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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康克林攥着手杖，一跛一跛地步入弗吉尼亚州兰利中央情报局的会议室，在一张极有气派的长桌面前站定。巨大的桌子足以容纳三十个人就座，但这会儿却只有三个人，头发灰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坐在上首。见到康克林，他和另两位高级别的副局长似乎都不是很高兴。几个人之间的问候完全是敷衍了事，康克林也没往局长左手中情局官员旁边那个显然是留给他的位置上坐；他从长桌远端的另一头拉出一把椅子坐下来，然后“啪”地一声使劲把手杖靠在桌子边上。

“招呼已经打过了，废话咱们就省了吧，各位？”

“你这个开场既不礼貌也不友好啊，康克林先生。”局长说。

“长官，礼貌和友好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我只想知道，为什么局里无视密不透风的‘四〇’规定，为什么把最高密级的信息泄露出去，让好几个人遭到生命威胁，包括我本人在内！”

“这么说太过分了，亚历山大！”一位副局长插话说。

“根本就没这回事！”另一位副局长加了一句，“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这你是知道的！”

“我可不知道，而泄密情况也确实发生了。我告诉你这事有多过分，”康克林愤愤地说，“有一个男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逃亡在外。我们这个国家，还有全世界的许多国家都欠着他的情，这份情谁也偿还不了。他在逃命，在躲藏；他和家人成了追杀的目标，这都要把他吓疯了。我们向这个人作出承诺，我们所有的人，关于他的官方记录将永不见天日，除非我们能够毫无疑问地确定一件事：伊里奇·拉米雷斯·桑切斯，也称‘胡狼’卡洛斯，已经毙命……是啊，我和你们一样都曾听到传言，消息来源可能跟你们相同，甚至更为可靠；传言说‘胡狼’在这里被杀掉，又说他在那里给处决了，但没有任何人——我再说一遍，没有任何人——能拿出不容置辩的证据……但那份官方文件里的一部分内容被泄露出去了，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我深为担忧，因为我自己的名字就在上头……我的名字，还有莫里斯·帕诺夫医生，官方的首席心理医师。这个无人知晓的男人化名杰森·伯恩，在许多方面——多得我们都数不清了——都被视为能与卡洛斯在杀人游戏中抗衡的对手；我和帕诺夫医生是官方记录中仅有的两个与他有过密切联系的人——我再说一遍，仅有的两个人……但这些信息都藏在这里，深埋在兰利的保险库中。它们怎么会泄露出去？按照规定，任何人如果想查阅这份档案的任何内容——无论他来自白宫、国务院，还是高人一等的参联会——都得通过这个地方，兰利的局长和首席分析师办公室。查阅申请的所有细节都必须向他们通报；即便这些人认为申请合乎规定，还要经过最后一个步骤：我。查阅许可签署之前，必须与我取得联系；万一我已经不在人世，就必须找到帕诺夫医生，我们两人都有断然拒绝查阅申请的法律权限……先生们，就是这么一回事，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些规定，因为它们就是我写出来的——恰恰也是在兰利写的，因为这个地方我最了解。我干了二十八年搞弯弯绕的工作，这些规定是我的最后贡献——我有美国总统的全面授权，而且经过了国会众参两院情报事务特别委员会的批准。”

“好一通重炮猛轰啊，康克林先生。”灰白头发的局长说道。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平淡的声音中不带一丝感情。

“我有充分的理由把大炮推出来。”

“我估计也是。有一门十六英寸舰炮还打中我了。”

“你说的一点没错。现在就得谈追究责任的问题了。我想知道这些信息是怎么浮出水面的，最重要的是，谁得到了这些信息。”

两位副局长同时说起话来，而且和康克林一样怒气冲冲。但一手握着烟斗、一手拿着打火机的局长碰碰两人的胳膊，打住了他们。“康克林先生，你先缓缓，冷静一点。”局长点起烟斗，温和地说，“看来我这两位助手你都认识，但我和你却从来没见过，对吧？”

“对。我四年半前就退休了，你上任是在那一年之后。”

“有许多人认为我是沾老伙计的光才坐上这个位置的——我觉得这种想法无可厚非——你是不是也这么看？”

“你显然是这么上来的，但我对此没有意见。看来你还是个够格的领导。据我所知，你原是出身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上将，讨厌政治，主管海军情报工作。越战期间，你碰巧和舰队陆战队里的一名海军陆战队上校共事，后来此人当上了总统。你晋升的时候其他人给撇到了一边，不过这是常有的事。没什么过不去的。”

“谢谢。不过，你跟我这两位副局长有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那都是陈年旧事了，但我得说，他们俩谁也成不了外勤特工心目中的挚友良朋。他们是分析师，不是外勤人员。”

“你这种情绪，难道不是固有的反感和司空见惯的敌意吗？”

“当然是。他们在几千公里之外利用电脑和数据分析局势，可电脑的程序我们不知道是谁设定的，数据也不是我们传递过去的。你说得对极了，这就是一种固有的反感。我们处理的是人的因素，他们可不是。他们处理的是电脑屏幕上绿色的小字母，而且常常会作出不该作的决定。”

“那是因为对你这种人必须加以控制，”坐在局长右边的副手插话说，“像你这样的男人和女人，干过多少次目无大局的事？到今天还是这样！全局策略，不光是你们自己管的那一块！”

“那在我们开始行动的时候，你们就应该提供更为完整的情况，最起码也得介绍个大概；这样我们才能去判断哪些事有道理，哪些事没道理。”

“这个大概要介绍到什么程度才算完，亚历山大？”局长左边的副手问道，“介绍到哪一步我们才能说，‘这个情况我们不能透露……这是为大家好’？”

“我不知道。你是分析师，我可不是。我估计这得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过如果这么做，沟通肯定要比当年我搞外勤的时候强……等一下。今天要讨论的问题不是我，是你们。”康克林盯住局长，“很高明啊，长官。但转移话题这一套我可不吃。我到这儿来，是要搞清楚哪个人弄到了哪些情况，又是怎么弄到的。要是你宁愿我把事情搞大，我就拿着证件找到白宫或者国会上去，等着看谁会人头落地。我想要答案。我想知道该怎么办！”

“我不是要转移话题，康克林先生，我只是想暂时岔开一下，好说明一个观点。显然，你很不赞成我这两位同事以前的行事手段和折中办法，但他们俩有没有误导过你，或者欺骗过你？”

康克林瞥了两位副局长一眼，“只有在他们不得不骗我的时候。那和外勤行动没有任何关系。”

“这话可有点奇怪。”

“要是他们没告诉过你……他们应该说的，五年前我是个酒鬼——我现在还是个酒鬼，只不过不再喝酒罢了。我那时候是在混日子等着拿退休金，所以有什么情况谁也不跟我说。不说就对了。”

“有件事你应该知道：这儿所有的同事都告诉我你生病了，因此退休之前那段时间的表现不像以往那么出色。”

康克林又打量了两位副局长一会儿，朝他们点点头，说道：“谢谢你，卡塞特，还有你，瓦伦蒂诺。但你们用不着这么做。我是个酒鬼；不管是摊上我，还是别的什么人，这种情况都不应该保密。这是你们俩在这儿干的最蠢的一

件事。”

“亚历山大，我们听说你在香港的活儿干得棒极了。”名叫卡塞特的副局长轻声说，“我们不愿抹杀你的出色成就。”

“一直以来你都是个令人头痛的家伙，折磨了我们多久我都懒得去想了，”瓦伦蒂诺补充说，“但我们也不能因为你喝酒出了点问题，就把你晾起来示众。”

“得了吧。咱们回到杰森·伯恩的问题上来。因为这事我才过来的；因为这事，你们才必须得见我。”

“康克林先生，我暂时把话题岔开也是因为这事。你和我的两位副局长在工作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我想你不会怀疑他们的忠诚。”

“如果是其他人，我会有疑心的。但卡塞特和瓦伦蒂诺我不怀疑。就我个人而言，我们大家都是在各尽其职；乱七八糟的是这个体制——它隐藏在一团迷雾之中。但这件事不能藏着掖着，今天可不行。保密规则定得清清楚楚，绝对不容改动；既然没人通知我，肯定就是规则被破坏了，我受到了误导，而且可以说是真真切切地遭到了欺骗。我再问一遍：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是谁拿到了这些信息？”

“这正是我想听的话，”局长一面说，一面拿起桌上的电话机，“请通知大厅那边的德索先生，让他到会议室来。”局长挂掉电话，转向康克林，“我估计你知道史蒂文·德索吧？”

“‘哑巴鼹鼠’德索？”康克林点点头。

“你说什么？”

“是这儿流传的一个老笑话，”卡塞特向局长解释说，“局里见不得人的秘密藏在哪儿史蒂文都知道，但就算他大限已到见了上帝都不会松口，除非上帝能拿出‘四〇’密级的许可令来。”

“这么说来，你们三个，尤其是康克林先生，都认为德索先生是一位彻彻底底的专业人士喽？”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康克林说，“你必须了解的情况他都会告诉你，但仅此而已。另外，他也不会撒谎。他会缄口不语，或者明说他不能告诉你，但他不会对你撒谎。”

“这话也是我想听的。”门上有人短短地敲了一声，局长喊外面的人进来。一个中等身材、略有点肥胖的男子走进会议室，关上了身后的门。他戴着金属框眼镜，一双大眼在镜片后面显得越发得大。他漫不经心地朝会议桌一瞥，发现亚历山大·康克林也在；看到这位退休情报官员显然让他吃了一惊。但他马上把吃惊的反应转换为惊喜的神情，穿过会议室走到康克林的椅子跟前，伸出手来。

“见到你很高兴，老伙计。咱们有两三年没见了，对吧？”

“好像都四年了，史蒂文，”康克林握着他的手回答说，“分析师之中的分析师，掌管钥匙的人，你老兄近来可好？”

“如今可没什么好分析的，要锁起来的机密也不多啦。白宫简直是个漏水的筛子，国会也好不到那儿去。我拿的薪水应该减半，不过这话你可不要告诉别人。”

“我们还是有一些不能告诉别人的事，没错吧？”局长微笑着插了一句，“最起码以前的行动是这样。也许那时候你拿的工资是现在的两倍。”

“哦，我估计是的，”德索松开康克林的手，幽默地点点头，“不过，设专人看管档案、荷枪实弹把文件护送到地下库房里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如今全都是计算机化的摄影扫描图片，由上头的那些电脑录入。我再也不能在军方人员的护送下踏上那些美妙的旅程，假想着自己会被玛塔·哈莉这样的美女间谍收拾得神魂颠倒了。用链子把公文包拴在手腕上，这种事我都记不得有多少年没做过了。”

“这样可要安全得多。”康克林说。

“但是老伙计，我也没什么故事可跟孙儿们讲了……‘爷爷，你当大间谍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啊？’……‘说实在的，小家伙，最后那几年里头我净玩填字游戏啦。’”

“小心啊，德索先生，”局长笑着说，“我可不愿意建议上头削减你的工资……话说回来，我也不能这么干，因为你那些鬼话我从来都不信。”

“我也不信。”康克林平静地说，但他的话里透着怒意。“你们这是安排好的。”他瞪着肥胖的分析师，又加了一句。

“这话说得有点重啊，亚历山大，”德索抗议说，“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你知道我为什么上这儿来，对吧？”

“我都不知道你到这儿来了。”

“哦，我明白了。你恰好待在‘大厅那边’，随时准备到会议室来，这还真省事儿。”

“我的办公室就在大厅那边。我得补充一下，离这儿还挺远的。”

康克林看着局长，“这一招也很高明，长官。你找来这么三个人，估计除了体制本身之外的问题我和他们没有根本冲突；你觉得这三个人我基本上还是信任的，因此他们说什么我就会信什么。”

“你说的基本正确，康克林先生，因为你听到的将会是真相。坐下吧，德索先生……最好还是坐到桌子这边来，这样在我们向这位前任同事解释的时候，他就可以好好地研究我们。我知道，这是外勤特工喜欢用的一种手段。”

“我可没什么鬼东西要解释，”分析师边说边朝卡塞特身旁的椅子走去，“但既然我们的前任同事说的话这么不中听，我倒是想研究研究他……你没事吧，亚历山大？”

“他好着呢，”名叫瓦伦蒂诺的副局长回答说，“他这番咆哮找错了对象，不过他没事。”

“不经过这间屋子里我们这几个人的同意和协助，那些信息绝不可能浮出水面！”

“什么信息？”德索望着局长问道，镜片后面的那一双大眼突然间睁得更大了，“哦，就是你今天早晨问过我的那件最高机密的事？”

局长点点头，然后望向康克林。“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早晨的情况……七小时之前，九点钟刚过一会儿，我接到爱德华·麦卡利斯特打来的电话。他原来是国务院的人，现任国家安全局主席。我得知，麦卡利斯特先生和你一起去了香港，这没错吧，康克林先生？”

“麦卡利斯特先生是和我们一起去的，”康克林干脆地答道，“他在一次秘密行动中和杰森·伯恩飞往澳门，后来在那儿遭到了枪击，险些送命。他很聪明，有点儿古怪，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人之一。”

“详细的情况他一点也没提，只是说他去过那儿；他还说，就算我得把自己的日程表塞进粉碎机，也必须把和你的会谈当作红色级别的紧急事件来处理……结果我们挨了你一通重炮猛轰，康克林先生。”

“再说一遍：我有充分的理由把大炮推出来。”

“显然是这样……麦卡利斯特先生给了我几个最高密级的代码，它们能查清你所说的这份文件——香港行动的记录——处于何种状况。接下来，我就把这些代码交给了德索先生，所以还是让他来告诉你发现了什么吧。”

“文件没人动过，亚历山大，”德索平静地说，双眼直视着康克林，“到今天早晨九点三十分为止，它已经尘封了四年五个月二十一天十一小时四十三分钟，从未被侵入过。文件保密的状态能这么完美，也是有原因的，但我不知道你自己是否知情。”

“只要是文件的事，没有我不知道的！”

“也许吧，也许不是，”德索温和地说，“你的问题是人所共知的，而帕诺夫医生在保密事务方面又不是很有经验。”

“你到底想说什么？”

“香港行动官方记

录的查阅许可程序上，又加了第三个名字……爱德华·麦卡利斯特，这是他本人坚持要求的，而且得到了总统和国会的授权。他极力促成了这件事。”

“哦，天哪，”康克林有些犹豫地轻声说，“昨天晚上我从巴尔的摩给他打电话，他说泄密是不可能的。然后他又说这事得让我自己弄明白，所以就安排了这次会晤……我的天，出了什么事？”

“我得说，我们要向其他地方寻找答案，”局长说，“但康克林先生，在我们做这件事之前，你必须作出一个决定。你瞧，坐在这张桌子旁边的人谁也不知道那份最高密级的文件里有什么内容……当然，这事我们已经谈过，卡塞特先生刚才也说你在香港的活儿干得很棒，可我们不知道那活儿到底是什么。我们从远东地区的各情报站听到过许多传言，说句实话，我们大都觉得这些事是越传越夸张。传言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两个名字：你，还有杀手杰森·伯恩。当时的谣言说，你抓获并且处死了那个据我们所知名叫伯恩的杀手；可是就在刚才，你盛怒之下说了一句‘这个无人知晓的男人化名杰森·伯恩’，还说他仍然活着，躲了起来。听到这一连串事情，我们可有点莫名其妙——至少我是糊涂了，天晓得。”

“你没把文件调出来？”

“没有，”德索回答说，“我没打算这么做。有个情况你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一旦有人侵入最高密级的文件，文件被侵入的日期和时间就会被自动记录下来……局长告诉我，国家安全局对非法侵入文件的事一向如临大敌，因此我决定还是让它保持原封不动为好。这份文件将近五年都未被侵入，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人看过它，甚至不会有人知晓它的存在；因此，这文件决不会被交给什么邪恶人物，无论他们是些什么角色。”

“你把自己的屁股护得好严实啊，一丁点儿都没露。”

“那是当然，亚历山大。那份文件上有白宫的标记。现在兰利的局面相对稳定，到椭圆形办公室里去惹是生非对谁都没好处。那张桌子后面是换了新人，但前任总统还活得好好的，而且那家伙固执得很。新人会去征求他的意见，所以我们干吗要惹祸上身？”

亚历山大·康克林端详着每一个人的脸，然后轻声说：“那你们确实不知道这段故事，是吗？”

“确实如此，亚历山大。”卡塞特副局长说。

“百分之百的事实，你这个可恶的家伙。”瓦伦蒂诺附和说，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我可以为此起誓。”史蒂文·德索加上一句。他那双清亮的大眼睛紧紧盯着康克林。

“如果你希望我们帮忙，我们就应该了解一些实情，而不是那些自相矛盾的谣言。”局长往椅子上一靠，继续说道，“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帮上忙，但我知道一点：如果完全蒙在鼓里，我们什么也干不了。”

康克林又逐一把几个人打量了一遍，皱纹在他那神情痛苦的脸上变得愈发明显，仿佛抉择之艰难一时间让他难以承受。“我不能把他的名字告诉你们，因为我对他发过誓——以后也许会说，但现在不行。这名字在文件里也找不到，那上面也没有记载；文件是一种掩护——这一点我也是发誓要保密的。其他情况我可以告诉你们，因为我确实希望你们帮忙，也希望那份文件能永远不见天日……我从哪儿说起？”

“就从这次会晤开始？”局长建议说，“引起它的是什么事？”

“好吧，这说起来很快，”康克林若有所思地盯着桌面，心不在焉地握住自己的拐杖，然后抬起眼来，“昨天晚上，有个女人在巴尔的摩郊外的游乐场被杀了。”

“这事儿我今早在《邮报》上看到了。”德索点着头插话说，肥嘟嘟的脸蛋直颤，“我的天，你是不是——”

“我也看到了。”卡塞特插了一句，一双沉着的棕色眸子盯着康克林，“在一个射击场前面出的事。他们把那些枪都封起来了。”

“那篇文章我瞧见了，还以为是什么可怕的事故呢，”瓦伦蒂诺缓缓摇了摇头，“我都没怎么细读。”

“我今天照例拿到了厚厚一叠新闻剪报。不管是什么人，一早上这么多报道都够他看的，”局长说，“我不记得有这么一篇文章。”

“老伙计，这事跟你有瓜葛么？”

“要是没瓜葛，那个女人就是白白地送了命……我应该说，如果跟我们没有瓜葛的话。”

“我们？”卡塞特警觉地皱起眉头。

“莫里斯·帕诺夫和我从杰森·伯恩那里收到了两封一模一样的电报，要我们昨天晚上九点三十分到游乐场去。电报说情况紧急，我们得在射击场前面和他碰头，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给他家里打电话，也不能和其他任何人联系……我们俩各自都以为他这是不想吓着妻子，可能他有什么不愿让她知道的事，要单独跟我们说……我们同时到达接头地点，但我先看到了帕诺夫，就觉得情况不妙。无论怎么分析，尤其是从伯恩的角度来看，接头之前我们两个人本应该互相联络，通过气之后再去游乐场；可是，电报上却告诉我们不要这么做。情况很不对头，所以我竭尽所能，让我们两个尽快离开那里。当时惟一的办法似乎就是分散注意力。”

“你把人群弄惊了。”卡塞特说。他这话是陈述，不是疑问。

“我只能想到这一个办法。除了能让我站直之外，这根该死的拐杖没什么别的本事，不过拿它轰人还挺好使。我照着游客的小腿和膝盖就敲，还猛戳了不少人的肚皮和奶子。我们俩跑出了圈子，但那个可怜的女人给打死了。”

“这事你怎么看——你现在怎么看？”瓦伦蒂诺问道。

“我不知道啊，瓦伦蒂诺。这是个圈套，毫无疑问；但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圈套？如果我当时和现在的想法没有错，一个受雇杀人的神枪手在那种距离上怎么可能打不中？子弹从我左上方射来——这倒不是我听出来的——但从那个女人的位置，还有她满脖子的血来看，她是在转身时躯体摆动的瞬间碰上了那一枪。子弹不可能来自射击场；那里的枪全固定在链子上，而让她脖子上鲜血狂涌的那颗子弹，口径比射击场的那些玩具要大得多。如果杀手当时想干掉我或是莫里斯·帕诺夫，他瞄准镜里的十字线不会偏离目标那么远。这么干肯定是另有企图，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

局长插话说，“康克林先生，你的‘所料不错’指的是那个杀手——‘胡狼’卡洛斯？”

“卡洛斯？”德索惊呼，“天哪，‘胡狼’和巴尔的摩的一桩枪杀案能有什么关系？”

“杰森·伯恩。”卡塞特说。

“对，我想到了，但这一切简直就是乱七八糟！伯恩是个来自亚洲的杀手、人渣；他跑到欧洲去挑战卡洛斯，结果失败了。局长刚才说过，他后来回到远东地区，四五年前被人干掉了；可是听亚历山大说话的口气，这家伙好像还活着；他和一个叫帕诺夫的又接到了此人发来的电报……天哪，一个是已经死掉的混球，一个是全世界最难抓的杀手，他们跟昨天晚上的事能有什么关系？”

“刚才你还不在这儿，史蒂文，”卡塞特平静地答道，“显然，他们和昨天晚上的事大有关系。”

“那就请再解释一下。”

“康克林先生，我觉得你应该从头说起。”局长说，“杰森·伯恩是个什么人？”

“对这个世界而言，他是个从来不曾存在的人。”前任情报官康克林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