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们村后有座古坟，里头埋着我们这个家族的一位先人。

老辈人说，我们这个家族原住在河北省长清县。后来，因为一次重大变故，在明朝永乐年间合族南迁，移居在这里的。可想，当年千里徙流，妇孺一路忍饥号寒，是何等凄惨。那位先人为拯救族人，曾付出多少艰辛！

这块坟地有十二亩，前有一道小弯河和村子隔开。几百年过去，坟地早已荒芜，到处长满了黄花蒿、扫帚菜和各种乱草棵子，深及半腰。人走进去，冷不丁会蹿出一条白花蛇，吓你一身冷汗。

令人惊异的是，那位先人的坟茔居然没有泯灭。坟茔是个很大的土丘，孤零零地躺在草丛里，远远看去，只露出一点顶尖。坟后横一道荒岗，前头竖一块很薄的石碑，石碑前有一长方形石桌。每年的清明节，都有人为它添些新土，化些纸钱。当然，干这事的多是些白胡子老头。年年如此，虽说例行公事一样，却很虔诚。

有几年，我们村里进行解放以来最大规模的平田整地，不想，却牵动了许多老一辈人的心。因为这么一搞，把原来未入社时各家各户的老地边子全弄混了，而且要铲平所有的坟头。上级还说：将来县里建起火葬场，人死了要一律火化。

这两件事在村里引起一阵骚动。

老奶奶们害怕火化，有的竟捉住小脚大哭起来：“天爷，我造过什么孽哟——”

几个白胡子去找福淳爷，看能不能通融一下。福淳爷是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又是族中长辈，说话是举足轻重的。因他排行老三，故村里人全按辈分称他三爷、三叔、三哥之类。比他年龄大而又同辈分的，则干脆直呼老三，从来没谁叫他的官衔。他呢，又委实不像个当官的样子，和庄稼老汉一样的大裤腰，一样的旱烟袋，也打很响的喷嚏，但大家还是很敬重他。

这几个白胡子都是有资格叫“老三”的，平日在村里处于长者地位，生产上有些老经验，也时常提个建议什么的，年轻人戏称为“参政员”。一般情况下，福淳爷对他们也很尊重。

那天，他午饭后小憩，坐在大门外依着墙根晒太阳、捉虱子。抬头间，看几个老哥相跟着走来，便拍拍地上招呼：“来来，这里暖和，坐吧。”白胡子们不客气，一字儿排开，也都沿墙根儿坐下了。但坟头这事毕竟掺着私心，一时竟有些难以启齿。因此，也都敞开衣襟，一边晒太阳，一边捉起虱子来。其中两个老汉，平日是极干净的，胸前的白胡子每天都要梳一梳，身上并没有虱子。可这会儿，也把衣襟翻来覆去，捉得很认真。那混黄的眼珠，却在暗中转来转去，显得心神不宁。

十月里小阳春，日头还是很有力量的。不大一会儿，白胡子们的额头上，都有些汗津津的了。气氛实在太窘。福淳爷蓦然怀疑起来，他们大老远跑来，终不是和我一起捉虱子来吧？于是，停住手问道：“你们有啥事吗？”

白胡子们早有些心焦了，一边掩掩衣襟，一边不自然地笑着：“也没啥……大不了的事。”

“有事就说吧。”福淳爷和和气气地催促。

福淳爷心里在猜测：“什么事呢？”一边在裤腰带上摸着什么（那里拴一块禾田白玉，轻易不让人看）。

那么，就不能不说了，几个老汉推诿了一阵，还是由一个山羊胡子打头，另几个做补充，把意思说了出来。

福淳爷猛地爬起身，仿佛屁股底下突然喷出一股岩浆。他生气了！他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领着大伙搞集体化，这么多年了，他们还记着自己的地界！福淳爷感到伤心和恼火，他把紫微微的脸膛沉下来，训斥道：“你们哪，说话不知轻重，这是……变天思想哩！搁到外村，要拉到台上批斗的，说不定还会蹲班房！懂吗？”

白胡子们尴尬地低下头，像被日头晒蔫了似的。他们心里有数，老三不会送他们蹲班房，但从他的训斥中，都懂得了这件事非同小可。而且自己也后悔起来，也真是，集体化都这么多年了，还说这种话，不是作践老三吗？嗨——鬼迷心窍！

福淳爷发完火，气消了一些。他自然明白，他们没有谁想变天，说这些话，不过是老一辈庄稼人习惯的心理在作怪。他们在旧社会都曾是一代创业者，有的直到土改才分了十几亩地。他们是太珍爱自己的土地了。再说，这么多年，如果能把集体生产搞得好一点，他们也不至于老惦记着自己的地啊！福淳爷又有些惭愧起来。

他缓缓地摇摇头，又慢慢解释说：“平田整地不能不搞。老是沟沟垃垃怎么搞社会主义大农业？怎么发展机械化？怎么……至于坟头呢，”他沉吟了一番，“可以原地深埋。一个坟头占一片好地，浪费太大，火化不火化，那是以后的事——再说。”

老实讲，福淳爷自己也怕火化，只是一时尚无变通的法子。

白胡子们总算没有白来，搭讪了几句，也都起身走了。

平田整地终于搞起来了。福淳爷亲自跟着干，标准极严。田里的活路，他向来是挑剔的。福淳爷是我们村的第一个庄稼把式，年轻时砍高粱，一天能砍五亩半。麦收扬场，无风一样干。他站在中间，左右开弓，同时向两边抛撒，麦子扬到半天空，“刷刷”地落下来，要四个人打落才跟得上。那时，他臂力很大，双手抠住石滚的凹口，平端在胸前，能原地绕三圈。村里人都说福淳爷有霸王神力。这也是他受人尊敬的一个重要原因。

各家的坟也都深埋了，但上面还是留下一个漫岗，村后的那座祖坟，则动也没动，好像大家都把它忽略了，福淳爷居然也没有提醒。

不久，他又和几个大队干部商定，把祖坟周围十二亩荒地辟为公墓，上面栽上树，村里再死了人，一律埋在这里。福淳爷认为，既然死人不占用良田，就没有必要一定要火化了。以后上级问下来，也有话说。春天槐枝泛青的时候，栽上树苗，风一吹就发了芽。当年夏天，就是一片郁郁葱葱了。

如今，已过去八九年了，十二亩槐树林已经很有气势，从几里地以外看，绿森森一片。初夏槐花盛开的时节，低空一片乳白的花海，仿佛一团很浓的白云眼看落下来，又被槐树枝挂住了。人走进去，又阴凉，又清香，槐花团团簇簇，一枝一串的，洁净而朴素，天然一种肃穆的气氛。有这等去处，真让人死而欣慰了。

从那时以来，槐树林下已经添了七十多座坟头，每逢清明节，来这里祭奠的人便多起来，古坟地也就不像以前那样荒凉怕人了。

令人感慨的是，福淳爷也已作古，长眠在这座槐树林下了。村里人都说，他死得太匆忙、太凄惨了。他才只有六十二岁，本不该死得这么早的。

2

我曾经作为福淳爷的副手，在村里做过几年大队干部，后来因为好写点东西，被调到县通讯组去了。但我的父母仍在村里，我也就时常回家，而每次回到村里，又一定去看望福淳爷。我们成了忘年交，爷儿俩经常守着一壶酒，一盘青豆，一谈就是半夜。我深知他的欢乐和烦恼，甚至对他的死也有预感。我太了解他了。

福淳爷属于解放后农村的第一批基层干部。而他当干部，说起来几乎不可信。

我们村是一个两千多口人的同姓村，村里中农居多，最大的地主不到二百亩地，因此，土改就不像外村那么轰轰烈烈。

福淳爷家属于下中农，显见得分不到多少土改果实。但他生*管些闲事，当地称为“场里人”。就是说，婚丧嫁娶、危难纠纷，什么场合都少不了他。解放前夕，为帮几家穷户租地借粮的事，曾多次和几家小地主闹翻脸。他希望老少爷们都能吃上饭，可是空有抱负，无法实现。

土改开始后，他对共产党打富济贫的主张拍手叫好，跑里跑外，做了许多工作。土改结束，自己什么也没要。工作队长看他大公无私，又很有组织能力，就问他：“你热爱不热爱共产党？”

“热爱！”福淳爷没有丝毫的犹豫。

“那么，你愿意不愿意入党呢？”

“——入就入！”

于是，福淳爷入党了，并当上了村支书。那时，他才三十岁多一点，中等身量，显得魁梧结实，紫微微的四方脸膛，腮边卷着几根软须，一眼看去，豁达晓畅而又有心数，正值年富力强、雄心勃勃的时候。他认准了共产党是为庄稼人谋福利的，决计拼一腔热血，创一番事业，让子孙后代永远过上好日子。

说实在话，如果按照党章要求，福淳爷不能说是一个合格的党员。然而，他确确实实当了二十几年党支部书记。

福淳爷不懂共产主义理论，甚至连几句像样的官话也不会说。有一年批林批孔搞得热火，他去县里参加了半个月的学习，回到村里神色黯然，只在队长会上传达了一句：“孔先生被打倒了。”那副神态，像刚刚参加完一个追悼会。以前，他听人说过，孔夫子是个讲学的。因此，他老把孔夫子叫成孔先生。福淳爷对读书人向来是尊敬的。

但运动来了，他又无法逃脱。特别工作队一进村，作为大队支书，他要在社员会上作报告。而作报告是要讲许多大道理的，福淳爷肚里没词儿，就有些做难了。因此在他的报告里，便时常夹杂一些“嗯嗨呵呢”、“因也此所”之类的废话。而且肚子一挺一挺的，很使劲。有一次正讲得带劲，突然停住了。先前大家倒并不怎么认真听，因为总是不得要领，这时反注意起来。工作队和一千多个社员盯着他，不知出了什么事。当时，我还在农村，正坐在他左边主持会议。福淳爷一手捂住肚子，一手扯扯我，小声说：“你接着讲。”说完匆匆走了。第二天，我问他哪儿不舒服，他尴尬地笑笑说：“奶奶的，裤腰带断了！”

福淳爷没文化，处理事情常常有违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一不顺心就发火、骂人，而且有时用烟袋锅敲着脑袋骂。自然，那骂法是有讲究的，子侄辈的骂娘，孙子辈的骂奶奶，从来不会错（此地风俗，这是仅限于本族内一种亲切的骂法，不同于一般的骂人）。有时候，他还打人。

那年，我刚提拔成大队干部，正好碰上两个小伙子在当街打架，好凶！我急忙跑上去，一边拼命拉架，一边让他们各自说理。他们谁也不听。一群小青年在一旁呐喊助威，并不拉架，好像在等待着什么。我真有些束手无策了。正在这时，只听有人小声说：“来了，来了！”我回头看，只见福淳爷大踏步赶来了，两眼冒着凶光。

我正要上前说说情况，福淳爷却摆了摆手，表示不必。只见他弯腰脱下一只鞋拎在手里，赤着脚悄悄偎上去，猛地扬起来：“劈啪！劈啪！……”每人照腚三鞋底，一边嘴里给自己使劲：“吭！吭！吭……”

两人骤然遭到袭击，抬起头，一看是福淳爷，慌忙松开手，撒腿跑了。还不时回头看，生怕他追上来。等跑出一段路回身看时，福淳爷正坐在地上穿鞋，一边冲他们点头晃脑：“甭跑哇？”他们不跑了，可也不敢靠近了。

这样的官未免是非不分。事后，福淳爷却说：“鸡毛蒜皮的事，有什么理不理？一句错话就闹起来，越分辨越麻烦。干脆，揍跑他们，等双方消了气，屁事没有。谁有工夫和他们磨牙！”

当然，福淳爷解决矛盾，并不一律用鞋底，有时候还很有耐性，这要看什么对象。

八队五保户七奶奶，喂了三只老母鸡，常放出去啄大田的麦子。有一年冬天，队长雷子带着社员在西河洼挖沟，中途回村拿东西，刚到村头，发现三只母鸡在麦田里一字儿排开，正啄得欢。雷子一看就火了，弯腰拾起几块碎砖头，拔步就追，几只母鸡惊得“咯咯”乱飞，一只大黑狗也跟着跳来跳去，围追堵截。雷子撩开长腿，追到七奶奶门口时，把三只鸡全砸死了。

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七奶奶奔出屋来，又哭又骂，要雷子赔鸡。雷子一拧脖子筋：“砸死活该！”七奶奶一头撞进雷子怀里，耍起赖来：“龟孙羔子，你把我也砸死吧！”许多老年人围着看，谁也不敢劝说。福淳爷可巧路过，他问明情况，弯腰拾起三只母鸡，一下子摔到雷子脚底下：“去！社员不正在西河洼干活吗？拿去褪褪毛，烧一锅鸡汤送去。队里拿几个钱，买几只鸡赔她。屁大的事，嚷嚷什么！”雷子正被缠得一筹莫展，一听这话顿开茅塞，朝七奶奶打个响鼻，提起鸡乐颠颠地走了。不过几句话，烟消云散，七奶奶没话说了。

第二天，雷子买了三只母鸡，给七奶奶送去。他前脚出门，福淳爷后脚进了屋。他和七奶奶同辈，叔嫂偶尔也开点玩笑，这次却一本正经的样子，往七奶奶床沿上一坐，先装上一袋烟递上去，然后凑凑身子：“我说七嫂，你也老糊涂了，大田的麦子让鸡糟踏，你不心疼？”

“谁不心疼？我咋知道鸡去啄麦呢！”七奶奶“吱吱”地吸着烟，装起糊涂来。

“是这话。我看你也不是故意。”福淳爷顾全她那点老面子，并不揭穿，“往下呢，可要把鸡看好。都把鸡放出去吃麦，来年喝西北风吗？你五保指靠什么？——这些年雷子待你好不好？”

“好！我没说不好。”七奶奶嘴有点软了。

“是喽！集体就是家，大伙都要爱护才对。你说呢？”

七奶奶脸红了，讪讪地说：“老三，你甭划圈子啦！我的鸡再吃大田的麦子，砸死活该。”

福淳爷眨眨眼，诡谲地笑了：“你要再放鸡吃麦，等你死了，我让雷子送你火葬场去！”

七奶奶最怕火化，伸出烟袋锅敲着福淳爷的头：“老三，看我不砸烂你的狗头！”

福淳爷缩着脖子夺回烟袋，欠欠屁股出了门，又回头说：“甭说狗头驴头，到时候反正我当家。”说完，把长烟袋杆往脖子里一插，摇摇晃晃地走了。

3

那么，福淳爷就没有束手无策的时候吗？有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化肥、机械一直是农村的紧缺物资，光靠正常供应，根本不够用。特别是化肥，需要量更大。这就非走后门不可，走后门就要给人送礼。

福淳爷自己毫无办法，他又从来不愿低三下四地求人。于是把队长、会计召集来，布置说：“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谁有本事谁出去。请客送礼，实报实销。有言在先，跟着吃点喝点，没事。往口袋里装，甭说我不客气！”

有一年秋天，眼看该种麦了，各队费尽心机，多少都弄来一些化肥。独有八队还没搞到一两。雷子急得团团转，走！背上五十斤豆油，我跟你走一遭。

当天，他们到了县里一个管化肥的部门。这里并无熟人，只能硬闯了。福淳爷要亲自去舍老脸，雷子伸手拦住了：“你看着豆油，我去！”他知道这里头的难处，有时买不来东西，还要被对方奚落一顿。雷子不忍让福淳爷去受窝囊气。他把两桶豆油提到一个墙角里，让福淳爷守候着，自己转身进了大门。

一个钟头以后，雷子大步流星回来了。福淳爷正眼巴巴地瞅着，看见雷子，赶忙迎住问：“办妥啦？”

雷子并不答话，眼里噙着泪水，来到跟前，突然飞起一脚，踢翻一只桶，滑溜溜亮闪闪的豆油泉水般流出来。福淳爷赶忙去拉，雷子暴跳不止，一连踢了十几脚，一桶豆油全洒了，油汪汪一片。一群人围上来看，不知这个庄稼汉子为什么在发疯。

守着这么多人，福淳爷不好追问，也无须再问了，雷子在里头受了气，后门没走通。他默默地站在那里，看着满地豆油，心里一阵阵发酸。

这时，守门人急急地走来了，手里端两个瓷盆，一边在地上一捧一捧地把油收起来，一边说：“啧啧！这不是可惜了的吗？”大家围着他发笑，而且也不嫉妒，这老头倒会捡便宜。

看门人足足收了两个大半盆豆油，分成两趟端走了。围看的人也陆续走散了。福淳爷和雷子仍在墙角蹲着抽闷烟。好一阵，雷子起身，擦了一把泪：“走吧，三爷。今年种白茬，我也不求人啦！”

“嘿，赌什么气呢？”不知什么时候，守门人又回来了。这时，他已洗净了手。这种事他见得多了。他早已看出来，他们碰了钉子。

雷子没有理睬守门人。福淳爷倒是站起来，打了个招呼。不知是守门人发了一笔难财，过意不去，还是动了恻隐之心。他把福淳爷拉到一旁，低声说：“你们哪，走后门也笨。把东西送家去，十有八九准成。在单位里办不成的。”接着，他把一个什么人的住址告诉福淳爷，就赶紧回去了。

经过这番点化，福淳爷又有了一点希望。可雷子说啥也不去了。他只好背起油桶，按照守门人的指点，进了一个巷口。果然，中午弄到了四吨化肥的条子。

一年年下来，各队都有这么一笔非正常开销。有时候，送了礼当时不一定能买来东西，时机成熟了，才好张嘴。有时候中间转托人，又让骗了，东西只有白扔。群众有时候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一点，因此意见很大，就有人向县里写信揭发。

不久，县里派工作队来到我们村里，清仓查库，发现问题确实不小。那天晚上，工作队长把福淳爷叫到大队部，一笔一笔地把账报完，然后严肃指出：“你们这个大队账目严重不清。据初步调查，八年来有三万斤粮食、一千斤豆油下落不明。作为大队支书，你要负责任的！”

福淳爷静静地听着，一锅一锅地吸着烟，等他说完，才磕去烟灰，慢慢地说：“你弄错了，这数目字不对。”

“怎么不对！”工作队长火了，“那么多人查账，一笔一笔弄出来的。”他一拍桌子，“这样性质严重的问题……”

福淳爷的嘴唇抽搐了一下，两眼闪出泪花，用尽量平静的声音说：“你们查的是账面上的零头，还有一笔账外账。在我这儿。”

福淳爷从怀里掏出一本破旧的账簿，啪！往桌上一放。工作队长迷惑地看着他，又拿起账簿：“账外账？”

“是的。怕群众心疼，没敢公布过。可我都一笔一笔地记着哪，粮食约为二十万斤，豆油不少于一万斤。”

工作队长大吃一惊：“都弄哪里去了？”

福淳爷冲动地站起来，把烟袋缠好往腰里一别：“长话短说，走后门用了。群众揭发，没错！扔出去的都是血汗，能不心疼？可为啥还要这么搞，农村干部给人磕了多少头，作了多少难就不说了，活该！谁让你求人哩？谁让你搞不正之风哩？庄稼人东西不值钱，脸皮不值钱，发贱！”福淳爷红头涨脸，使劲闷住火气道，“一句话，我同意让他们干的，不关队长的事。蹲监狱坐牢我一人去！我五十多岁了，也干不了几年了，村里少我一个不当紧，生产队长都不能处分，不能啊！农村的事，你们城里人不懂，大队可以一年没支书，但生产队不能一天没队长！你千万别处分他们呀！”福淳爷慷慨陈词，说到最后，又近乎哀求了。

工作队长倒不知怎么说了，他们听得目瞪口呆，想不到面前这个庄稼老汉一样的大队支书，竟是这么磊落！这是一个怎样的老人啊！

但从此以后，福淳爷再不同意队长们带着粮油往外跑。全大队一年就有两三万斤粮油抛出去，他早就疼得咬牙了！他后悔、辛酸，感到自己对不起老少爷们。

福淳爷的思想越来越苦闷了。

4

他老是借酒浇愁，而且越来越贪杯了。

福淳爷一辈子爱喝酒，以往我每次回村，定为他捎一瓶原装酒来，陪他喝几盅。他没有钱，平日喝的都是七毛多钱一斤的红芋干酒，质量很差，性却很烈。他看我捎来好酒，老是沉着脸说那句话：“太贵了！”但他又很珍重，一次舍不得喝完。

当然，哪个小伙子娶媳妇，也没忘了请福淳爷喝喜酒，他也从不拒绝。上级曾为此批评他：“党员干部，怎么能随便到社员家里吃吃喝喝呢！”历次运动，工作队也都整他这一条，他老也不改。他说：“咋！党员干部就不是人？都是本家爷们，几番请不到，那叫廉洁？屁！那叫假斯文，装相！”福淳爷固执地认为，乡下不同于机关，其实机关也有人情交往。更何况我们村是个同姓家族呢。

福淳爷酒量其实有限，三两正好，半斤就要醉了。他可以一天不吃饭，不能一顿不喝酒。特别到了晚年，几乎爱酒成癖。他从来没打算忌过酒，怎么能忌得了呢？他的心情老是一天比一天沉重。

有一天晚上，我们爷俩在一起喝酒，他回忆往事，分外动感情。他说：“跟着党走，我是铁了心的。合作化那阵阻力大，庄稼人舍不得自己的地啊！我一家一户动员，熬烂眼、说破嘴，大伙终于同意了。咱‘曙光’社是全区第一个。……1958年，大伙出了大力，庄稼长得并不错。可是一平二调来了，丰产没有丰收。收红芋时用犁子犁，大半都扔到地里了。……那时我被拔了白旗，看着心疼，没法。秋后，全村扔了三百多亩地，种不种都一样，谁还愿意要地呢？昏了头！第二年我复了职，领着大伙度饥荒。三年困难，那是真难啊！树皮都剥了吃，全村还是饿死百十口人！……”福淳爷用袖口沾沾泪水，又说，“我没能救活他们，心里有愧，到死……我也不会心安。……到1965年，恢复得像点样子了，喏！又天下大乱。批判我，该批！我有错误，可是别打倒我啊！我还能干几年呢？来不及了……你看我这胳膊，”福淳爷说着捋开袖口，“尽是些筋筋皮皮了。我的肉、我的力气，快要完了啊！……”福淳爷喉头哽住了。他眼圈儿红红的，端起一杯酒，一口喝干，重重地垂下头去。在飘忽的灯影下，我看到，他的稀疏的头发，已经灰白了。

我的心潮在一阵阵翻滚，啊啊，福淳爷不仅在倾诉内心的苦闷，也在计算着自己生命的进程！他是怎样被事业苦苦缠绕着的呀！

二十多年间，他几乎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春天，是容易贪睡的时候，却是庄稼人播种的季节，辰光误不得。福淳爷总是早早爬起身，四处招呼人们上工。而到了冬天，又常常会有这样的情景：一夜北风，一夜大雪，到天明时，一切沉寂下来。冰天雪地把整座整座的村庄都冷凝了。这时，在雪光和寒星下，一个模糊的人影来到村子中间的槐树旁。一颗铁铃悬在一根横枝下，用来摇铃的绳子已冻成一条冰绳，僵僵地垂下来。那人刚想伸手触摸绳子，可往四下里望了望，又缩回手，蹲在地上抽起烟来。那意思，好像这么一动，就会惊醒人们的晨梦。时候是早了一点，那么，再睡一会儿吧。

槐树底下的老人，被一件又大又重的黑棉袄紧裹着，烟袋锅一明一灭的，帮他驱赶着寒气。他是那样安静，那样耐心，像一位慈祥的老爷爷，守候着熟睡的孙子。浓密的胡子上渐渐结出一层霜花，眉毛也白了。

终于，一只报晓的雄鸡首先叫起来，“喔——”不大会儿，村子的各个角落，都传来雄鸡嘹亮的啼鸣，老人忽地站起身，扯住冰绳，急促地摇起来：“当当当当！……”接下去不久，这里那里也响起了铃声。寒星摇落了，晨梦摇碎了，沉睡的村庄缓缓地苏醒过来。……

那第一个摇铃的人，多半都是福淳爷。

然而铃声的作用却越来越小了。有时要摇动三四遍，再挨门喊叫，那一扇扇紧闭的大门，才“吱呀——吱呀”地打开。社员上工以后，又老是慢慢腾腾地干活，干部在和不在大不一样。福淳爷曾多次向我说过：“庄稼人越来越懒了！不像单干时那么吃苦。”这使他感到恼火，一个真正的庄稼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懒惰。可是为什么会懒了呢？他想不通，我也找不到原因，只能随着唏嘘一番。干部贪污、懒惰，他可以撤职，但对社员又能怎样呢？干着急！

干部和社员争执打架的事，几乎每天都要发生，有时一天数起，按下葫芦浮起瓢。十二个生产队，他一个也不放心，两个脚底板跑得发胀，嗓子喊得发疼。他像所有队长的嗓子一样，长年处于半嘶哑状态。他骂人，脱鞋底，可是不灵了，越来越不灵了。他的招数好像使完了。

夜间睡在床上，福淳爷嗓子干得冒火，一身筋骨像散了架。这时，他常想，工作为啥像拉旱船一样费力呢？什么时候才能轻松一点呢？但天不亮他又爬起来，开始一天的奔忙。

年复一年，福淳爷疲惫不堪。他像一个风雨夜行人，在狭窄而泥泞的田埂上艰难跋涉。摔倒了多少次，又爬起来多少次，始终朝着事业的灯盏，顽强而焦急地行进。那风雨中飘摇的灯盏，是他的追求，他的希望，他的生命！

然而，路太远了，他老也走不到。漫长的路途耗尽了一个庄稼人最金贵的时光，风风雨雨在他脸上刻下一道道皱纹。腰背也驼了。曾经是那样强健的筋骨，衰老了。福淳爷终于没有力量再走下去了。

5

1980年，村里实行责任制前夕，福淳爷申请辞职，一个年轻人接了他的班。

他肩上的担子没有了，每天挎着粪叉子，在村前村后默默地转来转去。很少和人说话。看起来，他的心情一点儿也不轻松。

后来，大队为了照顾他，在大队部旁边盖了一间房子，让他开个杂货店，也算有了一个归宿。福淳爷起初不肯，后来还是同意了。大队部的院庭，曾经是他三十年的政治舞台，他留恋那个地方。

店铺在十字路口，向阳一溜*墙。西边是大队三间供销社，宽敞明亮，货物齐全。东边一间是福淳爷的杂货店了。因为没有透窗，显得有些阴暗。靠北墙用砖头砌成的货架上，摆着一些日用杂品。有香烟、毛巾、袜子、鞋带、针线、小学生用的铅笔、本子等。用水泥做成的柜台里头，放着一坛酒，一坛醋，一坛酱油。柜台上有一瓷盆自己煮制的青豆，里头有白生生的杏仁，上面撒一层鲜红的辣椒丝。用八角茴香煮成的。此外，旁边还有两只小酒碗。

福淳爷每天关门很晚，一些老汉常来这里闲坐。他一早就打开店门，开始卖东西。不知什么原因，挨门的大队供销社，竟不如这间小店显得兴隆。不少社员买东西，凡是小店有的，决不去大店。三分五分的零钱，不等找回，就转身走了。起初，福淳爷以为是对方忘记了，就追出店门喊：“甭走，还要找你钱呢！”那人却回头笑笑：“算啦！一星半点的。”日子久了，老是出这种事。福淳爷终于醒悟：这是大伙可怜我呢！他的心头一下子掀起巨澜！酸甜苦辣咸，什么味道都来了。

去年秋后的一天晚上，我回到村里，和父母说了一阵闲话，又去杂货店看望福淳爷。这时，外面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没有一丝儿风。我披了一件雨衣，急匆匆地出了门。路上又黏又滑，几次险些跌倒。老远，我看到大队供销社的灯火已经熄了。只有福淳爷的杂货店里，还亮着一团昏黄的光。我走到门口，见福淳爷正坐在货台后面，一边抽着旱烟袋，一边望着秋雨出神。我一下闯进去，竟把他吓了一跳。见是我来了，忙站起来责备说：“这么晚了，还来干啥？”但看得出来，他很高兴。

我把雨衣挂在门上，他又走出柜台拿下来放到墙角里，说：“今晚下雨，没人买东西，咱爷俩喝两盅。”说着，把门掩上了。福淳爷又返回柜台，从坛里舀出一碗酒，又从盆里盛出大半碗青豆杏仁，放在柜台上。柜台外有一张长凳，是平常老年人来这里闲坐的。我扯扯凳子坐下，爷俩便隔着柜台，你一口我一口地喝起酒来。没有筷子，茴香豆便用手捏着吃。

一时间，我们竟很少说话。只是慢慢地喝着酒，谁也不看谁。在无言的沉默中，我能想像出福淳爷忧郁的脸色。门外沙沙的雨声还那么清晰，整个村子都被雨声笼罩了。外面的墙脚下，土蚰子“嘟！嘟”地叫了两声，又沉寂了。路南的两棵大柳树上，有几声宿鸟骚动的微响，接着“咂”的一声，大概是落下一根枯朽的树枝。少顷，从更远的地方，好像是黑黝黝的旷野里，传来隐隐的嘈杂声。啊，起风了……秋夜神秘的语声如此清晰地传来，时而像有人在窃窃私语，时而像老人一声深长的叹息，时而像汹涌的涛声在逼近。我忽然觉得自己的感情那么脆弱，一丝莫名的惆怅袭上心来。

我收回远游的神思，伸手捏起一瓣杏仁，送到嘴里慢慢咀嚼，有些苦味。我正想寻些话头，忽然看见福淳爷两滴清濯的泪挂在腮边。我吃一惊，忙问：“三爷，你怎么啦？”

他摇摇手，端起碗一口喝尽剩下的酒，又从坛里舀出一碗：来，往我面前一推，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嗨！我这个人哪……没本事！一辈子……算完了……完了。”他咽住了，抖抖地摸起烟袋，面色那么惭愧、悲怆！

虽然在他任职期间，全村一直比较贫穷，但他为大伙共同富裕，却奋斗了半生。庄稼人是淳厚的，并不以成败论英雄。在大伙的心目中，福淳爷仍是一位可敬的老人。然而，这却大大加剧了他的痛苦！他从心里感激乡亲们的深情厚谊，却受不了怜悯！他曾经居高临下，想给予大伙什么的。结果呢，自己却成了可怜虫，靠乡亲们善意的施舍过日子。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是一个强者的悲哀！

我理解他的感情，不由得一阵痛酸，于是劝说道：“三爷，你的本意不就是让大伙富起来吗？如今大伙的日子终于一天天好起来，你应当高兴才是。”

福淳爷从嘴里抽出烟袋，连连点头：“是啊是啊，我高兴。我咋不高兴哩？可……可我一想到，这不是从我手上富起来的，一想到我自己……就心里酸。”他说着说着，又流泪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福淳爷的思想也许是狭隘的，但却是真实的。我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悲剧。村子里富了，而他却失败了！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必然的失败！

当天晚上，福淳爷一直喝得酩酊大醉。

以后，我知道三爷的心境一直不好，每隔十天八天，就回到村里看他一次。 他的健康状况在一天天地坏下去。一方面，他为村子里蓬蓬勃勃的新局面高兴。但同时，他又老是不能从往事的回味中解脱出来。那时，我便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老是这样下去，福淳爷的日子不会太久了。

去年冬天，我去省里业务进修，因为学习紧张，春节也没能回家。今年四月，当我结束学习回到县里，才听爱人说，三爷已经死了。我并不感到意外，只觉得心在一点点往下坠。

第二天上午，我匆匆赶回村里去了。从省城回来时，我为福淳爷买了一瓶茅台酒。我明知他已经不在了，还是把它带上了。

回到村里以后，父亲告诉我，福淳爷是在除夕夜死去的。

那天，雪下了一整天，漫天飘舞，村庄、田野，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了。傍晚，雪停了。人们已经操办好年货，没谁买东西了。福淳爷家里人叫他回去，他说身上不舒服，还要看守店铺，没有回家。后来，陆续又去了几帮人，拉他去喝辞岁酒，他也没去。天黑以后，我父亲又去看他，他问我从省里回来没有。父亲说：“没回来，你跟我去喝几盅吧？”福淳爷摇摇头，也推托了。往年的除夕夜，我总是和福淳爷一块儿过的。不是在他家，就是在我家。这次，我没有回来，他心里不太好过，一副若有所失的样子。父亲理解他的心情，陪着坐了一阵，也告辞了。

福淳爷关上店门，独自喝起酒来。这一次，肯定又喝醉了。因为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一只酒碗碰落柜台下，摔碎了。这一次，他喝醉了没有上床睡觉，店门没上锁，就出了门。他一路脚印，歪歪斜斜出了村。沿着脚印追寻，可以知道他曾围着村子绕了一圈。麦田地头上，有四处被他扒开积雪，露出青葱葱的麦苗。显然，他像往常当支书时那样，又在察看麦子的苗情。但这是最后一次了。

十二个小队的场院和牲畜室，他也全走遍了。这些地方作为集体的象征，曾经有过巨大的草垛、粮食，有牛马驴骡。全大队三百多头牲畜，他大多都能叫出它们的名字：小红马、白额头、一只眼、老黄犍、黑毛兽……可是这些都不见了。场院是空的，牲畜已分到各家各户喂养。几处残破的门窗，有他触摸的痕迹，窗台上的一层白雪，留下了他的手指头印。窗台下的雪地里，脚印很深很深，有的已经融化出地皮来。可以想到，他曾在那里站过很长时间，也许还流过泪。这些集体的家业，都是他经手创建起来的，曾经是他的骄傲和安慰。可是如今没有了。草垛、粮食、牲畜、熟悉的畜粪味，全没有了，只剩下空荡荡的一片场院，四处一个人影儿也没有。他看了能不难过，能不流泪吗？是的，福淳爷一定流过泪的。

当他最后走到八队的场院时，这里不仅没有草垛、粮食和牲畜，连房子也没有了。十几间场院打倒了，屋上的砖瓦、木料已经拉走，只剩下一片土墙的废墟。这些废墙上又分成一个接一个的小堆，摆在一大片空地上。那是分给各家各户，准备开春以后拉到田里做肥料用的。土墙碎了，福淳爷的心也碎了！他扑倒在一个土堆上，再也没有爬起来。等天明人们找到他时，福淳爷衰老的尸体已经冷僵了。他的一只手压在身下，捂住胸口，另一只手伸出去，紧紧地攥着一把碎土。

灰蒙蒙的天幕低垂着，覆盖在白雪皑皑的原野上，周围村庄的鞭炮声时紧时缓，不停地响着。啊，辞旧迎新，这正是庄稼人最感神圣、最感欢悦而又充满希望的时刻。

福淳爷静静地卧在雪地上，脸色还是那么痛苦。到底，他没有解脱出来。全村男女老幼拥出村子。围住他的尸体哭成一片。七奶奶拄着拐棍，颤颤巍巍地赶来了。七奶奶哭倒在地，双手把福淳爷的头捧在怀里，大放悲声：“三兄弟，今儿是个啥日子，亲人千里迢迢……还赶来团聚，你咋……一个人……走了哇！……”雷子嫂跪在福淳爷身旁，哭得泪人一般：“三爷，你咋这样想不开啊？有俺吃的，就有你吃的，俺们打算养你一辈子的呀！”十二个队长，千把口男女老少都在流泪，诉不尽的衷情，解不开的悲痛……

埋葬那天，几乎全村出动。这是当地最古老的葬礼。人们抬着巨大的棺木，和着低回的唢呐声，一步一步地把福淳爷的尸体和亡灵，引到村后的槐树林下，在那位先人的坟墓旁，隆重地安葬了。

父亲说完这一切时，已经泣不成声。

傍晚，我独自来到村后的槐树林。盛开的槐花，发出一阵阵浓香。晚风吹过，飘下一片片花瓣，悄然落在松软的坟地上。无边的寂静一直延伸到幽深的天海。一只夜莺在冥冥暮色中从远处飞来，无声地落在槐树林里了。

我在林下缓缓地走着，唯恐惊动安眠在这里的老人们。最后，在福淳爷的坟前站定了。坟头上已长满了毛茸茸的青草，在夜色中不甚分明。一条蛇受到惊动，从草丛里“沙沙”地爬走了。

我已经没有泪水，只觉得心里堵得厉害。我想在福淳爷的坟前说点什么，可是又说不出。似乎也无需说什么了。

福淳爷，古老而隆重的葬礼，已为你老人家作了结论。作为一代优秀的庄稼人，你已经走完了自己逼仄的生命的路程。也许，你没有为这个世界增添令人瞩目的光辉，然而，你却奉献了一颗赤诚的心，这就够了。这里埋着你的尸体，埋着你的优点和缺点，也埋着你的希望和遗憾。你的子孙将会总结你的一生，却不敢也无权轻薄你。

怎么能呢？轻薄前人的人一定是轻薄的人。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不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吗？历史的链条是一环一环接下来的。说，我们今天的大厦下，没有你们这一辈人铺下的基石呢？

啊，福淳爷，我们会记住你的，就像记住那位先人一样。

月牙儿亮起来了。坟上有许多斑驳的投影。在青幽幽的草丛里，我分明看到一层飘落的槐花，一瓣一瓣的，那么朴素，那么洁净。晚风徐徐地涌进槐树林，清凉凉的。我沉思良久，打开茅台酒的瓶塞，把这名贵的佳酿，虔诚地绕坟泼洒了一圈……

福淳爷，你闻到酒香了吗？

《延河》1984年9期

《小说选刊》1984年11期转载（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