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地震，除了引起北京方面的严重关注和全面行动之外，同时也引发了另外一件事情。

迁都！

历史上朱高炽曾经想过要将京师从北京重新迁回南京，但当时支持他的大臣当中，夏元吉绝对是第一号人物。但是因为潘厚仁的出现，历史已经发生了改变，夏元吉没有被朱棣投入大牢，故而心中没有那种怨念，也就没有提出要迁都的事情。

然而如此一来，朱高炽心中想的迁都，就找不到有力的舆论支持。

原本此时恐怕就这样作罢，但偏偏南京地震了，南京方面民间就有个说法，说是因为迁都，所以导致了地龙翻身，如果皇上不把京师从北京迁回来的话，那么南京就还会遭受到连续不断的天灾，甚至于整个大明都会因此而遭殃。

如此舆论一出，那些支持朱棣迁都的大臣们顿时感觉亚历山大了。

可不是么，南京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地震了，地龙翻身，这可是多少年都没有发生的事情，却恰恰发生在朱棣迁都之后不久，很难让大家不让将这两者联系在一起。

如此一来，这些支持朱棣迁都的大臣一出门，就成了是过街的老鼠，虽说不至于人人喊打，但千夫所指的滋味也不好受。

当朱高炽在朝堂上提出这件事情之后，支持迁都的大臣们一个二个的都不开口了，因为他们实在是找不到理论依据来支撑自己的论点，读书人也有读书人实在的地方，他们不会胡搅烂缠，即便是歪理，也要找到一个才会开口。

“皇上，老臣建议，实在不行的话咱们还是按照民间的意见，迁都吧！”这话，是夏元吉说的。

“皇上，不可啊，迁都北京乃是先皇毕生做的事情，可不能随意更改啊！”这是一位反对迁都的大臣说的话，不过除了“先皇意志”这一条之外，他也找不出什么对自己有利的论点来。

说来说去，能够站出来支持不迁都的人是越来越少，而夏元吉这个老爷子，倒是有很多可以发挥的地方。什么北京这边夏日少粮冬日少菜，需要漕运高强度运转来支持，即便不用支撑远洋舰队，开销也是非常的巨大，得不偿失之类的理由，愣是说的反对派们鼓着双眼却是无言以对！

其实漕运这个事情主要还是看从什么角度来看待。

假如说从朝政开支来看，夏元吉这个户部尚书那是有绝对的发言权。然而相对来说，漕运的存在也养活了很大一批人，而每个人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假如朝廷不再需要漕运，那就意味着将会有很多家庭突然之间失去经济来源。

这可是一个落后的封建社会，普通人一旦进入某个行当谋生，想要调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北京这边的政坛陷入了“迁都与否”的泥沼当中，几乎每个大臣都想在这场战斗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最好是能够跟最后的胜利者站在一起。

在这个事情上，朱瞻基也专门给潘厚仁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听听潘厚仁的意见。

而潘厚仁给朱瞻基的回信中却只有八个字：“观望，等待，关注汉王”

短短八个字，其实已经说明了潘厚仁的态度，他不希望朱瞻基介入到迁都这件最终历史证明没有结果的事情当中，如此会消耗掉朱瞻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是得不偿失，还不如好好的关注汉王朱高煦，这个家伙可是从来都没有死心过。

应该说潘厚仁的判断非常正确，当朝廷陷入“迁都”论战的时候，汉王朱高煦却是一点都不在意是否迁都。他在忙着干啥呢？他在忙着将自己的力量渗入皇宫内院，他想要通过掌控皇帝的后院，从而来给自己找到机会。

别看禁宫守卫森严，其实这仅仅是对外人的一种假象，在知道内幕的人眼中，禁宫，其实也是不设防的。

就好比说潘厚仁吧。

虽然他不能随意的出入禁宫，但他真会不知道禁宫里发生的大小事情？他当然知道，即便黄俨老迈，而且手掌东厂很少时候留在禁宫皇帝身边，但还有个王振呢？

自打被黄俨带来跟潘厚仁见过一次面之后，王振这厮就已经“爱上”潘厚仁了！

年轻、有位、多金、善解人意，这样的俏郎君，如何不是姑娘们的梦中情人？哦，对不起，王振他不是女人，而且也不是花一般年纪的小姑娘，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潘厚仁的感情，尤其是好几次从潘厚仁手中拿到礼物之后。

人心都是肉长的。

作为一名大学讲师，潘厚仁懂的也不仅仅是历史这一门枯燥的学科。事实上大多数学生在大学生涯里，哪怕就是赶时髦，也会从图书馆里搬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专业书回去看看。

要读书那就是好事。

只要不是读某种颜色的小说，对人总是有点好处的，认真读，就能找到对自己有益的东西。

因为读过心理学，所以潘厚仁关注的不仅仅是王振自己，他花费不少心思找到了王振的妻小，送房子，送钱，甚至就连王振关系的远房亲戚，都多多少少从潘厚仁这里得到了实惠！

这才是做人情的最高境界，做的王振连反对的机会都没有，住也住了，拿也拿了，吃也吃了，用也用了，王振还能说啥呢？他只能是一门心思的替潘厚仁办事，将自己牢牢的系在潘厚仁这条大船之上。

当然，潘厚仁决计不会让王振去半点对当今皇上，皇家不利的事情，拿王振来做比喻，仅仅是为了说明禁宫并非是像不明就里的人那样想的森严，里面的条条道道多的很！

就连潘厚仁都能收买王振，以朱高煦的身份，他又能收买多少人，或者说，收买到何种档次的人呢？或许只消想想就能知道了。

再说京师里，朱高炽一面积极的为其迁都的理想寻求出路，但一方面他也没有荒废文治武功。

诏修《太宗实录》就是朱高炽做的一件“文治”之一。他让当今太师英国公张辅、少师蹇义、少保夏原吉为监修官；令少傅大学士杨士奇、少保黄淮、太子太保杨荣、太子少保金幼孜、太常寺卿杨溥为总裁官；曾棨、王英、王直、陈循、李时勉等为纂修官，大家齐心协力修《太宗实录》。

只不过这本《太宗实录》朱高炽是注定没有机会看见其完工了，历史上这本《太宗实录》一修就是五年，直到宣德五年（公元140年）正月才正式修成，计一百三十卷，其中《宝训》就有十五卷。

《宝训》这个名字是不是很能勾起后世经历过某个年代的人的共鸣？没错，历史总是这样，虽然年代不同，但却是在不断的重复重复再重复，概因为即便是在潘厚仁生活的后世，世界的本质仍旧没有脱离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压抑于被压抑，改变的仅仅是盖在这些本质上的遮羞布，撕开遮羞布，其实都是一样一样的。

除开诏修《太宗实录》之外，朱高炽又为天下学生做了一件好事，或者说看似公平的事情，那就是改定科举名额。

当初朱元璋打下这江山，初定时，对天下科举取士是有定额的。

但不久之后，在朝臣们的建议之下，朱元璋又取消了限制。这个限制是啥意思呢？其实就是关于地域南北方，因为经济、文化等物质基础的不同，造成的读书人数量也不齐，相对来说，江南等南方经济发达，物质文明相对北方要高出一大截，读书人也多，故而在没有限制取录名额的情况下，北方往往很难有人被招录。

介于这种现实情况，加之如今京师已经北迁，若是继续任由这种制度下去，恐怕到时候北方的读书人都会有意见，故而朱高炽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重新规定取士名额，由内阁臣杨士奇奏请分南北取士。

通过杨士奇的嘴上奏，朱高炽立马点头，正式开始商议各省乡试取士名额。其中如南京国子监及南直隶共八十人，北京国子监及北直隶五十人，会试取士不过百人，南方人占十成里的六成，而北方人则是占十成里的四成。凡通古博今，端重沉静，年龄在5岁以上者可以应试。

然而跟诏修《太宗实录》一样，此规定尚未实行，朱高炽就“出师未捷身先死”驾崩。直到朱瞻基，也就是大明宣宗登基后，诏颁天下，要求各省仍按此规定执行。

作为一个守成天子，朱高炽在位上，也还是做了好些个体谅民心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下令严禁法外用刑。

法外用刑这种行径，别说是在古代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怕是没有几个国家能够彻底杜绝这种行径。

而朱高炽是个读书人，多少还是有些读书人理想化世界的通病，他对刑部尚书金纯等提出要求，严禁法外用刑。

在朱高炽看来，刑以禁暴止邪，岂能专事诛杀！皇祖律令，善善长而恶恶短，罚之轻重，皆适其中。吏比附谬妄，傅会致人死罪，我深为怜悯。五刑之条，莫甚大辟，身首异处，已至极点。自今有犯死当凌迟的，依律科断，余断役罪，法司并勿傅会。若我嫌恶偶过律外，用籍没凌迟之刑者，法司再三执奏，三奏不允，至于五奏，若仍不允，同三公大臣执奏，以至允准乃已。著为永制。文武诸司，自今亦不许法外用鞭背等法，尤不许宫人以绝嗣。自宫求用之人，绝其祖宗以至父母而贪图富贵，岂有心事君。今有自宫者，以不孝论。自今犯谋反大逆者，依律连坐，余止其身。古之盛时，采民言，资警戒，今凶险之徒，摭为诽谤，一言涉国，辄罣此名，法吏刻深锻炼，刑之失中，民则无措。今后告诽谤者，一切勿治。

这样长的一篇文章，在朱高炽毕生颁布的圣谕当中算的上是有数的了，由此可见从某些方面来说，朱高炽还算是个有想法而且愿意视线自己想法的帝王。至于说这个圣谕颁布之后的效果如何，嘿，想想后世影视节目里的东西厂、锦衣卫番子的行径，想必大家就已经知道了。

形式主义害死人，而形式主义可不是后世的发明，早在“浪浪啊狗”年之前，形式主义就已经是深入人心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