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吴川发给耿瑾文的电报上已经注明，只要尽快拉拢南方革命党人建立共和政体，革命委员会对于总统负责制或内阁负责制并无特殊偏向。

但是作为革命委员会的一员，耿瑾文却认为自己是有责任维护革命委员会的利益的，当前中国革命中最强力量实为革命委员会，南方声势浩大的革命风潮，在武汉战事失利后已经暴露了南方革命军实力不足的弱点。

如果不是革命委员会还要抗衡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入关进京几乎不会遇到什么强力的抵抗，在四平一战中北洋军的拙劣表现，已经让革命委员会难以再把这支武力当成能够和自己匹敌的对手了。

只是革命委员会当前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在全国各政治团体中声望不足，吴川主席的年纪也太轻了些。因此以民主推选的方式决定新中国临时政府的大统领时，吴川几乎没有可能被选上。也许吴川本人并不在意这点，但是如耿瑾文这些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们却是不能满意的。

因此在宋教仁摊牌之后，耿瑾文只是在脑子里转了转念头，就摇头拒绝道：“我并不这么看，当前赞成革命的身份虽然已经达到了19省之多，但是革命的力量却并不聚拢在一起。

长江以南、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各自形成了三个光复区，所谓以中央集权统领各革命省份，在实际上并无可操作的条件。就以长江以南各省而言，东南以南京为革命中心，中部则以武汉为革命中心，其他各省则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光是一个联省代表会议在什么地方召开，都已经争执了将近一个月之久。

所以我以为，想要使各省军政府尽快赞成共和体制，接受中央政府的权威，内阁负责制恐怕更适合各省的需求。如果日后国民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更有力的中央政府，再由当时的国民议会进行讨论修改约法好了…”

虽然耿瑾文解释的相当克制，但是宋教仁对于政体问题却不肯做什么让步，于是同盟会就这个问题和三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过宋教仁很快就从争论中看出，革命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和其他两方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

光复会和湖北军政府的代表反对总统负责制，主要还是想要扩张地方上的自主权，毕竟这两个团体受限于自身的局限性，根本无法和同盟会争夺中央政府的权力，因此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是他们的唯一目标。但是革命委员会却不同，作为一个正在冉冉上升的政治势力，革命委员会迟早是要在中央政府发出自己的声音的。

只不过现在的革命委员会还无力和同盟会争夺中央政府的领导权，因此耿瑾文试图限制的是总统的权力，并不打算过于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虽然这种思维表现了革命委员会的政治野心，但是宋教仁觉得当前双方还是可以合作的。

于是在一番思量之后，宋教仁出声平息了争论，向耿瑾文建议道：“我们可以先确定，临时政府应当采取共和制，但该采取何种共和制度，我们可以先放一放，毕竟我们也需要同上海的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我看不如把这个问题延后到明日再讨论。”

耿瑾文沉思了片刻后说道：“这样也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讨论第二个问题。关于陶骏保一案，我们要求同盟会支持联省代表会议的决定，沪军都督府必须交出凶手，陈其美都督必须引咎辞职，各省开展肃反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不支持革命的旧官僚、旧士绅必须下台，特别是江苏、浙江两都督必须换上革命党人。”

宋教仁身边的同盟会代表听后都面露怒色，正想出言反对时，宋教仁却神情平静的问道：“那么耿代表认为，这三省都督被撤后，应该如何选出合适的人选呢？”

耿瑾文不假思索的回道：“沪军都督由同盟会举荐人选，我们四方认可后交由联省代表会议任命；浙江都督由同盟会和光复会各举荐一人，我们四方投票选取一人，依旧交由联省代表会议任命；至于江苏都督，则四方各举荐一人，然后投票决定，最后交由联省代表会议任命。渔父先生以为如何？”

原本还怒气冲冲的同盟会代表们，除了黄兴还是一脸怒意，其他人倒是平静了下来。这些代表们反对撤去陈其美的都督一职，并不是真有多喜欢这位江湖气十足的杨梅都督，而是不想将沪军都督的位置交出来，毕竟沪军都督府的位置实在太过重要，不仅控住了长江的出海口，也是同各国交往最为密切的地区。

如果只是换一个人取代陈其美，同盟会的利益不受损失，那么他们的意见就没这么激烈了。黄兴终于忍不住出声说道：“英士对于革命还是有功劳的，联军能够攻克南京，也有其筹措后勤军需的奔走之劳的。耿代表何以如此苛待革命功臣？”

耿瑾文不客气的回道：“自然是为了大局。陈英士以大局杀害革命功臣，何以为了大局令其辞职就成了苛待革命功臣？对于躺在棺材里的陶骏保烈士而言，克强先生您这双重标准，未免让人心寒了。”

宋教仁看到光复会代表们脸上露出的愤怒之情，赶紧拦住了黄兴说道：“三省都督的撤换就照此办理，杀害陶骏保烈士的凶手，三天内送至南京。不过我们希望联省代表会议能够澄清市面上借此案攻击同盟会的不实言论，并尽快为陶骏保烈士下葬。不过对于各省展开肃反一事，是不是可以再重新考虑一二？”

耿瑾文没有立刻回答宋教仁的提议，而是从一旁桌上摆放的皮包中抽出了一叠文件，随即打开了一份念道：“宿迁知县陈杭，在武昌革命之后镇压本地的起义军，杀害了丁宜才、蔡思九等革命同志，聚集当地的反动士绅抵抗陈兴芝等革命武装进入宿迁。

但是眼看着革命大势难以抵挡之际，他又向吴品玉、俆希真等革命义军投诚，最后担任了宿迁的民政长。等到北军南下镇压武昌革命时，其人又立刻背叛了革命，杀害了吴品玉、俆希真等同志，纠结反动势力屠杀当地的革命同情者。

就是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卑劣小人，在我军攻克南京光复了江苏省后，却依旧在宿迁当他的民政长，安然无事。江苏49县、市，如陈杭这样的反动分子并不在少数。不镇压了这些反革命分子，江苏能算是光复了吗？

革命前，我们的同志被这些反动官僚屠杀；革命后，我们还要让这些反动官僚屠杀我们的同志。这究竟是什么革命道理？

为什么陈杭这样的反动官僚能够稳坐泰山，丝毫不担心我们的报复？因为江苏所谓的光复不过就是挑去了巡抚衙门头上的几片瓦片，光复后江苏各地的官员几乎毫无变化，同样还是这群人在当官，这就是向旧官僚、旧士绅无原则妥协的恶果。

江苏光复之后，江苏都督府就下令：江苏临时议会议员以江苏咨议局议员充之。而江苏临时议会通过的江苏约法，没有规定都督的产生要经过选举，没有规定都督的任期，也没有对都督监督的条款，倒是规定了议会通过的法律需要经过都督的裁决方能生效。

我们革命党人流血牺牲，胜利果实倒是让这些残害革命同志的旧官僚、旧士绅得去了，这样的革命究竟有什么前途？推翻了满人的皇帝，就是为了让这些旧官僚士绅继续稳坐他们的江山，我们革命委员会是坚决不认同这等披着革命外套为封建王朝延命的举动的…”

宋教仁并不反对耿瑾文的说法，但他立刻解释道：“和江苏立宪派合作也是迫不得已，若是没有这些开明士绅官僚的支持，上海和江苏并不能这么快光复。东南三省光复所需的资金，一开始也是从他们那里筹集来的…”

耿瑾文匆匆打断了宋教仁的话语道：“但是现在的革命形势已经变了，南京攻克之后各省聚集于南京的军队已经超过了十万，现在江苏一省的革命力量已经远远压倒了本省的反革命和立宪派势力。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无需再同那些所谓的中间派和立宪派士绅进行妥协，我们应当推动他们向革命的方向前进，剔除那些反动和落后分子。

更何况，现在往南京聚集的部队越来越多，而对于是否组织军队北伐各方又意见不一，如果我们不能对南京的军队进行整军，并限制各省继续往南京派兵，那么以当前江苏一省的财政要如何支持下去？等到江苏财政匮乏，立宪派士绅、官僚又不肯继续出钱，难道要大家就此散伙回家吗？”

对于耿瑾文的咄咄逼人之言论，黄兴半是恼火半是不忍的反对道：“好歹这些立宪派士绅、官僚也是支持革命的，现在革命刚刚有些起色就要把别人当成反动分子打压，这难道不是过河拆桥之举？这从道义上也说不过去吧？”

耿瑾文大为诧异的看着黄兴说道：“打倒满清政府，收回被外国霸占的利权，就是革命最大的道义。如果革命失败了，却还要夸夸其谈的和某些士绅官僚讲道义，这就是对人民最大的不道义。以小仁小义而妨害大仁大义，这是迂腐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