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到这一阶段，有一个问题也日渐显现。
那就是：帝党、后党、清流派。
按时下流行的做法，应该把他们分分圈子，再梳理出一个关系图，更清晰。
不过我总觉得所谓“帝党”，还没到那种规模和紧密程度，应属于尚未成型，或准确地说，是“开始有那么一群人”。
光绪的人——翁同龢、文廷式、志锐……还有，想靠近光绪的人。
慈禧的人——李鸿藻，孙毓汶，徐用仪……还有，额勒和布？张之万？
有没有中间地带？
我想基本没有。包括清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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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象“清流”这顶“桂冦”，是始于汉朝的。大清也弄出这么一群人，是自许，还是大家给封的，不好查究了。反正他们先把洋务派视做不入流，即使入流也被他们称为“浊流”，然后，大家相应地就这么称呼他们了。
不过，我也得承认，读晚清历史，还真越不过这群人。
至于为何成了气候，浅一点说，前清皇上强硬，乾纲独断，下边是没有什么太大动静的。晚清皇帝弱了，就显出这帮人能了。
当然，往深里说，更大的原因则是历史发展到这个时代，中国面临着与世界的矛盾，也面临着民族危亡的险恶局面。这些，也就是李鸿章所称“三千年所未有之大变局”。列强不停地扣门，甚至前来踹门，如何应对，如何图强自保，迫使他们苦苦思索。
官员们在这里出现了分流。
站在那个时代角度去认识他们，才能更明白，不管是清流派还是洋务派，他们每个人都有迫不得已的困惑、难以言表的苦衷，极力挣扎又互为障碍。在充满惯性的历史长河中，每个人都显得毫无力量，但是他们有所坚守，有所向往。[《致命的倔强》]
而且，他们不是天生的清流派。清流派官员的发展结局也说明他们不是永远的清流派。
最后，真正的干事的，都做事去了。象张之洞，张佩纶。
而且，这也让人不能不感觉他们前边的一些言行，追求的只是为了后来能当一个更大的官，至少上升到地方大员、朝中大员的官位。而所谓不做事不知道难处，不面对实际问题不思考现实的解决方法，一旦进入主政一方的行列，往往就是他们转折的开始。
清流派自身也从此便开始分野。
注意到这一点，对分析历史上的人或事，应该更为准确吧。比如象对李秉衡，他在山东，在这场甲午战争中，到底是什么样的。
还有张之洞，还有吴大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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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清流”，我说不上来该欣赏还是该鄙夷。
一方面，他们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念，能称上“清流”的，都对国家对民族带有强烈的担当意识，都有着那种“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士人精神。包括在李鸿藻、吴可读、翁同龢这些“顽固派”的身上，也鲜明地存在着。虽然没有象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还有其他那一大群洋务派官员一样，顽强地去实验，去寻找救国之法，但就是这帮士大夫，在左宗棠收复新疆过程中，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只是，他们近乎顽固地坚持着自己的理念，在面对西洋入侵面前，他们似乎唯一能做的，就是起来捍卫我们的文化。视任何变革为对儒家文明的背叛，不容许有什么外来思想进入，视打开国门、引进先进技术为风险，而努力地阻挡，不惜多方掣肘。除了这些，他们却找不到改变大清现状、使国家走出困境的有效方法。
当然，对这个课题，时至今日也许才敢说是找到了道路。开放的风险仍然存在，只是今天才看得更清楚。而对晚清时候的人来说，这种局限性是相当悲哀的。不管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我们这个国家。
比较诡异的是，“后清流”干将在受到挫折之后，变成了比“洋务派”还激进的变革派。但在当时，“洋务派”始终受他们的牵制，想干点事都难。“中学为体”“西学为体”这种非此即彼的争论大抵是他们掀起来的。一边干实务，一边还要和他们辩论，生生把李鸿章他们逼成了理论家。
另一方面，他们一个个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还口口声声维护正统，动不动就要代表天下人，要除掉奸臣，以正纲纪，以谢天下……他们可不问别人为什么这样做，对大清有没有用，只问符合不符合道德或者是祖宗定下的规矩。这种判断准则先不说科学不科学，可在很多时候，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并不那么高明，他们所干的事在后世也往往评价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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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掌握着很厉害的一个武器——都察院。清流派的“打手”中很多人是御史，专业做监察工作，还有向皇上专奏的权力。
李鸿章当年在天津与伊藤博文谈治国之道，谈日本的政治构架——议会监督政府，面对伊藤“不改变政治结构，只谈洋务，是根本不适用”的说法，李鸿章还自信地讲：我们有这样的机构，就是都察院。
这个都察院，现在让李鸿章知道了它的厉害，尽管此前李大人还从没把这帮人放在眼里，尽管他这个直隶总督大人的一大堆头衔中，还有一个“都察院右都御史”的虚衔。
看来皇家有这么一帮人，在遏制权臣方面，还是发挥了作用的。
天天斗啊斗，也有利于皇上、太后控制局势。他们就是认真而负责地收集“弹药”，至于那些揭发、弹劾什么时候起作用，全看最高当权者的现实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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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派的威力还在于：能调动舆论。由于站在正义的至高点上，虽然批判斗争相当过火，手中的笔就是刀，恨不得刀刀见血，但他们还是能引起足够的共鸣。在那个封建王朝日益没落的时代，有些事本来就很容易找到共振点。
厉害的是他们的一些观点，影响至深，深至今日，仍左右着研究者和读者的认识，立场和看法。不得不服，我们经常在他们划下的圈子里转悠，而忽视了这个圈子的局限性。
我们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受他们影响。对那个时代的人物的看法，也受他们的影响。李鸿章如何，淮军如何，他们的历史作用又如何，直到很多年后才有人以新的角度和深度去解读，去重新认识和评价。否则，我们根本得不到一个全面的认识。
我们对清流派本身的认识，也不会不受他们影响。
多少年来，研究者多从他们的政治理念，士人情怀，甚至性格等方面去研究。
但不能忘了一点：身份——他们都是官。
只要是官，他们就无法摆脱与权力捆在一起。加上这一层，他们的那些话语，就会让人产生疑问，更需要重新辨识真假。
清流不结党吗？清流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吗？清流是独立的个体官员吗？显然不是。
帝制时代，独特的社会结构，已经通过意识、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方式，将人们牢牢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在这样一个权力体系下，无人能够特立独行。师生，派系……虽然湘系也好，淮系也好，被人盯得很紧，但不代表朝中的官员们就没有这方面东西。翁同龢就敢大大方方地把张骞的卷子推荐给光绪，让皇上点个状元。
所以，那些不约而同（或相约同行）参与“联合行动”的，或激于义愤、势不两立，卷子袖子就上的，绝大多数人不过是借一个机会，铺设一条上升的道路。而这条道路，首先就通向某人的门下。
往根子上分，当然是投身或依附于皇帝，或太后。
前清流就是李鸿藻从1865年底进入军机处，与奕、沈桂芬相抗衡，逐渐拉起的一支队伍，并深得太后的欣赏和支持，也没少借重。
而后清流，以翁同龢为“统帅”，翁同龢是当今皇上的老师。要不这些人怎么会被称为“帝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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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一个人做什么，还不要忘记琢磨一件事：动机。
为什么那些“后清流”，多奔向了皇帝那个山头，跟着翁同龢一起，希望这个小皇帝能够接管天下，干出一番事业，重振大清国运。顺便，大家一起也跟着“干点事”（或谋个官当当）。这是政治原因。
如果说还有正义感，那就是对淮系作战不力的失望和愤恨。他们也曾为叶志超那所谓的“牙山大捷”奔走相告，欢喜一场。等后来才发现被耍了，能不恼怒，能不痛恨他们的误国害国吗？
如果还有其它一些感情原因，那就是对慈禧老太婆的怒与怨。
但是，他们所依赖的，是一个心高气盛的皇帝，却也是个毫无经验、略显稚嫩的皇帝。
在封建王权的架构下，他们除了依仗顶层权力，其他，根本不可能有作为。
除了被太后皇上作为工具，利用他们挑起争斗、相互牵制，以更好地控制群臣，他们对清朝的体制等根子上的东西，根本无力挑战，也不要指望他们能加以影响和改变。
如果用一句现代的话，只能说，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
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慈禧太后这个老太太，竟然握有大清最高权力四十年而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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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怎样，清流派始终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事实上，他们确实也耽误了大清朝很多事。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大清没有什么发言权的，象康南海（有为）先生，只好在远离京城的乡下思考变革的道路。不过他很快就要出来了。
当下的这帮人，手里有点权力了，却竭力发声，天天在那儿瞎搅和，见微知著、明察秋毫，听着风便是雨。
整得一部大清历史，陷入了一团迷雾之中。
只能说，大清都看不清，清流更是不容易看清。而且这帮人，还巴不得把水搅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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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对晚清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伤害也是不容忽视的。
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凡属面临崩亡的封建政权，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长于内斗，拙于外争。可能是末路王朝，人心先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吧。
一般的判断是：外敌来了，内部矛盾便居于次要地位。
但这一条，从历史经验看并不完全适用。封建王朝，平时就斗，越是外敌来的时候，反而斗争更厉害。不但内部矛盾没有被压下，反而经常也跟着上升和暴发。
多少个王朝就是这么被斗倒的。说说咱中国人印象中特别有名的：
商朝。西岐大军都打过来了，商纣王和他的奸党们还在加紧迫害比干、黄飞虎，有一个算一个，不落一人。当然这是小说中的情节，但也是现实的反照。
大宋朝。奸臣一拨一拨的集中出现，不知为什么就那么多，基本登上中国史之最。唐朝时大官会打球，宋朝时会踢球的能当大官，这就是差距。
所以李纲被气死，岳飞被害死，猛男辛弃疾被贬到江西当了县令，老死。几乎是谁敢说收复中原，谁必将倒霉。最后大宋朝被赶到淮河以南，还被金朝皇帝隔河喊话问一句：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我金朝才是中华正统，你偏安东南一隅的地方小国，有不服吗？
明王朝。奸党始终不绝，铮臣也层出不尽，组团相互“殴斗”。结果，坏人一般都死了，但好人也死了不少。孙承宗回乡远避，袁承焕打完仗就被杀。能打的不是战死，是被“围殴”死了，能打人的手下，跑到大清那边，个个都是有名的打手。你说大明为什么会败？
到了大清朝。情况也还是那么复杂。清朝的言官们，也发扬了“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找事”的精神。
“清流”被利用完了之后，陈宝琛、张佩纶、吴大溦这帮人被慈禧太后或派往地方，或送到前线，接受实际锻炼，于是或品尝了办事干事的难处，或碰得头破血流，变得实际起来。象“两大牛角”张之洞、张佩纶已经急转向了洋务派。
“清流”从此成了“前清流”，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也因为“后清流”又出来了。
但“前清流”领袖李鸿藻仍然把握大权，翁同龢也逐渐掌握实权，拉起了一帮人，侍读学士文廷式、礼部侍郎志锐和“南通才子”张謇是骨干，还有一帮子御史、主事和编修作为健将，战斗力非同一般，战斗意志也日渐高涨。
仍然是拿着“道德批判”的武器，不问现实，只问胜败；“只论是非，不论利害”，而且别忘了，这个是非对错是以他们单方面认定的标准来判定的。
攻击洋务最多的也是前清流，而弹劾北洋最多的是后清流。这些人似乎天生是李鸿章的死对头，想想老李真够倒霉的。
对担任了主力的淮军来说，进军慢了，就说你畏敌避战，一旦败了，就骂你将领无能。而甲午战争一败再败，李鸿章也越来越没有充足的“弹药”，来回击铺天盖地的攻击和污蔑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