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堂，一个七十多的老者，开战以后，便无一日不夜以继日操劳，面对捉襟见肘、顾此失彼的局面，竭力弥缝。

几乎想尽一切招数，从各处调动兵马，拿出了搜刮务尽的力度。

围绕金旅保卫战，其实几个战场都在动。

至少，还有两处人马调动被忽略了，他们之间的必然联系，也极少有人想到。

因为，很少有人将两个战场联在一起考虑，而是主观意识上将他们分割成各个不相干的部分去观察。

李鸿章转寄湾旅诸将，明确南关岭至土城子防御部署的电报中，还有一句“一面再调兵接应”，一样被当成无关轻重的话，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所以，李鸿章的一个重要战役构想，也被忽略了。

辽东战场，宋庆等军。

山东，巡抚李秉衡所部，戴宗骞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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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战场。

仍在复州驻止的大同军。程之伟奉调率兵赶至辽东，随着战事的发展，这支队伍本来有了几种行动可能——接应鸭绿江清军，增援金州。可他在复州按兵不动，那就只能让这些任务保持在“可能”状态。

现在，这块棋要想发挥作用，必须给他一个方向，而且要拉他出来。如果能出头或与其它部分连成一片，仍可能成为活棋。

鸭绿江防线那边，清军各自后撤，节节抵抗，屡次发生战斗之后，逐渐退至辽宁中部丘陵山地。

其中，宋庆率聂士成、吕本元、孙显寅等，先退至凤凰城。可是这儿地形不利，没有险要可以控制。正巧，宋庆接到光绪“择要扼防”的电旨，顿时“心头一片霍亮”，决定采纳东边道地方官宜麟的建议，把凤凰城让给敌人，组织部队交替掩护，逐次退至摩天岭设防。

依克唐阿则经宽甸稳步后撤，主动寻找要地阻击，依将军最后相中了赛马集，停住组织坚守。

就这样，背靠奉省（辽宁）中部山地，清军在辽阳东路已经构成了一道新的防线，西起摩天岭，东迄赛马集，正面绵延几百里，对所有的险要地点，也都形成了有效的控制。

聂桂林的奉军(包括靖边军)，和丰升阿的盛字练军，被日军跟随，一路赶到了岫岩。聂丰两军总算被逼急了，回过头来狠狠咬了日军一口，终于扎住阵脚。经过激烈战斗，也逐步撤至海城，在辽阳南路布防。详情后边细说。

这条防线之后，是盛京将军费尽力量布置成的以辽阳为核心的另一道防线，纵深也有了。

对日军第一军的防御，已经有望改善。

取得这个成果，预示着清军换来一个更大的更为难得的有利因素——主动权、机动兵力。

在基本稳定当面态势之后，宋庆和刘盛休得以挪开身子，按李鸿章的命令，用于其它方向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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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说“一面再调兵接应”，决不是安慰大家，而是含有深意。他还在多方设法调军赴援，实际上是自日军登陆花园口的迹象明显之时，便四处抽集人马，这次，他又想到了山东。

盛宣怀致登莱青道刘含芳的一封电报，即可看出当时调兵遣将急如星火的情况：“倭兵犯金、复，人数不多。但求夏（辛酉）、章（高元）两军速渡，守住南关岭。刘子征（盛休）已到海城，程魁斋（之伟）已到熊岳，电饬合师夹击，俟鉴帅（李秉衡）允准拨队。请公进电龚鲁卿（照玙），即派在旅之图南、海定、广济夜渡赴登。”[《盛宣怀致刘含芳电》，《盛档甲午中日战争》]

这封电报，又包含着相当多的信息。

联系东省调兵始末，整个过程则又是回复，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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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这个过程，首先，我们得了解山东驻军的所属问题。

防守威海军港及沿海陆路炮台的，是戴宗骞，总统绥巩两军各营，以及张文宣个营。这些部队由北洋直接指挥。

除海军和威海后路炮台守军，其余陆军部队则归山东巡抚兼提督管。

从朝廷明确划分的职责看，包括威旅在内，整个北洋的海防，全由北洋大臣李鸿章管，而山东的防御，山东巡抚却责无旁贷。

理论上，北洋大臣可以管理北洋各口岸（过去就叫三口通商大臣嘛），节制包括山东在内的北洋海防部队，他那里还有一个登莱青道，当然可以绕开山东巡抚了。但动其他陆军（这就是前边说的“抚标”、巡抚辖各镇节制的军队“镇标”），却不能绕过。

从体系上说，山东巡抚兼提督不属任何总督节制，是与直隶总督平级的官员，因而李鸿章有涉及山东的事情都需要与李秉衡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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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山东的事情，无非是调兵。调东省之兵，就等于削弱山东的防御力量，这点不管是山东的海岸防卫，还是山东地面，没有一个情愿的。

当然，山东凸出黄海，也是战略要冲，谁也不敢说，日军不会窜犯这儿。

早先为增援牙山之时，李鸿章便打算调威海卫陆军统领戴宗骞的部队，计划抽调绥巩两军步队1000人（两营），但被戴宗骞拒绝了。（这事在讲到盛宣怀致牙山叶志超的电报时已经说过。）事实上戴宗骞自己这里还不够用，还忙着扩军招兵呢，哪能抽调人马？

11月4日，军机处就令记名提督夏辛酉率领驻登州（蓬莱）的嵩武军4营渡海支援旅顺，后又命驻防胶州湾的登莱镇总兵章高元从卫军队中选调4营加入援旅。

但是，不管是夏辛酉，还是章高元（淮系将领是没错），此时却又归山东巡抚管。

戴宗骞能拒绝增援牙山，他李秉衡对增援旅顺一样不大情愿，以本省防务兵力不足为由，一再拖延。

这还是大清的军事体制问题。但即使朝廷最高指挥机关，如果出面说话，也总得考虑下面的意见和实际情况，谁让他皇上拿不出这么多兵马呢？

战场上株守待敌，大清在整个战略上也是处处株守待敌。各管一摊，各顾一片。

站在山东防卫的立场上，李秉衡不能不为自己完成这个守土之责而考虑。

这倒也可以理解，其中内情，不是简单的一句话“相互掣肘”可以了结的。山东地面上的部队，多是李秉衡辛辛苦苦拼凑起来的，而且仍然在辛辛苦苦拼凑中。说拼凑，恰如其分——为了兵员，装备，为了饷银，东挪西借，李巡抚不知费了多少心血。

而且，虽然经李巡抚左右前后努力，山东的防御却仍然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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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说的这个薄弱，是指把这些兵力撒开来看的话。但不包括，前面的海面上还没有敌人这个情况下。面对空荡荡的大海，那还有什么薄弱不薄弱？

就是说，我仍然有一点不理解。

日本人对我大清兵力弄得清清楚楚，大清整天守着日本人，担惊受怕好多年，为什么就弄不清日本人的兵力呢？难道就除了害怕还是害怕吗？

大清应该也基本知道日本军队的底数。日本人能派出的兵力，也不过那些师团。那接下来的工作，原理很简单。数字，各战场对当面的敌军兵力基本都摸到了，如果加一加，也能判断出日本已经几乎拿出全部血本，放在了辽东半岛。哪还有什么兵马来攻山东？好比他两个拳头，全都伸向了辽东，日本人还能有第三只手吗？

相反，他李秉衡到处“搜刮”兵马，山东刮了一遍，又往南方，都刮到江苏湖南一线了，江南船运兵马赴山东的事，日本人全都清楚。

日本人怎么就能知道，连每天起运多少都清楚，连目的地在哪，怎么也判断得那么准确呢？还是情报问题，我们就缺乏这种意识。

我们从前打英国，打英法联军，就是吃这样的亏。那时是不知道洋人从哪个地方来，现在明明知道日军在辽东，上去打就是了，还顾虑那么多干啥？要是这种布防法，就是一千万军队，沿着大清海岸线摆开，那也不厚实。

迂腐。我还是说这帮人，“知己知彼”，“胜于庙算”，老祖宗的箴言都忘了，就盯着自己眼前，敌人不走到跟前，就是看不清楚。

失去了辽东歼灭战的机会，大清也失去了打赢这场战争的机会。被动地被日本人拖着打，这才是失败的根源。恶果很快就要降临山东，这个局面李秉衡可能没有预料到。

李秉衡也没有预料到，为了这个咬牙不愿增援的事，后人可是一再把问题归结到他和李鸿章的恩怨，或者说清流派跟洋务派的矛盾上。戴上这么一顶“帽子”，不知道李巡抚黄泉之下，可觉得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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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有一只小算盘，那只能跟自己人较劲了。

不得己，盛宣怀才直接给北洋属下的东海关道刘含芳发电，一方面，只能跟他下指令。另一方面，也通过刘含芳再去与巡抚李秉衡商量商量，说说好话。

最后，李鸿章还是得通过朝廷和军机处出面，去做李秉衡的工作。

终于，李秉衡无奈，将嵩武军4营并入章高元军，由章高元率领以上8营，登船出发，一同带往旅顺。

可这时，已经是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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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局逾趋紧张，北洋舰队被紧急召往旅顺，策应守军作战，原定的护航被迫取消，章高元军乘坐4艘运输舰，冒险走水路赶赴辽东。

但是，登陆的地点，却不是原计划的旅顺，而是改在了营口。

任务不再是守住南关岭，而是加强金州北路力量。

按11月1日，李鸿章给山东巡抚李秉衡发电报，嘱咐：“饬章高元整备，改赴营口，为宋庆、刘盛休等后继，雇用商轮，分起运往。”[《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这总算才明白说出了李鸿章的意图。

自打上了“辽东战场”这条船之后，就只能服从船主，由李鸿章说了算了。

章高元在威海登船之时，摩天岭一线设防的宋庆部毅军、刘盛休部铭军，也接到命令，经营口等地向旅顺方向增援。

章高元所部改在营口上岸，就是准备在这里，与宋庆等军会合。

到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态势——夹击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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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盛宣怀的电报，其实也已经明白透露给我们了——“电饬合师夹击”，而且也说明，“刘盛休已到海城，程之伟已到熊岳”，北路攻击力量已经在行动。

不知各将领领略老帅的目的没有。

李鸿章在苦苦的紧密的“穿针引线”中，编织成了这个旅顺半岛的反击战役部署。这个部署，从构思上说，绝对称得上是一个亮点，不应该被忽略。

假设清军行动隐蔽迅速，日军摸不到这个重要情报，把日本人蒙在鼓里，保证一声霹雳猝然而临之，再假设如果能有一支能征惯战、作风勇猛的能战之师，那么，它绝对能爆发出耀眼的光彩。

领略李鸿章的“合师夹击”构想，基本要点是四个字——“南守北攻”。

实现战役目标的关键，需要北路清军一旦发起战斗，必须快速攻击前进，切断日军补给，并从后路猛烈压迫和攻击日军。

处于战地南端的旅顺，则必须能够坚决顶住，确保日军短期内无法攻克。至少，要一直拖到决战发起的时刻。

总而言之，需要一个重要因素——时间。北边要争取“快”，南边要保持“久”。

在这个需要下去考虑，我们就可以更加理解徐邦道的坚持，看似毫无意义的坚持，它的价值何在。

徐邦道不一定清楚李鸿章整个战役的部署，但出于一个将军的责任感，而且坚信自己战术上的正确选择，始终抱定出击的思路。金州城的主动守卫，土城子的英勇进击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就是能够拖住敌人，迟滞敌人，持久抗击，能拖一天就争取一天，为夹击敌人创造战机。

这种努力，总体上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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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日本人还是有所觉察。

我倒没发现有资料证明日本人探知山东兵马北调，但日本人确实通过间谍人员获取了很多其它信息，并同样得出了一个结论——李鸿章正准备反击。

我在宗泽亚先生抄录的日本公开的情报事例中，赫然发现这样一条：

1894.11.17天津派员报告《李鸿章大攻击准备中》[宗泽亚《清日战争》第190页]。

虽然日本人的依据，是“李氏雇入外国人准备展开大规模对日攻击”，包括德国顾问汉纳根赴山海关，马格禄出任舰队副提督等，而实际上汉纳根在天津，出山海关的，确切说是准备去旅顺协助宋庆的唐仁廉，这些情况反而没被摸到。但是，阴差阳错，歪打正着，日军对李鸿章准备反击的情况却是捏准了，尤其又是在这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上重合了。

毫无疑问，这肯定增加了日本人的紧迫感。就算歪打正着，也会对旅顺战局起到重大影响，而对李鸿章的“合师夹击”，影响将是决定性的。

这彻底揭破了老帅战役构想所缺乏的重要要素，也是几乎所有成功战例具有的重要特点——时间上的精准算计和时限的严格要求。

11月18日，宋庆率毅军10营00余人前进至普兰店北，与刘盛休部铭军4000余人会合，并找到了还在支援路上“奋力前进”的程之伟部大同军000余人。

合兵一处，以宋庆为统帅，后路的这支包抄军团基本形成。

这一天，旅顺外围的前哨战已经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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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日当日，李鸿章与汉纳根、丁汝昌商谈援旅决策，还判断：旅顺“山径险阻，现有二十一营（单指驻旅部队而言）分守前后，可以暂支，即冒险添兵往助，似无大益。”事后看这个判断是高估了旅顺守将能力，但主观上也绝不仅是过于乐观这么简单，实际也是对旅顺守军寄予了很高期望。

而且，为解旅顺之围，关键在金州北路能击破敌人，或有力地牵制敌势。简单说，在同一场战役两个战场，北路打得越猛，对南路旅顺越是有利。为防“敌众我寡，难期制胜”，便改令章高元八营“由登州乘轮至营口前进，会合宋军，气力较厚”，求增加北路的力量。

这个部署，本身也并没有明显的错误。

只是，旅顺守军不战而放弃后路山地，首先便失去了与敌纠缠待变的机会，一步步走向被动。

现在，一切就看清军的战斗力，或者说，就看清军将领和士兵的意志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