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地区防务上分两块——北洋，山东。

而北洋负责的威海防御上又分成两块——舰队，岸炮。

威海岸防部队为威海港而存在。他们参与了威海港的建设，修建了炮台，又留驻成为岸炮队和卫队。

1887年（光绪十二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海军衙门会办李鸿章，奏准派绥军、巩军各四营到威海卫，以道员戴宗骞为统领，总兵刘树德、刘超佩任分统。

绥、巩军本是吴大澂在吉林帮助吉林将军练军时编成，后来调至山东，成为北洋系列。

1888年又调派护军两营驻刘公岛，总兵张文宣为统领。这支队伍，原是李鸿章的亲兵营，嫡系中的嫡系。

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北岸的绥军，南岸巩军，刘公岛护军各增募两营。

驻威陆军达到了16营，一万多人。

这一万多人具体任务，还是全部围绕炮台。

而炮台，是护卫海港。与他们当初来到威海建设和守卫炮台时，是同样的任务。

可是，现在最大的威胁来自己陆上，也就是来自炮队和卫队的背后。

炮台守军的行动，应该最围绕舰队，同时考虑自己的具体处境，面临的实际难题。

而舰队呢？

舰队也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无法及时给炮台一个明确的答案——他们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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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实质，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唯有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

“消灭敌人，是为了更好地保存自己。”

这些相互矛盾的原则，哪句对，哪句错？其实都是对的。在这一对辩证的矛盾当中，需要根据情势来判断，选择自己的行动。

是打过去呢，还是防守呢，还是……转身就走（当然不是单纯地跑了不回来了）。而且，我曾说过，进攻中有防守、防御中有进攻这个道理。

现在，大清、北洋，都面临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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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廷到内外臣工意见倒是一致了——保船为要。但是，如何才能保全铁甲舰呢？

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彼此的意见分歧还相当明显。

光绪皇帝自己一度还主张主动出击。

这样考虑的理由嘛，非常符合军事原理：既然倭寇逼近，敌舰队必然会进犯威海军港。不如主动出击，联合海陆击退敌人。海军呢，既断敌退路，这样敌人也就无法靠近威海军港了。

用他在电寄李秉衡的谕旨中所说的，“现在贼踪逼近南岸，其兵船多只，难保不闯入口内，冀逞水陆夹击之诡谋。我海舰虽少，而铁甲坚利，则为彼所无，与其坐守待敌，莫若乘间出击，断贼归路。威海一口，关系海军甚重。”

光绪还激励大家，“在事将弁兵勇，倘能奋力保全，将登岸之贼迅速击退，朝廷破格酬功，即丁汝昌身婴重罪，亦可立予开释。”[《军机处电寄李秉衡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从理论上讲，光绪的方法，绝对是个抓住全局关节点的招法，一招出去，解决两处问题——敌人别说靠近威海口，连岸都上不去，陆上也安全了。

可是……本钱呢？光绪所恃，是敌人畏惧的铁甲舰。

但在北洋海军舰只减少、镇远铁甲舰重伤的情况下，即使“乘间出击”，结局实在是难料。

如果再有完整的六艘主力舰，丁汝昌也敢冲出港去，海上迎击。不求有功，但求堵住朝中那些人的嘴，他也会干。

关键是实力。如果有那个实力，日本人也就不会来了。

既然没这个实力，只能采取守势。

丁汝昌所想的，正是依托岸炮，首先“保护自己”。同时在敌人来攻的时候，还能合力保港，做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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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丁汝昌提出了一个“水陆相依”的策略。

早在1月1日，朝廷命令李鸿章筹措威海的防御，“悉心筹酌，饬令海军诸将妥慎办理”。李鸿章判断，“查倭如犯威，必以陆队由后路上岸抄截，而以兵船游弋口外牵制我师”，采取水陆夹击之势。所以命令丁汝昌考虑“兵轮当如何布置迎击”，做到“水陆相依，庶无疏失……”[《寄刘公岛丁提督刘镇》，《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丁汝昌就抓住了“水陆相依”，与诸将合议，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

一、根据敌我舰队的力量对比，军舰与炮台互相依辅是唯一可行之法。

二、威海与旅顺港口情形相异，水面开阔、回旋余地大。（也特地表明，不会出现皇上担心的“若敌船逼近，困守口内，转致进退不得自由”的情况。）

三、威海后路地阔兵单，全靠后路有大股游击之师，防敌抄袭后路，庶几威防可固。

这个方案，到了李鸿章同意，“海军所拟水陆相依办法，似尚周到。”[《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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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俩人配合默契，真不够地道啊。

丁汝昌的计划中，竟然还管上陆军了，把球踢给陆上，全靠后路的“大股游击之师”。

当然，他也不仅仅是难为李秉衡。李秉衡那点人也不够。

丁汝昌寄希望的，是向皇上要来“大股的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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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保船，丁汝昌皆力反对关于舰队出击的命令，或任何离港的要求。

并且不惜称：若海军一走，陆军心寒……

当然，后来让他突围，他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而另一方面，也因为要依靠岸上防线保船，丁汝昌皆力反对任何削弱岸防力量的方案，希望确保陆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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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威海设防的情况看，尽管北洋舰队力量大为削弱，但日军要想从海上攻入还是极其困难的。威海防御的弱点仍在陆路，而陆上炮台则归陆军指挥。

都是为了守威海，在选择防御方式上，主动出击还是固守炮台？

北洋提督丁汝昌自己困守一隅，当然只能寄希望于岸上火炮的支援掩护。

所以，他不希望戴宗骞主动出击。

恰恰在陆上炮台的防御问题上，丁汝昌与威海陆军主将戴宗骞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

针对如何防御日军从陆路进攻威海，戴宗骞有自己的理解，提出了“御敌于境外”之策。

就是说，不能困守在炮台内，而应该出去，甚至到海边迎击登陆的敌人。

他认为：御敌于境外，还能以战为守，如果就这样纵敌深入腹地，那敌人一股锐气地围攻，我却被动困守，与其束手待毙，何如先发制人？

他还准备将威海陆上防务一并交给丁汝昌兼管，自己亲自带队出去迎敌。

戴宗骞“御故于境外”之策并非不好，但抽调主力去打游击，后路炮台，却是非常冒险的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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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丁汝昌当然理解前出迎敌，或许更能把握主动权。但兵力有限，却是最大的担忧。

所以丁汝昌坚持“游击之师不得不仰仗抚军”，并对挑选精锐，以备亲率出击的戴宗骞加以劝说：尊意万一倭寇登岸，便亲率精兵迎击，倒是能机动防御，得时得势。只是兵力单薄，你一走后路空虚。委以鄙人照料，我临战在海上分调船艇，都恐怕照应不过来，岂有余力指挥岸上战斗事宜？请念在威海陆路关系全局，全靠兄弟的份上，还要同心同德，合力固守。[参见《甲午战争史》引《丁汝昌致戴宗骞书》]

李鸿章也不同意戴宗骞率队远出。告诫戴宗骞牢记湾旅的教训，如果迎击失败，部队败逃，炮台必定失守，就会重蹈大连、旅顺的覆辙。所以严令“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寄威海丁提督戴道刘镇张镇》，《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但是，戴宗骞仍不愿改变主张。

丁汝昌又给李鸿章发电报，表明自己的顾虑，称：按照“戴道意，敌无论何处登岸，以抽绥巩军队驰往剿捕为重”，只是万一不支，后路炮垒若再有失，被敌人所用，那么各军舰就难保了。

但戴宗骞也是有自己的见解，既然说到湾旅教训，他却敏锐地看出，炮台失守，则港口不保，倒是实情。但炮台失守，恰恰是因为困守炮台、不远去迎击所造成的，此前大连湾、旅顺的教训就在这里，“鉴于大连湾守兵不并力陆援，旅顺诸军不据南关岭而株守营墙，均以失事……”，所以戴宗骞仍要求李中堂俯采自己的意见，让自己因地审势，在战守上既布署好炮台，也要把住外围的险要，“虽布近局，仍扼外险，宁力战图存，勿坐以待困”[据《戴道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事实上，我看到戴宗骞，脑子里又浮现出另一员战将——徐邦道。他的这种看法，与当初徐邦道的看法几乎一致。

而事后判断，出去迎击，它的价值不在于一定能立刻反败为胜，而在于，或许拖住敌人，迟滞敌人，用牺牲迎来一个战场转机。

相比之下，更高层的认识上，却缺乏一个变化的、动态地看问题的视角，既没有动员山东清军全部实行这一办法，大举迎击，也没有为戴宗骞出击带来的威海空虚找到办法，以提供支持。

按说前方将领能提出一个建议，哪怕有冒险的地方，只要可行，作为上级，就不能认直吸取，大胆支持，并为之弥补漏洞、创造条件吗？

单盯着这些方案的优缺点，反复比较，难以取舍，试问，世上有多少方案能是完美无缺的呢？

反观对面的日军，在这方面，却几乎都是我说的这种方式——大本营也好，上级也好，很少有截然断然地反对，而是让前方将领尽情挥洒。出彩的似乎不是大本营，而更多的是前线指挥官。

所以可惜，戴宗骞的处境和当初的徐邦道也是一样的。

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李鸿章的态度有所改变。

但事实看来更主要的还是在丁、戴二将关于威海防御之策的争论中，调和一下罢了。所以，只同意他派三个营到前路抵御。并称山东军还有三个营作为游击，“东军、戴道三营均打游击，只要真打，可牵贼势。”

这种折中式的处理办法，以山东陆军，加上戴道三营，区区六营之众怎么能“牵贼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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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宗骞在自己的防御策略的施行上，受到丁汝昌牵制，而在炮台布防问题上，丁汝昌没有答应代为照应，却还时常插手，二人又在这上面闹起了矛盾。

威海后路炮台，如两臂环抱海港，分别称为南帮炮台、北帮炮台。

深谙陆战之道，又有旅顺的教训在前，所以更加留意之下，丁汝昌已经发现威海南帮炮台的布防存在严重问题，不但只注重了对海攻能，而对后射击能力弱，而且自身防护上，也有重大缺陷。

特别是有一座龙庙嘴炮台，被隔在用作护卫的长墙外，也不在山头上，最容易被抄后路。所以，他与南帮炮台守将刘超佩约好，“水陆共护此台，倘万不得已，拆卸炮栓、钢圈底，归鹿角嘴炮台，免致为敌所用”[《丁提督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当日军行将迫近威海时，丁汝昌见情况危急，又“挑奋勇安插其中，暗备急时毁炮”[《丁提督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从电报和一些史料推断，丁汝昌所挑“奋勇”，一定是从舰队水兵中挑选的，“自己人”的观感强烈，而安插在炮台上的作用，是准备危急时，把炮炸掉，防止被敌人夺走。

戴与丁汝昌的矛盾，无非是观念方法之争。丁根本无力左右，就使出这么一招，戴宗骞前脚一走，丁汝昌还派人准备先将炮台备用的钢底、钢圈等大炮零部件收走，存放到刘公岛上。

在任何人看来，这明显都是一种极为不信任的表现。

而且这些动作，事先并未跟戴宗骞商量，好似故意瞒着他，这让他大为恼火。

这有点意气之争。本来戴宗骞就清楚各炮台在山顶，而兵舍弹药库在炮台背面山坡，有不利于防守的弱点，才提出前出迎敌的。这一闹，他又向李鸿章打报告，又是与丁汝昌、刘超佩争论，表示了自己的不满情绪，以“宪谕特言台炮能回打，龙庙嘴台亦能回打，因甚轻弃？”强烈反对拿走炮台的东西。甚至还讥讽“威海还未见敌影子，就吓成这样！半年来，淮军所至纷纷披靡，又何足为怪！”[据《寄丁提督刘镇》，《李文忠公全集电稿》]攻击丁汝昌，“禹(廷)如此胆识，焉得不弹？”

大敌当前，而海陆主将交恶，一场官司又打到李鸿章面前，这轮到李大人大为恼火了，更加以严斥：“吾令戴与丁面商妥办，乃来电负气争胜，毫无和衷筹商万全之意，殊失厚望！吾为汝等忧之，恐复蹈旅顺覆辙，只有与汝等拚老命而已！”[《寄威海丁提督戴道等》，《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都把李老大人逼到这个份上了，也真是不够意思。

不过李大人虽然照顾戴宗骞有守炮台的责任，觉得丁汝昌方式上有些不妥，但还是认为丁汝昌的意见有道理，又叮嘱戴宗骞加以考虑，提前预备。

然而，是非难靠嘴辩清，实战中，却见真理还是缪误。事情果然不幸如丁汝昌所料，龙庙嘴炮台最先被敌占领，并为敌所用。炮台没有及时炸毁，钢底、钢圈也未及卸下，使海军及岛内炮台均受威胁。

无奈，为时已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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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系军队内部在威海防守策略上出现的这场争论，凭心而论也是正常的辩论，李、丁的意见，实际上也是出于无奈。而戴宗骞主动出击的方略，实属可嘉，但兵力单薄，以一两支小部队出去游击，估计也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至于说威海海陆主将不和，不能和衷协商，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成为导致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却觉得有些言重了。

山东之败，威海之败，根本上还在于大清的战略不对和筹划组织不力上。

不过，单就北洋一隅来说，综观近代以来各国海军的常规做法，以一名主将统领岸防和海军，是更为有效的方法，更符合军事学原则，也符合领导学、管理学的原理。

战后，有海军将领总结教训，认为应该使“沿海各带炮台，水雷营等处，须归海军提督节制，作为一气，不啻唇齿相依。”[《曹嘉祥、饶鸣衢呈文》，《盛档．甲午中日战争》]却是一个鲜血换来的极为深刻的见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