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距离中华民国建国已经是第四年了，这正是新旧思潮激烈交锋的时刻，曾经的民主共和的理想，在实践中并没有给国家的经济民生带来质的改变，而各地军阀四起、兵祸连年、政令不出九门，民众感慨是今不如昔，这是袁世凯复辟和独裁的民意基础。

1915年9月1日，袁世凯登基专用机构“筹安会”，趁着参政院开会之机带头递交了请愿书，公然呼吁恢复帝制。于是乎从北京到地方，几乎一夜之间，各种各样的请愿团，包括“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纷至沓来，一致要求袁世凯早登大宝。这些事情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筹安会”一边密电全国各省军政长官限期回电回函，表态赞同恢复帝制；另一边令各省选举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于是在10月5日，各省选举出了国民代表。三天后的10月8日，各省国民代表举行国体投票，投票地点一律设在将军或者是巡按使的公署，而将军和巡按使则是法定的投票监督人。

在全国文武官吏和“商民”的劝进声中，参政院于1915年1月11日上午时开会，举行解决国体总开票，结果是各省国民代表共199人，全票赞成君主立宪，各省的推戴书上一致书写着，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运、传之万世。

当天下午，袁世凯接到了推戴书，立即退回，一并发下了咨文说自己如果登基，一是对不起前朝国君；二是违背了大总统的誓言，申令“另行推戴”。但是这个过场走得实在是太明显了，仅仅在当天下午5点，参政院再次开会，参政员们开始起草第二份推戴书，仅用了15分钟，600多字的推戴书又写好了。第二天一早，袁世凯发出了申令，引述推戴书的全文，宣布自己为中华帝国的皇帝。

1915年1月1日上午9时，袁世凯在居仁堂接受京城和附近地方文武高官的朝贺。袁世凯是预先打了招呼，这个朝贺时实行三鞠躬礼，但是朝贺的人们仍旧是跪拜，很多人还如见前朝皇帝一样，行三跪叩首大礼。袁世凯朝南站着，对跪拜者不时地点头，表示接受。1月1日，袁世凯正式下令，改民国五年，即年为洪宪元年。

“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

杨度早年跟随王闿运学习帝王之术，戊戌政变后，杨度受到牵连，远赴日本学习法政。孙中山对杨度也颇为欣赏，一度还想拉他入同盟会，但杨度在政治上倾向于君主立宪，婉拒了孙中山的请求。

清廷决定实行预备立宪后，杨度也在当时的军机大臣张之洞与袁世凯的共同保荐下进了宪政编查馆，由此与袁世凯拉上关系。等到袁世凯当上大总统，杨度体察到了袁克定的帝制阴谋。1915年4月，杨度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的文章，经袁克定牵线搭桥，袁世凯得见此文且十分欣赏，当时亲笔写下“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并制成金匾条幅赐给杨度。

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以讨论国体问题为名支持袁世凯称帝。孙、李、胡、刘四人都曾参加过同盟会，是名噪一时的革命党。杨度费尽心机才得以把严复列为发起人，使袁世凯大为高兴。

8月日，由杨度亲自起草的筹安会宣言公开发表，筹安会宣布正式成立。

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刘、李、胡四人为理事。在筹安会宣言里，杨度说：“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生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渭何？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度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

世所公认，筹安会是一个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的工具。其实杨度、孙毓筠的确是筹安会的中坚人物，而其余四人都是被拉来装点门面的。刘师培、胡瑛在自愿参加筹安会后还或多或少地参与了筹安会的一些活动，而李燮和、严复则是被强行推入陷阱的，和袁世凯称帝根本没有什么关联。这是袁世凯、杨度等人设置的大骗局，是其帝制阴谋的产物。

袁世凯暴卒后，有人作对联讥讽：“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六君子”指的是“筹安六君子”，“二陈汤”指的是相继反对他称帝的三个故旧——陈树藩、陈宧、汤芗铭。意为鼓噪帝制的“六君子”诱发袁世凯的病因，而“二陈汤”的背叛给了袁世凯致命一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