钱的海军。

这是可以认定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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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日本。

前边我们讨论过在中国开始建水师的时候，日本干了些什么，两国都想强国，强军。这段时间他们又干了什么？

现在可以两相对比：

起始——中国搞洋务，日本搞维新。

目前——中国在造园子，日本在造船。

大清倾全国之力，不惜挪用海军经费造园子；天皇带头节省宫内用度，全国勒紧裤腰带造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