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得的是风痹病，俗称中风。

这个病症拿到现在都不好治，更别提当时了。

罗绍威感觉时日不多，想把自己的儿子扶到节度使的位子上去。但他又不能太直接，太直接了容易挨揍，所以想了个法子，以退为进。

罗绍威给朱温上表：“魏博是个大镇，也是外部敌对势力争夺的焦点，我快不行了，乞求圣上派遣重臣来接替节度使的位子，我就光荣退休，回家等死去吧。”

朱温很看重罗绍威，看完奏表之后为之动容，随后任命罗绍威的儿子罗周翰为节度副使，代行节度使职权。

朱温嘱咐罗绍威的使者说：“回去赶快告诉你家主人：为朕努力加餐！如果他身有不测，朕会让罗家子孙世世代代永享富贵。现在朕虽然让周翰来处理魏博军府之事，但还是希望他能够康复如初啊！”

罗绍威凭借自己与朱温的深厚交情，终于如愿以偿把自己的儿子扶上了节度使的位子。

而接下来的匡国节度使冯行袭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

冯行袭也得了重病，也不敢直接把位子传给儿子，也是假意让朱温派人来主持工作。

但是人比人气死人，他本来是客套一把，没想到朱温却当真了（故意的），派了自己的大谋士李振前来接位。

具体派谁来接位可以判断出朱温的心思。

他如果派个武将带兵过来，那就是想动粗了，你不松手我就打你。

而现在派个文臣过来，这是想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问题，有话好好说，对方上道儿的话啥事儿没有，若是不上道，后面军队再跟着开过来。

朱温在李振临行之前把他叫来嘱咐了一番话：“你要好好地告诉他朕的心意，不要把关系搞僵了。”

李振秒懂，拍着胸脯说：“放心，包在我身上！”

然后李振就带着一张嘴，嘴里含着一根三寸不烂之舌出发了。

到了许州，李振先召集当地的将领们开了一个会，会上李振作了简短发言，内容大体上是这样的：

我们大梁皇帝手里面握着百万雄师，离许州这里可不远呐。（先吓唬吓唬再说）

冯公（冯行袭）的忠心我们是绝对相信滴，你们这些人呐，也不要乱动，不然让大梁皇帝有所怀疑那就不好啦。（吓完了再威胁）

话又说回来，只要你们赤胆忠心报效国家，难道还怕没有荣华富贵吗！（打一棍子给个甜枣儿）

这一番话连敲带打加封官许愿，第一时间就把军队摆平了。

军队摆平了，下面的事情就好做了。

李振随即向众将宣告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本官是来做节度使的！

然后问大家的意见。

大家都没有意见，或者说有意见也不敢说，枪打出头鸟懂不懂！

李振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许州跟魏博还不一样，魏博的牙军早就被清理干净了，朱温前后又去大吃大喝了两遍，把魏博折腾的不行，根本翻不起花儿来，卖个人情给罗绍威也无所谓。

许州就大不相同了，这里的军队之前都是跟随秦宗权的蔡州军团的余孽，当时朱温带汴州兵打到许州，这些人就投降了。

虽然投降了，但他们实力还不弱，朱温也不好去动粗，只能安抚，然后慢慢消磨对方的力量。

现在许州大当家的快要咽气儿了，这么好的机会朱温怎么可能放过，软硬兼施也要把匡国节度使的位子牢牢抓在自己人手里啊。

而这项工作，理所当然地落在了心狠手黑、狡诈多智的李振头上。

军队没意见了，李振的工作也就差不多完成了。

他这才气定神闲地哼着小调儿到冯行袭那里去探病。

冯行袭一听，新的节度使是面前这家伙，登时脸就垮下来了。

他冷冷地哼了一声：“李大人这么做，不怕我手下们有意见吗？”

“我问过了，手下们乖得很，都没意见。”

冯行袭还没来得及答话，李振又跟了一句：

“在下是奉了大梁皇帝之命而来的，相信大王（冯行袭被封为长乐忠敬王）也不会有意见。”

冯行袭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气呼呼说道：“本王病重，无法起身，还是派人代为接受召命吧。”

李振不依不饶：“不打紧，不打紧！您穿上上朝时候的礼服，头朝东躺着就行了，这个受诏的礼仪也没人能挑出毛病来。”（折腾不死你！）

冯行袭没脾气了，只能任人摆布，气呼呼躺在床上听李振念诏书。

听着听着，冯行袭悲从心来，心想我英雄一世，老来竟然沦落到这番光景，何苦来哉呢！不由得泪流满面。

诏书念完了，冯行袭泣涕谢恩，然后就把自己节度使、观察使的印信拿出来交给李振了，让他代管匡国一镇的军府之事。

消息传到了洛阳，朱温以手加额，笑道：“李振果然是个会办事的，这样一来，冯行袭一族可以免受屠戮了！”

言下之意，你老冯只要不识相，我老朱就杀你全家！

看到没，这就是朱温的行事风格。

随后，朱温把冯行袭的军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其他各部去，冯行袭收养的许多义子也都被遣散回家，恢复了本来姓氏。

这样一来，许州安定了。

在这里，我们要插叙一段小小的议论。这个议论的选题就是五代时期朝廷与藩镇的关系。

两者的关系一直是困扰晚唐、五代十国时期统治者的难题。

这个难题一直到了后周乃是北宋建立才得到彻底解决。

在这个过程中，各代统治者都在实践中摸索，尝试了各种方法来消弭矛盾，巩固中央统治，但是收效甚微。

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都在问题表面打转转，各类举措都没有触及到问题本质，这个本质就是武夫乱政，礼教崩坏，制度丧失。

这也很正常，因为五代时期各朝统治者大多都是从武夫的角色拼杀出来，或者是被一群武夫推举出来的，让他们向自己人动刀子，显然不太可能。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那就要立规矩、兴礼教，羁縻人心，以文控武。

大家不要小看了礼教的作用，这个东西是加强我国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粘合剂。

俗话说最难控制的是人心，人心被平定了，叛乱也就被平定了，所以说后世王守仁曾说过一句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礼教通过与家族文化相结合，在每个人心里构建起一道藩篱，心被关了起来，人就不会撒野了，治理也就容易了。

这个制度通过时间的积累日益根深蒂固，它生长在人心里，蔓延到人际关系中，笼罩在整个中华大地上。

它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牢不可破。

鲁迅先生文章里一直表现的那个主题：吃人的社会、愚昧的众生、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礼教，就是这个东西。

当然，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唐末五代之前的礼教（儒家思想统治制度）还没有腐朽到那种程度。

在那个时代它是起进步作用的，毕竟这么大一个国家，总要有一套制度来约束，否则那不就乱套了吗。

五代时期就是乱了套的一段时期。

这时候礼教没了，约束没了，底线没了，人心也就野了，杀人、吃人、乱-伦、兄弟父子相残的一幕幕接连上演。

这一段历史时期的无义之战太多太多，最遭殃的总是黎民百姓。

俗话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时候的兴与亡又太频繁了一些，而且在兴与亡的间隙里也在打仗，你说苦不苦！

要想终结这个乱世，那就需要有非常之武力，非常之文治，两者缺一不可。

只可惜从朱温开始，历代统治者往往武力有余（有的还不足），文治却很是不足（或者为零）。结果只能是以暴制暴，暴乱无穷。

直到后周乃至赵宋时期，大家总算是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一点经验，开始立规矩，并加大对武将的控制。

怎么控制他们呢，用文官，用文官制定的制度，用根植于人心的儒家思想。（所以说，宋代理学的兴起也是有一定基础的，这是刚需。）

谁若是不服，不想接受这个制度，好吧，我另一只手里可提着刀呢，你要试试？

正所谓雷霆手段，菩提心肠是也。

所以说像后周太祖郭威、世宗柴荣，以及宋太祖赵匡胤，这些人都是文治武功顶尖的人物。

乱世中他们能够镇得住穷凶极恶的武将，又能通过施行建设性的制度来开辟太平，真的很不容易。

正因为历史对乱世终结者的标准要求太高，所以在前期积累经验的过程就很痛苦了。

朱温，他也正在用实际行动为后世统一积累经验。

主要经验就是对待藩镇的态度上。

在他统治时期，大梁已经渐渐开始从各大藩镇收权，换句话说：大梁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相比于晚唐时期有所加强。

这一点可以从上面的两个例子中看出来。

但是，朱温并没有为后世开太平的自觉意识，他这样做的目的仅仅为了维护其自身统治而已。

正因为站位不高，所以也就没有形成制度，罗绍威跟他关系好，对方就能做节度使；冯行袭尾大不掉，所以要加强控制。

所有的一切还是为了老朱家的政权能够延续下去。

随后朱温连这点工作都不想做了，做皇帝毕竟是很累的，他开始纵情享乐，不再尽做皇帝的义务，专门享受做皇帝的福利，然后大梁政权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走下坡路的表现在于一名绝世武将的崛起。

他，就是杨师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