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看经筵礼仪方面的事务都已经讲明，就让在场的人除了孙承宗以外都离开大殿。文华殿只留下君臣二人谈论国事，他们身边用高大的屏风围住以求达到隔音的效果。

朱由校封闭廉泉闸，强化听觉，这让他能听到百丈之外的细小声音。皇帝要求所有的太监宫女离大殿三尺之外，如有敢靠近的，格杀勿论。

“孙先生，朕刚才谈经筵的事情，你有什么高见吗？”

“陛下崇尚简朴，务求实效，有太祖成祖之风，微臣佩服。”

“说实话，朕不想只是把这经筵用做学习儒家经典，朕有别的想法，”说到这，朱由校顿了一下，牛饮了一杯茶水，“朕希望把经筵作为一个制定国策的事务，一切从简，是只有少数人才能秘密参加的活动。”

孙承宗听完很吃惊，因为按照儒家治国理论，政治是国家的政治，不是私人的政治，君臣私议必须减到最低限度。朝廷议政时，大臣奏事，言官弹劾，都公开进行，并由史官做记录。在儒家言论里，这样做可以避免大臣惑君，小臣进谗言。

但是孙承宗毕竟是个干练、有智谋的能臣，他也理解政治舞台少不了黑幕，没有黑幕就没有帝王的神圣，圣上自有苦衷。

看着老臣沉默的样子，朱由校突然有点担心孙承宗会不会反对，他又解释了一番：

“孙先生，依朕之见，如今朝堂上人多嘴杂，良莠不齐。古人所说的兼听则明，如今是瞎听则乱。本来是利国利民的大好政策，就被这些嘴皮子功夫厉害的官员搞砸了。那熊廷弼在辽东掌军大有功劳，但却被这些纸上谈兵的文臣搞得灰头土脸，什么都不是了。”

“陛下所言极是，微臣赞同。微臣为陛下所驱驰，不辞劳苦、凶险。”

“孙先生不必如此，朕要你做内阁首辅，不是冲锋陷阵的死士。”

虽然早有预料，但皇帝亲口说这句话，孙承宗心中还是激动万分，兴奋不已。

“仆有幸为陛下所赏识，仆当效古大臣之风，还威福于圣上，为天下黎民百姓创一个国家昌隆的盛世。”孙承宗再次叩头行礼。

“先生，不必多礼。”朱由校急忙下来搀他起来，“先生啊，你在当上首辅之前，能否为朕举荐几位贤才啊？”

“陛下要找什么样的能臣干吏呢？”

“首先，如今辽事危急，东虏凶猛，朕需要能制造优良火器的专家。其次，朕需要一个了解海上走私的官员。这样的大臣，你能推荐几个吗？”

“回陛下，通晓西洋技术、擅长火器制造，这样的能人在我大明有不少，仆知道的最厉害的一位是正在天津养病的徐光启。知晓海防，在海上航行过的大臣不多，这最有才能的一位是万历年间被罢官的袁可立。”

“好，

朕知道了。你先回去准备经筵的内容。”

孙承宗走了之后，朱由校把廉泉闸打开，这道体闸只能封闭半个时辰，超时耳朵会剧痛。在他和孙承宗谈话的时候，没有太监宫女靠近偷听。

徐光启，是明末的一位大科学家，穿越者是知道的，他马上下诏，令徐光启立刻回京见驾。袁可立，他根本不熟悉，先皇朱常洛在八月十七日，下旨任袁可立为尚宝司司丞。

尚宝司是掌管宝玺、符牌、印章的机构。让袁可立到这里当官，算是有点福利的闲职。

皇帝命王安把袁可立的资料找给他，朱由校不了解不知道，一了解吓一跳，袁可立是个不可多得的清官能臣。

袁可立，字礼卿，号节寰，河南睢州人。

万历十七年，二十八岁的袁可立考中进士后即被授职苏州府推官。

就财政税收而言，苏州是当时天下第一大府，推官虽说只有正七品，却担负“理刑名，赞计典”的重责，除主管刑狱、审理案件之外，还参与对辖区官吏每三年一次的政绩考核。

作为天下富郡的苏州，其实也是一潭“深水”。苏州人一向有好打官司的习俗，任职推官的袁可立，首先要面对的是名目繁多的各类诉讼案件。不仅如此，苏州府吏擅长作假，官僚互相欺骗，要对付这些老奸巨滑的属吏，对初涉官场的袁可立来说并不容易。

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袁可立显然没被眼前困难吓倒。那些奸滑的胥吏以为袁可立年少可欺，便有意想刁难他，将堆积如山的案牍抱到他面前，等着看他的难堪。没想袁可立拎起笔来，“片言立决，如风扫箨，爰书无只字出入”。那些人看得目瞪口呆，自此之后在袁可立面前无不战战兢兢，收形敛迹，再也不敢放肆。在任职推官期间，袁可立平反了大量冤案疑狱，深得百姓好评。

苏州府推官袁可立在查办涉倭案件时，发现被指为倭寇同党处以极刑者一时竟多达千余人，至殃及株连老幼无辜。于是他不惜得罪急于邀功的高官权贵，对案件进行重审，先后使数百名无辜百姓渔民免遭屠戮而获释。

当时袁可立奉命汛期巡海，一李姓千总邀袁可立共饮，席间出赠三把倭寇“武士刀”，袁可立审视之，见刀面光洁如玉，精美异常，袁可立致谢后将刀奉还。但凭经验发现这并不是倭刀，而是来源于属国琉球。

万历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明军上报在崇明县擒获倭船一只，军方指称上有倭寇三十四名，南京为之震动，于六月二十四日上报至京师。并夸大战报说打了胜仗，击毙倭寇数百，还有大量物资船械。急于报功的军方要求迅速坐实结案将人犯处决，推官袁可立在审验时发现没有战俘的任何口供，坚持不可草菅人命。

袁可立接手时，发现被指倭寇的实际人数只有二十人，且两人已毙死杖下，另外的十八人也被以毒药致

哑，偶有能语者“皆鸟语不可辩”。袁可立据理力争，主张将人犯缓死暂系吴县监狱。

重新查验所缴获的物品，竟惊讶地发现三把“倭刀”很是面熟，仔细勘验后发现就是千总在数月前让自己看过的那三把“倭刀”，又被当作“战利品”上报其中。于是顿觉案件大有蹊跷，推翻前案进行重审，马上找来李姓千总对质，但千总盛气凌人，死不承认诬良为寇，并一不做二不休一口咬定说就是在海上俘获的倭寇。

十一月二十五日，琉球贡使来中国转至南都，袁可立请他们指认，“倭寇”见贡使至，大哭，贡使一眼就认出这些全都是琉球国良民，是一次在海上运输粮食时因风漂落才不幸被官兵捕来的，贡使所述人数特征完全相合。后来这十八个琉球国民被无罪释放回国与妻子团聚。为感谢袁可立救命之恩，在琉球国建庙塑像奉祀，敬若神明。

结果上报京城，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神宗御批：“今后沿海地方获有夷人船还要详译真伪，毋得希图功赏枉害远人。”

万历二十二年冬，袁可立治行报到吏部尚书孙丕扬那里，以政绩第一拟擢升给事中，受到万历帝特别召见。时有吏科都给事中林材者巡苏州，官员们都畏惧他，行跪拜大礼，独袁可立按法定礼节长揖不拜，林材就此怀恨，挟私报复阻遏，当地驻军为袁可立鸣不平汹汹不已，袁可立作长揖平息事端。

奉命巡视京都西城，有皇帝宠幸的弄臣仗势杀人，百官不敢问，可立重捶抵罪，将罪行张榜于五都衢。这时便有人持重金至袁可立门上，可立勃然大怒道：“杀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顾可脱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遂将说者逐出门外，众阉恨之切齿。

然而，皇帝绕过内阁直接下中旨豁免弄臣。袁可立不给皇帝面子，毅然抗旨将弄臣正法。京师称“真御史”。自袁可立巡城，无论皇亲国戚或朝中大臣，凡贪纵不法，袁可立皆一并弹劾论处。京中万民呼“袁青天”。

万历二十三年九月，雷震景德门，时皇帝宠信后宫，弄权误国，朝纲废弛。袁可立上疏：“礼祀不亲，朝讲未视，章奏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传造日增，赏罚日滥，非所以尽修省之实。”

袁可立尖锐指出时局之艰危：“西虏跳梁，播酋负固东海，倭患未熄，中原灾害频仍”，并直接把矛头指向万历皇帝：“郊视不亲，朝讲久废。章奏之批答不时，宫府之赏罚互异，叙迁有转石之艰，征敛有竭泽之怨。是非倒置，贤奸混淆。使忠者含冤，直者抱愤，岂应天之实乎？”

疏上，神宗大怒。于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初十将袁可立削职为民，沉冤达二十六年之久。

罢官期间，袁可立与文友结联诗社，教化地方。礼贤父老，调停事务，代民请减赋税徭役。与同里大司农李汝华丈量厘清睢州田赋。又于万历四十三年力请大修睢郡城池，自此新旧两城屹立如金汤。