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更，国庆快乐！）

这回李从璟用兵江淮的布置其实很明确。

这件事的起因，还要追溯到当年先攻淮地还是先攻两川的争论。

彼时王朴曾有进言：“先争江淮，有许多好处。其一，南北之争，得淮地者得先机，夺得淮地，便能在战局争得往江南用兵的主动权，在军事上完全处于居高临下的态势，大唐得淮地，江南就只能被动防守；其二，江淮之地，有渔盐之利，商贾富豪之家云集，若能尽得江北之地，则朝廷每岁可增财赋巨万；其三，江南诸侯，杨吴为最强，若得江南，可封锁杨吴出海之道，使其困于一隅之地，亦无法再与契丹相通，日后平定杨吴，可四面合围，使其无转腾余地；其四，大唐得江淮，方便往海上通商；其五”

吴国目前的处境，是北有大唐，西有马楚，南有刘汉（南汉），东有吴越、闽国。但因其掩有淮地，北至海州（后世连云港一带）南抵长江口，故而有千里海岸线。

总而言之，若能夺取江北，就能极大削弱吴国国力，而相应极大增强大唐国力。

原本历史上，南唐在中主李璟时，东灭闽国西灭楚国，而自失江北之地后，国势大衰，自此困守一隅，再无作为，最后坐等被灭——虽然灭闽、楚后，南唐并无实质收获，而是徒耗国力，但彼时它能速灭两国，本身就是实力的体现，没能守住战果，不是国力不足，而是君、臣的问题。

且说王朴提出先定江淮之策后，秦王府众人是有一场大辩论的。

但当时孟知祥、李绍斌据有两川，不遵号令，以大唐之臣，而妄图行割据之实，大唐不能容忍，遂先定两川。如今两川安定，大唐便要争夺淮地，恰逢吴国以为李从璟、李从荣兄弟相争，必有内耗，又兼其整顿内政，精力有限，于是乘着老楚王马殷新亡的时候，出兵楚地，意图称霸江南以壮国势——这就给了大唐机会。

今岁以来，大唐先是整顿洛阳吏治，而后出兵楚地以援楚王，再后推行新政新一阶段大政，随之又削平山东诸藩镇之动乱，将吏治整顿推向州县，当此之时，马不停蹄发兵淮地，一系列大政国策实施的非常密集紧凑。

这种密集紧凑的国政大事，明眼人都能看出其中的急躁之气。

虽然急躁，但未显其乱。

洛阳吏治整顿完成之后，整个大唐朝堂甚至是大唐官场的风气，就焕然一新，洛阳十之二三的官员被惩办，不仅震动了洛阳官场，事情完成之后，也使得洛阳官场焕发生机。

在这种情况下，对州县吏治的整顿，就容易多了。

正如冯道所言：“治理天下官员，在疏不在堵。贪官污吏是惩治不完的，就算杀再多人，也未必就能使官场风气焕然一新，整顿吏治，惩办不法只是第一步，意在威慑不良官吏，使其畏惧律法，而后以律法为依据，整治官场风气，重塑官场秩序，引导天下官吏务实向善。”

冯道的话，从制度上而言，就是确立一整套强而有力的监察体系，并且笃力行之，使得官员不敢触犯律法，以此达到肃清吏治、政治清明的效果。

李从璟同意冯道的观点，因为他知道明太祖洪武年间，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最是严苛，甚至可称杀人如麻，但结果表明，这并没有甚么太大作用。

就眼下而言，洛阳吏治整顿之后，国家机器的运转更加高效，已经能够支撑起帝国两线作战，并在此前提下保证新政新阶段的顺利推行。

冯道、安重诲、任圜、李琪、李愚，虽然不能称为名臣，但也都是一时之选，但纲领已定的情况下，他们是能够满足辅佐李嗣源处理帝国政事的需要的。

其中尤其是任圜，本有济世之才，史书说“任圜有纵横济物之才，无明哲保身之道”，可见其才能不差，其不善明哲保身的缺陷，有眼下他跟李从璟的关系在，也就不是问题。

大唐国政大事推行显得急躁，而李从璟仍敢出战淮地，并非鲁莽之举，根由就在这里。

先前百战军平定宣武军后，东行山东去定诸藩之乱，只不过是个幌子罢了，意在吸引各方视线，为侍卫亲军之隐秘调动作掩护。

加之青衣衙门在失去林安心，而新司首还未履职的情况下，只能应对寻常情况与维持日常运转，无法对突发性的大灾难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其在大唐的势力，被军情处全面打击，不久便生活不能自理。这时候的青衣衙门，纵然还有些残余，也只能蛰伏隐藏，在军情处的严密封锁下，又哪里能及时探知侍卫亲军本就隐蔽的调动？

李从璟东行之后，山东作乱的藩镇，因民众心向朝廷，而李嗣源多有布置，又且军民畏惧李从璟与百战军的威名，遂不日悉数平定。

事实上，百战军在平定宣武军之后，并未多与平卢军、天平军纠缠，而是亮出声势后即挥师火速南下，李从璟只带了三千君子都，在义成军的襄助下，很快揪出平卢军节度使安重霸，与天平军将领王公俨。

而后，李从璟将整顿吏治、官员撤换、推行新政之事，交给随之同行的任圜等官员，便快马加鞭直扑淮地。

因为唐军进军淮地实属突然，吴国对此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未有防备，而百战军将、卒皆精锐，遂能奇袭得手，顺利渡过淮河，迫使吴军只能退入城中踞城而守——但饶是如此，百战军也没能一举端掉寿春城。

由此观之，大唐自今岁以来，整顿洛阳吏治、大造声势出兵楚地、推行新政于地方、平定山东藩镇之乱，而后兴兵南下直扑寿春，所有事件都不是独立存在，而是串在一起的。

李嗣源、李从璟父子，谋划与布局之深远，可见一斑。

而贯穿整个布局的精髓，便是李从璟、李从荣兄弟相争的假象，没有这个令世人令吴国普遍接受的假象，就没有吴国大胆西征，也就没有如今大唐布局功成。

“从荣是我看着长大的，对他的秉性，我岂会不清楚。未从军时，我与他朝夕相伴，我读的圣贤书，也是他读的圣贤书。”李从璟在小案后坐了许久，便又站起身来，临山崖而远望，“徐知诰并不清楚从荣之为人，却断然以为从荣必然‘为他所用’，岂不大错？”

莫离在他身旁轻笑道：“真说起来，徐知诰并非没有了解赵王，只不过他了解到的东西，都是殿下想让他了解到的罢了。”

这话说的不错。

李从璟南征北讨，与各方诸侯生死较量，也不知用过了多少计谋，算计了多少人心，他既有此心性谋略，又岂会对身边之人视而不见？

耶律倍与耶律德光、徐知诰与徐知询的矛盾关系，都曾被李从璟利用过，即是如此，他当然要防备有朝一日，别人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若不能如此，他也就称不上多智了。

更深一步说，虽然李从璟穿越到当世，因知这具身体的主人下场很惨，起初不过是想保全性命于乱世，但对李嗣源日后称帝的事，他却也知晓，既是如此，对李从荣、李从厚兄弟，他岂能不多加照看，有意培养他们的心性？

一个人之所以是他现在的模样，是由他的成长阅历所决定的，这个阅历就包括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在李从璟的有意熏陶和耳濡目染之下，可以说李从荣打小就有了兄亲弟恭的性子。

这一点，从李从厚表现出来的性格就能看得出来。

至于徐知诰打听到的李从荣，不过是李从璟有意制造的假象罢了。甚至可以说，从徐知诰开始打听李从荣开始，他就落入了李从璟为他设计的圈套。

“徐知诰有今日之失，也不冤枉。凡事皆由因果，闻其果，知其因，便知那些让人意外的结果，其实都是必然。”李从璟长舒了口气，随即笑了笑，“天下之大，人各不同，别人家要兄弟相残我管不着，但在我们家，只有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家不治，何以治天下？”

莫离笑道：“就是不知宋王得知此事后，会是何种反应，他那刚直的性子，之前可是把赵王恨惨了。”

“姑且莫说从厚，下回回洛阳时，永宁还指不定对我如何呢。”想到这里，李从璟就有些发怵，“你是没看到他揪着从荣耳朵进宫的样子，分外吓人。”

莫离笑而不语。

就在众人山顶观光的时候，楚地战报送了过来。

览罢战报，李从璟笑道：“不负众望，洞庭湖、朗州相继大捷，杨吴损失惨重，已经退守益阳。”

莫离看过战报后，目光悠远道：“说起楚地战争，大唐之所以选择在吴、楚相争数月，且楚王已失王都与半壁河山的时候才南下，可是大有文章。”

李从璟冷哼一声，“楚王名义上虽向大唐称臣，实际上却行割据之实，此事若是放在前些年，大唐姑且可以容忍，但时至今日，大唐国势远非昔日可比，可就断难姑息。”

“马殷病卒时，大唐刚定蜀地，国内又未整顿吏治，削平宵小，加之新政深化在即，不便多生事端，遂只能暂且安抚。而今大唐北弱契丹，内强州县，诸事都在平稳向前，腾出了手来，自然要放眼天下大局。”

楚地战争打了小半年，大唐才决意入楚，可不是因为楚王的救援信。

大唐先前不入楚，也并非就是腾不出手来。

若是楚地完全，还都掌握在楚王手中，此时唐军入楚，帮楚王守住了楚地，等到吴军退却，那楚地是谁的？

唐军辛辛苦苦南下，损兵折将，岂能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为他人守家门，那唐军成了甚么？

便纵是事后楚王给予回报，那也不是大唐想要的。

大唐想要的，是将楚地收入囊中！

如今，楚地半壁山河都入了吴国之手，唐军再将其打下来，可就是从吴国手中获得，所属关系立即就发生了变化。

又且，此时唐军与吴军作战，还有楚兵相助，这事就容易得多。

总而言之，唐军此时入楚，是因为火候到了。太早入楚，纵然打吴军较为轻松，但事后强行吞并楚地，吃相就太过难看。江南毕竟诸侯林立，大唐太过强势，引得诸侯人人自危，亦或与吴国联盟，那就未免不美。太晚入楚，楚地就都成了吴国的了，得不到楚军与楚王臣属的相助，那打起来就太费力。

入楚，夺淮，眼下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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