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铨听到厂卫的名头，顿时吓破了胆，跪在地上向皇帝求饶。

“回陛下，厂卫出手，微臣父子最后的结果就是家财散尽，生不如死。微臣愿意献上所有家财，换我全家的平安，这个可以吗？”

“朕把话说明白了吧，现在国家财政匮乏，万历末年，朕的爷爷神宗皇帝加派辽饷来补充军资。然而这是没有远虑的做法，现在的地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对百姓的敲诈勒索已经很严重了，如果再在穷苦百姓身上捞钱，那就像在干透了的柴木上浇油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小小的火星就能燃起滔天的大火，将朕的大好江山烧得一干二净。今年，朕停止了辽饷的加派，依靠着去年对矿监的清算，得到了一大笔财富。然而这一大笔财富也就只能勉强撑到明年，朕需要新的抄家对象。”

“陛下的意思是？”冯铨听得有些迷糊，他觉得皇上不会杀他还会用他。

“还要朕说得更清楚一些吗？你把你捞钱的办法讲出来，再把你认识的在圈子中的富豪全供出来，不就将功补过了么！”

“只要微臣帮陛下找到新的财源，陛下既能饶过我们父子么？”

“可以，不过你要交三十万两白银给国库，《快雪时晴帖》朕也要。”

“微臣挣钱主要是靠着经商，微臣的合作对象主要是晋商和徽商。”冯铨本着死道友不死贫道和贫道亲爹的信念，毫无保留的供出了自己的合作伙伴。

“那你先说一说晋商？”

“回陛下，微臣只是购买他们的货物而已，并没有深交。虽然我也知道他们和蒙古后金走私的传闻，但微臣不能提供他们不法交易的证据。”

“那你提晋商干什么，接下来，你该不会说徽商你也不了解吧。”

“回陛下，微臣最了解的就是徽商。江南最富的是盐商，为富不仁的是盐商，坑国害民的还是盐商。”随后冯铨就向皇帝介绍起徽商。

徽州盐商主要是称雄于两淮。首先是借着地缘优势，徽州相距两淮，虽有崇山之限，大江之隔，但相比与远在西北的晋商，尚属近邻。而且从徽州到两淮盐区的中心城市——扬州，水陆可通，往来便捷。从水路启程经宁国、芜湖、南京也就直下扬州了。

经商需要文化，自古皆然。盐业是一种特殊的商业，对盐业的生产管理、运销、课税等等，国家都有完整的政策规定，而且又非常详细、具体。因此，从事盐业的经营，必须熟悉盐法。徽商是一支以“儒贾”为特征的商帮，他们虽是商人，有不少像冯铨一样是文人。

行盐之法主要是官督商办。封建王朝的中央政府，委派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担任盐官。因为盐务动关国计，非鸿儒硕学、干练明敏者莫能担此重任。而盐商尤其是总商要经常与盐官打交道，他们必须有一定的文

化知识，才与盐官有共同语言、共同雅趣，甚至有可能成为与盐官唱和往来的诗文之友。

官与商的交际是互利的。商人给盐政官员以优厚的生活供应，毫无疑问，盐政自亦能给予商人格外关照。徽商尤其善于结交官府。官商勾结，捞钱的速度是最快的。

明初，朱元璋为避免权势仗势独占盐利，严禁食禄之家行商卖盐。洪武二十七年明太祖下令，禁止公候伯及文武四品以上官员的家人、奴仆行商中盐，侵夺民利。景泰五年，规定官员每人支给盐三千余斤，吏每人支盐五百余斤，以防官吏干预盐政。此法制定后，盐务井然有序，国家获利较大。

盐的专卖制度主要是开中法。开中法是指开边报中，即由官府公布条例，召商输粮食等物与边境地区，以盐作为报偿。

实行开中法的目的，最初主要是为了增强边境的军事储备，充实军饷，之后扩展到为救济水旱饥馑，囤积粮草。每当边境军饷发生不足，或发生水旱灾害时，由户部出榜，召商输纳，或令商运粮于指定地点，户部编制勘合和底簿，一式二份，一份交给发粮机关，一份发给各转运提举司。

商人纳粮后，由收粮机关将所纳粮数及应支盐数填给仓钞，商人持此仓钞赴各转运提举司。转运提举司比对相符后，按商人所纳粮数给引，派场支盐。商人得盐后自行运售。以粮食换盐引，利用商人运粮纳米，充实边储，这就是明代食盐开中法的主要内容。

开中法源于宋代的折中法和元朝的入粟中盐法，实行此法的目的在于充实边疆的粮食储备。开中法实行后，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转运费，边疆粮饷也得到了保障。由于开中法效果显著，不仅粮粟，凡属国家急需物资，皆令商人输纳中盐，由此而衍生出许多新的制度，如纳马中盐、纳钞中盐、纳铁中盐、纳布中盐等等。总之国家需要什么，就开中什么，盐随时随地成为国家与商人交易的媒介。

后来盐法崩坏，产生了纲盐。明初盐课制度尚较稳定，自宪宗成化以后，吏治日益败坏，盐法亦日趋紊乱。

成化末年，权要门宦仗势以廉价买进淮、浙盐贩卖，谋取大利，导致官盐卖不出去。弘治十五年，奸商通过皇帝的外戚张鹤龄请求以长芦旧引十七万免追盐课，每引纳银五分，另用价买各场余盐如其数，听其贩卖，竟得到皇帝的同意。明中期盐法败坏，关键在于皇帝有法不依，偏宠权贵。官宦借权力寻租，转卖批条，坐收巨利，受苦的是老百姓。

万历后期，实行纲盐法，即由万历前的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制度改为民制商收、商运、商销。

纲盐法是商人垄断食盐运销的制度。万历四十五年明神宗采用盐法道袁世振建议，将各个商人所领盐引分为十纲，编成纲册，每年以一纲行积引，九纲行新引。纲册许各商永远据为“窝本”，每年照册上旧数派行新引，无名的不得加入。

从此官不收盐，由商人和盐户直接交易，收买后运销权都归于商，并得世袭。

从此内地盐商得到了解放，食盐的运销红火起来。纲盐法在疏通积压的盐引方面的确发挥相当大的作用，这对于挽救盐政的崩溃，多少起到一些支持作用。但实行过程中，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即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有权的宦官也借机勒索。

权贵垄断盐利，政府肆意搜刮，加派频繁，使引价日增。天启元年，每引官盐的价格是三两八钱。私盐每引价格最高不过五钱，即使加上贿赂上下官吏的支出，仍不及官盐价格的一半。商人纷纷贩卖私盐，再加上令盐课改折，灶户改纳盐为纳银，征非所产，灶户非私贩而不能得银，结果导致私盐更为盛行。

在去年盐税的年收入只有一百三十多万两银子。在明朝前期、中期盐税收入一般都超过二百多万两白银。盐税收不上来主要是进了地方豪强的口袋里。

冯铨说起盐法来头头是道，对地方上买卖私盐逃避税赋的手段了然于心。皇帝听得心惊胆战，朱由校听完以后沉默良久，对冯铨问道：“你的万贯家财也是靠卖私盐挣来的吧？”

“回皇上，微臣只是误入贼船而已。”冯铨解释道。

“朕明白了，朕不会拿走你们父子的性命，朕等着你家的三十万两赃银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你父冯盛明年龄大了，就不要再做官了，你继续在翰林院待着吧。朕以后还有用你的时候。”

“陛下鸿恩浩荡，微臣感激涕零。”冯铨跪在地上叩拜谢恩。

然后皇帝让冯铨退下，此时已是深夜，朱由校回到乾清宫沐浴之后就入睡了。

之后几天，派出去调查袁应泰钱粮用度的杨鹤写了一份奏章回来，说明了袁应泰的钱粮用度都是用于公务，造福于百姓，没有私自贪污的现象。杨鹤还汇报今年的北直隶粮食生产是一个大丰收。天子听了心里高兴，他下旨命令御史杨鹤监督北直隶各地知府知县，以高于市价一成的价格收购粮食，以免粮贱伤农。

外派去济南收取船只的王阳武带着重伤回来了，堂堂的大明锦衣卫千户竟然受到了匪徒的袭击。这消息真让皇帝有些震惊。

好消息是，他们还抓回来两个贼人，经过一番严刑拷打，匪徒的身份基本调查清楚。

锦衣卫的大刑总是能让人变得非常诚实。这些杀手是山东当地的江洋大盗，这伙强盗外号叫一窝蜂，是当地百姓的一大祸害，官府张榜通缉了几年都没抓到他们的一根毫毛。

否则的话，武功高强的锦衣卫千户王阳武也不会被他们打得这么狼狈。被抓的一窝蜂俘虏交代罪行，他们是被王与玉王公子雇佣来杀王阳武与铁媚的。王与玉是现在的南京吏部郎中王象春的儿子，就是当初皇帝在济南遇到的那个强抢民女铁媚的恶少王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