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昊叹了一口气，道“经此动荡，北地战事糜烂。淮北河南，屡受后赵寇锋。泰山太守徐龛，忽叛忽降，为石虎所破，龛被擒斩。兖州刺史郗鉴，退保合肥，徐州刺史卞敦，亦退保盱眙。石虎复进陷青州，别将石瞻攻取东莞东海。河南为后赵将石生所攻。司州刺史李矩，颍川太守郭默，屡战屡败，转向赵主刘曜处乞援。曜出击石生，大败奔还。敦默南奔建康，李矩亦率众南归，病殁道中。豫州刺史祖约，自谯城退守寿春，陈留被陷。由是司豫青徐兖诸州，均被后赵夺去。”
众人听到这里，也是唏嘘不已，本来衣冠南来，偏居一偶，风雨飘摇，幸好一般追随而来的一帮老臣，苦苦维持，加上祖逖北伐，与后赵在北方争夺国运，谁想祸起萧墙，王敦起兵，内外专权，好不容易恢复的一丝元气消耗得干干净净。
刘丹倒是知道从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到隋灭陈，南北分裂的历史要延续270年。司马睿即位后，因为在皇族中声望不够，势力单薄，得不到南北士族的支持，皇位不稳。西晋末年爆发的五胡乱华，把西晋打入十八层地狱，西晋就此灭亡。衣冠南渡之后，琅琊王司马睿和北方士族初到江南，南方士族不是很待见他们。
司马睿最倚重的人王导，深知要在江南立足，必须和南方士族合作。于是他亲自拜访南方士族首领顾荣、贺循，希望顾荣、贺循支持司马睿，顾荣、贺循当即表示没问题。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
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北方士族处于权力中枢，而南方士族却被排除在中枢之外。以三公和顾命大臣为例，终东晋一朝，北方士族一直牢牢把持着三公和顾命大臣的位子，除了陆晔、陆玩之外，再没有南方士族担任三公和顾命大臣。由此南方士族心生怨恨。时中国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御吴人，吴人颇怨。
北方士族把控朝廷名分，自家弟子分派各地衙门历练几年就可以牧守一方，而南方士族除了在自己乡里有一定影响力，在中枢几乎无立足之地。
司马睿重用王氏兄弟，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后来王敦大权在握，潜图问鼎这也是必然的趋势。所以在东晋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皇上不想北伐，权臣就想着北伐，因为北伐能够带来很大的声誉，带来更多的权利，最终可以篡国夺权。
东晋、南宋南迁时，司马睿、赵构都是宗室藩王，他们所建立的政权，并不是原来朝廷的整体搬迁，而是要努力整合支离破碎的社会秩序，努力维系自己的正朔特征。
就东晋而言，皇权旁落，门阀政治较为明显，王、庾、恒、谢几个大族先后控制朝政，几个主要的门阀之间又互相牵制，这种政出多门的局面妨碍了江南社会的全面整合。所以，东晋前期的北伐失败的原因在于后方牵制太多。
比如祖逖北伐，就压根没得到朝廷的支持，而当祖逖刚刚打出一点基础，朝廷就立刻派戴渊前往节制。东晋所发动的多次北伐，最后都成为门阀斗争的工具，殷浩北伐被恒温加以利用，趁机掌握军政大权。此后，恒温北伐取得前所未有地成功，兵锋直抵长安却不肯进取，用意在于夺取建康大位，而建康的君臣则在一边冷眼旁观。
谢玄北伐正是淝水之战以后南方士气空前高涨的最佳时机，结果又遭到司马家族的猜疑，谢玄请求自屯彭城的建议甚至都遭到拒绝。淝
水之战后谢安谢玄被司马道子排挤，最后相继去世，朝廷逐渐混乱，北府军后由王恭等人统率。
君臣之间互相猜忌，谁要是出头了都会被各方打压，君王只能做一个吉祥物，若是君主太英明强势也会为众臣子所忌讳，最后终将让你一事无成，甚至丧失性命。
在这种格局之下，大家像是进了盘丝洞，互相吐出缠丝把对方困住，最后谁也无法动弹，王导也是利用自己的智慧勉强维持这样一种相安无事的局面，根本就无力北伐。司马睿把王导架空，王导也乐得清闲，谁来谁死，最后是一地鸡毛，酿成王敦兵变。
至于王敦想坐上皇帝那把交椅，王导也是不看好的。皇帝这个位子谁来坐都不得好，司马睿好歹还是西晋的血脉，你王家算什么？而且王家依靠司马家才有今天这个格局，现在背信弃义想要篡位，名不正言不顺，最终也会落到众叛亲离的下场。
东晋的世家就如民国时的军阀，都是靠不住的，你要依靠他们，终将被他们操纵，刘丹打死也不想赶他们那滩浑水，所以自己重起炉灶，另搞一套。砸烂一个旧秩序，建立一个新世界，这是太祖才有的气魄，这个时候刘丹可不想打土豪分田地。东晋的小农经济是很脆弱的，庄园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强大得多，但是庄园主对于土地和农户的控制要改变。太祖从小米加步枪开始把蒋军弄成蒋匪，把美帝弄成纸老虎，刘丹可没有这个本事，只好准备搞一些火枪火炮来对付东晋土著的大刀长矛。太祖的建国、建军思想是世界一流的，就连美国佬都佩服，刘丹都可以拿来用。
刘正问道：“现在襄阳的情况怎么样了？”
刘昊道：“现在和以前一样，襄阳军政高级职位被北地南来的士族和雍、秦之关中士族移民把持，咱们本地的氏族子弟大都担任低级官吏。”
襄阳这个地方也差不多，襄阳地方豪族主要有河东之柳氏、薛氏、裴氏,京兆之杜氏、韦氏，弘农杨氏等汉魏旧姓大族,其他如京兆王氏、安定席氏、皇甫氏、北地傅氏、河南宗氏等关陇、河南地方著姓亦纷纷迁至沔汉，甚至还包括西域之康氏、南安氐族之焦氏等。
巨大的生存危机迫使一些襄阳旧族南徙避祸。此外,就地理位置而言,樊沔区域处于南北军事对抗的前沿地带,数十年间战火不息,双方在这一地区持续争夺,不断发生毁戍、徙民的情况。这对以宗族势力为基础的大族而言,无疑造成致命的伤害。在这一背景下,襄阳地区特别是以新野、南阳为中心的沔北地区的土著士族纷纷南迁。为避免覆族之厄,这些地方大姓,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大族纷纷迁移,其目的地一般选择在江陵。
刘家也在江陵搞了一个庄园，其他家就更不用说了。现在襄阳大量的的土地荒芜，北地来的侨民，第一等人移民到江陵和长江以南，二等人才会滞留在沔北地区。现在襄阳城北充斥大量的流民，他们没有生产资料，生活困苦，朝廷为了安置流民，置侨州。这个时候随着刘丹的黑科技，生产率提升，刘家招募一些流民开垦荒地，开办工厂，编练部曲，刘家村的人口增长了几倍。
襄阳城头变换大王旗，官员换了一茬又一茬，本地的土著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热情，只是守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作看客，你别来招惹我就行了。
大爷爷刘京问道：“现在你先生习嘏是什么章程？”
刘江道：“习门大房也准备南迁了，而且准备迁到湘州。”
这个时
候刘正乘着四个后辈回家的机会，了解整个襄阳和建康的形势，同时也是让大家一起讨论今后的家族的重心需不需要向南推移，特别是现在突然冒出这么大的家业，这个问题更要慎重考虑了。
说到南迁，大伙儿都不吱声了。虽说是“树移死，人移活，”但是还有一句话叫“在家千日好，出门步步难。”要在异乡安家落户，站稳脚跟哪有那么容易？如果买一个小庄园还好，花点钱就是，但是举族南迁又是另外一回事，有人居住的地方人家不让，没人居住的地方都是穷山恶水，生存特别困难。
说起中华汉民族南迁的历史，不得不说说一个特殊的民族—苗族。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其实这个说法不贴切，应该加上蚩尤，我们也是蚩尤的后代，要不然苗族黎民算不算中国人？从狭义的角度来说，中华民族是指远古“中华三祖”的后代，包括黄帝部落、炎帝部落、蚩尤部落，而苗族正是出自于蚩尤部落。
中华民族的起源有三块，先在黄河中下游开发繁衍的是东夷人，蚩尤是夷人九黎集团的大酋长，首先住在山东半岛，后向华北平原迁徙；在渭河流域到黄河中上游生活的是羌人，羌人的首领是炎帝；原住在蒙古高原上的是狄人，狄人的首领是黄帝。
后来黄帝部落向南迁徙，和炎帝为争夺渭河流域干了一仗，把炎帝赶往山西汾河河谷。接下来炎帝部落顺着河谷一路向北扩张，经过大同、横山来到华北平原，和九黎蚩尤干了一仗，结果输了。
与此同时黄帝沿着华山、潼关、函谷关、渑池、崤山这一线路进入了河洛地区（洛河下游与黄河交汇处周边地区），洛阳正是位于这一地区的中心，黄帝部落在这里繁衍生息，积蓄力量。
炎帝失败后求助于黄帝族，最终双剑合璧打败了蚩尤，这就是“涿鹿之战”，蚩尤战亡。然后，出现了中华民族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即夷、羌、狄三者融合，形成了华夏民族。
没有融合的夷人，其中一部分繁衍成了现代的苗瑶语系各民族，另一部分繁衍成了现代的壮侗语系各民族（壮族、傣族等）。
“世界上有两个灾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服的民族，他们就是中国的苗族和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族。”——格迪斯《山地民族》
到了春秋至战国时期，坚韧的苗族经过长期的发展成了“五霸”、“七雄”之一的楚国主体居民。大家看楚国的巫师，这是苗族保留至今的职业。《楚辞》、《汉赋》中“神”、“鬼”、“灵”、“巫”、“觋”、“祝”?出现的频数作一分类的统计，从统计数据中不难看出，“神”是楚巫首要的崇拜对象。出现次多的是“灵”，表明楚巫在作法时多数扮作神样。灵的出现之多、地位之高和作用之大，是楚地巫风的一大特色。楚文王道：“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楚国沿着汉水和长江向西扩张，开始吞并巴国（主要在重庆一带）的土地，这里有重要的战略物资--盐巴。巴人是由很多少数民族组成的，其中也有苗族，他们因为盐巴富可敌国，不过盐泉被楚人霸占之后，他们的国力开始衰落。
秦吞巴并蜀灭楚后，苗族又大量向西向南迁逃。之后苗族就以“武陵蛮”、“五溪蛮”的名称，见诸于文献。这是苗族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迁徙。之后随着中原主流文化的扩张，汉族的壮大，苗族等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被压缩，不断地西迁，向更高，更险的深山、峡谷纵深隐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