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充满着各种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这种动荡也反映到了教育界，仅仅年、191年这两年内，教育总长换了六任。北京大学当时则是四易校长，三起学潮，两次遭停办、裁并之危。就在二次革命爆发的当年，北大险些被停办，面临生死关头。

191年暑假，北京大学9月日忽然接到教育部函，命暂缓开学，并且约校长次日到部面谈，想要将北大暂行停办。

北京大学其实已经是一年多时间里被两次要求停办了。这一年多时间里发生了一系列事情，首先是北大得名，北大的前身当时是最高学府和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的京师大学堂，于191年5月改名。

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革命派和立宪派的两位领袖人物，孙中山和梁启超先后来到北大发表长篇演讲。孙中山的演讲使北大师生大受教育和鼓舞，到会者极为振奋，鼓掌之声不绝。虽有精神鼓励，北大却常受经费困难的困扰。武昌起义后，清政府不再给京师大学堂拨发经费了，191年7月初，教育部又以所谓程度不高、管理不善、经费困难为理由，提出停办北京大学的建议，在师生的抗争下终被否决。

但是半年后，北大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学潮。191年何燏时任校长后，宣布预科毕业生必须经过入学考试才能进入本科，预科生抗议，甚至到教育部和国会来请愿。学潮之后不久，191年新任教育总长汪大燮，又以北大费用过多、风纪不正、学生程度尚低为理由，想要讲北京大学暂行停办。这也与袁世凯政府加强专制统治，与教育部企图紧缩经费有关。校长何燏时9月7日在给大总统的呈文中，坚决反对停办，他指出国家设立大学，实振兴教育之总键，陶冶人才之巨炉，如果为节省经费而停办中国唯一的国立大学，致使莘莘学子依赖外人，不但有失国体，而且使教育实权旁落，足以“贻笑友邦”、“缺失民望”。

在何校长和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下，汪大燮只好表示“并无撤废之心”，但又提出将北京大学合并到天津北洋大学，仍是变相的取消北大，故又遭到北大师生、校友以及国会议员，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在北大师生的坚决斗争之下，教育部不得不停止撤裁北大的行动。

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的北大

1911年10月10日，武汉起义敲响了清政府的丧钟，作为当时最高学府和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的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当然也受到极大震动。尽管清政府学部故作镇静，命令大学堂师生照常上课，“慎勿轻听浮言，致滋纷扰”。然而，京师大学堂也人心离散，不少学生、教员纷纷离校回籍。

至此，京师大学堂已处于停课状态，部分学生回乡投入了辛亥革命洪流，参与各地革命宣传和省议会、都督府工作。191年1月日，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5月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呈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提议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大学堂总监督改称校长。

191年，中国革命派和立宪派的两位领袖人物孙中山和梁启超，曾先后对北大师生发表过长篇精彩演说，内容深刻精辟，给当时北大师生很大启发和教育。

191年8月，孙中山应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之邀北上共商国是。在京期间，孙中山除与袁世凯会谈外，还出席各种集会，发表演讲，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和建国方略。8月0日，北大师生两千多人在湖广会馆集会，隆重欢迎孙中山。孙中山出席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演，指出：“此项革命成功，多赖学界之力，以后各种建设，尤赖全国学界合力进行，方能成功。”他强调，“学问为立国之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孙中山实际上阐述了民国教育的宗旨，使北大师生大受教育和鼓舞，“到会者至为振奋，鼓掌之声不绝”。

自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一直流亡国外，直到191年10月初才回国。

10月1日下午，他出席北大师生欢迎会并作讲演。他认为大学的宗旨应是“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世界之文明”。“学问为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国之大学即为一国文明幸福之根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