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场革命党人内部会议结束，同盟会各位代表走出会议室后，黄兴终于忍不住向着宋教仁抱怨道：“这些革命委员会的代表简直就是一群见利忘义的小人，为什么你还要附和他们？难不成离开了他们，革命就就进行不下去了吗？”

望着难得失态的黄兴，又瞧了瞧左近并无外人，宋教仁不得不解释道：“事实上确实如此，革命委员会内部虽然有同盟会会员，但真正的主事者却是共和党，他们从来就没有承认过是在同盟会领导下发起的革命。

因此革命委员会想要同我们决裂的话并不会在内部遇到多少阻碍，耿瑾文、姜文卿不正是从前的同盟会会员么？他们现在的态度就表明了，辽东的同盟会会员确实已经自成一体，不会再服从于我们的命令了。

而革命委员会现在虽然没有入关南下，但是他们的选择却比我们大的多，虽说各国列强都有干涉我国的能力，但是真正有能力调动足够力量干涉我国革命的，其实只有日本、俄国和英国。英国是全球霸主，虽然有干预我国之实力，但是其在全球需要保卫的利益太多，因此只要我们不去触动英国在华利益，英国人是很难选择采取直接军事干涉的方式的。

因此，真正有能力调动大批军队干涉我国革命的，只有日本和俄国。但是日本在满洲的军事干涉行动已经被革命委员会所挫败，虽说这也许是俄国在背后支持的功劳，但日本基本已经失去了独立干涉我国革命的能力。

而革命委员会和日本军队在南满地区的对峙，也说明了革命委员会和俄国人并不是完全一条心，否则俄国一定会趁着这个机会大举增兵远东，谋求吞下满洲地区。

也就是说，只要革命委员会不突然衰败下去，他们事实上已经牵制住了最有可能干涉我国革命的两大外国力量。在这样的局势下，他们若是和我们站在一起反对满清，则我们将占据道义上的至高点，满清必败无疑。

但是，北方现在最大的力量并不是满清，而是袁世凯率领的北洋军政集团，如果革命委员会单独和北洋军政集团进行媾和，那么袁世凯将会成为新政府的领袖，而以革命委员会现在立下的功绩和两家联合后的实力，我们根本无从抵抗。更不用说，现在因为陶骏保一案，光复会已经和我们完全决裂。”

黄兴虽然觉得宋教仁分析的有道理，但心里还是有所不忍的说道：“只是这样的话，未免有些对不住张季直、程雪楼、汤蜇先这些朋友了。而且他们到底是民选上来的，我们内部讨论一下就拿下他们的官职，东南民众会怎么看？”

李书城终于按奈不住说道：“东南民众未必会在意几个都督的去职，他们只在意革命有没有胜利的希望，要是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他们也不会支持我们。

至于张季直这些朋友，我们难道还对不住他们吗？浙江、江苏两省都督都给了立宪派不说，他们之前可是连沪军都督府也想一并消灭的。而且我们都把两淮盐政这样的位子给了张季直，难道还抵消不了他们给的那点军费？

耿瑾文说话虽然难听，但是有句话我倒是觉得他说的不错，我们不能老是考虑旧官僚、旧士绅怎么想，也得想想革命同志和革命烈士的家属怎么想。总不能让革命同志去流血牺牲，但是却请一群旧官僚、旧士绅来坐江山，这样的革命究竟能够改变什么？”

面对自己同志表示的不满，黄兴终于沉默了下去。在武汉战事失利之后，不仅仅是湖北的革命党人对其颇多非议，就连同盟会内部的同志也对他抱有怨言，认为是他将原本大好的革命局势葬送掉了。如果不是江浙联军攻克了南京，不少人已经觉得这场革命将要再次失败了。

正是在这种患得患失的焦虑情绪中，同盟会的同志才会开始变得两极化。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派同志认为，光凭革命党人自己的力量是很难推翻满清的，应该利用袁世凯和清廷之间的矛盾，同袁世凯联手推翻满清才是正确的道路。

而以宋教仁、陈其美一派的同志则认为，武汉战事失利并不是黄兴个人的责任，而是革命内部的事权不够统一，导致革命军这边令出多门，使得前线部队无所适从，这才导致了武汉战事的失利。

只是宋教仁主张团结各派组建一个临时政府，统一革命的领导权力。而陈其美则觉得应该干掉革命内部不服从同盟会的声音，建立一个完全由同盟会掌控的革命政权。

宋教仁、陈其美这一派人数本就不多，还各有一套想法，因此自然远不及支持南北议和的汪精卫一派声音大。随着南北议和的声音开始占据同盟会同志的主流意见后，陈其美终于铤而走险对送上门来的陶骏保下手了。

黄兴心里明白，陈其美的行动虽然不是他所指使的，但根源却在于他所指挥的阳夏保卫战的失利，从而导致同盟会中部总会开始失去了对于革命的控制能力，这才会有了这件突如其来的杀人案。因此面对同盟会同志对他的抱怨，他只能保持沉默。

楼下的大会议室内，各省代表都已经等的有些不耐烦了。此时的联省代表会议已经聚集了，来自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西、安徽、福建、直隶、山东、河南、江西、山西、陕西、广东、云南、奉天、吉林、黑龙江等19个省的51名代表。

其中立宪派士绅和非革命党出身的代表大约占了三分之一，革命党出身的代表占了三分之二。同盟会出身的代表约占了全体代表人数的近三分之一，这也是之前同盟会众首脑认为联省代表会议会并不会脱离自己掌握的信心所在。

但是革命委员会代表借助陶骏保一案完全掌控住了联省代表会议，就连一部分士绅代表和大部分的同盟会会员代表，都选择靠拢了耿瑾文、王正廷、汤尔和、景耀月、马君武这个五人核心。

景耀月、马君武虽然是同盟会会员，却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更为支持革命委员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号。汤尔和虽然是立宪派士绅中较有名望的一人，但是性格却并不是那么的刚强，面对其他四人坚持的主张，往往会主动退让。

于是这个五人核心小组，事实上已经成为了联省代表会议的主席团，重要议题在五人中决定之后，几乎就不太可能遭到大会的反对。

只不过今天这场大会有些特别，会场内不仅仅有着各省军政府的代表，立宪派的领袖、光复会、同盟会的首脑也一一到场。而议长耿瑾文在大会开始之后发表的一系列提案，也让与会人员大为震惊。

会议改名的事情，大家之前是已经在会上讨论过了，但是将会议提升为了临时国会的等级，在临时政府未组建前负担起中央政府的职责，这还是许多人第一次听闻。但这终究是一件好事，意味着他们从军政府的下属一举跃居为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联系，从而拥有了更多的权力。

但是之后耿瑾文宣布成立正式的肃反委员会，对各省军政府及军队进行肃反指导工作，这就有些惊诧莫名了。之前耿瑾文借助陶骏保一案对南京地区和城内军队进行肃反，已经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不仅联省代表会议内部有反对的声音，江苏议会更是发表声明要求联省代表会议自动解散肃反委员会，而其他各省大多将联省代表大会的通电当成了废纸。

可是今日，随着同盟会首脑及光复会首脑的公开支持，至少各省军政府就不能再把肃反这事不当一回事了。至于湖北代表，湖北军政府内部革命党人和立宪派官僚的斗争激烈，这个肃反委员会的正式成立，显然会极大的增强革命党人在湖北军政府内部的话语权，所以这是湖北代表一直都站在革命委员会这边的原因。

唯一感到不寒而栗的，还是会议中的立宪派代表及旁听的立宪派首脑们。只是张謇、程德全根本无法在这样的会议上反对耿瑾文的主张，因为他们在这里是少数。而立宪派士绅最大的能量是在背后进行人事布局，而不是当众发表什么演说。这毕竟是一个由革命党人为主的会议，不符合革命道义的演说根本得不到众人的支持。

随着几名立宪派代表的反对声被淹没在众多的赞成声音中后，耿瑾文接着又提到：“…除了对于那些混入革命政权的反革命分子要进行肃反之外，我们还将对各省官员及议员进行甄别，那些在革命爆发前镇压过革命的人员，即便在革命后投向了革命，但是也不得继续担任重要的职位及省、县议员。

而那些从未对革命作出过贡献的人，家中没有人参加过革命军，没有购买过革命公债的人，原则上不应当担任地方官员或议员。我们将会对各省军政府官员、议会成员进行全面的资格审查，未通过资格审查者即刻革除职务，任何敢于违抗联省人民代表大会决议的人或军政府，我们将取消其代表人民施政的权力。”

张謇终于忍不住起身反驳道：“这完全是一派…不合理的说法。各省议会的议员们有各省民众支持就足够了，他们过去是否支持革命并不违背他们现在为民众出声。这又不是梁山好汉的聚义堂，有没有交椅坐，还要看有没有为革命立下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