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军，对蒋光头彻底的失去了信心，聪明的蒋光头，利用李卫东的身份，向二十九军表达了一个态度，那就是“坚决抗日”的态度。

九一八以来的历次冲突，无不以蒋光头的失败、妥协告终。因此，宋哲元、张自忠等对蒋光头是否有决心进行和何时才能进行全面抗战，心中没底。

更何况，面对日本人的多次挑衅，蒋光头只派来了一个一级上将为首的光杆司令，这更加叫宋张大为恼火。

他们二人心中清楚，若仅靠二十九军孤军抗日，把部队拼光，也只能成为蒋光头妥协的牺牲品，长城抗战就是例证，二十九军伤亡5600余人，取得喜峰口、罗文峪大捷，然而在蒋光头对日妥协政策下，二十九军的胜利，换来的却是屈辱的《塘沽协定》，使二十九军抗战成果付诸东流。其后，宋哲元主察期间，对日本的挑衅作了坚决回击，结果是宋哲元不但未受嘉奖，反遭罢黜。这对二十九军坚决抗日打击很大。

但是李卫东知道，二十九军及其将领们，包括张自忠在内，却仍始终是抗日的，是具有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的。

欢迎酒会，来的都是李卫东的老朋友，长城抗战的老战友，还有梁重，冯轻，姚成旭三位老部下。

性格耿直的赵登禹将军道：“李参谋长，你来平津，说心里话，我们二十九军热烈欢迎，但是，那老蒋，不能一兵一卒都不发吧？”

刘汝明道：“老赵，这和李将军没什么关系，兄弟们在最前线，李将军能够来与兄弟们同生共死，这是李将军对我们二十九军的一份情谊！”

宋哲元微笑着说道：“还是老刘有文化，不像老赵，就是个莽夫，不过，老赵和卫东出生入死，共患难过，卫东是不会生气的。”

李卫东道：“哥哥们，有人说我李卫东变了，变成老蒋的愚忠了，说我这些年，成了老蒋的刽子手，但是，我要说的是，我李卫东没有变，我李卫东还是以前那个积极抗战的汉子。”

宋哲元道：“敢在我们面前直呼老蒋，卫东是把我们当兄弟，卫东有话直说。”

李卫东道：“长城抗战以前，都是局部战争，都是小打小闹，所以，我们拿出勇气，奋勇杀敌即可，但是，这一次，只要枪声一响，那就是全面抗战，是关乎华夏民族存亡之战，若想取胜，我们就要有一个大的战略方向。”

李卫东说完，拿出一支香烟点了起来。

赵登禹道：“哎呀，你把话说完嘛，什么战略方向，是投降还是死扛？”

李卫东道：“打，必须狠狠的打，但是，我们二十九军，必须付出巨大的牺牲，为全面抗战赢得时间。”

李卫东话音一落，全场一片寂静。

沉默了良久，张自忠道：“卫东，你告诉哥哥，这场战争，我们能否赢下来？”

李卫东道：“以空间换时间，八年内，我们将赢得胜利！”

又是一片寂静。

稍许，赵登禹站起来，饮了一碗酒道：“只要能赢，咱们二十九军，就是全军覆灭，也值！”

李卫东觉得，二十九军还是长城抗战时期的二十九军，然而他错了，由于赵登禹的激动，李卫东忽略了此时宋哲元和张自忠的表情。

此时，这二人关心的是二十九军的利益！

当李卫东离开北平的时候，他才清楚，这次来北平，是他人生之中最大的一次失误。

197年，一场巨大的“风暴”，在华北地区酝酿着。

各方的势力在这里交汇、争斗。这就如大自然界中的天气一样，冷热气流的交锋结果，必然会在交锋地带发生一场风雨，甚至是一场暴风雨。华北地区就成了各种政治力量交汇、争夺的中心地带，所以必然也会出现一场巨大的“风暴”，那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

195年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这把国民D、ZY军、东北军逐出河北、平、津，从而取得种种特权。但这对国民ZF是一个沉重的剌激。

因为这种局面，严重威胁着国民D在华北的统治地位，加剧了国民ZF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

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扩张势力，也侵害了英、美在华北的利益。也加深了英、美同日本的矛盾。

在国民D、国民D军队和国民ZF内部，越来越多的人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强烈要求抵抗日本侵略。在此形势下，国民ZF的对日政策渐渐变得强硬起来。

在196年1月1日发生“西安事变”。但通过各方努力，最终和平解决。这样就基本上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华夏内战，为华夏两D的再次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创造了前提。也宣告“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结束。

在冀察平津，自从国民D、ZY军、东北军被迫撤出后，宋哲元、张自忠等二十九军乘机崛起，填补这一力量真空地带，成为华北地区举足轻重的不可忽视力量。因此，宋哲元、张自忠二十九军、冀察当局便成为日本侵略者和国民ZF争夺的对象。

宋哲元等人本来就不是甘心附日之人，所以在他们逐步站稳脚跟之后，表现出来的ZY化也更加明显。特别是197年月，他们不顾日本人的反对与阻挠，派秦德纯出席了南京国民D五届三中全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在实际上接受了华夏两D合作抗日政策，首先明确提出了抗战的政治主张。接着以日方不取消冀东伪组织为由，拒绝了日方提出的所谓“经济提携”要求。其他如设立军事训练团和军事训练委员会，加紧军队训练工作；恢复辖区内中等学校学生的暑期军训，以增强青年学生的自卫、卫国技能。

日本特务头目寺平忠辅发出惊呼：“……三中（指国民D）之后，抗日的气氛駸駸乎弥漫京津一带。总之，已是大祸临头，……如何使宋哲元逃不出我们掌握，乃是北平特务机关应尽全力的任务。”

尤其令日本侵略者感到震惊的是，冀察当局宋哲元、张自忠等，根据南京ZF的旨意，准备在冀察平津地区进行“国大”（制宪国民代表大会）选举。

举行“国大”选举，在其它地区，算不了什么大事，但冀察当局举办这一活动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选举本身，在全国乃至国外，都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

《国闻周报》第十四卷第二十六期发表了著名学者胡适的评论文章道：“国民大会有它本身的意义，但冀察平津的国民大会选举是国大本身之外还有它特别重要性的。我们试悬想，在那个包括全国并且包括海外华侨的国民大会里，若没有冀察平津的代表出席，那成什么样子！所以冀察平津的代表出席至少有层特别意义：

（一）让全世界知道这两省市当然是整个华夏民.国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

（二）让我们的强邻知道，一切‘分化’、‘特殊化’的阴谋是必须失败的；

（三）让全国国民知道，冀察平津的军政当局是拥护国家的统一，是不受浪人汉奸的煽动或离间的。”

冀察当局的ZY化倾向和国民ZF政策的转变，自然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不满。为了阻止这种倾向，实现吞并华北的侵略目标，他们认为宋哲元等人已不可靠，必须把华北变成又一个东北，才能牢牢地抓在他们手中，以便能继续推进它侵华的下一个计划和目标。所以加紧了对华战争的准备。

李卫东的到来，打消了宋哲元、张自忠等大部份冀察当局和二十九军的主要领导人对和平存在的错误幻想。

使得他们认清、警惕、查觉到这一点，快速地作出反应，作好准备。

其实苏联和华夏GCD对于日寇发动战争的可能，已然提出了警告。

早在197年4月，苏联情报机构就传出消息道：“宋哲元、韩复榘近来对ZY态度较好，有日益ZY化的危险，因此在最近将来，日方有随时随地寻衅可能，至少在外交上做出盘马弯弓姿态，地点将在内蒙或冀东，时间约在五六月之交。”

MZ东也敏锐地预测到：“佐藤的外交是大战的准备，大战在我们面前。”

5月中下旬，日军参谋本部次长今井清中将在我国东北组织参谋旅行演习，并派人到关内各地侦察情况。

在日本国内，近卫文麿取代林铣一郎，组成了新内阁，号称“举国一致”。标志着它可能推行“更为极端的独占政策”。“佐藤外交”结束了。

在华北，华夏驻屯军从4月下旬起，在天津近郊开始举行战斗演习。到6月份，演习更加频繁。尤其是驻丰台的第一团，竟以攻占战略要地宛平城为目标，不分昼夜地举行演习。

一时间，平津一带，风声鹤唳，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这时在东京，上层人士私下盛传着：“七夕晚上，华北将重演第个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日本“二·二六事变”以后，国家权力已经落入海相永野修身、陆相寺田寿一之手。海相永野大将在海、陆、外三相会议上提出对华夏“总力战”，陆相寺田大将表示赞成，外相有田也同意。

怎么解释“总力战”三个字，意思是综合国力战，或是全面战争。也就是准备对华夏进行一场全面战争，吞并华夏。这样确实是比较彻底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扫清与苏联开战的后方和占领华夏的战略资源——包括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基地。可是经过精确的计算日本要出动9个师团的兵力，也就是40万大军的兵力，当前日本驻国内外的总兵力不过5万，观点又转了回来，还是在华北建立第二个满州国为妥。

日本在华北增兵深深刺激了华北民众，5月8日天津学生游行抗议日军增兵。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将领明确表示“二十九军誓不与日方妥协，誓不由华北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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