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清军反攻凤凰城之际，也就是日军对辽阳东路实施牵制作战的时候，日军对辽阳南路的进攻开始了。
战场形势不断变化，清军的决策部署也有了多次的变动。
海城失守，辽阳危急。李鸿章准备调动营口的宋庆部和辽阳东路的聂士成两军，合击夺回海城。
1月18日，李鸿章电令袁世凯专马函告聂土成等“回军设法夹击海城(日军)大股”。同一天，宋庆也接到李鸿章的指示，命令聂士成等军出动，“向南夹击，合并一路，相机攻剿”。
但前敌诸将帅认识到这个计划有重大缺陷。一是聂军相距过远，西援必来不及。二是担心聂军转移，摩天岭兵力空虚，一旦遇袭形势必然转危。
前敌营务处周馥致电李鸿章，说明了以上担忧。
聂士成也深感摩天岭为辽沈门户重地，不能轻易放弃。接令后，他准备留一部人马驻守摩天岭，但事关紧要、任务艰巨，与盛军统领吕本元、孙显寅及新奉军统领耿凤岐等人商量，没有一个人敢承担。
盛京将军裕禄、吉林将军长顺及辽阳知州徐庆璋也者飞速函告聂士成，“请留守，万勿轻动，致碍全局”。[聂士成《东征日记》，见《中日战争》(6)]
聂土成不得不电复李鸿章、宋庆，说明自己“万难回顾情形”。
7日，裕禄得知聂士成也反对将摩天岭兵力西移，便直接电奏朝廷，说明东路各军“所防皆紧要处所”，“均势难抽动”。当天，光绪降旨，同意裕禄所报实情，命令裕禄与宋庆再行商量，另抽调人马增援，“并饬知聂土成等仍严扼大高岭（摩天岭），以杜贼西窜之路”[《军机处电寄裕禄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裕禄、长顺等几经磋商，决定函请依克唐阿率军西援。
依克唐阿将军欣然应允，0日，依克唐阿经奏请朝廷，留下统领寿山率马步两营移到分水岭驻守，统领德英阿带步队两营驻守本溪湖。自己亲率其余的马步各营西移，支援辽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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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士成军仍得以留守摩天岭。
当时，日军的主攻方向已转至辽阳南路，东路日军分布于广阔的地带，兵力益显不足，只好缩小防区，最北只能伸到雪里站。
1895年1月日，聂士成致电李鸿章和宋庆，提出：开战以来，只有敌人来，没有我去的，所以敌军敢无所顾忌、向前攻击。我打算严密布置摩天岭防守，然后率千余骑兵直出敌后，跟他们打游击。或者截断敌人的补给线，或袭击敌人的兵站，扰乱敌人，让敌人首尾不能两顾，敌人必然分兵，然后我正面大军发起攻击，或许能打胜仗。（“军兴以来，只闻敌来，未闻我往，此敌之所以前进无忌也。拟将岭防布置严固，率精骑千人直出敌后，往来游击，或截饷道，或焚积聚，多方扰之，令彼首尾兼顾，防不胜防，然后以大军触之，庶可得手也”。[聂士成《东征日记》，《中日战争》(6)。原电见《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聂士成的建议，核心就是“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自牙山与敌作战，聂士成凭借自己的丰富经验，和对日军作战特点的了解，特别是对敌人弱点和困难的洞悉，提出这样一个创见，确实值得称道。前边多次成功组织袭击日军薄弱部位，也证明这是有效的御敌之策。和依克唐阿将军的运动战实践，又堪称双璧。
如果这两种战术结合起来，都加以实施的话，那么辽东战场又会是另一个样子，而整个甲午战争也许会是另一个面貌。
但是，在高层眼中，未到最后的关头，还有些坛坛罐罐不愿舍弃，总想稳妥而不敢冒险，更不会置之死地而后生。
所以，非常可惜，这个建议再一次被李鸿章和宋庆否定了。
李鸿章只担心敌人不易攻击，搞不好反而让敌反制，“倭防范严密，恐不易攻，转为所乘”[《复聂提督》，《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宋庆则担心聂士成出击，摩天岭空虚。
这和中日第二次战争（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前期局势何其相似！
事实证明，固守阵地，单纯防御，就会丢城失地。即使抱定决心死守，如果战术死板，往往人拼死了，还是守不住。
当然，甲午之年，那位真正懂得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敢于大踏步进退，用兵如神、纵横万里的伟大军事家，才刚刚降生于中国。
唯有他，才能让我们见识到什么是中国兵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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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应该为聂士成可惜，象这种千人规模的战术性动作，前线重要将领仍要向上请示报告，实在是有违常理。
如果是严格要求，不得不如此，那只能说清军缺乏主动性、灵活性的重要原因，也在这里——前线指挥官的临机决断权不够，相比日军差一大截子。
不过，1月10日，聂士成接裕禄电报告知，依克唐阿、长顺、宋庆商定“合兵攻海城倭兵”，又命令大家同时在各战场采取行动，分散敌人的兵力（“饬各路同时大举，以分敌势”）。这个电报，对于摩天岭守军来说，自然又只能是主动出击，发动牵制作战。
早知这样，宋提督何苦发那个“该提督一动，岭防松懈”的电报呢？
不过，对聂士成来说，这终于算是给予了一些主动行动的权力。
聂士成抓住机会，主动出击。只有采取主动，才能更好地换取摩天岭防线的稳固。
11日，聂土成亲率马步千余人，再次过通远堡、金家河，进逼雪里站，发动牵制性战斗。其部下盛军统领吕本元、孙显寅，新奉军统领耿凤鸣，以及仁字军统领江自康，也按照聂士成的统一部署，纷纷向当面派小部队出去活动。
在清军的积极行动面前，雪里站日军龟伏着不敢出来。
14日，清军与日军探骑相遇，击毙日军数名，余者逃回。
16日，日军终于挺不住了，从凤凰城增援雪里站。
日，聂士成侦察到大批敌人来攻，于是将部队分散埋伏在雪里站以北十二里的陡岭子一带，安排几名号兵潜伏在山顶，瞭望敌军动静。并传令各营：一听见山顶号声，便四处开枪射击，同时注意变换位置，让敌人无法探清虚实（“闻山巅号声，悉吹之，即燃枪迭击，蛇行鼠伏，聚散无常，使敌莫测我军虚实。”）
4日早晨，日军果然到达阵前。山顶号声响起，各军顿时也纷纷吹响军号，四处开枪，敌人吓得狼狈逃窜。
5日，正是夏历（农历）除夕之日，聂士成料定，日军一定会趁着过年，清军松懈的机会，前来偷袭，便命令夏青云率队再后退十里，在陡岭子以北的土门岭设伏。
拂晓，日军步骑五百余人果然悄悄摸过来。一看没人，便越过陡岭子，大胆奔袭。一到土门岭，突然遭到清军伏兵的突击，被一阵猛打，缩回雪里站。“自此以后，敌坚守不敢出，惟探马相遇开枪互击而已。”[聂士成《东征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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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士成是甲午战争中非常突出的将领。不仅在反对列强侵略的战争中作战英勇，而且善谋略，有战略思想。
189年10月，聂士成率武备学堂学生三人游历东三省和朝鲜，著有《东游纪程》，断定：俄国为中国之大患，“贪心不足，每思开扩土地”，“夺我利权，此俄之素志也”。还认为：日本为“心腹之忧”，对朝鲜觊觎已久，朝鲜“若有疏失，非独伊一国之危，亦我省之大患也。”果然不出所料，几个月后，日本便发动了这场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聂士成临战也善于用兵，有制敌之法。如在牙山提出班师回国，在摩天岭建议敌后游击，皆为明证。可惜均未被采纳。在辽阳东路的争夺战中，聂士成或攻或守，防御得力，终于使日军未能越雷池一步，更创造了甲午战争期间第一个比较全面体现“积极防御”原则的范例，也让日军知道了自己的厉害。
此后，日军不得不彻底放弃由东路进犯辽沈的计划，放弃攻势而转为守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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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辽东战场还在拉锯的时刻，大清高层，又一次因循战略性的错误思想——重守京畿，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调聂士成入关加强军备。
而主要的直接决策者李鸿章以畿辅吃紧，“急需大支游击之师，非速饬聂土成回直（直隶）整顿不可”，电恳“朝廷主持，勿稍摇惑”，谕聂士成“即日拔队进关”。[《寄译署》，《李文忠公全集》]
朝廷同意李鸿章的意见，不顾宋庆等人的反对，命按察使陈湜率福寿军十营移驻摩天岭，接替防御。月1日，聂士成先行出发，至甜水站与吕本元、孙显寅研究布置防御，详细嘱付，夏青云与陈湜交接，带马队后行，启程入关，回直隶任职。
好不容易出现一位能战之将，辽东需要，直隶也倚重，这是客观情况。象聂桂林、丰升阿这样的，谁也不倚仗。不过聂士成一走，对辽东战场，是一个重大的损失。聂士成也失去了辽东这个继续发挥、创立战绩的一个重要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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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士成一去，凤凰城北路的战事即趋于沉寂。
但辽东战场的官员和清军、民团却不甘沉寂，主动出来争取作战。于是，凤凰城东路的争夺战又起。
凤凰城原为清朝东边道驻地，九连城、凤凰城相继失陷，新任命的东边道张锡銮率定边军驻在通化县。
张锡銮将手下这支队伍汰旧募新，补充兵员，共有七营部队，让天津武备学堂学生出身的县丞商德正担任总练习，加以训练。正好奉天省城又运来毛瑟枪八百五十支，装备起了三个营，原有七点五厘米口径炮四门，凑了一个炮营出来。
于是，张锡銮率奉军新后营、靖边右营、新中营等三营，进驻宽甸城北5里的大川头，筹划收复宽旬。
而凤凰城、安东失陷后，署（代理）凤凰厅同知的章樾、凤凰城城守尉佑善及安东县知县荣禧也全部后撤到了凤凰城东边一带。这三位难兄难弟因为城池失守，被朝廷革职，官也当不成了，整天愧愤不已，“流亡”之中，也一心想攻回原地，报仇雪耻，于是邀请举人姜焕章等帮助，弄不了军队，就办团练。四里八乡拉起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十个团——这名字起的，儒家味十足，就是没有杀气——“每团一二千人不等，筹备枪械，挑成堪以打仗炮(枪)手四千余人。”
于是，张锡銮决定趁着清军反攻海城之机，带领手下清兵，联络民团合力进袭宽甸，牵制日军，为清军反攻出一把力，也顺便捞一把试试。[据《盛京将军裕禄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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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甸四面群山连绵，道路曲曲折折，进出道路通行不易。当时，宽甸城是凤凰城东边较大的一座城，城内却只驻有少数日军，形势吃紧之后，月5日又调来一个中队，以加强宽甸城的防御。
6日下午4点左右，这股增援的日军到达宽甸县西南三公里的地方，忽然听见县城西面响起枪声，心知不妙，急速直奔县城。
原来，这天午时，张锡銮就已下令进攻宽甸守敌。
张锡銮布置得还比较有章法，以清军主攻，民团辅助。攻击上有攻城的，有打援的。
琢磨他的部署，他可能根据城中敌人的兵力，将重点放在了阻击和打援上：文廷顺率奉军新后营在蒲石河设防，阻击西面来援的敌人；岳元福率新中营由小道绕至城西十八里冈埋伏，准备截击城中逃敌。林长青率靖边右营至大亮子沟，伺机向敌发起攻击。民团则在分别在城东西扼守、助阵。
日军增援部队沿西南山间道路前来，正好扎进了清军和民团部署的“缺口”。
林长青率军到达大亮子沟后，突然侦察到日军一队由双山子急行而来，相距还有十多里，便主动直接迎上前去，在宽甸城西南的一撮毛与敌相遇，攻城变为阻敌增援。按照他事先的安排“与倭相距百步，始得发枪”，全营等敌人靠近以后，才举枪齐发，向敌射击。日军支持不住，急忙向东退却，路上又遭到民团的阻击，只得又奔逃回来，折向南面从宽甸南门入城。
日军判断，清军似乎知道城中日军兵少，所以主力自西南方发动攻击，想切断和包围日军。增援中队便与城内日军会合，由西门出城，企图绕道偷袭林长青后路。岳元福所率新中营早已布置好，迎头痛击。日军死伤甚众，向南突围狼狈逃走。
从下午4时打到7时，清军终于收复了宽甸，杀伤日军人，还缴获不少枪械弹药。
日军于7日退至长甸，清军跟着便推进过来，8日，日军料想守不住，又放弃长甸，回到香炉沟。月1日，清军收复长甸。
本来宽甸、长甸、香炉沟三处日军互成犄角之势，清军收复宽甸、长甸后，香炉沟日军也感觉难以支持，便再次放弃香炉沟，退保金厂、长冈。
至月上旬，张锡銮又调马步各营陆续到宽甸集结，等宽甸防御稍固，决定于月11日向金厂、长冈之敌发起进攻。
但由于事机不密，此计划被日军获知。月9日，日军步兵第十一联队长西岛助义率其第二、第三大队的九个中队及山炮三门，自九连城增援金厂。
11日黎明，岳元福按计划冒雪到达红铜沟，准备进攻金厂。日军已有准备，一路由金厂东道岭出红铜沟阻击，一路由红铜沟岔绕到岳元福营之后。岳元福分兵迎击，激战两小时，伤亡数十名，前哨哨官王维选、哨长权福廷也中炮牺牲。左哨哨官刘开勋率队埋伏于山岗下，待敌逼近突然发射排枪，始将敌击退。
文廷顺营按计划绕金厂以西，自大安平河直捣长冈。将近长冈之时，遇到日军伏兵侧击，伤亡十余名。幸乡团跟至，与文营合击，敌人才退回长冈。
经过此日之战，日军虽未吃大亏，但知道清军必定还会进攻，担心自己孤悬于叆河以东，没有后援接应，陷于进退两难之中。
正在这时，又听到清军准备三路进攻凤凰城的传闻，日军一时人心惶惶，不敢不十分警惕，月14日夜间，放弃金厂，偷偷渡过叆河退回九连城。
整个宽甸全部被清军收复。“自是，宽甸境内肃清，倭人阻河为界，叆水以东无倭人踪迹。”[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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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辽阳东路日军全部龟缩于九连城、凤凰城等地，只求守住城池自保，无力再发动攻势。
日军驻凤凰城司令官立见尚文少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只听见别处传来捷报，为之抑郁不已，也学自己的老领导作诗：“留守凤城四阅月，每闻战捷剑空鸣。难忍功名争竞念，梦魂一夜屠清京。”[《日清战争实记》]
与中国的反映从军出征的军旅诗词多用“破”“驱”“逐”等词语不同，日本人的这些诗喜欢用“屠”这个充满兽性的字眼。（印象中汉诗中只有一句，“虽有屠城功，亦有降虏辈。”还是表达“绝对不能鼓励和追求这种目标”的否定态度。）也与中国军旅诗词常反映出征之苦不同，日本人的这些诗则很少表现这些思想，而更多体现的是掠地、杀人。或许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人的军事思想，与汉家多是反侵略、制暴敌的军事斗争思想何其不同。这个好战的侵略分子在辽阳东路的争夺战中未能得手，便陷入哀叹之中，仍然恨不能“屠清京”，10年后读来仍觉瘆得慌，让人恨不得击杀此狂妄凶恶的倭酋。
可是，当时对清军来说，虽然看似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由于前线机动作战和游击战的正确战术被高层否定，依克唐阿调至海城参战，聂士成奉调回关内，辽阳东路防线清军也局限于守住防区，与日军相持，未能发起有力的进击。所以，这个机会白白丧失。
而对于张锡銮来说，他的兵力是严重不足的，扫清宽甸境内之敌，也是趁敌人无力分兵据守，这已经是抓住时机了。再进一步发展，已经没有力量。看出来了而没有力量实现的机会，根本不能算机会。
正如当时人评论的：若我们有劲旅，乘胜自宽甸横扫鸭绿江畔，收复沿江城池，断掉朝鲜和我辽东之路，辽东之敌必然回护。可惜锡銮兵力单薄，缺乏军械，而部队和民团难以持久，官府抚恤赏赐激励又不及时，士气好不容易鼓起来，又消沉下去，九连城和凤凰城就沦于敌手，不能收复了。（“苟我有劲旅，自宽甸乘锐扫荡，收复沿鸭绿江诸城壁，以截断朝鲜与我辽东相通之路，则辽东之倭必将返顾。惜锡銮兵势既单，军械既乏，而兵团以胜而争不相能，且吊死问伤恤赏又不时至，士气复沮，而九连、凤城遂沦于倭不可复克。”[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
令人不胜惋惜之至！锡銮无兵，又何处再寻找劲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