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就看谁更能支持。
台湾军民军械不精，缺饷少弹，苦苦支撑。那头日本人也经受着后勤不足，人员不足的折磨，困难远超预想。
日军遇上了第三个麻烦，一位老对手，如影随形，让鬼子苦不堪言——疾病。
日军跨这么大纬度南下，一个多月的作战，因不适应台湾气候、水土不服而患病增多，又死了1108个。[宗泽亚《清日战争》]
虽然日军对医疗救护相当重视，有远优于清军的医疗体系，资料显示：军队在编制上配有卫生队或是野战病院，且兵站所中也配有相关医疗人员，协助相关的救护活动。在派遣来台湾的近卫师团第一批部队，就层层编配卫生队、第一野战医院、及兵站部（当中部份为卫生预备员、卫生预备厂、患者输送部等），之后第二批运送的部队中，又加入第二野场病院等，都是作为伤病士兵的治疗及后送负伤者等任务。[《日本赤十字社台湾支部初期之研究》引自《攻台战纪：日清战史——台湾篇》]
不过，由于当时台湾的陆上交通状况相当不便，再加上战场形势复杂激烈，日军往往并不能轻易地安排这些救护机构。再者，疾病的侵袭也常使军队士兵，甚至医疗人员自身都陷于死亡的边缘。就是说，军医也会病死，即使日军部队已经十分注意减少他们的战场伤亡。
超过想象的医疗需求，军队医生已经不够用。日本不得不征召大批的医疗人员，日本“赤十字社”（红十字会）也跟着进入台湾战地，救护日本伤病员。
一边侵入别的国家杀人，一边自己的红十字会还跟着进去救人，怎么看怎么觉得悖谬。是这样的吗？
当然不是。这个“赤十字社”仅套用一个名字好显得“文明”一点而已，不是什么无差别地实行人道主义救援的组织，而是完全类似于军队医院性质。日军有关对日本赤十字社救护员的使用，就规定“赤十字社就医员、药剂员、看护员、及医疗相关物品等进行准备，并依野战卫生长官的指挥提供使用之；就进行活动的地域上，包含兵站所管内的病院、患者集合所及内地（日本）的预备病院中。”
当时日本赤十字社担任战地救护活动者，称之为“救护员”，主要分为“医员”、“看护人”、“输送人”、“看护妇”等四类，并且当时医员（医生）及输送人多由军医及陆军的步兵来充任。[《日本赤十字社台湾支部初期之研究》]
现役军人充当赤十字社的主干，说到底，还是军队。
如果统计时加上这些人员，那侵入台湾的日军，还有前边与清军作战的日军，到底总数是多少？
这些明的暗的措施，包括掩人耳目、做给“文明世界”看的幌子，一样挽救不了该死的鬼子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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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本政府，还有“日本人民”能承受这些代价，疯子一样不惜代价地侵占别人的土地。
集中于新竹的日本近卫师团一面派出前哨，加强戒备，一面在积极进行出击前的准备。
北白川盼啊盼，8月8日，从基隆登岸的日军第二师团混成第四旅团，终于在伏见贞爱亲王的率领下进入台北城。
这样一来，新竹的近卫师团已完全解除了后顾之忧。
就在8日这一天，近卫师团立刻全部出动，对台中地区发动了新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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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北部完全失陷，形势立刻恶化，彼时起，台中开始直接面对鬼子的兵锋。
台中的局势，直接决定台南的安危，台南也已经感受到了越来越强的压力。在此形势下，台中与台南的联合已经到了不得不实行的地步。
对此最忧心的是台南的刘永福。
甲申年中法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抗法名将、黑旗军首领刘永福。
1885年，刘永福终于下决心率三千黑旗军由安南（越南）撤回国。
这期间，其实朝廷还是很在意刘永福的贡献，并考虑到法国进占越南涉及到黑旗军特别是刘永福的安危，谕示岑毓英等大臣征求他的意见（估计更多是做说项），因为刘永福还受封于越南。但归国，也许是他当时情况下的最好选择。刘永福因功被朝廷授记名提督简放，顶戴花翎，回国后又被赐予“伊伯德恩巴图鲁”名号和“三代一品封典”的恩赏，1886年授南澳镇总兵。
很多人说，这不过是给这位曾经的“反贼”头领一个官职养着他。朝廷千方百计拉拢劝诱这支被“招安”的军队回国，十年内，一再裁撤，最后只剩00余名老兵，著名战将亦多星散，一支英雄劲旅被清朝政府无形之手摧残殆尽。
实际上，战时募勇扩军，大战之后裁军，是大清的一个通行做法。面临裁撤的何止是一支部队，再说按清朝兵制惯例，多数总兵也是这种情况，不可能在平时拥有大量部队。
战争造成的巨大财政负担也使地方大员们饱受重压，中法战争刚刚平静，岑毓英地方督抚就急急地建议裁撤勇营，被朝廷申斥。“惟条目尚未议定，事变殊难豫度，越南地方未靖，尤易横生枝节。各路防军断不可因有可和之机，稍形松懈。仍著岑毓英严督各营，择要驻扎，认真操练，以备不虞。”并特别指示，“所有裁并勇营，著照所议办理，务期汰弱留强，以资得力。刘永福一军，前经打仗著绩，不无微劳。此时该军退扎大滩保胜一带，著该督妥为拊循，并详察该军现在勇数若干，若何安置之处，妥筹具奏。”[《清实录》]
因此，遵照汰弱留强原则，和对黑旗军功劳的考量，还是进行了奖励和妥为安排。特别是张之洞十分看重，为保留这支作战力量，也给予了相当加强。
但黑旗军连年征战，已是牺牲很大，大量老弱伤残需要安置，回国时旧部止有五百强兵，还是张之洞从拟裁撤的奥勇之中挑选精壮，给补齐了000人。
可是，十年之内，整个国家文恬武嬉，黑旗军亦所难免再度凋零。
1894年中日战争即将爆发，台湾孤危，朝廷急需知兵之将，于是又想起了他，“六月丁卯（7月4日），命南澳镇总兵刘永福赴台湾。”[《清史稿》]
刘永福受命援台，前赴危区。
“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花甲之年又蒙召，一股再赴沙场、为国杀敌的豪情肯定充塞了这位老将的胸膛。
但，别看是奉王命干正事，刘永福从开始便备受种种掣肘。
据说渡台前，他要求闽、粤总督准其回粤西、桂南招集旧部，重建黑旗军。但被婉言拒绝了。
究其原因，也是一声叹息……这还了得，按封建官僚们的逻辑，被招安了也是“贼配军”。你那些骁勇能战的部下，最好还是老死田间吧。就是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总督们也深谙朝廷防内甚于防外的心思，谁也不敢做主，没人接这个茬。于是刘永福的要求被阻，而且连钱粮也不给，按规矩，你去台湾，军费该找台湾巡抚要。
悲愤之下，刘永福还上书朝廷，痛陈“当此之时，既无粮钠，何能招军？言至于此，不禁痛哭！此皆福平日有统军之名，无统军之实。”（刘水福《乞总署代奏下忱书》）其实，让他成了空衔将军、光杆司令的正是那个满清朝廷。
所以，朝廷只是一再催他起快起行，而只答应暂时先招募部分新兵。
尽管困难重重，但刘永福守台心切，想尽办法立即就地补足四营人，后又续招两营，于8月1日成军（这一天，中日双方宣战），9月日在汕头乘轮东渡。
这一去，别说招旧部，连回粤招募新勇的机会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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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朝廷的意思，刘永福是和唐景崧一起辅佐巡抚，从军事上加强台湾防卫的。但一到台湾，他就被巡抚邵友濂奏请部署在台南，直到唐景崧当了代理巡抚，直到日军登陆台岛。
个中原因正史中概无所提及，但刘永福确实卷入了一桩“公案”。
朝中官员鸟嘴一天也不闲着，战事渐紧，一封“台浙两省防务紧要，抚臣均难胜任”的奏折又摆上了皇帝案头，其中说到唐景崧一向不太服从邵友濂，刚刚署理台湾巡抚，便开始整人了。“据称台湾现署抚臣唐景崧与邵友濂素不相能，甫接署任，即欲将邵友濂所派各军统领全行更换。”并担心倘若抚将之间不和，何谈制敌，“傥与杨岐珍、刘永福不能和衷，安能制敌。”[《清实录》]
抚臣将军不和，已有风声。而主要问题，又出在唐景崧身上。
这事，查也只能得到个含混的结论了事。再说，一个是福建水师提督，一个是提督衔总兵，都是朝廷派来守卫台湾的，岂是说撤换就撤换的了？
但唐景崧对刘永福到底是何种态度呢？
估计，虽然在越南也曾共过事，但如何才能共成事，昔日情况下，怕是有些委屈成分。唐景崧应该了解刘永福，敢战的将军必然有很强的个性，自己的那点水平恐怕难以驾驭。
如今时过境迁，唐景崧好赖已是巡抚大员了，无须委屈求全，倒是志得意伸。
甚至还有资料分析，他还很担心刘永福会影响自己这个署理巡抚成为正式的巡抚——当然，这都是因为唐景崧出了“逃跑”这档子事，各种分析就出来了，不管可信度还是实际可能性都不大。
但刘永福没有计较，至少没有公开发生矛盾。接到唐景崧送来的台湾民主国大将军印，立即出布告激励军民共守危疆，并慷慨陈词，不惜丢官和把命搭上，“自问年将六十，万死不辞”，“抗不奉诏，弃职而为”。（《中东战纪本末》卷四）殚精竭虑组织部下认真准备，据《台湾战记》载：“刘永福守台南，尤民望所归。自安平至旗后各港，重重布置，百姓咸恃以无恐。”
台北陷落后，民主国总统跑路，台南绅民商议再立民主国，寄希望于这位老将，想推举刘永福来当大总统。据说一次上书，一次直接进呈大总统印，刘永福都未接受，仍坚持以帮办台湾军务名义主持大局。
刘永福对这个官衔是不以为然的，不如实实在在关注打仗没有便不行的钱粮武器。这可能是为了避免嫌疑，毕竟这个总统不是随便称呼的，而且为了防止引起内讧，这样做也符合自己“客军”的身份，尽管巡抚已经没了。
从这些表现来看，刘永福其实是顾全大局、考虑事情非常周全的武将。
于是军民又推举刘永福为军统，台南总兵杨泅洪为分统，指挥台湾的军事。刘永福也勇于任事，擢选了一批忠勇之士担任黑旗军、镇海军，以及台南义军的统领和管带，尽心组织抗日之事。
另外，他确实也实际上负起了行政责任，主持政事，委任了一批自愿留台的文官，充当府道县的官员，台南成为抗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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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台南地盘上加强海岸守备，刘永福不能不关注全台的战事发展。
抗敌登岛，要么在前期便集中力量，从第一批敌人上岸开始，就将敌人赶下海去。——当然，刘永福的建议，已经被唐总统画上了句号，彻底终结。
如果力量达不到，那么就必须节节抗击，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消耗疲惫敌人，然后抓住机会，集中力量吃掉一股。如此类推。
刘永福感觉时机到了。严格说，是不能再等了。
派军前出，加强台中，当务之急。
其实派出人马增援的事本来是越早越好，人选早就有了——吴彭年和易顺鼎。
吴彭年(1857—1895年)，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还是十八岁的生员时，便工诗文，赋气豪迈，常拿西汉“立功异域，以取封侯”的傅介子和班超两位英雄激励自己，“欲追傅介子、班定远之志。”1895年4月，刚刚当上了县丞，到台北县赴任，便赶上了割让台湾。因为愿内渡，辗转南下滞留在台南，被刘永福请来当了幕僚，掌管地方文卷，并参赞军务。刘永福看出他“韬钤谙熟，胆略过人，甚器重之”。
道员易顺鼎，另一个很值得写一写的人，在新竹失陷后，自南京来到台湾。
易顺鼎（1858－190年）字实甫、实父、中硕，号忏绮斋、眉伽，晚年号哭庵（悲怆！）、一广居士（失意！），龙阳（今湖南汉寿）人，清末官员，但最出名的是文学成就、诗人。据记载易顺鼎应属于神童，5岁能作对，15岁考上县学，便写了一部诗集《眉心室悔存稿》，又属于少年作家之类，有“龙阳才子”之称。光绪元年中举人，但之后考试却不顺利，6次应试落第。到0岁时，以同知候补河南（就是在那等啊等，等着空缺），无奈捐了个道员。后来任三省河图局总办，才以实绩证明了“考试不行，不一定做官办事不行”，搞水利和治河防比较得力，授按察使衔，赏二品顶戴。
这个时候，他来台湾，确实是稀罕事。仔细查来才知道：这是个决心与日本人一战到底的人。
这段时间他的特点就是一直在跑。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易顺鼎就跑去当了刘坤一的幕僚，等于和鬼子打仗了。马关条约签订，他兼程跑到京城，两次上书要求“罢和议，褫权奸，筹战事”，还要和鬼子打仗。上书没起任何作用，愤而投河自尽，被人救起。听闻唐景崧等人成立台湾民主国，准备率军死守，易顺鼎又找到了战斗岗位，别人内渡他要赴台，决心“以只身人虎口，幸则为弦高之犒师，不幸则为鲁连之蹈海。”等他跑到了厦门，唐景崧却跑回来了。然后幸又得知刘永福在台南领导台湾人民坚持战斗，易顺鼎不顾友人和刘坤一力阻，葛衫布履，行李一肩，就跑到台南来了。
跑来跑去，其实就是为了和日本人打仗。
台湾道陈文騄内渡回籍，正好易顺鼎跑来帮忙，刘永福就请他先暂署台湾道。易顺鼎没有接受这个非正式任命（“以未奉朝命辞之”），只提出：“闻倭氛已逼台中，愿统一军往援，兼谋恢复台北。”
刘永福便命易顺鼎统领福军先锋左营、镇海中军副营、道标卫队营，以吴彭年为营务处，准备增援台中。
易、吴二人商酌已定，准备克日挥军北上，开往彰化，会合台中诸军，联络台北各庄义首，进扼大甲溪南，然后传檄台北，共图恢复。
然而此时，台湾府黎景嵩来电，“报言台中寓民尽去，无饷可筹”。[易顺鼎《盾墨拾余》，见《中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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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支援台中，未成行，先留下一桩“官司”。
说，台中绅民早就建议向台南请援了，黎景嵩未答应。
新竹失陷，大家又起来力请，这次刘永福答应了，但说明台南准备两个月粮饷，以后靠台中支付，这下大家又不敢答应了（拟“自备粮饷两个月，以后欲就台中支给，绅富不敢答应”）。
于是就有分析说，黎知府以“无饷可筹”为由，其本意大抵是阻止黑旗军北上。
前边已经提到过，因为一直以来新竹地区战斗互有胜负，黎景嵩是不愿黑旗军来争功。
甚至更有一种猜测，说他“冀旦夕复新竹，即可称台民主(总统)焉。”，“黎府有顾盼自雄之意，尝云新竹破，即欲称为民主(总统)，有轻视刘(永福)之意。”
这简直是高估了黎知府的雄心。
这些猜测仅见于部分书本，也多属事后反推型，未必可靠。
至于“争功”一说，新竹既失，形势大急，还谈什么不愿分功？要说虚词推托，看看台湾府为了供应义军的军饷，掀翻了库底又向富绅借银子，似乎也不是怕出钱的事。
恐怕还是出不起。大家都缺银子缺粮，这确实是实情。台南也没有更多的军饷来源了，也在艰苦支持。
但这些事直接导致了易顺鼎和吴彭年热情虽高，空谋划了一套策略，却一直未能成行。
易顺鼎虽仅统三营，高兴的是终于能领兵打仗了，痛苦的是却军饷无着，于是又甘当重任渡回内地筹饷。等到辛苦筹得饷银5万两，跑到涵江又折回厦门，苦寻回台之路，在清政府的关照和帮助下，台湾却再也登不上去了。
易顺鼎终于没法再跑了。
只能是望洋兴叹，顿足捶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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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在与日军争夺时，台中府县与抗日军内部就已矛盾重重，纠纷不断，还有一桩“官司”出来了：具体细节未记，只知苗栗县知县李烇府库被挖空，又因为筹饷的事与新苗军发生纠纷，攻击吴汤兴“徒博虚名，全无实际”，并请知府收了他的统领关防。吴汤兴备文申辩，“指李烇短处，请派员代换”。黎景嵩左右无法决定，却令苗栗的士绅出来调解。
于是，官员士绅们又再次请求台南支援和请帮办军务出面协调处理矛盾。这两件事，一块报给了刘永福。
刘永福答应，等派吴彭年到台湾府地，查明情节后核办。
就这样，直至7月中旬，为调和苗栗县和新苗军的矛盾，刘永福才决心派黑旗军北上，以吴彭年为统领，副将李维义为副统领，带队赴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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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吴彭年抵达彰化，台中人民欢呼雀跃，阖城出迎，都感到恢复有望，士气为之一振。
然而，吴彭年所统黑旗北援军只有七百人，实质性帮助不大。
而且，“副统领李维义职居副将，官阶甚高，降之为副，心怀不平。”（《台湾通史》记其为总兵衔），这位几种官方正史资料中都未提及的人物，这个时候还要争个头高头低，也根本没把吴彭年当回事。
所以，吴彭年等人的到来，初时并未能明显改变局面，台中的矛盾仍然存在，还酝酿着新的矛盾。
台中军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再反击新竹，至遭遇日军大举反击之时，黎景嵩认清了形势，也谈不上“争功”了，不得不借重黑旗军。
但他开始看上的是副将李维义，撤掉杨载云，让李维义来担任新楚军统领。李维义当然一百个应允，还带走了黑旗兵三百余人。
前边就说到黎知府排斥台南分功，此时又有人分析，这一套动作纯属“又欲赖黑旗之威以克敌，故将吴彭年副带李维义诱为新楚军统领，以接杨载云之任”。[《甲午战争史》引吴德功《让台记》]
趁机拉拢李维义进自己的“山头”，更显示“黎府有顾盼自雄之意”，而“欲称为民主(总统)”，这下可是坐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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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遗憾，苗栗县与新苗军的矛盾没解决，吴汤兴仍然没饷备军械、募义兵。屡挫敌锋的得力将领竟被无端撤职，又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杨载云本是一位智勇双全的战将，两月间出战十余次，即使因为反攻新竹失利，也不该随意换将。
“杨统领之名大震于中路，敌人闻之，皆有惧心。”[《台海思痛录》]这个记载虽稍有夸张，但能体会到杨载云对台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新楚军的支柱作用。而这句恰恰出于撤换他的黎知府之手，时为台湾失去多年之后。这又代表着黎景嵩的何种感情在里边呢？
而换上来的李维义，从他的种表现，只能说也是个争权夺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
本来大敌压境，该团结一心筹划战守，台湾府这边内部却自己分化瓦解，战局的发展也就更不容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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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准备的日军很快便主动发起了台湾中部战役。
8月8日拂晓，日军近卫师团兵分三路出新竹：
右翼队，由山根信成少将率领，包括步兵第二联队加山炮、机关炮中队等，沿海岸大道，攻向虎头山。
左翼队，由内藤正明大佐率领，包括步兵第四联队(缺一个大队)加野炮、机关炮中队等，沿山路进攻鸡卵面山。
预备队，由川村景明少将率领，包括三个步兵中队和机关炮一队，在左右两翼之间一同前进。
海军派出吉野、秋津洲二舰，向这些山头猛轰，支援第一师团作战。
防守的义军警戒仅数百人，在猛烈的炮火下无法支持，向南撤退。日军左右两翼随后追击，分别进至达香山以东高地，尖笔山前面高地。
义军重兵防守的尖笔山高地暴露在日军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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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笔山北距新竹城二十余里，其间山岭连绵，沟壑交错。此山“虽不如直立尖笔之险峻，然峰峦起伏，宜守不宜攻”。
新楚军已编为七营，即陈澄波的仁字营、廖清轩的楚军左营、蒋为先的劲勇前营、杨孝思的劲勇炮队营、梁鹏翊的劲勇卫队营、梁国桢的劲勇副前营和郑以金的栋字营。新苗军原有六营，屡经战斗，人员多有伤亡，来不及补充。合计两军人数约5000人。
日本近卫师团则有15000余人，用于此次攻击的兵力也有，双方兵力对比悬殊，而且武器装备更是天差地别。
而且，将领的才能和勇气，在关键时刻显出了它的重要作用。
内藤支队一到，便布列炮兵阵地，对尖笔山腰的大埔实行炮击。“炮声在山谷里轰鸣，自山顶望去，炮弹爆炸，火光闪闪，黑烟笼罩着山头。……发射的山炮和野炮，弹弹命中大埔，不久引起火灾，火焰冲天。”[《日清战争实记》]
但日军并未立即攻山，而是准备等三路会合以后，三面合击尖笔山。
9日凌晨时，日军三路攻山，如临大敌，等进入大埔，只见一座空庄，才知道抗日军已于昨夜撤离。
日军这么重视，这么重要的高地，抗日联军却很大重视，轻易弃守，无疑是个极大的失误。要说是李维义不想打阵地战，而准备与日军打运动战，这选择也行啊，可后面的战斗看，联军并没有出现在敌人的翼侧、后方，作战的布置竟恰恰是舍高地而选低地，继续打阵地战。
从这一点上看，抗日联军的战术水平简直降了好几个等级。
8月10日，日军便越过险要的尖笔山，以优势兵力，从四面向新楚军大本营所在地头份街发动了进攻。
李维义终于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既乏运筹帷幄之才，又无临敌拚战之勇”。也回答了为什么刘永福不用他而用吴彭年为主将，而黎知府撤换杨载云用上李维义是多么低级的决定。
主动权全部拱手让人，有利的条件也全部送给了日军，新楚军和新苗军集中在市街，地形不利，数面受敌，劣势全部暴露。
“时日军放开花大炮，子如雨下，铳烟散布，不见人面。”不久，李维义大营先被日本骑兵踏破。李维义也不管全军如何，首先逃脱了。
在日军的优势火力之下，联军抵挡不住，纷纷溃退。
杨载云虽被撤统领之任，仍然奋不顾身誓死拚战，撤退中又主动殿后掩护，不幸身中数弹，带着未能尽驱倭寇的遗恨逝去（“惟杨载云力战，不避铳火。日军前后夹攻，回见大营已破，尤复奋勇为殿，身中数铳而毙。”）
台中抗日军中，又失去了一员干将。本来，他应该也许能够有更大的作为。
这是一位勇者，也是一位忠厚之人。令人叹息的是，他的牺牲不是在豪气干云、意气风发“横扫敌军如卷云”的进攻中，而是葬送在将领无谋的失算中。更可恨的是，这样的事情还一再反复出现。
当然，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也不能稍微削弱杨载云为国献身的光辉。
但令人痛惜的是，自此新楚军锐气尽丧，一蹶不振，台湾府的抗日力量更为削弱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