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后路吃紧，缘于日军对海城的应援之手。

日军第三师团虽然占领海城，但从安东到岫岩、析木城等处，不得不分兵留守，实际海城的兵力不过半个师团，6000人马而已。

此时，北面的辽阳，南面的盖平，西面的田庄台，驻有清军数万，海城处于三面包围之中。

第三师团悬军深入，处境实在可虑，深感“三面受敌，孤军难守”[《日方记载的中日战史》，见《中日战争》]。

日本大本营也焦虑万分。赶在筹措开辟新战场的时候，被山县设下这么个“局”，把大本营给“装”进来了，自然让人感到有害无益，不如撤回来干净省事。

所以，在研究解决解救措施时，当时多数意见认为，第一军的进攻已经到了终点，应立即从海城和析木城撤退，以便对战线重新进行调整。

但是，回国担任监军的山县有朋对自己的这个“妙着”仍是非常得意，当然对大家的意见万分在意，极力反对撤退之策。这位陆军老大级人物与大本营人员争吵，说了一大串理由，什么这两个地方是多少人牺牲生命“排千难冒万险而攻陷的”，若放弃它们将“在内招致国民的谗言非议”，“在外增加敌人的势力”，这“必然会对前线士兵的士气产生很大影响”。[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等等等……

不退怎么办？只能保。

根据目前态势，只有一个选择——日军大本营盯上了宋庆。

就是说，只有再次动用金州日军，抓住宋庆这个集团，解除这个对海城的最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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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本营命令驻金旅的第二军“至少派一个混成旅团速向盖平方向前进，援助第三师团击退该敌”。

不过，随后，大本营又向第一军新任司令官野津道贯发出训令：“(第三师团)孤立于平坦之地，面对优势之敌，乃属不得已。且占领海城，并非作战大方针之希望所在，亦非派遣该师团之最初目的。但放弃占领地而退却，将增长敌之志气，大有不利之虞，故第三师团势不得不暂时保持该地。贵官应常将大方针之希望置诸念头，制止该师团远离海城作战，并应准备在希望之时机脱离该敌。”[日本参谋本部《明冶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

这道训令字里行间，几分无奈几会恼怒，透露出了大本营的微妙态度——

不管这地方从局部来说如何好，从开始就不符合“作战大方针”，违背大本营的本意，那它的价值就要打折扣。更何况还要使部队犯险，再加上要牵动其他部队。只是从士气等方面考虑，又不得不守住海城，而且也是暂时的。

可见这个山县狂徒多么惹人生厌。

而且，在说明大本营企图之后，以少有的严厉语气，告诫野津司令官，要牢记大本营“大方针”，也就是要有全局观念，不必执拗坚持据守海城。“在希望之时机脱离”，是大本营再提出要求的时候，还是希望野津从现在起就寻找时机呢？

大本营最恼怒的就是这种被前线将领“绑架”，倒过来牵着大本营鼻子走。

不过，从此只是开始，而不是终结，并且似乎成为日军的一种传统，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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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命令，金旅日军即将北犯，以驱逐清军宋庆部，打开至海城的通道，以便与第三师团建立联系。至少也要从南面压迫宋庆，使之无力北顾，从而缓解海城孤危的处境。

不过，虽然主帅和部分兵力就要投入山东战场，忙中添乱，但第二军应该对这个任务还是十分乐意的。

赶走宋庆，给第二军带来的直接好处是能改善金旅防御的局面，减轻以后的压力，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

所以，第二军可不象大本营那么想，也不会当成累赘。

司令官大山岩接到大本营的电令，愉快地着手组织准备，以驻金州的步兵第一旅团为基础，再补充骑兵第一大队、野战炮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及其他部队，编成一个混成旅团，由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少将担任混成旅团长。

唯一不方便的，是第二军兵站在大连湾柳树屯，至盖平的距离至少有二百余公里，在运输上有不少困难。因此，直到1月0日，大山岩才向混成旅团发出了进兵的命令。

不过，大山岩比较谨慎，可没鼓动年轻一辈狂人乃木打通什么金州、海城通道，而是给他规定在占领盖平后不得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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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终于向我们担心的方向发展。

甚至是形势逆转的开始。

0日，依克唐阿才率军出发西援辽阳。这里，宋庆却被牵制，那个会攻海城，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了。

1月1日，乃木混成旅团集结于普兰店。

日军搜索队进至熊岳城，当时就被毅军探马发现。

怕什么来什么，该来的迟早要来。宋庆判断，金旅日军“各路聚集，意图北犯”[《宋帮办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当即进行布置，命马玉崑率毅军进扎高刊，姜桂题率铭军（缸瓦寨之战后，刘盛休以“腿伤复发”为由请假。这个事现在成了一个疑问。李鸿章复电照准，并撤去统领，委姜桂题接统铭军[《寄宋宫保》，《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刘世俊率河南嵩武军，继毅军之后开进。

这个部署，真的让我非常感佩。

对照地图才会明白，在上次受挫、整顿部队之后，原来宋庆将军的意图，还是坚定地要向海城推进。他要一力承担两项艰难任务，分兵采取“南顶北攻”，阻击南路日军，主力仍然实施夹击海城的新的行动。

不过考虑日军“熊岳—支诚恐有大股在后，章高元、张光前兵力太单，难以抵御”，所以，宋庆又分出部分一支兵马，“留徐邦道之十一营暂扎蓝旗厂，为章高元后应，而顾营、盖。”[《宋帮办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徐邦道，勇将来了。旅顺口失陷后，赵怀业和卫汝成“消失在茫茫人海”，不见踪影，徐邦道奉命改编他们的怀字、成字两军，拱卫军扩大到了马步11营。这让勇将徐邦道雄心大增，宣称：有这十一个营，足以和日本人大战一场了。（“即此十一营亦足大战倭人矣！”[《徐邦道致盛宣怀电》，《盛档．甲午中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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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的判断是正确的。

7日，乃木混成旅团麇集熊岳城，也进一步证实了他原先的判断。

但是，不知为何，宋庆后来又感觉“盖平尚不吃紧”，认为“章高元、张光前两军驻盖扼防，可敷防剿”，足够抵挡日军。

也许更多的的原因，是总兵刘凤清带新募的毅军四营正好开到高刊，使宋庆大受鼓舞，也可能是有侦察报告称海城日军“现惟专力御我”，采取了守势，使宋庆重新看到了海城可速战速决，结束战事再回防的希望。

于是这天，宋庆便“调徐邦道一军前来高刊合剿”[《宋帮办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这，却是一个十分错误的决定。

此时，徐邦道一军举足轻重，命其离开盖平北调，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错在太低估了南路日军的决心。

就在徐邦道北调的这天夜里，章高元发现情况，“飞函告急，请派徐邦道一军前往援应”，宋庆才取消徐邦道北行的命令，又令他“星速回援盖平”。[《宋帮办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就这样，徐邦道一军南北奔驰，昼夜兼程，白白地来回跑路，弄得疲惫不堪，还未能及时赶回。

9日凌晨，宋庆又接章高元飞报，说日军大股渐逼盖平。

日军终于没有给宋庆时间，南路熊岳的乃木旅团迅速发动了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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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不得不急令毅、铭两军会合，回头南援盖平。

这一决定为时太晚。

战斗已经打响。

而且驻守盖平的章高元、张光前两军，实际上还未得到增援，便陷入了苦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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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平守军，有章高元所统的山东嵩武军两营、广武军四营、福字军两营（或统称嵩武军），共八营。这也是他从山东带来、渡海在营口登岸，准备攻击金州的那支队伍，在城南设置防线。张光前所统亲庆军五营，是从旅顺败退回盖平的，现驻守城东约三里的凤凰山。

总体感觉力量单薄，从防线来看，也不敷使用。守军获知徐邦道已经回拔，士气为之一振。

8日，章高元派往南路的探骑与日军前锋遭遇，探知日军主力已向榆林堡开来，马上严加戒备，并飞报宋庆及徐邦道，请其迅速回援。

9日，日军便已迅速推进至城南四里处。

别忘了，日本人的情报能力是远胜清军的，这个时间拿捏得确实精准。乃木需要的，正是徐邦道北调这个时机。

而徐军还在回奔。章高元盼援不至，决心督军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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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晨5时半，日军发起进攻。

按日方记载，日军一上来，竟试图用声势压倒清军，“从左右两翼和中央三面进逼，齐声呐喊，向清军阵地冲击”。

但是他们可能弄错对象了，当面并不是此前那些一冲就垮、一打就跑的清军，所以，吱哇乱叫未收到什么效果。

嵩武军经验比较丰富，在盖平城前方大约三百米处，控制盖平河北岸，依托半月形掩体据守，严密守备。

据日方记载，嵩武军防守也十分内行，“我军在开阔的地面上进攻敌军，连可隐蔽身体的一草一木也没有。我军起立前进，敌军即从掩体后面射击；我军停止前进匍匐地面，敌军亦即停止射击。因地形不利于我军，处境十分困难。”

这一仗，嵩武军士气旺盛，精神百倍，皆怀有“奋不顾身，誓灭此寇”之心，“集中炮火，发大炮步枪，炮弹如雨”[《甲午战争史》]。主攻的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变成了奋力招架，到处乱窜躲避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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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高元(184—191年)，字鼎臣，安徽合肥西乡人。早年投身淮军刘铭传部，不断擢升至总兵，还授了“奇车巴图鲁”的勇号。这可不是凭着与刘铭传同乡照顾混来的，据说章高元曾自云：“我章迂子岂畏死者乎。”因作战骁勇，军中素有“章疯子”之称。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章高元随军入台，布置防御。1884年，法军入侵台湾基隆，章高元又随刘铭传渡海守卫台湾，誓死请战，率部“乘夜蹈入法兵垒，短兵肉搏，锋利不可当，法兵多死”。在反击淡水之战中，章高元再次率部取得大捷。战后，他因功升署澎湖镇总兵，赏换“年昌阿巴图鲁”勇号，还开辟山区，为台湾立省做出过贡献。1887年，改授山东登莱青镇总兵。

这员淮军骁将率军赴援辽东，“军纪风纪之佳，为各军冠”[《盖平县志》，见《甲午战争史》]，甚得当地人民支持。

能得此种称赞的军队，一般是很能打的。

敌军以主力进攻嵩武军阵地，章高元身临前敌，毫无惧色，誓决死战，嵩武军上下“戮力同心”，无不“临阵当先，效其死命”[《甲午战争史》]。日军始终未能突破嵩武军正面阵地。

于是，日军改变中央突破战术，用上老办法，重新从清军侧翼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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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左翼，凤凰山上“旌旗飘扬，步骑兵约两千人排成队形”，张光前扎在一线，指挥亲庆军向接近山下的日军射击。

日军联队长隐岐重节在马上仰视，将凤凰山比作“天王山”。这有个小日本的典故，当年丰臣秀吉在与明智光秀的山崎之战中，抢先夺占天王山，因获全胜，并一举奠定天下大势。所以日本将决定两军胜负的关键地方称天王山，围棋里也用来指双方大模样（势力）消涨的要点，比喻决定胜负的双方必争之点。隐岐把这典故搬来，称凤凰山“此乃今日战场上之天王山，不速拔此山，我军将难脱困境。”[《日清战争实记》]

由此，日军基本上拼全力突击，势必要攻占凤凰山。

日军也不愧为乃木的部队，有“肉弹攻击”的优良传统，双方激战中，日军虽然伤亡甚大，但始终猛攻不退。

张光前终于坚持不住，阵地开始动摇。日军趁机发起最后冲锋，果然是“肉弹”威力大，日军士兵不顾一切，“跨过倒在前后左右的同伴的尸体冲击直前”[《日清战争实记》]。

亲庆军再次败绩，被洪水般涌上的日军冲下阵地。

日军冲上凤凰山后，日军随即投入一个大队向西渡过盖平河，侧面冲击北岸嵩武军的阵地。

日军还一路追击，张光前的亲庆军全部放弃抵抗，向西沿田间小道奔走。日军骑兵抢先进至盖平城南门外，亲庆军连回城的路都被堵死，纷纷逃散。

上午八时十五分，日军从盖平城东南角攀上城墙，并竖起了日本旗。

章高元见盖平城已被敌人抢占，不得不分兵回顾，命令分统、广武军统带记名提督杨寿山和分统、福字军统带副将李仁党，各带二百多名军士回头抢城。

清军又在南门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杨寿山，字人杰，湖南人。1866年，投嵩武军，1876年，随左宗棠出征新疆，平定阿古柏入侵。杨寿山“屡立战功，素称骁勇”。中法战争后，任广武军统带，驻军青岛。奉命援辽时，立即组织部队拔营启程，过家门而不入。据说，他的养子拦马，苦苦求他稍驻片刻以安置家事，杨寿山怒斥：“什么时候了，还有功夫顾家？”（“此何时！尚暇顾家？”）说完，扬鞭迳去。

广武军赶至南门后，杨寿山率先冲入敌群，短兵相接，一度杀入城门，却被敌军隔断后路陷入重围。嵩武军亲军营营官张奉先带队接应，才冲开敌人救出杨寿山，但随即又被城外敌人截断。张奉先再次杀回救援，不幸又陷敌阵。杨寿山连续杀敌，渐渐闯出，襟袖全部被血染红。此时，日军突然排枪射击，杨寿山正在指挥，被飞弹击中胸口，壮烈殉国。

李仁党原为山东巡抚陈士杰部将，188年随陈士杰由浙江调至山东。积功至副将，任福字军统带。奉命随章高元援辽，在防守盖平东三十里的牵马岭期间，不顾“冰雪在地，不避严寒，与土卒露宿山顶十余夜”，屡次击退敌人骑队。

在抢夺盖平南门时，李仁党奋勇当先，高呼杀贼，不幸中弹牺牲。

杨寿山、李仁党牺牲后，福字军帮统、游击李世鸿继续带队奋击。

李世鸿(184—1895年)，字海珊，安徽合肥人。早年以武童（武举童生）投到寿春镇总兵麾下，后改隶准军。1874年随章高元渡海赴台湾防日，1884年中法战争时，又以偏将随章高元援台，在基隆之战中，他于夜半率队突袭法军后营，大破法军并夺回炮垒。后在山东管带广武营。

甲午战争爆发后，李世鸿任新募福字军帮带，奉命援辽。临行写信，叮嘱其子“善事祖母”，并称：“今当前敌，生死置之度外！”[《甲午战争史》引《死事游击李君墓志铭》，《清甲午中东之役战殁李将军传志汇编》]

敌军陷城，全队也死伤殆尽，李世鸿仍然挥刀与敌搏战，最后冲入敌阵，英勇战死。

除了主将，游击贾君廉、都司张世宝，也全部中弹阵亡。争城部队四百余人，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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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池一失，章高元军腹背受敌，处境更加困难了。

日军从盖平河南岸也加紧了正面进攻。野战炮兵第二大队在河岸占领阵地，向清军的正面阵地轰击。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乃木希典这位“肉弹攻击”爱好者又出来了，亲自督令士兵不顾伤亡，过河进击。

形势危急，章高元依然坚持不退，激励部下抵抗，敌军伤亡惨重。

据日方记载：“在乃木旅团长的严令下，各部队一齐呐喊，跳到结冰的河面上前进。盖平河面的冰凹凸倾斜，脚下打滑，有不少人滑倒而受到清军狙击。”

万分危急时刻，徐邦道带领拱卫军赶到，立即加入战斗。

日军因徐军攻势猛烈，“肉弹”攻势的劲头竟然萎顿下去。（其“攻势甚为猛烈，一时使日兵踌躇不前”[《日清战争实记》]）。

徐邦道冒着敌人南北两面炮火的轰击，抢出章高元部，且战且退，退到了盖平西北十余里的贺家屯。

日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攻占了盖平。战斗之激烈程度，据说连耐不住性子，亲自跑到前面督战的乃木希典大衣都被子弹击穿三个洞，侥幸保住了狗命。

而清军也付出重大伤亡，特别是营官以上统兵将领就阵亡五人，是甲午之战中最为惨烈的一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