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则标题为“布里克斯顿奇案”的大幅新闻见诸各家报纸。每家报纸都开设出了连续报道，另外，有的还专门写了社论。其中有些消息连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在我的剪贴簿里，至今还保存了许多有关这一案件的剪报。现在我就摘一些附录于下边：

《每日电讯报》报道：“在一系列的犯罪记录里，没有比这一悲剧事件更离奇的了。被害人用的是德国名，又未发现任何其他动机，并且墙壁上还写下如此狠毒的血字。所有这些都说明，这是一群亡命的革命党或政治犯所为。在美国，革命党、社会党的流派有很多；毫无疑问，死者是由于违背了他们不成文的法规，所以才被追踪至此而且遭了毒手。”这篇报道简明扼要地提及过去发生的一系列相关案件，包括德国神秘法庭案、意大利烧炭党案、矿泉案、布兰维列侯爵夫人案、马尔萨斯原理案、达尔文理论案和瑞特克里夫公路谋杀案等。报道结尾忠告政府，指出今后对于在英外侨应更加严密监控等。

《旗帜报》评论：这种胆大包天的罪行，通常是在自由党执政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些罪行的产生，其实是因为民心不安与政府的权力被削弱导致的。被害人是美国绅士，在伦敦城已待了好几个礼拜。生前曾在坎伯维尔区陶尔魁里夏彭蒂太太的公寓居住过。死者是在私人秘书约瑟夫·斯坦杰逊先生的陪同下，在伦敦旅行的。本月4日礼拜二，二人辞别夏朋婕太太后，立即去尤思顿车站，准备搭乘快车去利物浦。当时，有人在车站月台上看见过二人，此后就不知所踪了。后来，在离尤思顿车站数英里远的布里克斯顿路的一栋空房子里，德里伯先生的尸体被发现了。他怎样到达此处、怎样被害等情形，疑团重重。迄今斯坦杰逊先生的下落依然不明。值得欣慰的是，苏格兰场著名侦探格莱格森、雷思维德等同时侦查此案，坚信此案不久必见分晓。

《每日新闻报》报道：这一定是一起政治性犯罪行为。因为大陆各国政府的专制，以及对自由主义的无比痛恨，所以不少人被驱逐到我国领土来。若对于他们从前的所作所为过于宽容，不予追究，这帮人就不可能成为良好的公民。在这群流亡人士之间，有着虽不成文却异常严厉的“法规”，一旦触犯，肯定会被处死。如今一定要千方百计寻获死者的私人秘书斯坦杰逊，以便查清死者生活习惯上的重要特征。死者生前寄往伦敦的住址已经获悉，这将令案情向前进展一大步。这一发现，首先应归功于苏格兰场格莱格森先生的干练机智。

利用早餐时间，我与福尔摩斯一起读完了这些报道、评论，它们好像让我的伙伴觉得很有兴趣。

“我早就对你说过。”福尔摩斯果断地往下说：“不管情况怎样，功劳总是归于雷思维德和格莱格森他们吧！”

“那也要看结果怎样吧！”

“老兄，结果才没一点儿关系呢！若凶手抓到了，自然是因为他们两个大侦探的勤勉工作所致；若凶手逃跑了，他们也能够这样说：尽管历尽艰难险阻，但是……无论如何，好事总是归功于他们，坏事总是属于其他人。无论他们做什么，总有人会给他们唱赞歌。有句法国格言说得好：‘傻瓜虽傻，但还有比他们更傻的傻瓜为他们喝彩。’”

我们正谈论着，楼梯上、过道里蓦然出现了一阵混乱的脚步声，夹杂着房东太太抱怨的声音，我不由叫道：“怎么回事啊？”

“我的侦缉队贝克街分队。”福尔摩斯煞有其事地说。他说着，就见6个街头流浪儿涌进门来，我从未看见过如此肮脏而衣裳破旧的少年儿童。

“立正！”我的伙伴喝道。

只见这6个流浪儿犹如6个不像样的小泥人一般，站成一条线立在那儿。

福尔摩斯说：“今后，你们叫维金斯做代表，一个人上来报告就可以了，其他人一定要在街上等着。维金斯，找到了吗？”

一个儿童回答：“还没有，先生，我们还没有找到。”

“我估计，你们也还没找到，必须继续查找，不找到就不算完。哦，这是你们的薪水。”我的伙伴给了每个孩子一先令，命令道：“好，你们现在去吧，下一次来报告，希望你们给我带来好消息。”

我的伙伴挥了挥手，这群儿童犹如一窝老鼠似地下楼去了。很快，从街上传来了他们尖锐的吵闹声。

福尔摩斯解释说：“这群孩子一个人的工作成绩，比十一二个官方侦探的工作成绩还要多。因为官方侦探一露面，许多知情者就不敢开口了。而这群孩子任何地方都能去，任何事都可以打听到。他们机灵得犹如针尖一般，无缝不入。他们唯一的缺点就是缺乏组织性、纪律性。”

“你雇用他们，就为了布里克斯顿路的这个案子吗？”我问道。

“对。有一个关键点我想要搞清楚，我想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哦，现在我们可以听到一些有趣的新闻了。你看，在街上，格莱格森朝着我们的住处走来了。从他得意洋洋的神色，我就知道，他是上我们这里来的。你瞧，他站住了。真是他！”

随着门铃一阵猛响后，格莱格森，这位头发漂亮的侦探就一步三阶地跳到楼上来，径直冲进我们的客厅。

“我亲爱的朋友！”他紧握住我伙伴的手，高声说道：“请为我贺喜吧！这桩案子，已经被我侦查得像青天白日一般一清二楚了。”

我发现，在福尔摩斯表情丰富的脸上，掠过一丝忧虑的暗影。他问：“格莱格森，你是说你已经搞得清清楚楚了吗？”

“是的，真是的，老兄，我连凶手都抓住了。”

“凶手叫什么名字？”福尔摩斯追问。

“阿瑟·夏彭蒂，皇家海军的一名中尉。”格莱格森得意洋洋，一边搓着他胖乎乎的手，一边挺起胸膛自豪地大声说道。

我的伙伴听了他这话之后，如释重负，舒了一口气，不自觉地微笑着。

“请坐！抽支雪茄吧！”福尔摩斯说，“我们很想搞清楚，你是如何办到的？喝点儿加水的威士忌如何？”

“喝点儿就喝点儿吧！”格莱格森侦探说：“这两天，我花了很多工夫，可被累坏了。你清楚的，尽管体力活不多，但脑筋紧张得不得了。是甜是苦你也是了解的，福尔摩斯先生，因为我们干的活主要都是脑力劳动。”

福尔摩斯假装严肃地说：“让我们仔细听一下，你是如何取得如此可喜可贺的业绩的。”

格莱格森在扶手椅上坐下来，自得其乐地一口又一口猛吸一阵雪茄，突然拍了一下大腿，高兴地说：“雷思维德这个笨蛋，真是可笑，他还自认为比我们高明呢！但他彻底弄错了，他正在追寻那位秘书斯坦杰逊的下落。其实那个家伙犹如一个没出世的婴儿一样，跟这宗案件毫无关联。我敢断定，现在，雷思维德多半已抓住那个家伙了。”

这个侦探讲到这儿，更得意地哈哈大笑，直到笑得喘不过气来。

“那么，你是如何追查到线索的呢？”我突然问道。

“哦，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们。当然，华生大夫，这是绝密的东西，只能在我们之间展开讨论。第一步一定要克服的最大困难，就是必须查明这个美国人的真正来历。某些人或许要刊登广告，然后等待有人前来报告，或者等待死者生前的亲友来主动告知一些重要线索。但我的工作方法却并非如此。死者身边的那个帽子，你们还记得吗？”

“记得！”我的伙伴说：“而且是从坎伯维尔路229号约翰·安得乌父子帽店买来的。”

格莱格森侦探听了这话，马上显露出一些沮丧的神色，说：“真想不到，你也关注到这一个细节了。不过，你到过那家帽店没有？”

“没有。”福尔摩斯回答。

“哈哈！”格莱格森侦探总算放下了心，说道：“无论看来多么微小的可能性，你也绝对不应放过去。”

“对于一个杰出的人物而言，任何一点都并非是微不足道的。”我的伙伴似乎在引经据典地说道。

“好的。我先找到店主安得乌父子，我问他们：‘是否卖过一个这个样式、这么大号码的帽子’。他们翻阅了售货记录本，很快就查到，这个帽子被送到了住在陶尔魁里夏彭蒂公寓的住客德里伯先生那儿。这样一来，我就追寻到了这个重要的地址。”

“很棒，做得很棒！”我的伙伴低声称赞。

“接着，我就去拜会了夏彭蒂太太！”格莱格森继续说：我的第一印象是，她的脸色苍白，神色特别不安。当时她的女儿也在屋子里——真是一位十分美丽的女孩。当我跟夏彭蒂太太谈话时，她的眼睛发红，嘴唇颤抖着。所有这些，自然都逃不过我的法眼。于是，我就开始有些怀疑了。福尔摩斯先生，你体会得到，当你发现准确无误的线索时，那是一种什么劲头，只感到浑身畅快得颤抖。我便询问她们：‘你们听说你们的房客克利夫兰城的德里伯先生被人谋杀的新闻了吗？’

夏彭蒂太太点了点头，她好像连话都说不出来似的。她的女儿却流下了热泪。我愈看愈感到她们对于案情必定知道些什么。

我就问：‘德里伯先生是几点离开你们这儿到车站去的？’

‘8点钟，’夏彭蒂太太不断地咽着唾沫，抑制着激动的情绪说，德里伯的秘书斯坦杰逊曾说，去利物浦有两班火车，第一班是9点15分，第二班是11点。他们赶第一班火车。

‘这一次，是你们最后的会面吗？’

我一提及这个问题，夏彭蒂太太蓦然变得面无血色。好大一会儿，她才回答：‘是最后一次会面。’但她说话时很不自然，而且声音嘶哑。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她的女儿忽然开口了，态度很镇定，口齿也很伶俐。

她说：‘撒谎没有任何好处，妈，我们跟这位侦探先生还是坦白地说吧！’她又对我说，‘后来，我们确实又见到过德里伯先生。’

‘愿上帝宽恕你！’她母亲双手一伸，大叫了一声，然后就向后倚在椅背上了，说：‘这回你哥哥可被你害了！’

‘阿瑟肯定也愿意我们实话实说。’这个女孩坚决地说。

我就说：‘现在，你们最好还是全部都告诉我。这样想说又不说，不如根本不说。而且，你们也不清楚警察厅到底掌握了多少情况。’

‘这都怪你，爱丽丝！’夏彭蒂太太高声地训斥女儿，又转过身来对我说：‘先生，我全部告诉你好了。你不要认为，我一提起自己的儿子就发急，因为他跟这个人命案没任何关系。他是清清白白的。但我顾虑的是，在你们警察厅或其他人看来，他好像有犯罪的嫌疑，不过，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的高尚品质、他的工作职业、他的经历，都能证明这一点。’

我诱导她说：‘你最好还是将事实完全说出来。相信我吧，若你的儿子真是清清白白的，他肯定不会受到任何委曲的。’

她就说：‘爱丽丝，你最好出去一下，让我跟这位先生谈吧！’于是，她的女儿就出去了。然后她说：‘先生，我原本不想将这些告诉你的，但我的女儿已经先说出来了，目前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只好说出来。既然我准备说了，就一丁点儿也不会保留。’

我鼓励说：‘这才是聪明的选择。’

她叙述道：‘德里伯在我这儿住了三个礼拜左右。他跟秘书斯坦杰逊先生一直坚持在欧洲大陆旅行。我发现他们的每个箱子上都贴有哥本哈根的标签，可见，那是他们最后到过的地区。斯坦杰逊先生是一个安静而有教养的人，但他的主人——真是糟糕透顶，两个人截然不同。这个主人举止下流，行动粗暴。在他们搬来的当天夜里，这个主人就喝得酩酊大醉，一直到第二天中午12点还没有醒过来。他对我的女仆态度轻佻，真让人厌恶。最无耻的是，他居然用如此下流的行动来对待我的女儿爱丽丝。他对爱丽丝胡言乱语，被我听到不止一次。一次，他竟然把爱丽丝抱在怀里，紧紧搂着。他这种胆大包天的行径，就连斯坦杰逊先生都责怪他举止下流，简直不配做人。’

我问她们：‘不过，你为什么可以容忍呢？我想，只要你喜欢，你尽可以把他们赶走。’

被我如此一问，她满脸通红说：‘若是在他们来的那一天我就拒绝他们租房，该有多好。就是因为有个非常诱人的问题，他们每人每日房租一英镑，一个礼拜就是14英镑。况且，如今恰好是客人稀少的淡季。我是寡妇，尽管儿子在海军服务，但他的开销巨大。这么丰厚的租金，我实在舍不得白白放过。于是，我就尽量容忍。不过，最近这次，他闹腾得太离谱了，所以我才赶他走，这就是他们搬走的缘故。’

我问：‘后来呢？’

她继续叙述道：‘后来，我看他们坐马车走了，才放下心来。如今，我的儿子正在休假。但这些事我一丁点儿都没敢告诉他，因为他脾气急躁，并且他又特别疼爱丽丝。这两个房客离开之后，我关上大门，才算解决了心里的一个大疙瘩。天知道，还不到一个小时，有人叫门，原来德里伯又回来了。他的模样特别兴奋，很显然，他又喝了许多酒。他一头冲进屋来，当时，我和爱丽丝正在屋里坐着。这家伙就胡说八道，说他竟然没有赶上火车。后来，他竟敢当着我的面跟我女儿说起话来，并建议爱丽丝跟他私奔。他对爱丽丝说她已经长大了，法规也管不着她了，而他有的是钱，她不必管这个老太太了。现在，立刻就跟他走！说她能够像公主一样享福。我女儿很害怕，一直躲着这家伙。但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腕，硬往外面拉，我吓得大叫大嚷。此时，我儿子阿瑟进来了。后来发生的事，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只听见扭打、叫骂的声音，乱成一团，我已经被吓坏了，连头都不敢抬一下。最后，终于安静了。我抬起头来一瞧，只见我儿子站在门口笑着，手里有一根木棍。阿瑟这个活宝再也不会来找麻烦了。我出去跟着他，看他究竟做什么。说完这话，阿瑟拿起帽子就向街头奔去。第二天上午，我们就听到了德里伯这家伙被谋杀的新闻。’

以上就是夏彭蒂太太亲口所说。她说的时候，往往会停一会儿，偶尔喘一口气。她有时讲话的声音很低，我真是听不太清楚。不过，她所说的话被我基本速记下来了，绝对不会有大差错。

我的伙伴打了一个哈欠，说：“这确实很不错，后来又如何呢？”

格莱格森又继续说：当夏彭蒂太太停下不说话时，我发现了整个案件的关键所在。我便用对待妇女很有效的眼神，紧盯住她，追问她儿子阿瑟回家的时间。

她回答：‘我不清楚。’

我追问：‘不清楚？’

‘实在是不清楚。但阿瑟有弹簧锁的钥匙，他自己会开门进来。’

我又问：‘你睡觉之后他才回来，是吗？’

‘是的。’

‘你一般几点睡觉？’

‘大约是11点左右。’

‘这么说来，你儿子至少出去两个钟头。’

‘是的。’

‘他出去了四五个钟头，可不可能？’

‘也有可能。’

‘他在这几个小时里都做过些什么？’

她回答：‘我不清楚。’此时她嘴唇都发白了。当然，说到这儿，其他事情就不用多问了。我知道夏彭蒂中尉的下落后，就带着两个警察同事，拘捕了他。当时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警告他跟我们走，别耍花招。但他居然放肆地说：‘我想。你们逮捕我，是以为我跟德里伯那个坏蛋的死有关吧！’我并未对他提及此事，反而是他自己先说出来，这就更让我感到可疑了。

“的确可疑。”我的伙伴赞同说。

“那时，阿瑟仍拿着夏彭蒂太太所说的追打德里伯用的那根大木棒。那是一根橡木棒，特别结实。”“那么，格莱格森，你有什么高见呢？”福尔摩斯问道。

“依据我的观点，阿瑟追打德里伯一直到了布里克斯顿路。此时，他们又吵闹、争执起来。争执的时候，德里伯挨了狠狠的一闷棍，很可能恰好打在心窝上，因此，尽管送了命，但没有留下什么伤痕。夜里雨很大，附近又无人。阿瑟·夏彭蒂便将尸体拖到那栋空房子里去。至于蜡烛、血迹、墙壁上的血字、金戒指等，只是他想把警察引入歧途的一些花招而已。”

福尔摩斯赞赏说：“分析得好！干得好！格莱格森，你实在是很有长进，看来，你早晚会名扬天下的。”

格莱格森侦探不无骄傲地说：“我自以为此事办得还算干净利索。但阿瑟·夏彭蒂却供称：他追了有一阵子了，被德里伯发觉了，便乘坐一辆马车离开了。在回家的路上，他遇见了一个船上的同事，于是，他陪着这个同事漫步了很长时间。但我问他这个同事的住址，他的回答并不能令我满意。我以为，这个案件的情节前前后后十分吻合。好笑的是雷思维德，从一开始他就误入歧途。我推测他不会有任何成绩的。嗨，正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果然，进来的人是雷思维德侦探。我们谈话时，他已开始上楼，紧接着就走进屋来。平时不管从他的外在举止还是着装上，都可以发现他那种得意洋洋、傲慢无比的气派，而今却消失不见了。只见他神色不佳，满脸愁容，着装也邋里邋遢。显而易见，他到这儿来，是有事要向我的伙伴求教的。但当他一看到他的同事格莱格森时，便显得颇为不安，甚至手足无措。他站在客厅中间，双手不断地摆弄着帽子。

最后，他终于发话说：“确实，这是一个线索支离破碎的案件，一件难以理解的怪事。”

格莱格森傲慢无比地说：“哦，你也这样看吗？雷思维德先生，我早就清楚，你会得出这样的推论。那位秘书斯坦杰逊先生，你已找到了吧？”

“大约今日凌晨6点钟，斯坦杰逊先生在豪理代旅社被人谋杀了。”雷思维德心情郁闷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