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援朝鲜，旅顺薄弱失守；山东援旅顺、辽东，山东又面临危险。
当然，原指望增援辽东能痛歼敌人，或拖住辽东的日军，没想到自己被拖住了。
现在可以理解，李秉衡的处境——他担心的事演变成了事实，终于发生了：
山东增援辽东，可却没人来增援山东。
求爷告奶，却打动不了朝廷，迟迟得不到增援，等日本人占领了辽东半岛，再腾出手来，打向山东半岛，可就一切都晚了，没人来救李秉衡了。中的日本人这一招，就叫各个击破，不知道李秉衡现在想想，会不会后悔？
对他来讲，这真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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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衡(180—1900年)，字鉴堂，奉天庄河（现大连庄河）人，祖籍山东福山。早年捐了个县丞，历任署理直隶完县，枣强县知县、蔚州知州、永平府知府。由捐官出仕而升至督抚，这种凤毛麟角的现象，说明他绝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查阅资料，记载中比较醒目的，是他为官廉正，有“北直廉吏第一”[《清史稿列传》]之称。在所任上，不乏兴利除弊，赈灾救恤的事迹。曾被朝廷委办安州水灾，一切工作都是绝对的身体力行，“不假手胥吏，户口必亲查，票必亲填，日历风霜冰雪，每夜归，膝至足皆肿”[《清史稿列传》]。不管是给朝廷办工程，还是主政一方，他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自己不贪钱，所以也能给朝廷省钱——不虚报不冒领，还能把住关口，很多时候还要自己想办法筹钱。所以，李秉衡升任四川总督，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给出的理由之一就是，每年能给国家省下100多万两银子。
再就是，有一定的战功。中法战争爆发后，以臬司护理广西巡抚，实际上负责了后勤保障工作，对各军一视同仁（不象国军一样供给也要分出系统，有厚有薄），“于客主各军将领苦心调和，粮饷军火不分东局西局，但择其急者便宜应之。”[《甲午战争史》]为清军取得攻克谅山、镇南关大捷做出过突出贡献。
可能也是因为这些军事才能，所以被朝廷倚重，在最需要有人倒霉的时候，委以山东军政大任。
要说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人是个极为古板的人物，顽固得不行。顽固到经常因此而丢官。前边越南、广西大胜，本来有功该升官了，遇上朝廷派人与法国人勘界，李秉衡“与议不合，因乞休”——因为不同意边界划分，辞职不干了。还有一次，就是升任四川总督，正巧此时德国以“巨野教案”为由把军舰开进胶州湾，要占青岛，老李觉得这是自己的事，“土地不可自我而失”，就坚持留下组织跟德国人干仗。但朝廷不打算跟德国人打，这次又是跟朝廷意见不合，李秉衡直接被朝廷免职了。
当然，这其实是为人“直”的表现。
李秉衡的顽固，主要表现在他与洋务派的格格不入。
因为这个原因，也因为后来他得到了清流派张之洞的大力荐举，所以，一般李秉衡被认为是清流派。在甲午战争中的一些所作所为，包括前边讲过的增援辽东上的拖延、对北洋系官员的弹劾，更让他被认为是清流派、帝党。
甚至有人推断，在帝党的谋划中，李秉衡还是不可或缺的人才，按计划，他将是接替李鸿章的人选（前边提到过），而且未来还将是接替翁同龢，成为帝党的领袖的头一个人选。我查了一下，这种推断，似乎仅仅是因为翁同龢对他十分看重，评价到了“文武将才，真伟人”的夸张的高度。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迷雾。李秉衡这位被历史加以此种定论的人物身后，难道没有更多可能吗？
其实这些事发生在一个古板而顽固的人身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仇视北洋也好，欲置丁汝昌、卫汝贵于死地，是因为不察情况，实际也是缘于内心的正义感，认为北洋将领怯战、避战，临阵脱逃，有负朝廷，有负国人，理当该杀。
这位遇外敌必言战的官员，最终也是死于国难。
1900，八国联军攻下天津大沽，担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的李秉蘅率军出战，在杨村（今武清县）兵溃，退至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服毒自尽。
不知此时，他可会理解丁汝昌？
清史评价李秉衡，把他与这一年抵抗外侮的聂士成、寿山、荣光、凤翔等将领并列，赞扬说：“秉衡清忠自矢，受命危难，大节凛然，此不能以成败论也。联军之占津、海也，长驱而入，唯士成阻之；俄兵之侵龙江也，乘隙以进，唯寿山拒之：固知必不能敌，誓以一死报耳。荣光争大沽，凤翔守爱珲，虽已无救於大局，而至死不屈，外人亦为之夺气，何其壮哉！”[《清史稿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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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廷眼中，李秉衡是一个“能战之人”，甲午战争爆发后，朝廷还以山东为畿辅屏障的原因，让安徽巡抚李秉衡和山东巡抚福润互换了一下。
9月11日，李秉衡到任，上来便开始整顿防务，撤换了一大批不称职或渎职的文武官员。
其次，就是亲临沿海重要口岸，用了一个月时间到登州、烟台、威海实地考察，特别是把办公地点搬到烟台，想办法加强烟强威海方向的防务。
但是，条件所限，他所做的事效果上实在有限。
如在烟台，他发现城西沿海有天恒山，城东海岸有绵延十里的沙冈，命令防营在天恒山顶赶修了土炮台，围以后墙，又沿沙冈赶挖长沟，筑避炮的土墙。
炮台修了，炮呢？李秉衡从烟台找到五六千斤的炮数尊，运往山顶安放。把从各地查访出来的五六百斤和千斤广炮，皆排列沙冈之上。
注意，这些找出来的大炮，可不是什么新式克虏伯炮，而是老式铁炮铜炮！面对海上的军舰，也就是壮壮胆吧，撑门面都不好意思说了。
难怪他自己也在奏折中，毫不避讳地讲，“期于毫无把握中力求守御之法”[《奏报驰抵烟台一带筹办海防折》，《李忠节公奏议》]。
就这几门炮，被后来不少人拿来证明李秉衡应付差事，甚至是故意给北洋舰队防务“使绊子”。冤枉吧？自古说别人都是上下嘴唇一合，一件极其容易的事，或者上来一口咬定。但不要忘了人家的困境，如果李秉衡手里有现代化大炮藏着不用，却拿这些老铁炮来充数，也算是这项罪名成立，可实际情形偏偏不是。
可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李秉衡也只有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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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李秉衡的设想，他想干的第三件大事，就是建立“大支游击之师”，以巩固威海后路的防御。
李巡抚早就瞧出，“敌图威海，必先由后路登岸。”[《李秉衡致戴宗骞电》，《山东巡抚衙门档》]他的部将，烟台守将汉中镇总兵孙金彪也认为“威海既为水师根本，舰攻不利，或以陆队潜渡汊港，从后抄袭，则我全台俱难为力”，因此也强烈建议“非得大支援兵扼要屯扎，诚虑百密不免一疏。”[《孙金彪致盛宣怀函》，《盛档·甲午中日战争》]
而这个大支游击之师，实际上，就是建立和保持一支强大的机动作战力量。
所以，李秉衡的认识是比较准确的。从抚军（山东巡抚的部队）将领与北洋将领的来往协调电报，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
而且，建立大支游击之师，也就是保持强大的预备队和机动作战力量，是极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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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山东三面环海，光面向渤海湾一面，就有长长的海岸线要护。甚至连远至湾内的黄河入海口等处，全是大型军舰可以靠近的地方，处处设防谈何容易。
当时山东的驻军（加上北洋陆军）中有一半以上驻扎在山东半岛沿海一带，兵力为二十四营两哨，总计一万二千二百人。单从数量上看，兵力似乎还相当可观。但是，由于山东半岛海岸线绵长，地面辽阔，以二十余营分扎各处，显然无济于事。
保况，就是在烟台威海附近，据李秉衡判断，也至少有宁海、酒馆、威海西海岸、荣成成山头等四处，可能是日军进犯的地方。
所以，针对这个现实情况，唯有在关键地方布置一支机动作战力量，随时向日军进犯的方向驰援，才是可靠的解决之策。
可是，这支大支游击师，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原因，恰恰是在考虑成立它的最初需求上——兵力不足。
可见，认识和行动是有差距的，它基本就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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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兵力不足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朝廷。
嘴上说是对山东十分重视，视之为“畿辅屏障”，但现实中，在朝廷的整体布局上，它的地位要远远低于京畿。
这个战略指导，把十分倒霉的李秉衡填入了一个完全是悲剧性的地方。真是没有这么坑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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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全省陆军（含北洋陆防部队）共四十七营二哨，其中步队三十九营，马队七营一哨，炮队一营一哨。
到1894年6月间，形势渐趋恶化之时，时任山东巡抚的福润新练炮队四营，装备火炮三十六门。7月中旬，又增募步队四营，合原先添练之炮队四营，共八营，称福字军。其中总兵章高元带二营驻青岛，副将冯义德带六营驻济南。
中日正式宣战后，福润又令总兵曹正榜在烟台编成东字军三营。其他的，就是沿海十余州县筹办的民团了。
福润还计划编练十营，以补沿海兵力的不足，但尚未编成，便奉旨移抚安徽，由李秉衡接任。
李秉衡上任即发现山东半岛兵力严重不足，而且想招募兵马，又发现手里没钱，“筹办海防，款无所出”。
为了筹款，李秉衡釆取了两个办法：一是“裁并局员，节省糜费”[《奏裁并各局片》，《李忠节公奏议》]，夺了一部分人的饭碗；一是清库挖潜，“移缓就急”[《奏分别筹款免借商本折》，《李忠节公奏议》]，就是东挪西借。在不到半月的时间内，筹集了三十万两饷银。
在得不到朝廷的支援情况下，这些，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再往下，就难了。总不能把所有人的饭碗都夺下来吧？
局势危怠，对李秉衡有提携之恩的张之洞，也是大家公认的“清流”张之洞，拿着自己曾征收“赌博税”以扩充广东水师的经验，给他出了个主意：多方搜刮。变着法搜刮。
“……鄙人谓宜筹饷，未尝劝公扰民，请公访之相信之友人，或求之本省缉捕各弁，冒昧妄言，尚祈谅其无他，惶愧惶愧”[《甲午海战》引自《致山东李抚台》，《张之洞全集》]。理解这封含糊隐晦的信，一边再三表示说我不是劝你扰民，我这是这个意思，我也没别的意思，一边又告诉他要么让那些友人（指官绅商人罢）出点血，要么让手下去四里八乡勒逼（以捕盗为名抓人收赎身钱，还是以打仗为名层层摊派，还是收点特别税都可）。这种点拨，哪还是“清流”作风，已经近乎于流氓办法了。
但李秉衡确实没这么做。这个性格古板而固执的人，守着清廉名声，也难以做出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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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困难之下，李秉衡仍然—面积极添募勇营，一面调兵遣将，加强半岛的防御。
莅任之初，他即添募兴字军四营，驻防莱州，另添募练军一营，增防烟台。
10月上旬，将驻曹州之松字营马队和济字副中营东调，分别驻扎琅玡台和石臼所；又命莱州知府何鸣高招募莱边炮队四营，守备莱州海口。
11月，旅顺危殆，威海吃紧。李秉衡饬令青州驻防之步队一营、马队一营，以及驻济南之河成左营和河定右营，前往烟台；福字步队二营驻威海卫城西之田村(后移上庄)，福字炮队一营驻前双岛(后亦移上庄)。
所以，似乎也不能认为李秉衡对威海坐视不管、袖手旁观——这又是后人的一个揣测。因为从此后，李秉衡确实已无兵可调。而且，从现有资料，特别是当事的北洋系的电报当中，没有发现什么对李秉衡掣肘或坐视的抱怨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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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期，李秉衡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到处划拉人。
然后，又只能拿划拉出来的人填进辽东、填进京畿。
就是说，他不但没有得到相当的加强，还不断地被抽调。
就在李秉衡加紧筹防的过程中，朝廷先是下旨，调走曹州镇总兵王连三，“统带所部马步练军北上”，还一并抽调了山东陆路劲旅数营，赴“津、通一带”（天津、通州）。而且非常恶心的是，人走了，还要“并由李秉衡拨定粮饷，配齐军火”[《奏总兵王连三遵旨北上折》，《李忠节公奏议》]，让山东地方支出了三个月的军饷，以及秋季底饷、公费和津贴，以及弹药。
王连三这部兵马北上，驻扎于北塘后路的军粮城，不但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还使山东的兵员减少，直接影响了山东的防务。
后来，我们知道的，朝廷又下旨调章高元四营和夏辛酉四营支援旅顺。李秉衡再三拖延，提出夏辛酉不宜远调。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派章高元带以上八营前往旅顺。这样一来，威海后路的防务更为空虚了。
调出的部队没有达到预期的作战目的，减轻山东的压力，这是比较可惜的。而只有调出，没有补充，才是最倒霉的。
李秉衡的“悲惨”遭遇，从山东地面上的兵马数量消长上，可以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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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月8日，李秉衡在致总理衙门的电报中，也陈述了这种难为的情形：
“现有先后调募共十六营，内只泰靖、精健两营系属旧营，余仅新募成军，未经训练，前订购外洋炮械亦急切未到。”
“近已调扎酒馆三营、上庄三营，分布百八十里之间均系威海西面，后路兵力仍不能厚。又因荣成沿海地方空阔，不得巳抽拨泰靖、精健两营并马队一哨驰扎荣成，以顾威海东面后路。”
“惟荣至威百余里之遥，实不敷分布，能得威海拔出两营，联络扼扎，声势稍旺。现合计备策应者竟无几营。其奏调之将领，并添募之营，年内未能到东。倘倭以大股来扑，力实不敌。惟有尽此兵力，勉为支撑。据实复陈。”[《山东巡抚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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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局面，直到山东作战打响，仍未有实质性的改变。
随后我们会看到，即使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这些大员纷纷出面呼吁，驻扎在京津地区的清兵也无一兵一卒支援山东。
而费尽周折才得到同意，从其他地区赴援的军队中转拨至山东的兵马，也因路途遥远，还有我们都知道的大清的交通状况和清军机动能力水平所限，未及时赶在威海陷落前到达山东战场。
李秉衡无奈，只能依靠现有的力量，勉强弥缝了。
因为陆防，就归他这个山东巡抚兼提督负责。而他也不能不背负起威海后路防御这个几乎难以完成的重任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