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风满楼。日军在华夏东北停止大规模侵略战争后不足6个年头，又把战争的巨大炮口瞄向了平津，瞄向了华北。华北上空一时战云蔽日，硝烟翻滚。

面对日本制造的巨大压力，蒋光头命令李卫东，去平津地区指导第二十九军备战。

此时的李卫东，因为在西安事件中的表现，已经升任军部副总参谋长一职。

在去北平之前，在南京，蒋光头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

参加会议者，军事顾问蒋百里先生，参谋总长何应钦，参谋副长，白崇禧，以及刚刚晋升参谋副长的李卫东。

会议主要讨论，蒋百里先生刚刚出版的军事著作《国防论》。

蒋百里，原名蒋方震，字百里，与广东李浴日、云南杨杰同为华夏军事学巨擘，驰名海内外。

18.94年的甲午战争，激发了蒋百里的爱国热情，他小小年纪便关心国家大事，诚如其言：“就是甲午战争，从此刺激了我的新知识，我学会了看报”，“从此，平壤、牙山、大东沟、九连城、威海卫、刘公岛等地名就时常挂在嘴边。”

1901年蒋百里东渡扶桑，四年士官学校的学习，他击败同期00多日本人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从此日本士官学校华日学生不再同班。

在日留学期间，蒋百里通过观察、分析，将当时对华夏东北威胁最大的国家日本、俄.国列为华夏国防战略的首要目标。

回国之后，当时的浙江巡抚邀其留在家乡编练新军，但蒋百里认为东三省才是阻遏日本、俄.国侵略的前方，因此他只身远赴东三省，入赵尔巽幕府，负责编练新军，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构筑东北的国防，使其成为我国第一线的国防基地。但由于旧军将领张勋、张作霖等的阻挠，让他的愿望化为灰烬。不久之后他赴德国学习军事，三年后仍选择东北就职，任东三省总参议，仍负责训练新军。

随着日本在华夏实力的扩张和俄.国十月GM的爆发，日本，这个蒋百里心中的主要“假想敌”越来越显示出其张扬的本性。

190年蒋百里发表《军国主义之衰亡与华夏》一文，明确告诫国民“吾侪所最感危险者，即邻近富于侵略性的国家”。

日本是华夏最危险的敌人！

在痛感国民缺乏对日本的研究的残酷现实下，蒋百里撰文号召国人保持高度警惕，注意研究“敌国”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有备无患。

蒋百里还准确地预测到日本必将发动侵华战争。19年，他在津浦线的列车上告诉同行者：“将来有这么一天，我们对日作战，津浦、京汉两路必被日军占领。我们国防应以‘三阳’为据点，即洛阳、襄阳、衡阳。”言外之意就是日本不但会对华夏发动战争，而且将会深入内地，我们的半壁河山将沦陷；华日之战将会在“三阳”之线展开最后的决战。

蒋百里的主要论点是：要建设国防，必须提前解决两个问题：一、如何使国防设备费有益于国民生产的发展。我们太穷了，应当一个钱当两个钱用；二、如何能使学理与事实密切她沟通。现在不是空谈就是盲动，盲与空有相互的关系，愈空愈盲，愈盲愈空。

并且拟定了建立民军的三条组织大纲：一、建制之主义——以自卫为根本原则，绝对排斥侵略主义；二、编制之原则，——军事区域之单位宜多，而各单位内之兵力宜少；三、建设之顺序——以京汉铁路以西为总根据地，逐渐东进；以求设备完全。

关于对日作战，蒋百里的主要论点是：第一，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

蒋百里并且犀利地指出，华夏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所以，蒋百里的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

基于华日两国的科学分析，早在上世纪0年代初，蒋百里就明确提出，一旦华日双方爆发战争，“彼利急，我利缓；彼利合，我利分；彼以攻，我以守。此自然之形势，而不可逆者也”，“我侪对敌人制胜之唯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侪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处用。”

也就是说，未来的对日作战中，我军应采取的正确战略战术应是以守为攻，在兵力部署上坚持纵深防御，不要采用一线制；分散敌军，使其不能集中兵力对我大举攻击，持久消耗敌人。由此可见，他不仅科学地预测了未来的抗日战争必将是场持久战，而且还指出抗日战争应采取持久消耗的方针。

蒋百里认为我国坚持持久战战略有两点理由：第一，这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首先，我国地广人多及技术、装备的落后决定必须进行持久抗战。土地广阔，就有回旋的余地，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步造成有利于我们的兵力对比，等到我转弱为强，就可以消灭敌人；当然蒋百里明白军队装备及训练等对战争的主要影响，但他并不“唯武器论”，而是相信国民的团结精神将会弥补其在武器、技术方面的差距。

“一个民族永生存求自由的意志”无人可以压垮，也无人可以使之屈服。其次，华夏的经济结构也决定华夏必须坚持持久战。蒋百里认为华夏是个农业国，以小农经济为主，其经济中心并不像发达国家一样集中在几个城市里。

第二，持久战战略是由我们的敌人——日本军国主义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决定的。蒋百里早在上世纪0年代就指出，推行侵略政策的国家一般是“以攻击速战为成功之条件也”。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如要想打败华夏，必须以速战速决的方式，才能保证其侵略所得，因此我们要坚持持久消耗战略，便可能胜利。

听完蒋百里先生的《国防论》，蒋光头询问三位参谋长。

何应钦道：“纸上谈兵，失去工业之发达东部，连子弹都制造不出来，这仗怎么打。”

白崇禧道：“扬长避短，发挥全国之优势，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拖死日本之经济，我方可全胜！”

李卫东先是站起来，对蒋百里先生深深的鞠了三次躬道：“先生已久病之身，写下抗战指导方针，使得华夏军队长了双明亮的眼睛，有此《国防论》，华夏必将通过此战，崛起在世界东方。”

三大参谋，此时二比一，主战压倒主和的何应钦。

蒋光头道：“卫东经略西南，很多民营的企业已经西移，你在行动上，走在了百里先生的前头，看来你们是英雄所见略同，这很好，很好，但是，由于时间紧迫，很多军工企业，还需要时间，若要打，最好拖到明年。”

李卫东道：“鬼子在平津，不断制造摩擦，恐怕已经拖不到明年了。”

白崇禧道：“那只能提前开辟第二战场，以此换取转移的时间。”

蒋光头道：“卫东，你去北平，建生与敬之筹划上海战事。”

会后，李卫东提议蒋百里先生去三亚治疗，蒋光头批准。

二十九军是一支杂牌军和地方实力集团，要寻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之路。日蒋之间的矛盾和华北的特殊形势，为二十九军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宋哲元、张自忠等正是利用了这两点，才谋取了冀察平津的控制权。但要在这块地盘生存、发展，他们就不能与日本人发生大规模冲突，才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局面。

这在二十九军将领认识是一致的，乃至号称主战派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认识都是一致的，如冯曾就如何应付日本人对部下道：“我们既要本着南京ZF的指示办事，又要保全现时本军处境。平津是我国著名的大城市，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国内外人士深为关注。若稍有处置不当，即会遭到全国同胞的唾弃，甚至使我军无法生存。

但从好的方面说，平津地区不但能满足我军的开支，而且还可以壮大实力，舍此再难得此机会。因此，与日军争端，越往后推迟越好，望你们好自为之。”

其次，冀察当局的对策是由南京国民ZF对日政现所决定的。国民ZF预计华日全面抗争将于198年爆发，在此之前为进行抗战准备，需要避免华日大规模冲突，即所谓“ZF抗日准备未周，不要轻启战端”。

冀察政务委员会主要使命，就是在蒋日之间扮演缓冲角色。从这个角度，宋张的对日妥协确具有忍辱负重、为国苦撑的性质。也就是说，冀察当局的所谓对日“亲善”政策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表面亲善，实际敷衍，绝不屈服”。这就是他们的对日政策。

在日蒋间扮演缓冲角色诚非易事，需要忍辱负重，忍受误解；需要强压怒火，委曲求全。张自忠之所以感到“精神上苦到万分”，原因就在于此，否则，用他的话“抗战是国家大事，要是我自己的事，早与鬼子拼老命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