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都离你远远地，没钱的亲戚也离你远远地，有钱的亲戚帮你但是还是会笑话你。接受他们的帮助吧，但不接受他们的嘲笑。人生就像球赛，有赢有输，输得起，才能赢得回。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以成败论英雄。

出院后的第一站，并不是马上回到我的老家，而是到我北京的小舅家进行康复。我当时并不知道为什么不直接回老家，但是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因为当时状态不太好，又还没到上学时间，不好向邻居交代，不好向周围的人隐瞒我的病情吧，不去多猜了，反正家人为我着想。

小舅家在顶层，并不是很大，三间房子，两间朝阳，一间向北，还有有个小厨房。没有客厅，只有一个小过道。妈妈和我睡一个房子，妹妹单独睡一个，舅舅打地铺睡在另一个屋子。舅妈不在，在外地出差去了。

在小舅家总体来说是挺快乐的，因为妈妈每天都会带我出去玩，出去吃好吃的，给我买很多新衣服穿。在小舅家，在北京，我玩过很多地方，故宫、颐和园、植物园、动物园、八达岭长城，好像所有的景点都玩过了。大约每隔一个礼拜妈妈都会给我买一件新衣服，那时是在冬天，妈妈给我买了好几件毛衣还有外套，我很高兴。但是其实我家并不富裕，妈妈做这一切就是想让我高兴，因为当时我吃着老药，副作用很大，医疗条件又是那么有限，所以，当时妈妈可能认为，我活不了多久了。也许，家里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还记得快要出院的时候，在医院里，有一个叔叔调侃的问妈妈，“你家娜娜这次看病得花你们家一两年的积蓄吧？”妈妈抹了抹眼泪，说，“咳，一两年，哪里一两年，将近半辈子的积蓄啊！”我听了，当时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随之，是一阵后怕，这种病不知什么时候就又犯了，那我是不是就因为没钱住院看病疯跑在大街上，被人欺负啊？再说，我们家在中西部地区，当时人均年收入也就六、七千块，而我住院一个月就要花五千，前前后后加上在盛胜我一共住了9个月，住一次院四五万块钱哪？哪来那么多的钱啊？当时我并不知道几万块钱到底是什么概念？和多少劳动量的价值等同。只是知道我们家不可能再拿出那么多的钱了。

在北京玩了很多地方，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北京八达岭长城。站在长城之上，山脉之巅，看着它蜿蜒曲折，看着它坚固无比；一次次的担心它会被风刮倒，一次次的惊讶它的坚固无比。赞叹长城的雄伟，钦羡古人的智慧。不是自己亲自登上长城，就不会理解美国人为什么会这样评价长城：“伟大的墙”。是啊，我难以想象以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单靠人力，怎么把这一块块石头搬上来，砌出来，这么平整，这么坚固。这需要多大的耐力和毅力啊。看到它，我真的惊呆了。我到现在还被先辈们的这种精神所感动。

当然，在舅舅家的日子，并不是总是快乐的。因为我发现，出院后的生活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简单。出院后的我和正常人还是有一段差距的。

首先就是药物的副作用——便秘。由于冬眠灵有很大的镇定作用，除了会嗜睡流口水之外，还会引起便秘。刚出院的时候，因为吃的时间不是很长，倒也不是多明显，但到后来，问题越来越严重。刚开始的时候，我每天都要蹲坑蹲上半个小时。小舅家的马桶是坐便器，有时候为了用上劲我干脆就蹲在坐便器上，两手抓住水管用劲。每天，都要弄到我筋疲力尽为止。后来的一段时间，情况更糟。我每天都要用手指去抠，把它抠出来，很恶心的，还要流一大摊子血。我哭了，越想越伤心，感觉这种情况很糟糕，想想自己会变成这样，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但到底什么滋味却怎么也说不上来。这种身体上的不适大概持续了一个多月，情况开始好转，好像神经系统已经适应了这种药物，渐渐地有所好转。

除了躯体上的痛苦，还有一件事很让我头疼，那就是——我看不进去书了。我的注意力无法集中。看书的时候，书上的东西对我来说很难懂，要看上好几遍，才知道个大概。还有，只要跟我说的事情转身就忘，我的记忆好像停住了，只记得过去的事情，新的事物一点也记不住。你刚才跟我说的话说的事情，一转身就忘了。我现在是什么？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来了——傻子。我当时并没有“傻子”这个意识。也许是这个词太悲惨了，我实在不能面对它。但是，不想面对也得面对，不敢面对也要面对，不能面对也必须得面对。这感觉就算用尽所有的词汇都说不尽它，它就像一把刀子，不停地在你心口划，疼痛难忍，却不能叫，不能说出口。因为，你就是个傻子——不能自理，不能自立，没有尊严，没有人权，低人一等，被人另眼相看。别人的歧视是正常的，别人欺负你也是正常的，就连别人侮辱你的人格它也是正常的——因为在他们眼里，你根本就不是人。比起身体上的不适，精神上的折磨和周围的压力让我不能呼吸。

我走在大街上，时不时转过头来看我的人们的异样眼光让我感到不适，我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你得接受，而且不能生气，你如果生气了，打人了，大哭大闹，别人会以为你情绪不稳定，会再一次的把你送进医院。所以，只有一个字，忍。忍不住，也不能哭。因为一哭，妈妈会以为你抑郁又犯了，又会带你去看医生，你又得住进那个监狱一样的医院。

其实外人的歧视你还可以忍，但是亲人，你周围的人，和你在一起生活的人歧视你那就不是忍能解决的事情了。

记得在北京住院的时候，小舅妈来看我，我当时有妄想状态，幻想自己是佛。我说，我的脸圆圆的，手指下粗上尖，就像佛祖一样。我给病友们都说了，然后医生说我有妄想。正好小舅妈也来看我，她也是个医生，但是不是精神科的。她问我，“你为什么说自己是个佛啊？”我说，“因为我的脸圆圆的，手指下粗上尖，就像佛祖的手指一样，所以我是佛。”小舅妈又说了，“那佛祖吃东西吗？”我说：“不吃。”然后她又问我：“你吃东西吗？”我说：“我吃。”“那你还是不是个佛了？”“不是了。”周围的人笑了，异口同声的说，“你小舅妈真厉害，比医院的医生看的都好，你小舅妈做什么的啊？……”我笑了笑,“我小舅妈是医生。”后来，舅舅探望我的时候跟我说，“昨天你小舅妈回家跟我们说了医院里发生的事情，你妹妹素素说，看病看到精神病院里了！”我当时说不出来的滋味，那是讥讽，歧视，还是嘲笑。虽然我原谅了他，我的舅舅，但是这确实是我必须面对的事情——歧视。

后来我回到了家乡，周围的邻居虽然表面上不说什么，但是很少跟你说话。如果你想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会把脸侧过去，装作没看见，然后就是用那种异样的眼光看着你，叫你很不舒服。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我习惯了那些鄙视的眼神，习惯不和人说话，不和外界交流。每天不说话，一个人静静的呆着，想自己的事情，一个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还有一件事，是我后来听说的，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是酸酸的。我发病的那天晚上，爸爸妈妈竟然被房东半夜赶了出来，就是因为我得了精神病，疯跑在大街上。异乡，半夜，两位老人，自己唯一的女儿还在医院，就这样，手挽着手，面面相觑，四处观望。凄凉的心情可想而知……还是爸爸有主意，找了我们学校的校领导，才勉强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

6月份的古鼓，潮热的厉害，家家户户都在家里吹着空调，而我的父母，两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却要在这里度过……后来的事情我就只能靠想象了，可能是因为父母实在受不了古鼓的天气，才在我住院后的一个月后带我去天天看病。

因为当时人们对精神病的认识有限，所以自从我得病后，家里人都把这事归结于妈妈，说妈妈把我带成这样了。每次去姥姥家，舅舅姨妈们就会把妈妈训斥一通，说妈妈的教育方法有问题，然后用那种口气跟我说话，就好像我是不良少年。我现在不敢想象当时妈妈身上的压力有多大，只有妈妈每次哭红的双眼和留下来的鼻涕，那种神情，那个神态，那张脸，在我脑海里一直徘徊。

妈妈家的亲戚对我们还是可以的，虽然因为认识的有限对我们的态度没有想象中的好，但是还是愿意出手相帮的。自从我得病后的那天起，舅舅姨妈们还是很关心我的。给我买好吃的，给我买好看的衣服穿，还给了妈妈一些钱，只是唯一要忍受的是他们的教唆。

爸爸家的亲戚态度就很一般了。刚得病的时候，说我们家一定是干了什么坏事，老天给的报应，后来好一点的时候，他们又教唆爸爸跟妈妈离婚，反正他们觉得我得病是件很丢脸的事情，恨不能早点跟我划清界限。

除了在医院里进行的封闭式的康复训练外，出院后，我也还坚持社会功能的恢复。在小舅家，我的康复训练的任务就是扫地和洗碗。这本来是很简单的劳动，但我却很难做好。为此，我的信心也遭受到了打击。因为我发现出院的我和发病以前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动作迟缓，反应迟钝，说话慢慢的，走路慢慢的，仔细看还是能看出来和别人有点不一样。动作迟缓，反应迟钝，这些变化我根本不能接受。想想以前的我，我气得哇哇大哭起来，“为什么我会得这样的病？为什么我要吃药？为什么老天这样对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不服，我不服！！！”

“这到底是为什么？”我开始回想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