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阀割据混战的近代中国，国共两大政党的第一次携手翻开了中国革命史崭新的一页。然而当初国共双方对于合作，却都曾持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促成国民党方面态度转变的催化剂是陈炯明炮击孙中山总统府事件。

19年6月16日，陈炯明下属4000余人围攻观音山的总统府，炮轰孙中山的住所，孙中山先生在慌乱中避难永丰舰。在永丰舰上，孙中山向此时身在中国的少共国际代表达林表达了自己态度的转变，“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久，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

从1919年起，孙中山开始同共产国际和苏俄方面的有关人士马林、魏金斯基、达林等接触，他们建议孙中山加强同苏俄的联系，并同中国共产党结成民主联合战线。孙中山最初对中共的力量并不重视，但是屡战屡败，尤其是第二次护法斗争的失败，让孙中山意识到了联合其他政党的重要性。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深切地认识到不能“单独依靠兵力”，而且要依靠党的力量，而当时的国民党党员构成“非常复杂”，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国民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国民党的指导思想、政治纲领、组织纪律无一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孙中山痛感有彻底改造的必要。

陈炯明叛变之时，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赞扬国民党在中国现存政党中是比较革命的民主派，提出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8月14日，孙中山抵达上海，中共领袖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分别拜访了孙中山，经过推心置腹的交谈，孙中山深感共产党人值得信赖。他感叹道，国民党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的血液。

孙中山不顾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反对，邀请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李大钊表示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党员，是不能脱去第三国际党籍的。孙中山回答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他还应允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的入党办法，并且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

随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等中共领导人相继加入了国民党，并开始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跋》（蒋介石）

此记为余极沉痛之作，付印尤为余所不获已也。广州变乱，余惟自悲吾党之不幸，岂复忍以内容真相暴于世，以自贻其羞乎？粤变以来，余所以不愿以一言一字，露布其叛乱事实者，犹守绝交不出恶言之古训耳。九月杪，余养痾天童，见报纸有发表孙总统联德密函者，不禁发指眦裂，益觉陈氏谋害总统之心毒于蛇蝎，余虽欲为其缄默而亦不可得矣。呜呼陈逆！汝不能在广州嫁总统以拳匪之祸，汝今犹欲诬指总统为过激党乎？世界大战告终，对俄对德之外交，如英如美，如法意日本各国，无不急望其恢复邦交，以谋提携之道。吾与俄德，岂能不再缔约，以修两国之好，其可永久绝交，终陷于孤立地位乎？况外交秘密，为各国所公认，而总统此函，又仅为同志间磋商之词，岂足为谋害总统之信券乎？自此函发表以后，中外人士凡有知识者，莫不认为应有之政策。外人且以为总统之外交目光，高人一等，又以为中国之有人，不惟不忌，而且表示其敬仰之意。故发表此函，徒足以彰陈氏谋害总统之罪恶，而又加其一种媚外卖国之铁证耳。广州叛乱，谋害总统之事实，其历历可数者，不下六七次，至余所闻而尚未发现者，又不知凡几。叛逆之智，不为不足，今既事过境迁，如其苟为天地父母之所生者，应有天良，于此当悔昔日之非，翻然自新，以恢复其堕落人格之不暇，奈何必欲置其十余年父事师事之长上于死地而后甘心乎？呜呼陈逆！即使汝能谋害总统一人，其能谋害三百万之党友乎，即能掩尽中华民国四万万国民之耳目，其能抹杀汝遗臭万年之历史乎！自发表密函以后，虽倾西江之水，亦不能涤汝卖国叛党之劣迹矣。

呜呼陈逆！汝即不为国家计，其能不为个人计乎！呜呼陈逆！曾不一念自身与本党之关系，以及前后之事实乎！数年以来，曾与汝同生死，共患难，转败为胜，扶危为安者，果何人乎？汝今日之所挟以谋害总统之奇货，非粤军乎？汝之粤军，果何自来乎？其间如何成立，如何援闽，如何回粤，又如何援桂乎？汝所素称为益友之汪精卫、胡汉民，与汝所自认为良将之邓铿、许崇智，今皆安在乎？其不为汝所谋害者，亦皆为汝所排挤殆尽矣。汝素所敬畏崇拜之党魁，虽幸而脱汝之刃，然已退避三舍矣，汝固可以据粤自豪，独居安乐乎？汝之叛逆事业，与恶劣人格，应可以从此知足自止矣。奈何欲更进一步，必为禽兽不为之事。汝不知冒人之功以害人，藉人之力以杀人者，必有人冒其功，藉其力，以杀害其人者。汝果不悔过自新，长恶不悛，则多行不义，必有自毙之一日。余尚不欲尽暴汝之罪恶，然汝果能自安于心乎？人即不欲杀汝而恕汝，汝果不急求其幸免自杀之道乎？世有知人，其或曲谅余不获已之苦痛，而于此记加之意焉。蒋介石识于太湖之万顷堂。

中华民国十一年九月十三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