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4月，随着暖风日盛，洪家老宅“花厅院儿”里的海棠花开了。

那一串串的粉里藏白，白里透粉的花朵开得如此浪漫，如此洒脱，根本没有一丝闪念和犹豫。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挂满了枝丫，怒放在温暖的阳光下，引来蜂舞鸟鸣。

这种繁花似锦的美丽，让任何人看了都会感受到一种奔放的幸福。似乎只要多看上那么几眼，什么烦恼和愁事都不在了。每个人的生活和未来，也会变得如此绚烂似的。

洪衍武相当遗憾老房子正在改造修缮之中。由于“花厅院儿”里整日乱糟糟的，不但人来人往，还有沙堆、砖墙。这就使他没有办法和“糖心儿”一起牵手赏花。

现在看来，这种“只羡鸳鸯不羡仙”的美事儿了，也只能寄希望于明年了……

应该说，这一年的四月份是自“运动”以来，京城风貌最欣欣向荣，最朝气蓬勃的一个月。因为这个月我们的共和国，与“时尚”两个字联系之紧密是前所未有的。

这不像以前那样不经意地开了个小缝儿，仅仅是几首歌，几款布料或是某种时髦的产品悄没声儿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里，而是全方位的复苏和奋起直追似的“试水”。

这个月初，法国时装大师皮尔?卡丹受邀首次访华，他在民族文化宫临时搭起的T型台上，让外贸界和服装界的部分国人第一次领略到了外国时装设计师的服装表演。

表演当天的现场，在流行音乐的伴奏下，走着猫步的8个法国模特和4个日本模特，与台下穿着蓝灰制服，屏住呼吸观看的观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特别是当一位金发女模特在T台中间停下，兴之所至撩起对襟的长裙时，台下观众竟不约而同地向后仰身。简直像在躲避着一种近在咫尺的冲击波。

这一幕，在后来导致了一些负面报道和反对意见的出现，使得皮尔?卡丹沪海之行接待规格降低，遭遇冷淡，表演的场次和观众人数也都大打折扣。

但这位大师毕竟是“第一个勇于吃螃蟹的人”，他在共和国开创了服装表演的先河。无论怎样，谁都不能妨碍皮尔?卡丹的名字和品牌在共和国的土地上变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相同的，故宫和太庙的屋角和飞檐也给这位法国当代的“马可?波罗”带来了极大的灵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受到启发的他特别注重肩部设计，因而把垫肩和在他服装里广泛运用。

而作为第一个敲开我们国门的国际品牌，这无疑影响了我国时装流行趋势，使得有垫肩的服装几乎在整个八九十年代一直热卖。

于此同时，与“皮尔?卡丹”带来的这场“官方内部演出”交相呼应的，是在民间，“喇叭裤”已经彻底形成了一股流行风潮，完全动摇了这个东方大国数十年来的整齐划一和单调枯燥。

其实这种源于水手裤的玩意，和烫发、大背头一样，早在1966年之前，在六十年代的“社会青年”中就曾经流行过。后来是因为“破四旧”才“夭折”掉了。

如今相隔已经十年，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早已接近尾声。能通过港澳同胞带进来的“喇叭裤”又不多，按理说，原本是没有恢复再流行的基础的。

可偏偏由于禁锢过久，年轻人审美变得很畸形，特别愿意追求夸张。以至于从进口电影和电视上一发现这种奇装异服，好多人就争相效仿。竟使得这种“过了时”的服饰，不但在国内各地迅速流行，而且又保持了很长时间的流行热度。

当时最流行的“喇叭裤”颜色是米黄色“咔叽布”的，因此有“狂不狂，看米黄”之说。

又有些年轻人喜欢在“喇叭口”上做文章，自制的“喇叭裤”，最宽甚至达到了一尺二，两条裤脚的宽度都超了腰的尺寸。

另外，许多人在穿“喇叭裤”时，还会穿上高跟的皮鞋，有的鞋跟上钉上三角铁片。走路的时候，皮鞋踢踏响，裤脚扫马路。再带上蛤蟆镜，拎着“四喇叭”的录放机招摇过市，那回头率绝对是百分之百。

当然了，这种“服装怪”的命运与“皮尔?卡丹”的首演待遇如出一辙，从重新流行之初就遭遇各方各面的批评和抵制。

有许多人看不惯，认为这简直是大阿飞！流氓！玩儿闹！反正穿奇装异服的不是好人。

为此，他们斥责年轻人过于轻浮，说这是代表着西方腐朽、虚幻、没落的东西。

画漫画的人马上抓住时机，将穿着“喇叭裤”的年轻人画成反面人物，大有古代怒斥“服妖”之势。

相声演员更是不失时机，编出相声段子。说他们胡同里自从有人穿喇叭裤，从此竟不用扫胡同了。为什么呀？裤脚像扫帚！

甚至随之还出现不少的街头压迫行为。一些派出所和单位保卫科人员，一经发现有人穿“喇叭裤”，必要用剪刀强行剪破，方为之后快。

直到《青年报》写了一篇文章论证，说我国唐代壁画飞天里的人物也穿喇叭裤，说它是源于我们民族的，而不是西方，反对的声音这才小了一些。

可无论怎样，千万都不要小看“喇叭裤”对我国服饰文化造成的冲击。

因为它不但促使国人开始采用A字服装廓形，而且将国人对身高标准提高了十厘米。

这一代的年轻人就是因为“喇叭裤”才开始崇尚西方人的体型。

招聘、找对象，对男女方的要求分别从五六十年代的1.65米和1.55米提高到1.75米和1.65米。甚至小伙儿们情愿找比自己高的姑娘为配偶。

到现在人们都很难置信，一种服饰的流行竟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力量，但这确实是历史事实。

服装开放的意义还不仅仅只以上这些。别忘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如何把美丽保存下来同样是每个人的期盼。

于是不但烫头、蓄发、留胡子、穿高跟鞋、尖头皮鞋、新式服装，这些“破四旧”前的“时髦”统统复苏了。“照相风”同样不可抑制地刮了起来。

照相技术已经发明了近200年了，此前此后都有人照相。而这一次有所不同的是，社会主要流行群体有二。除了真正摄影爱好者以外，还有一种就是谈恋爱的。

酷爱摄影技术的人，对器材本身了解的非常仔细，什么功能都非常清楚。他们什么都拍，拍出的照片效果很好，尽管不少是业余爱好者。但他们里面往往是大师辈出，有着堪比专业人员的水平。

比如说当月，全京城都在谈论的，一个在中山公园举办的，题为《自然，社会，人》的摄影展，举办者就是一个叫“四月影社”的民间团体。正是这些摄影爱好者们，开了新时期民办艺术活动的先声。

而谈恋爱的人就完全不同了。正值春暖花开，万物复苏之季节。两个人一起出游享受阳光与生活是一。更主要的是拉风。

这种虚荣还不单是体现在照片上，回头拿给人一看，哪儿哪儿我去过，留下了靓照不负青春。同时也可以证明私用相机咱有，买了胶卷随便地拍，借此换得他人的羡慕。

其实最大的享受还是在拍照当时的拿一刻。当时的男女恋人往往心有默契，都爱找人多的地方来拍照。

女的打扮漂亮，手拿纱巾风度翩翩一摆造型，男的再一掏相机一通紧忙和。这个过程就别提多体面了。

这是因为当时拍照得靠人手工对焦距，相机普遍个儿头又大，还都带着牛皮套。阳光下闪闪发光都跟小钢炮儿似的。

无论拍照男女，那感觉基本上就相当于如今的一对恋人开着辆豪车上马路兜风。是必然会引来艳羡的眼神和议论的。谁能不美啊？

只要注意一点，别太过嘚瑟，为了取景，就肆无忌惮地攀上跳下，那就不会出现诸如摔伤或失足落水这种扫兴事儿了。

与“喇叭裤”和“照相风”具有同样流行传导威力的。还有“吉他热”和“跳舞热”。

自邓丽君风靡不久，七十年代崛起的台湾校园歌曲又传了进来。

较之邓丽君的柔媚，校园歌曲更多的是清新、平易、如话家常、如述心语。一时间，《童年》、《橄榄树》、《外婆的澎湖湾》、《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广为传唱。

再加上1978年底爆发的云南知青群体事件，促使着国家上层不得不改变了知青政策，为返城开了口子。直至今年年初，已经有不少青年人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

于是，在未办妥关系之前，在未找到工作之前。这些无事可做的年轻人中，就有不少人把精力放在了一把吉他上。

当时没有专业教材和老师。谁会的也不多，技巧全是靠口口相传、自我摸索和相互学习。

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当时人们学琴的热情，那并不是对无聊生活的一种调剂。而是一种生活的必需品。

因为没有吉他，这些没有事干的年轻人就会充满暴躁和落寞，完全是一把吉他给了他们自信和目标，也给了他们证明自己比别人强的机会。

当时的特点是崇尚高手，技术要求革新，渴求新知强烈。于是一天狂练琴十二小时的大有人在，弹琴弹到手破了根本没人在乎，几乎可以肯定，每把吉他的琴弦都挂有其主人的鲜血。

而且由于缺乏空间，练琴的年轻人大多会选择在公园练琴。又都是血气方刚的年纪，这样也就必不可免地引发了“碴琴”之风。

顾名思义，“碴琴”与“碴架”之举类似，唯一的区别是以琴艺决胜负，谁输了要把琴给对方，充当其战利品。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讲规矩的。所以演变到最后，“碴琴”完毕，跟着那就是“碴架”了。

由此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八十年代的摇滚会在京城开始兴起。九十年代民谣和某些乐队轻而易举地打破了整个国家沉闷的音乐氛围，创造了一堆一堆的音乐神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