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要回头看看淮系的发家史，与淮系的地位。

淮系军队是维护了大清朝的统治的。平定太平天国，平定捻军，平定回族叛乱。在此后的对外战争中，湘军、淮军，成了帝国的支柱。

如果说有问题，那最大的问题，就是承平生活，权位、金钱，不可避免地磨蚀了将领和部队的意志。

其次就是装备落后，训练不够，实际上，是根本没有完全改造成一支近代化的军队。

再就是兵力分散，调兵不及，来了之后弹药不足……可这也有朝廷的原因啊。

当然了，打仗露出的问题自然就多，但平时不搞检查，偏偏趁这个时候出来大揭其短，而且，还一股脑地把战败的问题全扣在淮系和前线将领的头上，就不够厚道了。

而且，这个时候要是撼动了淮军，是有能人代替，还是能请到更高明的人，拉出更强的军事力量？

而打着整治军队的幌子，不加区分一起打，编造事实攻击，则是相当恶劣的行为。即使是在封建历史上，我也没见过其它象晚清这样，前线将士们不分高低大小还要受这种攻击。其密集程度，历史上简直无出其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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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在朝廷之争的烽火硝烟中，在极为关心巩固自己的权力同时，仍然敏锐地抓住了一点：

要连同李鸿章一起，一举除去淮军将领，改造淮军，绝无可能。

她已经看清，虽然自己也努力编练了那么多练军、防军，但战争检验说明，国已无战将，也缺乏能战之兵，如果再没有这些人，国之安危无人能守。

而且，稚嫩的皇上，还有那帮帝党没有充分看到凶险——这样，搞不好会引起乱子。

暂时保住李鸿章，处理一些淮军将领，还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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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鸿章这个淮军统帅，在时刻琢磨保住自己的同时，也在尽最大的努力，保护好自己的手下。不管他是好的，还是赖的。

但那帮人，实在不争气，实在让他痛心和气愤。

在卫汝贵的事情上，李鸿章并不是一味地袒护，他被参劾之初，李鸿章得知信息，也曾敏锐地予以提醒，严肃警告。这就是前边卫汝贵正忙于布置平壤防务，突然收到李鸿章来信，指责其所带盛军军纪败坏，惊忧百姓等等，语气极为严厉。

兵败之后，李鸿章本来对淮军的精锐“盛军”期望甚大，没想到战绩却如此惨重，内心也只能愤恨卫汝贵作为“盛军”二代目带兵不利。在扑天盖地的弹劾声中，即便了解实情，知道有冤情，他再也无心去为卫汝贵作辩解了。

对一个被公认为平素仁厚（连外国人的记录里都这样认为），对属下也比较宽厚的主帅来说，还有比这更令人痛苦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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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手还一次次伸向淮军，伸向北洋，这无法不引起老李的警觉，抵制，甚至反弹。

还是为北洋舰队的事，朝中那帮人既然认准撤换丁汝昌是“倒淮战役”的关健，李鸿便不能不面对这种反复的较量。

就在旅顺失陷后的11月7、8，朝廷内外掀起对丁汝昌的第二拨攻击之时，1月8日，北洋舰队迎来了一个钦差大臣——晚清著名的科学家徐建寅。

徐建寅奉皇上之命，到北洋查看舰炮位情形，以及机器局炮弹存库情况。这个突然的动作有检查的意味，当然也是找茬的机会。

他是一个技术专家，检查装备技术是行家，本也不算意外。但在短短的一天检查之后，徐建寅不但把威海基地的库存弹药量统计清楚了，回来后，还对北洋水师各主要将领的为人、性格、操守都做出了一个评估。

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仿佛此行的重点，是人事调整前的考核。

而且，当前管带中职务最高、最有希望接任提督的“定远”管带刘步蟾，被他给出的评语是“言过其实，不可用”。

不错，这一切源于一个动机——原来，是珍妃的堂兄志锐在光绪面前保举了徐建寅。

翁同龢日记透露了实底：“志锐面奏此人可带二铁甲捣彼海舰……伊颇自任，但恐炮弹不足。”不说保举的人有点夸大，看翁老师的语气，都好象不太那么相信。

但“可带二铁甲捣彼海舰”的保举之词，却说明他们的意图，是用此人代替丁汝昌。

果然，1月17日，皇帝发布上谕，要将丁汝昌交刑部治罪。[《清德宗实录》]

紧接着18日，又命李鸿章详细遴选，奏保海军统帅。但与以往推荐不同，这次皇上直接提出了李和、杨用霖、徐建寅三个人选供李鸿章考虑。其中，徐建寅赫然在目。

而且有一个显然不符合常规的地方，就是李和的职位仅是都司，从都司直接升到提督，平地一跃五级（中间隔着游击、参将、副将、总兵），似乎跨度也太大了些。杨用霖也是，比李和高一级，游击。为什么不提现时职衔最高的刘步蟾呢？

这样的提名，说李和、杨用霖是“陪选”，“让他们来打打酱油”都行。

那皇上的用意，不就很明显了吗？

0日，李鸿章回奏：三人均不合适。

皇上一次安插提督的尝试被顶了回去，徐建寅的事到此为止。

本来李鸿章、丁汝昌请求将他留在北洋，担任提督帮办，或担任监战大员也行，但这个建议没有得到批准。徐建寅回到京城，担任督办军务处章京。

当然，推荐他的志锐已经被发配了，而皇上基本无能为力。这无疑也预示着，皇上执意要让徐建寅出任北洋提督的事也同样会受到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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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皇上的动作仍然没有完结。

1日，皇帝进一步通知：丁汝昌既经拿问，海军提督就让刘步蟾暂署（代理），李鸿章再选人员保奏。丁汝昌一旦经手事件交接清楚，便迅速起解。[《清德宗实录》]

没想到，北洋系统海陆各员，竟空前一致——东海关道刘含芳、威海统将戴宗骞、张文宣、刘超佩，海军刘步蟾带各舰管带纷纷致电总理衙门和督办军务处，呼吁挽留丁汝昌。理由是临阵易将，不独水师失所秉承，即陆营亦乏人联络，军民不免失望，连洋将都以辞职相抗争——就是说，动了丁汝昌，不但影响海军、影响统一作战，还可能导致军心民心尽失。

从这个不平常举动中，与其说是丁汝昌真是那么得人心，不如说更多的是北洋系将领官员暂弃矛盾、抱团维护自身利益的努力。从中，不难看出李鸿章这位淮系大佬的影响力。

北洋系统的这一次反击，使皇帝感到棘手。虽然日，皇帝仍下谕，“丁汝昌着仍遵前旨，俟经手事件完竣，即行起解，不得再行渎请。”语气看似强硬，但已经没有原先那种严峻了。

而李鸿章向威海传寄这一谕旨时，抓住皇帝命令中“俟经手事件完竣”这个前提，附加作了个说明，生生给弄成了“活口”：经了解，提督经手的事很多，而且防务也包含在内，丁提督要照常尽心办理，交接清楚，不必急着卸任。（“查经手事件所包甚广，防务亦在其内，应令丁提督照常尽心办理，勿急交卸。”[《寄威海戴道张镇刘镇》，《李鸿章全集》]）

那意思简直就是说：慢慢搞，不用着急。甚至也可以理解为：别管他，该干啥干啥。

这已经象是在斗气。出现这各情况，恐怕是某种幕后活动的结果。从哪个渠道？

除了一个人，还能有谁？分明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影子——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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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舰队管带级的人事安排上，朝廷也一反常规，准备插手，所以也是一场纷争。

林泰曾死后，“镇远”管带暂由本舰副管驾、游击杨用霖暂行代理。

按照《北洋海军章程》规定，“镇远”管带为左翼总兵，按照级别和顺序，中军中营副将、提督衔记名总兵邓世昌已经英勇牺牲、与船同沉，中军左营副将方伯谦畏敌选逃、已经正法。再往下，就应当由中军右营副将、“靖远”管带叶祖珪升任。

但是，皇上却再次指名由“平远”管带李和担任。说闻他“练达出色，且赋性忠勇”，还客气一下“如果属实，即可调充‘镇远’管带，以期得力。”[《寄丁提督》，《李鸿章全集》]

“平远”在黄海大战中表现比较勇敢，就是拦击松岛者。

但是，这李和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终于犯了李鸿章的大忌。谁也瞒不过李鸿章这个官场老油子，显然是朝中有人越过北洋，向皇上保荐啊，这让李鸿章非常不痛快。

结果，李鸿章自有对策，在说了一大堆理由后，仍用杨用霖暂时代理，都是显示破格使用，鼓励士气。最终人选等“事机稍定，再择人简放”，以后看情况再定。这事就先这么挂起来了，对李和的任命，也撇在了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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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在清流帝党的“枪林弹雨”中，李鸿章难免备受排挤。

而其他的淮系将领纷纷倒下。卫汝贵斩，卫汝成、赵怀业“浪迹天涯”，龚照玙、黄仕林收监，程允和、张光前革职留用，戴罪立功……

但是，清流派帝党仍然低估了淮系的力量。对他们看似严密无缝的计划来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不可弥补的错误。

特别是，翁同龢竟然小瞧了李鸿章。

对于易将问题，还是慈禧太后老谋深算。

在旅顺即将陷落的时候，清流派抓住了第二次时机，怂恿光绪帝革除李鸿章的职务。慈禧再一次出面，保住了这位老臣。

翁同龢日记记录：11月8日，太后在仪鸾殿召见军机大臣们，计议军事。先在他们面前把李鸿章斥责了一通，认为是他贻误战局。但接着，还是决定暂时维持李鸿章的职务。

为什么？不为什么。此时撤了李鸿章，谁来收拾局面？

还是那句话，用最朴素的哲学去看——谁义愤填膺，谁喊打喊得最响，就让谁上不就得了。但无人可替。

更重要的，是因为李鸿章与淮军的关系。太后“深虑淮军难驭”，就是说，离了李鸿章，恐怕淮军这支精锐仍然难以驾驭。

换上谁去，也不一定好使。怕惹乱子，只能暂不可动。这就是近代军阀的厉害。

在这个前提下，朝廷只能逐步实施换将的计划——

“十二月甲辰（1月8日），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关内外各军均归节制。”

“十二月辛酉（1895年1月14日），懿旨，刘坤一驻山海关筹进止。”

“十二月甲子（1月17日），命宋庆、吴大澂襄办刘坤一军务。”

“十二月庚午（1月日），命王文韶襄办北洋军务。”[以上四条记录，引自《清史稿》]

这一系列安排，尤其是湘军老将刘坤一，云贵总督王文韶的任命，就把李鸿章的权力一步步移过来。

不过，刘坤一与李鸿章出身相似、一起在湘军混过，并无矛盾，王文韶曾得李鸿章的举荐，朝廷也考虑了李鸿章应当不会强烈反对。

不管怎样，即使到最终，李鸿章还是大学士，大家还得称他一声“李中堂”。这个编制名额始终在李鸿章手里，翁同龢戴上这顶“宰相”冦，是接了李鸿藻的班，而不是接他李中堂的。

谁是赢家？（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